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基础结构变得更多样

1．1．2　问题的提出

（1）以往研究视角的局限性

然而，在经济进程以以往不能预料的速度前进的同时，经济增长和结构的变迁也呈现出比以往更为丰富和多样的形态，其反映出的内在原因和机制也变得更为复杂。在许多早期的研究者看来，经济中的产业结构变迁是随着经济增长而自然形成的，或主要是由于代表经济增长水平的产出和收入水平所推动和决定的，但是在后面的研究中我们将看到这样的视角已经日益显现其局限性。早期所侧重的研究角度和方法可能已无法很完整地解释现代经济增长及结构变迁中出现和存在的诸多现象和问题。这需要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思路和视角，重新进行探索和考证。

例如，我们在现实中也看到，经济增长非常迅速的国家，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却并没有随着如恩格尔定律所主宰的最终需求力量快速的提高，即服务业发展的速度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并不那样确定和明显，这也对传统的认为最终需求因素是产业结构特别是服务业发展的最主要因素的认识提出了挑战。

在我们看来，目前已有的许多结构研究仍存在着一些偏差，或者仍比较零散化、片断化和不够全面。人们仍然较多地关注早期学者们得出的简单结论，从最终需求因素出发去衡量经济发展阶段中的结构性现象，而忽视了他们在研究过程中所提到的其他许多问题，也忽视了从更广阔的角度去探求经济结构的合理性及影响。这可以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很多人看到了制造经济转变为服务经济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制造业衰退、国家产业生产能力的萎缩，即所谓的“产业空心化”、“非工业化”，但未能从更宏观的层面上去考量这种变化及其影响。一是即使是大多数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有着高度发达的服务经济程度，但他们的制造业仍未对整体经济失去强劲的增长动力，这本身已说明了这种服务经济的结构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值得焦虑。它之所以一方面在削弱制造业比重的同时，一方面还能保证国家经济和福利发展，很大程度源自于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它是和社会生产中的其他各个产业部门紧密联系互动的，最显著的就是：为社会生产服务的各种生产性质的服务业活动促成了制造业产业链的扩展、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以及附加增值能力的提高。我们认为，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根本贡献之一在于它对其他产业所做出的服务和提升作用，它是辅助社会生产高效率增长的重要机制，是使得少量的制造业比例可以满足人们富足生活的重要支持之一（当然这种支持不仅仅来自于封闭的经济体内部，它可能更多地要通过世界经济贸易的交换活动得到满足），发达国家其实并未因这种结构的转变而丧失竞争能力甚至是经济福利。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转型有其被动的一面——如劳动力成本、地价成本和环境成本高等等，也有其良性增长的一面，即高端的服务经济结构使得他们可以掌握对工业制造业生产和财富的有效控制，从这个角度来看，“产业空心化”应该还是不足为惧的。此外，如果进一步从国际贸易、分工和交换的角度出发来看，占据着资本和产业转移高端位置的发达国家，用国内现代服务业的各种人才和机构，控制着庞大的海外生产能力，这种服务经济结构对于它们而言也是相当有利的。在这里，我们不否认有一些服务活动从功能上主要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具有更多的最终需求性质，或者是直接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其本身与社会物质生产之间的关系并不强烈，但是，如果从其保证社会环境正常运行、保证产业发展所必需的人力资本的角度出发，它们仍然是社会物质生产过程中有内在紧密联系的经济活动，早期那些从最终需求的单一角度出发从而认为服务活动是“纯粹消耗”性活动、“非生产性劳动”的观点不再适用于现代经济增长的现实。

第二，如上文指出，至今人们仍固守早期研究的一些简单结论，常常将产业结构变动看成简单的线形结构，认为由人均收入变化所产生的最终需求弹性的变化是推动产业结构变动的必然的最主要因素，因此简单地根据经济发展的收入水平来评判产业结构状态，并没有从更深的层次去挖掘构成结构变动和差异的其他重要影响因素。即便发现收入水平经常不能说明为何产业结构如此迥异时，也仍然主要从更为广泛意义上的需求因素出发去解释，如收入分配造成的需求不振、低消费率方面，或从供给中许多外生的方面如技术水平低下等出发去解释。

其实，早在钱纳里等人的研究时代，就有不少学者从除了产出和收入水平增长之外的因素去探究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出现的结构变动问题，此后的新工业主义者等也试图从新的概念体系去定义和描述“服务经济”的增长机制，但是这些“新”的研究概念、角度还是往往为人们所忽视，这使得在这个领域内的探索研究一直存在着对人均收入水平与结构变动之间线性关系的迷恋和局限。但是纷繁复杂的世界经济发展体系已经在不断提醒着我们用更为开拓性的视角和更为完整的体系去研究和解释人均收入水平变量解释力所不能及的更为广阔的领域。

