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企业改造到社会改造
作为“经济民主迄今最为盛行的表述”，[45]马克思主义仍然沿用了社会、政治、经济的领域划分，在此基础上讨论经济民主的问题。但它指称的经济民主显然不是领域分割中的、经济层面的民主形式。也不是促进和实现“真正”政治民主的经济条件。因为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政治领域的民主都不过是实现人类解放的中间环节、是终将被否定和被超越的对象，而不是最终的目标。正像汤姆林森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民主理论起始于工作场所但又超越工作场所。[46]
如果说经典马克思主义存在一种有关“经济民主”的论说，那也只是借用了这个名称而已。它实际是要表达人的、劳动的异化根源于财产的私人占有。而要消除异化状态、实现人的解放则必须解决这一根源问题。超越性的最终目标实现于从工作场所到生活场所的民主化过程中。它意味着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支配关系的消除，意味着全面发展的、现实个人的实现。
这一总体社会变革起始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批判。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经济领域的管理，就其形式来说是专制的。无论在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还是在资本的价值增值过程，资本所有者都要执行管理的职能、加强生产数据合理使用的监督，以剥削更多的劳动力。雇佣工人的劳动协作，“在观念上作为资本家的计划，在实践中作为资本家的权威，作为他人的意志——他们的活动必须服从这个意志的目的——的权力，而和他们相对立”。[47]
在工作场所，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实际上，由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安排将企业的经济控制权集中在拥有资本所有权的资本家手中，工人不得不将他们的自主权利交出来，以换取劳动所需要的生产数据和生存所需要的生活数据（工资），并被迫成为自己劳动生活的边缘人和被控制者。工人畸形发展为局部的人、被贬低为机器的附属物。[48]
在宏观层面，经济的所有其他关系都要服从资本的专政，都要服从“剥削关系”，“对资产者来说，只有一种关系——剥削关系——才具有独立自在的意义；对资产者来说，其他一切关系都只有在他能够把这些关系归结到这种唯一的关系中去时才有意义。”[49]这种利益的物质表现就是金钱，即一般交换价值。它代表一切事物，人们和社会关系的价值。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认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民主本身并没有价值，它不过是权力统治者的工具。掌握政治权力、实施政治民主的现代国家本身“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50]。列宁在《论“民主”和专政》一文中论述道：资产阶级“伪善地把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剥削者对劳动群众的专政（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说成‘全民政权’或者一般民主、纯粹民主”。[51]
鉴于资本主义生产场所的专制和政治民主的虚假，马克思主义将工业民主看作是最终经济民主的过程，认为合作运动是改造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各种力量之一。这个运动的重大功绩在于：它用事实证明了那种专制的、产生赤贫现象的、使劳动附属于资本的现代制度将被共和的、带来繁荣的、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的制度所代替的可能性。但是，合作制度限于单个的雇佣劳动奴隶通过自己的努力所能创造的这种狭小形式，决不能改造资本主义社会。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如果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人类对平等的要求就不应当仅是表面上的，不应当只是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52]为了把社会生产变为一种广泛的、和谐的自由合作劳动的制度，必须进行全面的社会变革，进行社会制度基础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只有把社会的有组织的力量即国家政权，从资本家和大地主手中转移到生产者本人的手中才能实现。[53]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的革命无产者集体是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以当时已经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54]
总体来说，企业的特征是由作为整体的经济层面的权力决定的。价值规律产生了扩大资本集中和凝聚的压力，同时也产生了改变劳动过程的压力。[55]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民主理论起始于对企业层面和经济领域专制权力的批判，结束于总体的社会改造思路。在马克思之后的经济民主研究或多或少都受到这一路向的影响。这就是说，对工业民主的探讨总是指向更为广阔的民主化进程，并将之转变为一个引导性的组成部分。如果说韦伯夫妇研究的工业民主是总体民主的奏鸣曲式，那么工会组织就是奏鸣曲式的显示部。其后的发展是组建全国性的职业联合并最终改造政治民主。
具体而言，韦伯夫妇实际从英国的工会运动中看到了通过经济民主构建“真正”政治民主，实现总体社会改造的希望。[56]在这种设想中，工人在工厂、在生产场所当中实现了基层的民主形式。在此基础上，公民因其职业参加不同的职业协会并形成职业协会的联合。这些职业协会与普选的结合，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议会中发挥了治理国家的作用。它实现了公民在党派之外的联合，通过职业的“功能型”代表制完成了政治民主重建。它是从工作场所经济民主到国家层面政治民主的一整套社会改造计划。
受马克思主义和韦伯夫妇理论的影响，历史上的工业民主通常被认为是广泛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anarcho-syndicalsit movement）。它尤其在南欧国家，如西班牙和意大利很流行，同时也在美国流行。工业民主被工团主义者理解为接近革命社会主义，但同时严厉批评国家社会主义的威权模式，尤其是1917年后的苏联模式。与共产主义相反，工团主义强调在地方层面工作场所控制和集体所有制（coopertative ownership）的角色。
在美国，工团主义的产业工人（形成于1905年）试图组织所有的工人成为一个大的工会，能够帮助实行总罢工，能够推翻资本主义并建立生产方式的地方所有权。在西班牙内战期间（1936—1939），这一方式被推广为实际的行动。评价它的真实效用是一个难题，因为它在1939年共和国失败后被打断了。总之，几乎在所有地方，这种激进工业民主的理解的重要性都下降了。今天，工业民主更多地被理解为一种旨在加强合作（集体）目的的共同决定形式，这些合作目标包括诸如更高的生产力，这被认为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在其中雇主和雇员具有共同的利益。[57]
