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一、企业发展模式文献综述
(一)传统经济学视野中的企业发展模式
传统经济学是指亚当·斯密(Adam Smith)开创的古典主义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这一学派认为,企业的发展是分工的演进、产业的分化、市场细分的结果,企业发展是上述作用力的共同作用下在自己的专业化领域追求规模经济的产物。
斯密在《国富论》的开篇就说:“劳动生产力最大的改进,以及劳动在任何地方运作或应用中所体现的技能、熟练和判断的大部分,似乎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斯密论述中暗含的逻辑是专业化分工产生规模经济,即企业是一种分工组织,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为了获取规模经济的利益,企业的成长与分工的程度正相关。而且随着分工的自我繁殖,新企业会不断形成。因此,一国经济中产业和企业的数量也与分工的程度正相关[7]。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坚持规模经济决定企业成长这个古典观点的同时,试图把它与稳定的竞争均衡条件相协调。通过引入外部经济、企业家生命有限性和居于垄断的企业避免竞争的困难性这三个因素,把稳定的竞争均衡条件与古典的企业成长理论协调起来。马歇尔认为,由于企业规模的扩大会导致灵活性的下降,从而竞争力下降,成长的负面效应最终会超过正面效应,使企业失去成长势头,更重要的是随企业的成长,企业家的精力和寿命均会对企业成长形成制约,而且新企业和年轻企业家的进入竞争,会对原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形成挑战,从而制约了行业垄断结构的维持[8]。斯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以企业的功能划分为基础,认为随着产业的扩展,具有递增报酬性的功能的容量会渐渐大到足以使一厂商专业化生产并决定了企业的规模[9]。阿林·扬格(Allyn Young)坚持了斯密的观点,认为“不断发展的产业分工及其专业化是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实质,在此进程中实现了递增报酬”。阿林·扬格还认为,市场容量和劳动分工是经济增长的两面,对于绝大多数产业而言,在原材料生产者与最终产品消费者之间存在着日益复杂的专业活动的链,随着产业内迂回生产程度的提高,企业所从属的产业数量可能越多,企业面对的市场容量就可能越大,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都会得到增强[10]。弗兰克·奈特(Frank Hyneman Knight)则从不确定性、风险的概念出发,解释了企业扩张经营规模扩张的动力。“用更有效和更熟悉的联合形式取代保险,借此消除或削弱道德风险并使合并的保险原理可以应用于各类风险业务——这些风险业务范围之广泛使得无法由一个企业家控制。因此,组织形式是以与资本有关的条款为中心的。降低借入资本的风险无疑是导致个人企业被合伙制企业取代的主要原因。降低自有资本和借入资本的风险的需要引致了公司制对合伙制的取代。从这一角度看,更高形式的组织相对于较低形式的组织的优越性在于经营范围的扩张——包括更多的个人决策、风险业务或‘情况’和利益的更有效的统一——这降低了与某人承担他人决策结果联系在一起的道德风险。”[11]杨小凯引入交易费用分析,认为专业化分工与交易费用存在负相关。分工产生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一方面保证了企业的利润,另一方面提高了交易费用。交易费用的提高又限制了交易量,从而限制了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因此,在专业化分工与交易费用之间需要存在某种均衡[12]。
可见,在传统经济学视野中企业的成长模式即企业是按照绝对优势或相对优势,在迂回生产的产业链中选择某一点,确定自己的专业化经营领域,逐步获得规模经济效益,并且伴随着迂回生产的产业链的延伸,企业内部专业化分工也在进行并演化出新的行业,企业在有的行业选择扩张,在有的行业选择收缩。由于传统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把企业看成输入或输出的“黑匣子”或仅仅是一个生产函数,因此,传统经济学的企业发展模式对企业内部关注不够,对企业发展模式的其他方面如产权、组织结构等没有考察,在经济系统日益复杂化的当代指导企业实践显然是不够的。
(二)新制度经济学视野中的企业发展模式
新制度经济学始于科斯(Ronald H.Coase)对企业性质的研究,其中的交易费用理论侧重于探讨企业与市场的关系,试图把握企业的性质以及企业的边界;委托—代理理论则侧重于探讨企业的内部结构及其代理关系。企业成长通常既表现为经营规模的扩大,也表现为企业功能的扩展。从新制度经济学来看,企业成长就是企业边界扩大的过程,分析企业成长因素也就是探讨决定企业边界的因素,企业成长的动因在于节约市场交易费用。企业的边界可以分为纵向边界、横向边界、多样化经营边界,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发展模式主要是分析纵向边界的扩展。
科斯认为,市场与企业是两种不同但是可以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手段。在市场上,资源配置通过价格机制来进行,而价格机制的建立与使用均存在一定成本即交易费用,诸如发现相关的价格、协商和达成契约以及保证契约的执行等方面的成本。在不确定条件下,这类交易费用可能相当巨大。在企业内部,资源配置是通过科层制度和权威关系来进行的,因此,虽然避免了交易费用,但同时也产生了管理成本。企业的边界或规模取决于市场交易费用与企业管理成本的比较,如果前者大于后者,企业就会取代市场价格机制来协调劳动分工,企业的边界或者说规模就会扩大,反之则会缩小。他明确指出:“组织企业的一个收益来源是:市场经营会有所花费,但通过形成组织和允许资源分配由行政机构决定,这笔花费就省下来了。当然企业不得不以低于被取代的市场交易所需的费用来进行其工作。因为如果企业做不到这一点,退回到市场调节总是可能的。”因此,“有一点必须被达到,那就是说,在企业内增加一项交易的组织成本等于在公开市场上进行这项交易的成本,或等于由另一个企业主组织这项交易的成本”[13]。