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企业协同进化的特征
一、进化主体的适应性
适应性本是一个生物生态学术语。在生态学中,适应性是指生物体的形态、结构、机能和生活习性等能与所居住的环境条件相协调的一种特性,它是生物普遍具有的一种属性。任何一种生物体都具有能对它周围变化的环境条件给予正确反应的能力。而企业也具有类似的特征,企业在生存竞争中,适应既可以表现为一个过程,也可以表现为一种结果。作为过程的适应现象包含感应、解析、反应、行动、成长、学习、创新等操作;作为结果的适应现象是其结构、机能、理念(文化或价值观)、运行机制等经过长期的生存竞争而与其生存环境条件相和谐、协调的属性,是企业对周围环境变化而形成的能够正确反应的能力。进一步来说,由于企业是一个人造的能执行人的意志的特殊生命体,企业适应性又可划分为企业主动适应性(自发适应)和企业被动适应性(自觉适应)。
企业同环境的协同进化是企业有意识、有目的和有动机的进化,是一种适应性的进化。企业在与其生存环境互动的过程中适应性生存下来,这种适应性生存是主动适应和被动适应的辩证统一,是人的意志或主观能动性的反应,它客观现实地区别着非人生物体对环境的“被动”适应性生存。在生存的基础上,企业开始寻求永续发展——可持续成长,这是企业追求的最高目标。根据生存目标,企业的内部系统可以伴随环境的动态变化,进行适应性调整和改造。例如,我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游戏规则乃至政治体制均将发生重大变革以适应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潮流。作为经济助推器和变革急先锋的企业,为了适应性存续,理所当然地会在其价值理念、组织结构、运行机制等方面做出适时、适当的调整和革新,以为自己谋求生存和发展的新平台。虽然这种组织调整和制度创新不是件容易的事,很多企业在调整过程中没能过得了这一关而衰败和死亡。但尽管如此,我们不能说企业衰败和死亡的原因是由于企业不可改造,或由于改造所致。恰恰相反,企业没能存续和发展的原因在于我们没能对它进行适时、适当的适应性调整和再造。只要企业系统能准确感受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而有效地调整和变革,企业就有可能避免衰退和死亡。换句话说,一个企业可能会死亡,但其死亡并不是必然的。
企业主体的适应性回答了在面临环境变化时企业做出调整的可能性,也使企业与内外环境因子的协同进化成为可能,尽管一些企业没有能够感知环境因子的变化就是对企业的战略、经营和管理等方面进行调整而衰亡,但这恰恰说明企业协同进化的重要性。
二、协同客体的层级性
如果将要研究的企业定义为目标企业,则目标企业所要协同企业或组织称为协同的客体或对象。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所要协同的对象包括企业内部的子系统和企业外部的企业,外部企业不仅是单独的企业个体,而且这些企业个体结构化形成了企业种群、企业群落,这样就使企业所要协同的对象具有层级性。因为在协同进化观点看来,一个企业的发展不仅取决于企业自身,而且还取决于企业、企业种群、企业群落的发展状况及其相互作用。层级是指对企业内部、企业个体、种群和群落等的一种结构划分。多层级是指企业协同进化过程中呈现出企业成员、子单位、企业、种群、群落等嵌套式的层级结构,在每个层级内部和层级之间都存在着相互作用,各层级都在一些特定方面相互施加的影响,层级影响包含多重通路、多重连接和多重决定的关系,只有各层级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协同效应时,企业的发展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见图2-3)。
企业员工组成部门,他们在年龄、性别、教育水平、文化价值观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因而员工的变异(技术水平、企业文化认同和工作业绩变化、在企业中地位和职位的升迁等)也不相同,在通常状态下,企业员工生活在一定的企业群体中,员工之间的交往、信息交流、学习和模仿使得他们之间往往产生交互作用,他们的精神、态度、观念、习惯等塑造了企业群体乃至企业整体的文化,这种文化反过来又影响、约束和塑造了员工个人的精神、态度和文化修养。
企业的部门或子单位包括生产班组、车间、工厂、项目团队以及事业部等。子单位能力的变异既受到员工变异的影响又受到上级战略的约束。在同级子单位之间、下级子单位与上级子单位之间、子单位与企业整体之间存在着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的互动。因为各子单位的工作往往具有专业性,它们是整个企业系统不可缺少的部分,因此,只有这些子单位之间协调动作才可能创造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协同效应。
图2-3 层级之间的相互作用