这就是说，后来的经济民主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形式，而采取相对温和的渐进改革。无论如何，经济民主往往被认为是大的社会经济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是独立的理论和改革日程之一。作为改革日程，经济民主的支持理论和现实世界的检验包括去中心化和经济自由化，以及民主合作，公平交易和地域化的实物生产和流通。[58]这一结构出于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出于为现存资本主义提供替代形式的追求。
恩格勒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化劳动体系，基于少数财富所有者的私人公司所有权，通过支配关系完成对多数人的统治。经济民主是不“颠倒世界”而终结少数人的赋权（minority entitlement）、终结资本主义的方式。[59]
他认为，有目的的革命同工人阶级利益是不兼容的，它不会剥夺只会重新确认和加强少数人的统治。[60]相反，对现有制度的可测量的改革将会削弱少数财富所有者的赋权而提高“人民的赋权”（human entitlement），私人所有者将会被社会所有者取代；工作场所的专制将会让位于工业民主。这个过程将会通过工会、工作场所的组织化、共同体动员和民主政治活动（例如多数投票）来实现。
一些经济民主研究者遵循这样的观点：如果经济中包含大量的民主管理的公司，将意味着社会已经经历着向经济民主的根本转变。但是，没有这一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转变开辟道路，民主管理公司（democratically-managed firms）的存在就是相对孤立的。今天，经济民主仍然处于这样一种状况当中，尽管已经获得了支持它的制度结构。[61]
这就是说，工人的自我管理远远不是经济民主的终点。施韦卡特认为，经济民主还包括投资的社会控制和市场经济。前者指用于投资的资金来源于资本增值税，并通过公共投资银行网络返还给经济；后者强调这些企业在没有政府价格控制的自由环境中，相互影响并同消费者相联系。原材料、生产设备和生活消费品通过供求力量决定的价格进行买卖。同时，施韦卡特也承认，在真实的社会实践中，经济民主要复杂得多，没有这个模型这么“纯粹”。[62]
尽管达尔设想的民主治理企业绝不是完全的自我管理，但它仍然将使收入和财产易于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分配，趋向于更加理想的经济平等。[63]现代福利国家中的许多政策已经治理了分配不当的症状，但是并没有治理分配不当本身。税收和用于失业救济等公共事业方面的支出有效地改善了经济不平等的状况，但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能够引起收入和财产分配方面实质性的变化。[64]
民主管理的公司总被认为是（或能够是）向经济民主转型的一部分，工作场所的民主被看作是发展一种新生产组织方式实验室的观点得到研究者广泛的认同。有的学者进一步认为工业民主可以构成未来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65]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固然依赖市场，但自由市场是有缺陷的。资本主义的特点主要在于生产资料所有权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中，而其余大部分人只能作为领薪者被他们雇佣。他们批评这一造成严重社会分配不公正的现象，将市场与社会主义价值结合在一起，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这种资本主义的替代形式。[66]
施韦卡特断言说：一种充满活力的、理想的社会主义形式必须是工人自我管理的、市场的社会主义，是“经济民主”。它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模式，承认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和分享利润的权利，同时也认可国家对投资的重要调控。[67]他和米勒都强调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只是表明国家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的终结。社会主义仍然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理想，而且在现实世界中也是可能的。只不过需要在构成社会主义成分的基本观点方面进行某些修正。[68]
通过引入市场来补充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不足，既实现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又能够保持经济发展的活力是社会主义经济民主理论普遍的追求。[69]罗默认为，由国家直接控制企业对社会主义的目标来说是不必要的。[70]实行工人拥有和管理企业只不过是“人民资本主义”（people’capitalism）。[71]市场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于是否能够创建一种企业相互竞争地经营的政治经济机制。[72]这些设想主要通过国家按照人头重新分配国有企业股票、银行国有化、允许资本主义企业存在等具体措施来实现，它依赖的是对利率的国家控制。
施韦卡特同样坚持企业的相互竞争和银行的国有化，但他把工人的自我管理置于经济民主制度的核心位置，反对平均主义的生产数据所有制。民主管理的公司是政治的共同体，而不是私人财产；由工人控制的联合体（association），而不是他们所有的物（thing）。它的决策和管理通过工人合法拥有的一人一票的选举来进行，工人掌握着最终的权力。整个社会的投资不依赖于私人储蓄，而依赖于根据企业资本而征得的税收。[73]
詹姆斯·扬克认为“经济需要”与“道德公正”并不冲突，可以同时实现，就此他提出了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实用社会主义理论的目的即在于批判当代资本主义，为资本主义提出替代形式，实现经济正义和经济效率的并存。[74]其中心目标是改变非劳动的资本收益权收入分配的平等问题。[75]这一目标主要通过生息资本的社会化来实现，即将当前资本主义体制下由私人拥有的资本所有权收益（这些收益包含在股票和证券当中）转移到一个全国性的政府公共所有权机构，建立一个“公共所有局”。
无论是罗默、施韦卡特还是扬克，他们关于经济民主的构想都还仅仅是构想而已。一方面，他们的讨论围绕着构想本身展开，而很少涉及构想转化为现实的过程，以及它们得以实现的条件和前提。另一方面，国家和国际层面的问题尽管同样是他们关注的对象，但他们的注意力似乎更集中于经济环境，并将经济环境的转变作为解决国家和世界性大问题，甚至是地方性问题的基础。但是，问题的重点在于经济民主的构想大多意味着对经济自由的更多干预，而经济干预是由国家来完成的。没有这个前提和基础，经济民主是很难从市场经济自身生长出来的，就像猎犬的驯化不会从自身的活动中自然产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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