因此,在科斯看来,节约市场交易费用的考虑是企业成长的动力。在科斯之后,张五常、威廉姆森(Williamson)等人继续对交易费用及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研究,威廉姆森从资产专用型、不确定性和交易效率三个维度定义了交易费用,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企业边界确定的原则,同时,还从企业核心技术角度提出企业“有效边界”的概念。企业是一种连续生产过程的纵向一体化实体,这个连续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之间如果通过市场交易关系相联系,就需要签订一系列的合约,而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签订的合约不可能是完全合约,这就给经济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条件,这样就会导致专用性资产事前投资不足的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企业会通过前向或后向的一体化,把原来属于市场交易的某些阶段纳入企业内部,这种情况下的企业成长就表现为企业纵向边界的扩展[14-15]。格罗斯曼和哈特(Grossman S.J.和Hart O.D.)通过强调资产所有权的重要性,进一步明确了企业纵向一体化的含义,认为纵向一体化的水平取决于一方或另一方当事人控制专用型资产的程度,并且提出了物质资产专用性和人力资产专用性对于纵向一体化具有不同的意义[16]。
从科斯及其追随者的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出,交易费用理论中的所谓企业边界其实就是指当一种产品在生产技术上可分离为两个以上生产阶段时,同一个企业所占据的生产阶段的数量,即在该种产品的总生产链中由该企业所完成的生产链的长度,这就是企业的纵向边界。企业纵向边界的扩张主要是通过纵向一体化来实现的。纵向一体化又称垂直联合或纵向联合,是指同一种最终产品的多个生产阶段或生产环节集中于同一个企业中或者说被置于统一所有权之下的一种合并模式,它包括后向(上游)一体化和前向(下游)一体化。
(三)演化经济学视野中的企业发展模式
演化经济学有着与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不同的研究路线。在纳尔逊和温特(Nelson R.R.和Winter S.G.)看来,演化经济学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是研究存在的经济学,那么演化经济学就是研究生成的经济学,它可以被定义为对经济系统中“新奇”(novelty)的创生、传播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科学[17]。演化经济学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根本性的本体论标准是强调“新奇”的出现,它的不同分支都将创新置于核心地位,并确实或多或少地都赞同“新奇”在经济变迁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18]。蒂斯、皮萨诺和肖恩(David J Teece、Gary Pisano和Amy Shuen)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科技企业发展的实证研究表明,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反应能力是解释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而这种能力的形成和决定又是企业内部各种知识长期积累和融合的结果,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性[19]。演化经济学为理解企业的存在和规模的决定提供了比较准确的分析角度。
阿尔奇安(Armen Albert Alchian)认为,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经济系统中,企业拥有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备知识,企业显然不可能以利润最大化为其行为向导,从而,企业就不能确定每一行动的后果。一个产业中的不同企业所遵循的规则(惯例)肯定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通过演化的遗传机制使不同企业在外部非人格化市场力量的作用下产生不同的盈利能力和利润,获得正的利润的企业扩张其边界,而亏损者将消失[20]。威廉姆森专注于企业组织的演化,认为企业组织演进是有限理性下的选择过程和有目的治理的学习过程相统一的结果。就选择过程来说,个人不会也不可能预见哪种治理结构将是有效率的,那么,什么是有效率的以及什么是没有效率的就只能依靠市场的选择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竞争决定了企业边界的演进。在竞争市场的压力下,有效率的组织形式被假定会把无效的组织形式驱逐出去。以M形企业替代U形企业为例,由于M形企业可以减少管理和沟通困难,减少管理者对次级目标的追求和机会主义行为,因此,组织选择的结果便是M形企业生存并发展[15]。纳尔逊和温特把企业惯例作为分析的工具。企业的惯例包括“企业的各种特点,从明确规定的生产规程、雇用和解雇程序、新产品订购,一直到投资、研发、广告政策以及关于产品多样化和海外投资的经营战略”。惯例涉及企业的特质性知识,特别是在企业的特质性知识中,很大一部分是无法用语言和文字清楚表达的默会性知识。就像每个生物都有自己的遗传基因一样,每家企业都拥有独特的“组织基因”——企业惯例,企业的差异来源于不同的企业惯例,并因惯例的稳定性而得以不断延续[21]。
可见,演化经济学是将企业作为异质性实体来分析的,为了从更深的层次来解释企业异质性以及导致其持续存在的原因,演化经济学主张应该把企业看做知识载体,一种不断学习并创造“新奇性”的实体[21]。演化经济学假设:因为经济环境是不确定的,企业不可能设计出复杂的规则程序,而只能用相对简单的惯例来指导行为。由于这些惯例是由企业的历史所决定的,不一定能适应现在或将来的情况变化,因此,企业的“习惯性反应”无法保证其决策行为的最优化。正是基于这一点,演化经济学更认可行为主义者的“满意假说”:在不确定的环境中企业只是在不断的试错过程中搜寻令自己满意的方案而不是最优的方案。因而,演化经济学的企业发展模式即企业惯例的“搜寻”,“搜寻”即企业行为对原有惯例的偏离。当企业认为遵循现有惯例不能获得满意的结果时,它就会改进现有惯例或寻求新“惯例”。企业的搜寻包括创新和模仿这两种基本模式。创新是通过研究开发去寻找原来没有的技术和惯例;模仿则是企业在已知的集合中寻找适合自己需要的技术和惯例。