例如，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发展起来的收入水平和产业结构的对应状态，其内在还存在着很多“其他”的因素，推动着这种结构延续到今天，并朝着日益服务化的社会发展，形成了现代的服务经济发展阶段。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虽然也在经历着迅速的且日益成熟的工业化进程，却恰恰因为这些以往被人们所忽视的“其他”因素和各种差异性因素，未能呈现出与以往研究结论和发达国家经验相符的结构状态，这在东亚工业化的一些国家或地区中（特别是中国）有很好的体现。中国在经历了十多年的快速增长之后，服务业却仍然处于比较缓滞的水平。即使考虑到经济普查所提到的低估漏估问题，相对于世界许多国家的平均水平而言也是很低的⁽⁶⁾；而且无论从静态水平还是从动态增长来看，都与“一般经验水平”存在较大差异。这促使我们去了解这一般规律的背后是不是还存在着一些很重要的但往往为我们所忽视的影响因素，而诸如中国之类的国家可能正是在这些因素上的缺陷导致了比较特殊的增长结构。所有这些，都引导我们从更具深度的视角去研究和解释这些人均收入水平指标所不能涵盖的现象和问题。

（2）从制造经济到服务经济转型过程的现实性问题

在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从制造经济迈向服务经济的转型过程或已经在大多发达国家中实现，或将要在其他国家中进行，成为经济发展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但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目前也还大多处于要么笼统地罗列要么片面地描述的状态，还缺乏从某个视角和影响因素体系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在这个时候，对此详细地分析经验规律，在某个特定的视角基础上系统地探索其发展的原因和路径，不仅可以在以往的发展经验基础上获得更有说服力的研究结果，同时也可以为许多国家和地区今后的发展道路提供更多开拓性的启示和建议。

此外，由于是考察工业化后经济结构的变动及其内在机制，我们很自然地首先考虑这样一个现实性问题：工业化经济本身是否存在着对进一步的结构变动的内生推动力？这个推动力是来自于工业化经济自身的发展进程和特征的，而不仅仅是来自于诸如其间所形成的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之类的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动，也不是简单地来自于那些在任何经济阶段都会影响经济结构表现的诸如人口、资源之类的供给性要素。之所以说这个是个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是因为它强调服务经济并不是一种随意发展而来的结果，它有其从“现有”或“已有”的经济体系中衍生、拓展从而壮大的内在机制，这一点也是以往的研究中较少强调突出并加以系统化论述的。而这种思考可以将我们的研究视野引导到经济体内部结构的相互关联和作用机制上来，从而引导我们从工业化经济本身内部出发，去寻找结构变动的原因，在此基础上，真正实现“服务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而非简单的“结构状态”的意义。

（3）中国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最后，从立足于中国自身发展的角度来看，工业化经济迅速发展的中国，在今天和往后，也在开始逐渐面临着产业结构转换阶段的困惑。虽然我们的整体经济水平按名义价格体系来看离发达的“服务经济阶段”仍有着很大的差距，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经济增长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从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横向实际价格体系来看甚至达到更高的高度；而且中国的许多城市和地区已经在逐渐地出现了某些即将进入“后工业化”社会阶段的征兆，但是我们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和高度与以往发达国家随着经济增长所经历的历程却非常不同，而且有可能致使今后迈向“服务经济”阶段的进程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和阻碍。

因此，我们希望对服务经济的出现和发展过程做深入的分析研究，寻找出从制造经济（工业化经济）阶段迈向服务经济阶段过程中的其他重要影响因素，在理论和经验的一般性探索的基础之上，一方面可以通过它来发现和检验中国在工业化经济体系下服务业发展状况的内在机制以及发展缓慢的原因，另一方面可以为中国将来的服务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动趋势提供有益的借鉴。

为此，我们将研究进行了这样的定位：发现从制造经济增长阶段向服务经济发展阶段过程中所伴随的产业结构变动的具体规律，从而大致地描画出可能存在的较为普遍的合理结构规律，并探寻促成这一结构的除了最终需求（收入水平）因素之外其他重要的可能性原因——特别是以往人们所忽视或未能系统论述的供给性或中间需求性因素；因此从另一方面也就可以在前面的基础上探求和发现我们的经济增长之所以也出现这样的结构特征或为何还未充分体现出这些结构特征的内在原因及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在我们看来，这也可以为今后我们从结构的视角去解释经济增长机制和效益的问题提供有益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