企业个体与企业种群也存在着相互作用。任何企业个体都隶属于一定的企业种群。种群是指产品、市场以及组织结构相同或类似的企业集合。种群内的企业生活于同一生态位内,生态位是指种群生存所需的全部资源的集合,在一定时期,生态位承载企业的数量或规模(Niche Capacity)是一定的,当生态位内企业的数量或规模接近或超过承载量时,企业之间将为争夺资源展开激烈的竞争,生态位内企业的数量将下降,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将形成垄断。因此,种群生态位限制着企业发展的规模。然而企业个体对这种限制并不完全是被动的,当某个企业的变异行为(在技术、产品、生产、销售等方面的超越常规行为)产生创新性结果时,企业可能更大范围地获取和更高效率地利用资源,当这种创新在种群内扩散后,越来越多的企业学习和模仿这种创新,则种群的生态位将随之扩大。
企业群落由存在着共栖和共生等生态关系的企业种群构成。这种生态关系的联结可以使群落从环境中获得在一定程度上的自治,如仅在群落内部交换资源。这种关系往往构成群落的边界,对群落内的种群和企业具有保护作用。例如,新的企业组织形式或技术在萌芽阶段往往由于这种保护而避免了外界的竞争从而生存下来。可见,群落在种群与环境之间起到缓冲的作用。一方面,种群受到群落内部各种生态关系的影响和制约,而种群的变异又影响着群落内部的生态关系,进而影响群落的稳定;另一方面,如果群落内种群间互动的增加,则种群的结构同形化将提高。
虽然群落缓冲了环境变化对种群造成的压力,环境仍然会对个体组织种群产生重要影响,群落周围的环境压力越大,流入群落的信息越多,群落就越可能经历变革。如果越来越多的种群被迫使用来自群落外部的资源,群落也越有可能变革。
因此,在协同进化观点看来,一个企业的发展不仅取决于企业管理者的主观努力,而且受到员工、部门、种群、群落等层级相互作用的影响,企业只有与这些层级协同动作,才能顺利发展。
三、进化过程的复杂性
企业协同进化过程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进化因果关系的复杂化、非线性作用和正反馈作用等方面。
(1)由于受多层级的相互作用影响,使得企业进化的因果关系比较复杂。一个原因可能引起一系列的反应,造成一系列的结果,而这些结果又成为下一轮进化活动的原因,另外,在原因和结果之间存在着大量的非线性和正反馈作用,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难以辨别,变异可能发生于所有相互作用的企业、种群和群落之中,企业进化可以是由直接相互作用引起的,也可以是由其他的反馈作用引起的。在这种情况下,因变量和自变量区分有时没有实际意义,一个变量的变化可能是几个其他变量相互作用导致的。因果关系的复杂化使得目标企业在制定战略、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时深受困扰。
(2)非线性相互作用是相对线性相互作用而言的。所谓线性相互作用,在数学上,就是可以把其动力系统的作用项表达为一阶微分方程,通俗地说,作用的总和仅等于每一份作用相加的代数和,具有叠加性,每份作用具有独立性。而非线性就是其动力系统中不仅有线性作用项,而且还有比线性一阶项更高级的项,作用的总和不等于每一份作用项相加的代数和。蝴蝶效应、多米诺骨牌都是这种作用的产物。企业协同进化过程包含了大量的非线性相互作用,这种非线性往往使理解进化过程变得非常复杂。因为有时企业的一个小决策或一次错误操作将给企业乃至整个企业生态系统带来巨大影响。例如, 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由于对冲基金的投机操作而诱发的金融体系的崩溃。因此,目标企业在协同进化过程中应当将一系列相互作用的企业和它们的环境一起纳入考察的视野,不仅要考虑企业变异的直接影响,而且还要考虑变异在经历了若干次相互作用的循环后可能对目标企业造成的间接影响,慎重做出决策。
(3)反馈是自组织演化完整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其中的自稳定机制。简言之,反馈是指系统的输出和行为对自身状态重新产生影响(见图2-4)。其中的输出指的是系统外部行为的总和,输入是指系统所受影响的总和。
图2-4 反馈作用
通常,系统的输出在逻辑上具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输出对输入无影响,也即系统行为对自身状态无影响。这时,系统是机械的和被动的,其状态变化主要受环境的随机影响。另一种是在输出到输入的过程中出现了一条反馈回路。系统的输出通过输入又对自身发生影响,形成了连续循环的返身作用,使系统的行为表现出了一种非线性。进一步的,系统行为对系统自身状态的影响在逻辑上又存在两种可能的情形:一种是使系统偏离初始状态的倾向不断增强,如图2-5(a)曲线中的小球无论滚向哪个方向,对其初始位置的偏离不断地得到增强,即正反馈。另一种可能的情形,是使系统偏离初始状态的倾向不断减弱。如图2-5(b)曲线中的小球无论向哪个方向偏离总会产生一种与其相对的恢复力量,偏离越远,恢复的势能越大,即负反馈。前者往往促使系统远离平衡态,后者则使系统趋于平衡。
图2-5 正、负反馈作用
企业协同进化过程中充满了正反馈作用。每一层级影响它们的相邻的层级,而相邻的层级反过来又产生影响,这种回传性的相互作用导致相互依赖和循环的因果效应。在这种相互反馈作用里,单方向的因果关系让位于具有回传性的双向因果关系。例如,计算机行业的进化行为, CPU厂商推出新的运算速度更快的芯片后,迫使整机厂商改进整机的设计,而整机设计的改进进一步推动存储等集成芯片厂商的技术创新,整机厂商提供技术先进的计算机又进一步推动了市场需求,市场对更先进的计算机的追求迫使CPU厂商进一步创新,整个计算机的产业链就是这样一个正反馈系统。正是由于正反馈的作用使得企业不断地发生变异,企业系统不断地加速运动,因而,企业协同进化不断加速度而且是不可逆的。由此可见,企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加速的变异、创新过程,企业停止了变异和创新就意味着企业将在不久后死亡,因为企业既不能停止在原地,也不能退回到初始状态,如图2-6所示。