(四)资源能力理论视野中的企业发展模式
资源就是包括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和组织能力的综合体系[22]。资源能力理论的学术范畴较为混乱,其后续研究也呈现出庞杂的局面,分化出核心竞争力理论、动态能力理论、企业知识理论和企业社会资本理论等[23]。它们的共同之处是:与企业外部条件相比,企业内部条件对于企业获得市场竞争优势具有决定性作用;企业内部能力、资源和知识的积累是解释企业获得超额收益和保持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性因素[24]。
彭罗斯(Penrose E.T.)建立了企业资源—企业能力—企业成长的分析框架。资源在引导决策者进行非程序性决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企业释放出新的管理者才能是一种使决策逐渐程序化的迹象,这同拓展组织的活动领域一样,很可能导致企业程序性管理行为的形成和加强;企业能力决定了企业成长的速度、方式和界限。企业能力的关键是管理能力,它是限制企业成长率的基本因素,管理资源不可能通过市场交易而获得,它是管理团队的专业化经验和能力。管理活动就是力图最有效地利用企业拥有的资源、管理经验和管理能力来决定企业所有其他资源所能提供的生产性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最终制约企业成长的速度。企业能力特别是管理能力状况与企业多元化成长的可能性高度正相关。在知识积累方面,彭罗斯认为,在企业将知识进行内部化和联合化的过程中,正规知识被转换成非正式的和非公开的知识认为企业拥有的资源状况是决定企业能力的基础。彭罗斯特别强调团队作业的经验积累,认为它是企业内部合作和协调的基础,随时间推移而形成的管理团队是企业最有价值的资源之一,这些资源决定了企业的管理能力。彭罗斯还把企业内部的未利用资源作为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来源,她认为企业内部资源的利用存在着永不平衡性,因此,总是存在未利用资源,从而创新也就是企业的内生过程。彭罗斯同时强调了创新能力对企业成长的重要性,认为产品创新和组织创新均是企业成长的推动因素,企业成长的重要一环是发现潜在的成长机会,二者均取决于创新能力[25]。沃纳菲尔特(Birger Wernerfelt)认为:企业是由一系列资源束组成的集合,每种资源都有多种不同的用途,企业的竞争优势源自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外部的市场结构、市场机会对企业的竞争优势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并不是决定性因素。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只有隐藏在资源背后的企业配置、开发、保护、使用和整合资源的能力才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深层来源[26]。巴尼(Barney J.B.)认为,能够为企业带来持续竞争优势的能力必须具备价值性、稀缺性、不可完全模仿性和不可等效替代性,否则,由此带来的竞争优势就会很快消散[27]。普拉哈拉德和哈默(Prahalad C.K.和Hamel G.)提出的核心竞争力概念认为,企业本质上是一个能力的集合体;能力是对企业进行分析的基本单元;企业拥有的核心能力是企业长期竞争优势的源泉;积累、保持和运用核心能力是企业的长期根本性战略。企业核心竞争力来源于企业的知识资源,尤其是企业默会知识资源[28]。Helena、Erkko和Harry认为,企业的默会知识主要来自企业的社会资本,尤其是社会资本中的非正式网络联系[29]。然而,企业的核心能力往往伴随“核心刚性”(core rigidities)[30],即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核心能力常常无法随之而改变,企业原有的核心能力不仅不能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反而成为企业竞争优势发挥的桎梏。Teece、Pisano和Shuen以及Subba Narasimha分别提出了“动态能力”的思想,指出动态能力是企业整合、构建以及重塑企业内外能力以便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的能力,最终使企业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公司是一个知识库,能力是一种知识属性,当公司将不断获得的知识进行时空转换时,动态能力就产生了动态能力,这有助于公司在动荡的环境中更具主动性和活力,从而使公司保持竞争优势[31-32]。David Lei等提出的动态核心竞争力理论认为,动态核心竞争力是将企业广泛系统性的后学习(meta learning)、信息传播的默会知识和探索性方法的重新定义和基于动态程序上的公司专有知识的开发,其目的是为了减少不确定性,形成能产生因果联系模糊性的路径依赖性,最终使企业获得持续性竞争优势[33]。Winter则把组织知识资源的获得和扩散视为动态能力,其包括创造新知识的惯例、知识联盟的惯例和遗弃不适应市场变化知识的惯例[34]。Eisenhardt和Martin把动态能力定义为整合、重构、获得和利用能适应和创造市场变化的资源的流程和惯例,认为组织惯例的演化路径是理解企业竞争优势变化的关键;强调动态能力的“主动性”,指出动态能力是当市场出现、分化、进化和死亡时能取得资源重构的战略和组织惯例[35]。此后, Winter从组织知识演化的角度进一步探讨了组织知识的学习机制,他把动态能力视为公司的经验性知识,这种经验性知识是在以系统和预见的方式管理公司业务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并总结出构建动态能力的三种学习机制:经验积累、知识明确化、知识编码。经验积累是指对运营惯例不断修正的学习过程;知识明确化是指通过集体讨论、任务报告会和绩效评估活动使经验知识清晰化;知识编码是指把有用的知识通过手册、电子表格和管理软件在公司内部进行传播。这三种机制的共同进化是动态能力形成的基础,动态能力的演化过程被看成是公司运营惯例不断产生和修正的动态过程[36]。
