一、经济民主的由来
在追求自由竞争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关经济民主的讨论很难成为主流,甚至很难出现。正如罗伯特·达尔所说:19世纪对资本主义体制信仰的流行,意味着为了实现一个正义与进步的社会,经济单位摆脱政府或其他经济组织的外部控制、实现几乎完全的自治是必需的、理想的。[1]保障市场的自由竞争、保护财产的私人占有一直以来都是经济有效运行的重要法则。正因为如此,当民主成为国家中的基准时(至少是在发达工业国家),经济领域却依然盛行着专制主义。[2]
正像沃尔夫等人指出的那样,相对于政治民主(试图在公共部门进行权力控制),经济权力的集中,及其矫正方法,经济民主的观念,很少受到大家的注意。[3]施韦卡特认为这是现代资本主义一个惊人的异常现象。我们热衷于选举有能力的领导人,却对与我们生活更加切近的经济领域的集权视而不见,而后者可能是奏效更快,更为具体的部分,同时它也是我们作为成年人一生为之奋斗的地方。[4]
与此同时,民主被认为是当然的政治概念、政治事务。它表示人民的权力、人民的统治,表示保障人民权力得以实行的一系列规则体系。经济领域追求的是效率与收益,并不是民主的适用范围。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和民主的确是一种最不可能的混合物。[5]如果我们承认企业是老板的私人财产,同时也承认私人财产占有的合法性,那么一个老板拥有企业内部所有资源(包括工人)的绝对支配权就被认为是理所当然、毋庸置疑的事情。任何有关民主的要求则意味着对经济原则的背叛、对经济秩序的干扰,是悖谬而不当的。
经济民主要表达的恰恰是这种悖谬和不当本身。也就是说,经济民主是将两种并不必然相连的理念联系在一起,这两种理念之间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经济通常同自由相联系,而民主则意味着对自由的一定的限制,它要求我们运用有关经济的知识来规划平等和效率。要在平等当中注入一些合理性,在效率当中注入一些人道。[6]发生在企业内部的微观民主形式则被认为削弱了雇主的财产所有权、影响了他们的剩余价值所得、严重损害了雇主进一步实现再生产的积极性。[7]
按照波汉姆卡特的解释,这一困境来源于同自然科学的类比推理。如同发现自然的法则提高了人们处理、对待自然的自由,发现经济的法则将会增强人类在社会、经济方面的自由。但是,从物质自然的控制中获得的自由非常接近完全的获得。[8]从经济控制中获取的自由则是不完全的,因为它包含对人类法则——人类行为的法则——的发现,以及为了人类的目标对这些法则的使用。对自然的控制意味着控制自然为人类服务,对经济的控制则意味着控制人类自身,由人类自身控制,为人类自身服务(the control of human beings,by human beings,for human beings)。[9]
这就是说,控制自然对人类来说意味着更多的权力,控制经济则意味着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更多权力。经济单位完全的自治、市场完全的自由竞争实际是表明支配力量的泛滥。但从实践来看,在任何一个国家,自动调节的市场都不会完全成功,即使成功也不会长久。经历数次危机之后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处都表明经济组织自治的减少,以及由政府和其他经济单位实行控制的相应增加。
尤其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巨大的托拉斯无论在其内部,还是在其外部关系上都体现出许多国家政府的特征。因此,这些公司事实上成了一种公共企业和一种政治系统。它们与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理论描述的公司完全不同。后者假定每个个别的企业相对于总体市场是小的,它们不能够影响价格并完全受市场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一种进步的、正义的、合理的,或者理想的经济秩序的可选择替代模式值得加以考虑。[10]
过去被认为只在政治领域存在有效性的民主制度开始被移用于经济领域。正如萨托利指出的,虽然经济民主是一个多义的、无从捉摸的概念,但是,导致这一概念构建的逻辑是十分清楚的。既然政治民主主要局限于政治和法律上的平等,社会民主强调的是地位平等,那么经济民主所关注或反映的便是财富的平等。[11]科恩的表述则更加直接,即经济民主是指经济领域内的民主。这一表述甚至不认为经济民主是一种民主形式,而只是民主在经济领域内的表现。他认为当社会成员有权力选择他们所要追求的经济目标及达到这些目标的经济手段时,就算有了经济民主。[12]
问题是,这般理解的经济民主并不直接指向经济本身,它反倒是实现真正政治民主的手段。民主制度被移用于经济领域、移用于企业管理只是表明人们对政治民主缺陷的不满,限制经济领域的专制只不过是实现这一目的的一个环节。没有人否认作为民主政体基础的经济民主的重要性;他们通常都承认经济平等和工作场所的民主是有价值的目标。然而,所有这些观念模型中,经济民主都不再是重要的,而是从属性的,因为他们都要以明确的或隐含的政治民主为前提。
换句话说,如果总体政治体制不是民主体制,经济的自由与平等是没有意义的,他会受到任意的政治权力干预,而工作场所的民主则可以在一夜之间被清除。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首先、首要的是“政治民主”,经济民主不过是政治民主的补充。在其主张者看来,政府全盘干预或部分干预经济可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政治民主的发展必须或不得不基于经济的平等(即经济民主)。其落脚点在于经由这个过程达到“真正民主”,而不仅仅囿于“经济民主”本身。[13]