图2-6 计算机产业的发展
四、进化路径的依赖性
从一般的意义上讲,路径依赖是指一种状态,这种状态表明某些结果是由引导这种结果的特定的事件所决定的[130]。在物理学和数学的概念里,路径依赖概念的来源与混沌理论(Chao’s Theory)有关。在混沌理论的非线性模型中,一个系统的潜能取决于系统的初始状态——决定性因子,或者可能因为一些“小概率事件”“和无关紧要的事件”而发生“锁定”(Locking)[131]。在生物学中,相关的思想被称为偶然性——自然选择过程是不能还原的。偶然性意味着适应性是唯一的观念:生存不仅是最佳的可能而且是适应性恰巧发生在当时。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诺斯进一步提出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理论,诺斯将保罗·大卫和W.巴兰·阿瑟的“技术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性”引入制度变迁,认为在制度变迁中,同样存在着路径依赖性和自我强化机制[132]。路径依赖有两种方向:一种情况是某种初始状态选定以后,其递增效应促进系统的稳定与平衡,其他相关演化同方向配合,导致有利于系统稳定的进一步的路径依赖,这是一种良性的路径依赖。另一个极端情况是某种系统演变的轨迹形成以后,初始的递增效应消退,系统开始偏离原有的轨道,而一些系统因子不断加入偏离运动,此时这个系统进入了偏离轨道也即进入了“锁定”状态,这是恶性的路径依赖。由此可见,所谓“路径依赖”就是具有正反馈机制的体系,一旦在外部偶然性事件的影响下被系统所采纳,便会沿着一定的路径发展演进,而很难为其他潜在的甚至更优的体系所替代。
企业协同进化具有路径依赖。在企业进化过程中由于正反馈机制在发生作用,因而企业过去的绩效对现在的和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一个企业的进化一旦进入某一轨道,它的既定方向会在此后的发展中得到强化,所以企业过去的选择决定着其现在可能的选择。企业进化带来的利润增长决定了进化的方向,并最终使企业进化可能呈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轨道:当利润递增发生时,企业进化不仅得到巩固和支持,而且能在此基础上一环紧扣一环,沿着良性循环轨道发展;当利润递增不能发生时,组织进化就向非绩效方向发展,而且愈陷愈深,最终“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状态。
对企业而言,边际搜寻倾向的现实结果常常表现为企业进化的路径依赖性。演化经济学将“边际搜寻倾向”解释为决策者倾向于在原有的方案“附近”(即边际)搜寻新的方案的过程。通过边际搜寻倾向可以发现,企业进化不是随机的,它沿着某一路径或轨道进行,而决定这一路径的因素是建立在组织的历史积累上的组织的能力。它一方面表现为在组织发展前期历史过程中所凝聚的、具有核心优势的能力存量,而这个能力存量又决定了现在及未来企业发展的取向,具有历史依存性,是企业特殊历史进程的产物,是企业进化的“遗产”。
企业进化的路径形成于三个阶段,如图2-7所示,第一阶段,假设一个新企业刚成立,决策开始时企业面临众多选择,由于经验较少,企业的选择基本上不受限制,体现随机性。在经历了众多的选择后,企业逐渐积累了一定的知识和经验,随机性的选择也就到了某个临界点,企业的选择进入了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企业把收益的增加理解成选择倾向的正确,在正反馈机制的作用下企业加强了这种选择的倾向性,选择的路径特征开始显现。第三阶段将选择的路径进行锁定。至此,企业协同进化的路径基本形成。
图2-7 企业进化路径的形成[133]
路径依赖一方面强化了已有的企业变异的选择,另一方面往往又束缚了企业进行新的变异,当环境发生变化时,企业需要克服进化的路径依赖。
由于企业协同进化具有以上特点,企业协同进化研究方法与非协同进化方法具有明显的差别。常规的单视角方法将环境作为外生的变量对于单层级的企业协同进化或许是恰当的,然而当涉及更大范围、更多层级的变化时,这种研究视角显然是有缺陷的。企业协同进化方法至少应当包含几个方面:
(1)应当使用个体适应的纵向时间序列事件对一个长时期里的企业适应进行研究以及评价企业的适应性和适应节奏。
(2)应当在企业同其环境的互动历史背景里考察企业的适应性。
(3)应当在宏观和微观以及与其他系统因素之间的协同进化中考虑多方向的因果关系,在变量关系系统中,因变量和自变量的区分意义不大,任何一个变量的变化都是由其他变量变化作用的结果。
(4)企业的协同进化包含了相互的、同时的、滞后的以及嵌套式的效应,这些效应不是线性的,并且由于反馈的作用,一个变量的变化往往导致出乎预料的结果。
(5)企业和种群层次路径依赖促进和限制了变异,也驱使保持和变异以不同的速度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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