可见,在资源能力理论看来企业的发展是企业能力的发展,企业发展模式也应当是企业能力的动态演化模式,它更注重把企业看成一个在复杂市场环境下不断学习、不断适应的有机体。
(五)战略管理视角中的企业发展模式
20世纪80年代,迈克尔·波特(Porter M.E.)的“竞争战略”理论开始崛起而逐步成为企业战略管理领域的主导范式。在波特看来,企业的竞争优势或盈利能力是两个因素的函数:企业参与竞争的产业的吸引力和企业在该产业中的相对位势。企业的收益可以分为两大块,即产业效应和位势效应。产业的吸引力和产业效应的大小主要取决于由五种竞争力量相互作用所形成的产业结构,并最终决定产业的利润潜力。如果把产业结构看成既定,那么成功的企业肯定是那些在该产业中具有相对位势的企业。波特将企业战略分析的重点从企业内部转向了企业外部的产业结构,把企业的发展建立在获取行业内竞争优势的基础上。波特的五种力量分析模型认为,潜在的行业新进入者、替代品的竞争、买方讨价还价能力、供应商讨价还价的能力以及现有竞争者之间的竞争等五种基本的竞争力量共同决定着一个产业的竞争强度和最终利润潜力。这样,一个企业有三种可供选择的竞争战略即成本领先战略、差别化战略和目标集聚战略,应在深入分析影响产业竞争的作用力以及它们产生的深层次原因的基础上采进攻性或防御性的行动,以在产业中建立起进退有利的地位。波特的价值链理论认为,每一个企业的价值链都是由以独特方式联结在一起的九种基本的活动类别构成的,九种基本活动具体是指内部后勤、生产作业、外部后勤、市场和销售、服务五种基本活动以及采购、技术开发、人力资源管理、企业基础设施四种辅助活动。通过价值链分析,可以知道哪些活动企业处于优势,哪些处于弱势。因此,价值链的差异构成企业竞争优势的潜在来源,企业只有通过比其竞争对手更廉价或更出色地开展价值创造活动才能赢得竞争优势[37-38]。Cool和Jacobsen发现,在美国医药行业同一战略集团的不同企业之间存在显著的绩效差异[39]。Rumelt发现产业内企业间的利润差异甚至大于产业间的利润差异[40],其他一些学者也得到了类似的研究结果。显然,这些结果用波特的产业分析理论是无法解释的。而且波特的产业分析理论还容易产生一个不良的影响,即诱使一些企业进行无关多元经营,过度看重市场运作而忽视企业内在素质的提高,在买方市场条件下难以形成持续竞争优势。
(六)企业生物学视角的企业发展模式
生物进化论被引入社会科学始于20世纪早期。20世纪60年代,管理学者们注意到了企业的生命现象,开始用生物学的视角观察企业。伯恩斯和斯陶克(Burns和Stalker)讨论了组织的有机性与环境适应问题[41]。金伯利和米勒斯(Kimberly和Miles)提出了企业生命周期概念,将企业的生命过程分为创业、集中、规范化、成熟四个阶段,并分析了不同阶段的企业特点和管理要求[42]。伊查克·爱迪斯(Ichak Adizes)将企业生命周期细分为孕育期、婴儿期、学步期、青春期、盛年期、稳定期、贵族期、官僚化早期、官僚期、死亡期,并提出了一种根据企业的P(执行功能)、A(行政功能)、E(创新能力)和I(整合能力)等能力在各个时期所显示的大小来推断企业所处阶段的诊断工具,以及在每一时期应采取的相应对策的建议[43-44]。蒂奇(Tichy)提出的企业DNA的概念认为,企业与生物一样有着自己的遗传基因,正是这个基因决定了企业的基本稳定形态和发展,乃至变异的种种特征。蒂奇主要关注企业在组织形态上的基因构成,他从企业的组织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上提出了企业DNA的存在模式。在他看来,企业基因有两个主要的构成要素:决策架构(Decision Architecture,哪些决策会被制定,如何制定)和社交架构(Social Architecture,人们如何彼此相处、彼此聆听、彼此支持、彼此尊重,如何处理冲突)。在蒂奇看来,企业的决策架构和社交架构整合起来,就组成了企业的运行机制。这个机制会提供给企业各种自我发展、教育以及反馈的功能,并可以把企业的基因深深植入组织中[45]。肯·巴斯金(Ken Baskin)则详尽地论述了组织DNA的问题,他认为公司DNA即是各个部门所需要的信息,是公司的数据库,它具有简单明了、高度浓缩、可组合、能集中存放等特点,并在企业里无处不在且具有高度灵活性。同时,还探讨了组织应当如何运用DNA原理进行组织设计和组织管理,以适应“市场生态”的变化[46]。但是巴斯金没有深入讨论公司DNA具体由哪些因素构成。国内学者对企业DNA也有一些研究,周晖和彭星闾提出企业生命的基本模型:①企业DNA的双螺旋长链为两条基本链,一条链为资本链(Capital链),一条为劳动力链(Labor链),资本和劳动力是企业组织的基本要素,其在市场中通过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获得。②企业DNA的碱基我们可以假定为企业家、企业的机制、技术和文化,它们排列在内侧。③企业家、企业机制、技术和文化把资本链和劳动链连接起来。④由于排列方式的无限,就构成了成千上万个不同的企业,即企业具有广泛的多样性,同时,由于其具备生命特征,所以企业具有不同的生命周期[47]。
(七)简评
企业发展模式理论的发展经历体现了企业发展的历史。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生产规模较小,市场发育不充分,企业发展的目标是在某一两个产品上加强分工,专业化生产,获取规模经济效益,古典经济学的企业发展模式正是体现了这一现实。然而随着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简化成是一个由“输入”推算出“输出”的生产函数之后,企业的发展主题便从当时的经济理论中淡出,忽视企业主体的经济学说也注定是没有生命力的。