正如罗伯特·达尔所说,由于我们期望获得政治平等、民主进程和基本的政治权利,因此,我们坚持认为经济秩序必须有助于达成这些价值,或者至少不妨害这些价值。假设今天工作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一种不情愿的负担;假设通过经济体制的一些变革后工作将成为我们绝大多数人日常且深刻的满足感的一个来源。那么,最佳的经济秩序应该有助于产生一种对实现选举平等、有效参与、充分知情以及全体成年人依法对政治进程的最终控制这些目标有利的政治资源的分配。[14]
面对追求真正政治民主的普遍要求,变革经济制度本身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方式。奥塔·锡克就提出了“资本中性化”的主张,试图解决资本主义的困难,同时防止全面计划的共产主义发展路径。“资本中性化”意味着不断将新形成的流动生产资本转化为集体企业的不可分资产。这种资产由当时公有企业工人集体选举出来的委托人管理。大资本公司将逐步转化为完全建立在中性化资本基础之上的工人共管公司。中型公司将变为私人资本和中性化资本联营的混合公司。小企业则依然为私人所有。[15]
但是坚持经济自由主义的学者们并不甘心如此,他们更倾向于论证经济生活本身的民主因素来抵制变革经济制度、加强国家经济干预的要求。如果民主的因素内在于经济生活,为了实现真正政治民主就不再需要重构它的经济基础。在这个前提下,消除政府对经济全面或部分干预就是可能的,自由主义与政治民主的冲突就是虚假的。人们需要做的并不是竭力“规划”经济领域的民主形式从而破坏经济自由,而只需要想尽办法让经济生活内在的民主充分发挥出来。
一些学者认为,市场中的自由竞争本质上是公众(消费者)通过选购,认同某种产品及其生产企业。这是一个对企业生产决策的“民主表决”过程。这就是说,尽管生产方式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属于个人和企业,但是,每天发生在市场的行为都要由市场消费者的选择来维持和决定。这本身即是一种消费者民主的表现形式,经济民主和经济自由是一回事。[16]如果说经济专制确实存在,那恰恰是经济自由不充分的结果。因为富人并不希望出现充分的自由竞争局面,尤其是那些财富继承者。而自由竞争实际有损于世袭财富寡头而有利于多数人利益。
具体来说,在封建社会,人们因为战争和征服,通过统治者的慷慨赠予而变得富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通过直接为顾客生产商品,或间接地作为原材料和半成品的生产者而变得富有。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变得富有的人是服务于他人的(为大多数顾客提供服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民主的,因为货币构成了选票,成功商人的财富是顾客投票的结果。要想保住已获得财富,只能通过继续满足顾客的愿望才能实现。归根结底,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消费,所有的决定都依赖于作为顾客的人们的意志。所以,什么时候顾客的观点和商业管理者的观点发生冲突,市场的压力会决定消费者的观点最终胜出。[17]
但是,每个公民一人一票的选举同消费者自由决定的商品购买完全是两码事。消费者个体的经济购买力完全是由他们不平等的财产状况决定的。况且消费者在购买商品的时候,只是对产品的价值进行了投票;他们并没有对谁应该拥有生产方式,谁能够保持盈利,以及由此造成的收入分配进行投票。这些因素不但影响经济民主,还同时是政治民主的物质条件保障。有什么样程度的经济民主,就有什么样程度的政治民主。对公共资源的企业垄断创造了人为短缺,导致社会—经济的失衡,它限制了工人对经济机会的获取,并削弱了消费者的购买力。[18]
因此,市场自由不过是“让资本家决定”的另一种说法。它一方面肯定了自由的企业家,他们有发财的自由;另一方面肯定了自由的劳动者,他们在实际上不过是饿死的自由。[19]资本主义社会既然使多数劳动者陷入赤贫的状态,形成了财富积累严重的两极分化,那么,保障个人的财产权利就不过是一句空话。建立在这种经济民主之上的政治民主,自然也只能是为资本所有者服务的政治形式。
相比公正和平等而言,自由竞争被认为是经济生活更加重要的东西。经济资源占有的不平等往往会剥夺多数人的政治权力,使之集中于少数人手中。[20]在法律上属于个人的企业是资产阶级经济权力实践的基本制度。企业是资本所有者的集合,它联合众多以私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投资者。正式的权利帮助稳定了社会关系,选举产生的政治能够使资本所有者的权力在劳动群众中变得合法化。[21]
而经济民主的政策目标是重新分配财富并使经济机会与条件平等化。[22]它要求对经济进行干预、在经济领域实行民主理念。这实际是对自由竞争、对“经济”的一种反动。经济自由承认个人财产所有权与其他个人权利一样不可侵犯,强调自由竞争、效率优先原则。而经济民主则意味着多数人的利益得到尊重与保障,强调公正、平等原则。如果个人财产绝对化而侵入公共领域,则会导致缺乏公平;如果以多数决定来剥夺个人的财产,那么,经济自由和市场效率则会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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