新制度经济学反对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锁进“黑匣子”,提出企业是市场的替代物,企业的使命就是节约交易费用,而由此推导出的企业发展模式也就必然是纵向一体化,应该说新制度经济学的纵向一体化的企业发展模式适合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上升阶段(如19世纪上半期),它没有关注企业的竞争行为,也就更不能解释现实中企业发展的实际,随着张五常等人将交易费用的概念无限扩大,将企业说成与市场没有什么两样,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发展理论也就失去了继续存在的价值,尽管威廉姆森的资产专用性概念对企业创新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20世纪以来,产品过度剩余带来的市场买方化、全球市场的开发带来的经济全球化、新技术带来的冲击、政治、环境等因素使得企业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增加、企业间竞争程度加剧,对经济、企业发展的传统直线式、机械式的思维模式已经不能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企业发展进行了研究,出现了流派纷纭、争相斗艳的局面。战略分析的观点关注企业发展的外部产业结构,虽然从整个20世纪80年代至今,结构学派都是企业战略管理的主流思想之一,但它对“产业内不同企业所获利润的差异往往大于产业间的利润差异”的这一事实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而且其产业分析方法是建立在对稳定环境的依赖基础之上的,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发展分析重点开始由企业外部向企业内部转移,资源和能力也相应成为重要课题,应该说企业能力理论才开始接触到了企业管理的实质,把企业作为一个能力的结合体来研究是对以往理论的突破,由于企业资源能力以及知识理论本身流派很多且目前处于发展的阶段,其对企业发展模式的理论研究还缺少明晰的逻辑框架。演化经济学引入达尔文生物进化的“自然选择”观点,提出经济发展的“自然选择”和“适应性学习”两种演化机制,演化经济学的企业发展观更适合解释企业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成长的实际。以生物学的原理解释企业行为尽管还显得比较简单和不成熟,但对于管理实践来说,则是有益的尝试。
由此看来,在当今的企业管理中迫切需要一种能够贴近企业实践的且较为成熟的企业发展模式,本书试图综合资源能力理论、演化经济学以及生物学的观点,建构企业发展的协同进化模式,以期应用于企业管理实践。
二、企业协同进化文献综述
(一)生物协同进化理论
进化(evolution)通常是指事物由低级向高级的变化,该词源于拉丁文evolutio,意思是展开,即将一个卷在一起的东西打开。在生物学中,“进化”一词最早的用法是描述子宫中胚胎的生长。第一个提出比较系统的进化理论的学者是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Jean-Baptiste de Lamarck),他在1809年发表的著作《动物哲学》中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进化学说,认为一切物种包括人类,都是由其他物种变化、繁衍而来,而物种的变异和进化又是一个连续的、缓慢的过程[48]。斯宾塞使“进化”一词具有“进步”的含义,并赋予“进化”以无所不在的普遍意义,他认为进化是从不协调的形式到比较协调的形式的变化,从太阳系的进化,到行星的进化,有机体的进化,民族的进化,都有进步的组合。从最低的生命形式上升,发展的程度表现为不同部分组成何种程度的合作共同体[49]。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的“进化”是物种的进化即物种不断变异,新种产生,旧种灭亡,并且进化是逐渐和连续的,不存在不连续的变异和突变,即“自然界没有飞跃”。按照达尔文的观点,适应是两步适应,也称间接适应,第一步是变异的产生,第二步是通过生存斗争的选择,即变异是不定向的,“变异+选择=适应”[50]。达尔文强调了物种形成的渐变方式,多次引用“自然界没有飞跃”的观点,这是不全面的。现代生物学公认,骤变也是物种形成的重要方式。达尔文之后的生物学家不断对其理论进行修正。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德尔(Gregor Johann Mendel)提出了“遗传因子说”,认为支配遗传性状的是因子而不是环境[51]。德国动物学家魏斯曼(August Weismann)提出了种质学说(Germ-Plasm Theory),即生物体是由种质和体质组成的;种质是生殖细胞,体质是体细胞,因此新物种的形成是由种质产生的,二者不能转化;环境条件只能引起体质的改变而不能引起种质的变化,因此获得性状是不能遗传的[52]。荷兰植物学家德弗里斯(Hugo de Vries)提出了“突变论”(Mutation Theory, Mutationism,也称骤变论Saltationism),认为进化并不一定通过微小变异(连续变异)而形成,变异可以是一种不连续的突变,由突变引起而直接产生新种[53]。20世纪50年代,德国学者兴德沃夫鉴于古生物学研究中发现的生物进化过程中出现灾变的大量事实,重提灾变论(Catastrophism)[54]。20世纪80年代,美国科学家阿尔瓦雷茨(Alvarez L.W.)等人的研究工作进一步充实了这一理论,认为在生物演化史中,出现一系列如“奥陶大绝灭”、“泥盆大绝灭”、“二叠大绝灭”、“白垩大绝灭”等灾变事件,具有突发性、短暂性等特点,是生物进化的基本现象[55]。美国古生物学家艾德里奇(Eldredge N.)和古尔德(Gould S.J.)于1972年提出了“间断平衡论”(Punctuated Equilibrium),认为进化过程是由一种在短时间内爆发式产生的进化与在长时间稳定状态下的一系列渐变进化之间交替进行的过程,亦即物种可以在几百万年中保持稳定状态,在表型上不见明显变化,然后继之在短时间内迅速地进化改变,之后又是长时间的稳定状态,如此交替进行[56]。
在现代生物学领域,特别是生物进化论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生态学、遗传学研究中,竞争(competition)与协同(synergia)已经成为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竞争”是由达尔文首先使用,并被后世广泛接受的术语。而“协同”并非生物学或生态学的一个专门术语。协同的词义是协调、适应、和谐的意思。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Haken H.)于1977年系统地论述了“协同论”。他描述了系统进化过程中内部要素之间的协同行为,并指出这种协同行为是系统进化的必要条件[57]。近年来,在描述生物之间相互关系特别是生物进化时,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更愿意接受并且频繁地使用这一术语,从而产生了协同适应(coadaptation)、协同进化(coevolution)等概念。协同进化一般是指两个相互作用的物种在进化过程中发展的相互适应的共同进化。从广义的概念来理解,协同进化又可以指生物与生物、生物与环境之间在长期相互适应过程中的共同进化或演化。
20世纪60年代的生态学研究成果告诉人们,在生态系统中生物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生物种类间既相互竞争、制约,又相互协同、受益。在生态系统中,一物种与其他物种及其环境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关系也是协同进化,协同进化的结果导致某一具体环境的生态系统内,生物和种群以最佳或较佳的方式组合,生物与其环境相对稳定。协同进化论与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论相比,在反映自然界和生物界的进化方面更为全面,更为准确,尤其在当前人类面临全球性人口问题、资源危机和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人类与其生存的环境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的今天,如果再仅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理论来处理,已无法改善和解决上述一系列问题,而协同进化等理论,能较正确地处理上述问题。
(二)企业协同进化理论
1.企业协同进化理论产生的理论背景
进入20世纪后半叶以来,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知识化以及需求的个性化等经济环境的巨变使得企业经营的环境日趋复杂,人们发现如果仍然依照传统的管理思想和方法经营企业将越来越陷入斯泰西所说的“恶性循环”[58]之中,因此,对组织与环境的关系重新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于是各种新的管理思想和方法逐渐萌芽。其中,种群生态学认为管理对企业的适应性很少或没有影响,环境通过资源约束和竞争选择企业[59-61]。制度理论关注为什么种群内的企业组织形式呈现趋同的特征,认为企业的同形化是由于外界的强制、标准化、模仿以及合法性约束造成的[62],企业与其制度环境的契合性是企业抵制变革的基本原因,企业与在高度结构化制度环境下形成的主流企业模式契合得越紧密,则企业越抵制变革[63]。产业组织理论认为,企业的产业选择和在产业中的位序可以使企业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37-38]。交易费用理论则将注意力转向在内部交易与市场交易之间进行平衡或优化[64-66]。企业行为理论认为管理者是理性的,能够在实现自身目标最大化的同时满足股东的利益要求,其可以通过与环境的谈判、运用满意决策原则、维持企业在产业内的平均利润以及建立某种稳定来避免不确定性[67]。演化经济理论认为企业在其生存过程中不断积累了“怎么做”和默会性知识,因此,企业的适应能力有赖于默会性知识和与之相对应的技能的积累[68-69]。与演化经济学相似,资源基础论把企业看成是一个有形和无形的资源和默会的“怎么做”知识的集合体,企业应当鉴别、筛选、开发和配置那些能够产生优良绩效的资源和知识,竞争优势来自企业的异质性资源和能力,竞争优势的保持可以通过对不可模仿的异质性能力的投资以及阻止被模仿和对这些企业的独特的核心资产的开发获得[19,25-26]。然而,许多研究表明,在高度竞争的环境下,核心能力往往会带来“核心刚性”[19,70-71]或“能力陷阱”[72-73],因此, Teece等人建议,能够使企业积累新的知识和技能并忘记旧的知识和技能的机制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他们提出“动态能力”的概念,以描述企业持续地更新、提高和适应其核心能力的潜力[31]。在偶然性理论(Contingency Theory)中,环境被看成导致变异的直接原因,管理的任务是使企业与环境相适宜,这一理论忽视了企业对环境的影响作用[74-75]。管理选择或战略选择观点认为,企业不仅仅是环境影响的被动接受者,企业同样具有机会和能力塑造环境[76-77]。组织学习理论认为企业可以通过在单环学习和双环学习之间保持平衡以维持企业的活力[78-79]。企业生命循环和间断平衡理论认为,企业应当开发新的组织模式以使企业对破坏性技术变革产生免疫,在渐进性环境变化和聚变性环境变化中做周期性适应[80]。
以上理论在组织和战略领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这些单一视角观点的解释力已经达到了各自的极限,在一些理论之间冲突显得非常明显,因此,理论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对这些单一的学术观点进行整合[81]。这就需要诞生新的理论范式,它应当能够把企业的适应和环境的选择有机地统一起来而不使它们再像过去那样严重地对立,经过Lewin和Volberda等人的努力,这一理论范式终于在1999年得以确立[81]。此后,以协同进化理论范式为方法视角的企业研究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
2.企业协同进化理论发展的历程
按照库恩对科学理论发展的认识[82],科学理论的发展一般经历前科学、常规科学、反常、危机、科学革命、新常规科学等几个阶段。就企业协同进化理论的发展来看,目前这一理论还只是处于常规科学阶段。在1999年以前,人们在企业与环境的关系上存在多种不同的理论,没有一个理论能够被大家普遍接受,因此, 1999年以前应当是企业协同进化理论的“前科学”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伴随着与其他学派的争吵,企业协同进化理论开始萌芽。企业协同进化理论的萌芽有两条线索,一条是由进化论发展到企业协同进化理论的明线。最早将进化理论引入社会科学的是Campbell,他在生物进化与社会文化进化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提出了组织进化的一般模型,即盲目变异—选择—保持(b VSR)[83]。随后, Hannan和Freeman(1977)把“种群”的概念引入对组织群体进化的分析中,他们把具有相同或类似形式的组织划分到一个“种群”之中,并分析了种群的竞争、进化特征[59]。而Astley(1985)、Hawley(1986)、Aldrich(1999)等人进一步把企业进化理论推广到群落层次,他们的“群落”概念是指一群相互之间产生共生或共栖关系的企业种群的集合[84-86]。Konto Poulos(1993)认为,员工、单元、部门、组织、种群和群落之间存在着嵌套式结构,层次之间存在着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企业不仅是进化的,而且是在于这些层次协同中的进化[87]。另一条是一些经典作家无意识地对协同进化思想的运用的暗线。如Weber(1910)主张官僚制是在特定的时期组织对工业环境变化的回应[88]。Chandler(1962)指出M形组织是与交通和通信业的发展一起协同中形成的,这两个行业的发展使商业企业经营活动跨越时间和空间并且使它们的业务多元化成为可能[89]。Kieser(1989)考察了中世纪的公会在市场和协会机构协同进化的过程中如何被重商主义的工厂所代替[90]。Levinthal和Myatt(1994)按照产业内公司独特能力与产业市场活动的协同进化关系研究了互助基金产业的宏观协同进化[91]。
经过多年的酝酿, 1999年国际著名的管理和组织方面的学术杂志——《组织科学》(Organization Science)专门用其第5期发表了企业协同进化方面的10篇论文,其中, Lewin和Volberda所著《协同进化宣言:一个战略和新组织模式研究的框架》对企业协同进化方法的产生背景、特征、使命、挑战和研究进展做了全面阐述[81],标志着企业协同进化理论范式的诞生。Lewin、Long和Carroll在《新组织模式的协同进化》中提出企业战略和组织变革应当与环境(竞争、技术和制度等)的变化步伐协同进化,企业的种群、企业模式和新的组织将会从现有的企业种群中“变异”和“涌现”出来,他们为此在多国进行了调查研究[92]。Den、Volberda和De对企业吸收新知识的能力和知识环境的协同进化做了研究,指出企业的吸收能力不仅与企业先前的叙述性知识有关而且还与企业的形式和结合能力有关,他们提出了一个吸收能力与微观环境和宏观环境协同进化的分析框架[93]。Dijksterhuis、Den和Volberda提出管理可以成为企业与环境协同进化的中介[94]。Djelic和Ainamo通过对法国、意大利和美国三国奢侈品行业的企业组织类型发展的比较研究,揭示了企业协同进化的差异性很大程度上是历史逻辑和制度约束造成的[95]。Koza和Lewin对网络组织与环境的协同进化进行了研究,提出了网络组织的协同进化模型[96]。由于这一期集中了许多在企业协同进化方面做出贡献的学者的论文,此后在2000～2002年的研究成果较少, 1999年可看做是企业协同进化范式创立阶段。
2003年以后,以协同进化为范式对企业进行研究的论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直到目前这一势头仍然迅猛。这一阶段企业协同进化的发展呈现三个特点:①基本理论不断得到补充, 2003年至今应当属于库恩所说的“常规科学阶段”。如Lewin和Volberda提出了四种协同进化动力机制:自然选择、管理选择、等级更新和整体更新[97]。Madhok和Liu进一步分析指出,企业不同层次协同进化的速度是不同的,提出了协同进化的不同步效应问题[98]。②新的研究领域得到拓展。如Suzana Rodrigues和John Child通过对巴西电信业的考察,验证了在严重束缚的环境下协同进化依然可以产生[99]。Santos研究了企业和其知识环境的协同进化,通过对制药行业的实证分析,发现不论是组织学习还是知识转移通过企业间的协调更有效率[100]。Van、Wijnberg和Vogels等对企业创新与市场的协同进化进行了研究[101]。Henderson和Stern对计算机行业的企业内部选择和环境外部选择的效果进行了比较[102],发现企业的内部选择和环境的外部选择的协同关系决定了企业未来的成功或失败,企业能够渐进地从内部和外部的选择中学习,企业从先前的选择中获得的经验常常被运用在企业的新产品开发过程中。③研究成果也更丰富, 2003年至2007年9月在国际一流学术杂志上发表的以企业协同进化为题目的论文就达40多篇。[1]
3.企业协同进化理论的主要研究成果
(1)关于新的企业组织模式。在当代企业环境巨变的条件下,传统的大规模生产、森严的等级、官僚结构式的组织模式已经不能适应企业面临的新环境,因此,对新企业模式的研究也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协同进化理论提出组织、种群和它们的环境的关系是管理行为、制度影响和外界(技术、社会文化等)环境变化相互影响的结果,新的企业模式能够从现存的企业模式中“突变”和“涌现”,新企业模式是一系列的、长期的变异和选择的结果,它更具灵活性和适应性,这些组织可以是未来派管理学者描述的类型,也可以是其他类型。因此,研究者更应当关注企业经历的间断性聚变[103-104]。在协同进化理论的学者中, Djelic和Ainamo详细讨论了制度约束和历史传统对新企业模式进化的影响[95]。Sakano和Lewin以日本企业为例指出政府和CEO的偏好是企业组织模式和战略的进化的关键性驱动因素。Whittington等研究了在超竞争环境下国家制度因素对企业模式变化的影响[105]。Dijksterhuis等强调管理逻辑作为企业组织模式协同进化的媒介角色[106]。最近, Eve用复杂性理论对企业组织模式的协同进化过程重新进行了研究[107]。
(2)关于网络联盟。1990年以来,网络越来越被当成后工业化经济时代的新企业组织模式的雏形, Hennart(1993)把它看成是新企业组织模式的过渡形态, Grandori(1997)、Jones等(1998)把网络作为新的企业组织模式的一种类型,并提出了理论和研究方法[108]。与此同步的是越来越流行运用社会网络的观点分析企业问题。这些理论、方法和模型对于分析企业之间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关系非常有效。在最近的一系列研究中,由于社会网络的观点运用使得一些新概念得以产生,如中心与边缘、节点与链接、信任、社会资本等[109]。然而,在网络给企业研究提供一个有效的工具时,人们应当更为审慎和具体地分析网络,因为网络代表的还只是人们对现实的一些经验主义的体会,“网络仅仅是人们主观故意地或理性建构的组织,它们被设计出来是为了实现个体自身和集体目标的”(Coleman, 1990)。企业协同进化论者把网络联盟看成是多公司之间实现各自和集体目标的企业间组织模式,联盟网络可以起到社会网络的连接作用,不过,不同的网络的进化是不相同的。Koza和Lewin(1999)发现,联盟网络最初基本上是基于成员的战略意图组建的,但是联盟网络的进化往往不可避免地产生出乎预料的结果,即联盟网络无意中提供了成员相互进入对方市场的机会[110]。因此,在协同进化论者看来,网络不仅不能被看成是一种新的企业组织模式,而且其本质上只是一个组织转型的工具,虽然它能够带来一系列的便利,却往往造成紧张和不稳定。
(3)关于企业的创新管理。以往的文献中企业的创新管理存在着两种类型:第一种关注创新的过程[111]。他们的方法往往不考虑市场背景,把创新过程看成是一系列由产品的概念构造、设计和开发、市场推介等阶段组成,典型的方法是Cooper(1993)的阶段法(Stage-Gate)[112]。第二种类型关注开展创新活动组织模式,特别是在内部和外部组织模式之间的选择以及新产品开发过程中联盟的运用[113]。协同进化论将对创新的关注视角转向企业怎样在创新活动的过程中使公司的战略、能力和过程管理与市场环境的变化相适应,认为在超竞争环境下那些成功的创新型组织成功的原因往往不是在于组织内部效率的提高,而是在于组织结构能否与动态的外部市场相协调,企业的有效管理能够使企业效益改善,同时,效益的改善又能促进企业很好地适应环境,只有那些具有更有效率地处理与环境关系的组织结构的企业才能获得长久的生存和繁荣[101]。
(4)关于跨国公司。在关于跨国公司的研究文献中, Bartlett和Ghoshal(1989)极具洞察力地把跨国公司(M NC)作为一个由不同角色和责任的子公司组成的完整网络进行研究,把对跨国公司的研究方向带领到关注跨国公司内部组织之间的关系协调,这项研究在近年不断受到人们的注意,引发了大量的后续研究(例如, Birkinshaw, 2000; Gupta和Govin Darajan, 2000)。然而正如Zaheer(2002)指出的那样,在跨国公司战略研究在理论上还与主流的战略管理成果存在着不小的差距,这反映在跨国管理学者过于经常地引用战略研究成果而不是相反,这种现状主要是由于Bartlett和Ghoshal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描述性和案例性的。Anoop Madhok和Carl Liu(2006)运用协同进化方法整合了资源能力基础论、知识创新理论对这一问题的解决进行了尝试,提出了一个更为严密的M NC的分析框架,并且发现了子公司与总公司协同进化的不同步效应问题[98]。
(5)关于知识和竞争优势。资源能力基础、产业组织等理论对这一问题论述较多,但协同进化论者提出了不同的观察视角。Den、Volberda和Michiel关注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问题,提出了一个更完整的企业的吸收能力与知识环境协同进化的分析框架。他们提出企业的组织结构模式和结合能力对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有决定性影响,组织结构模式和结合能力的刚性不仅限制着企业当前的知识基础,而且造成知识吸收能力的惰性[106]。Murmann关注为什么在知识条件和市场份额上有优势明显的企业还会被其他企业赶超。Murmann以英国、德国、法国、美国的印染产业的企业变迁为例,运用Kaufmann(1995)、Nelson(1995)、Lewin和Volberda(1999)等人创立的协同进化模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发现成功企业往往能够与其所在行业的知识前沿保持密切的联系,那些世界范围的领导企业的成功原因在于持续不断地将其利润投入研发(R＆ D)、生产、营销和管理以建立竞争优势, Murmann的研究为不同种群——企业、产业、制度之间的协同进化提供了证据。
(6)关于组织学习。协同进化学者把组织学习看成是组织与环境协同的重要方式或媒介。Zollo和Winter建构了一个用组织学习的三种机制和相互关系解释企业动态能力的形成和进化的分析框架,学习的三个机制是经验的积累、经验向可以清楚表达的知识转化和知识编码,三种机制广泛存在于动态能力的形成过程即R＆ D、重组、兼并中,成为惯例(routines)进化的基本内容[114]。Henderson和I.Stern把企业通过试错进行探索和开发的过程看成是基于学习的选择[102]。Inkpen和Currall把组织学习看成是合资伙伴之间了解和信任形成的重要过程,是合资联盟持续进化的关键[115]。
三、简评
企业协同进化理论的出现和发展是一个学科之间借鉴、引进、融合、整合、提高的过程。协同进化思想产生于生物学,以后又吸收了物理学的营养,在解释物种之间的相互作用方面具有优势。在社会、经济环境相对稳定的19世纪以前,这一优势并没有被社会科学学者所注意,但在20世纪后期,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节奏越来越快、社会经济系统的复杂性越来越强时,协同进化理论的解释力不断引起人们的注意。在复杂的经营环境下企业的生存很大程度上类似于生物的生存,人们无法预见企业的未来,也无法预测企业的某项决策在若干年后的结果。就宏观经济环境来说,单个企业的经营是盲目的;但企业可以观察其同行、供应商、销售商、顾客的行为的变化,可以观察产业的变化,根据这些变化做出适应性调整,而协同进化理论可以帮助人们解释这种适应性调整,这就使企业协同进化理论得以产生。
企业协同进化理论整合了企业、种群和群落进化理论的基本原理,给企业发展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分析框架。尽管企业协同进化理论还处于发展之中,但作为分析企业发展的理论工具是合适的,它摒弃了以往企业发展研究的机械思维观和线性思维观,对企业管理研究的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的各类企业发展很快,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也处于不断变化中,企业成长中面临日益复杂的不确定性、风险、危机和挑战,以生物协同进化的观点对企业发展做系统的思考是非常有益的,本书试图运用这一理论工具,建构协同进化观点的企业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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