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间知识转移影响因素及与绩效关系的研究综述

组织间知识转移影响因素及与绩效关系的研究综述^[1]

邓春平1　毛基业2

（1.北京工商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北京　100037；

2.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北京　100872）

［作者简介］邓春平，男，福建武平人，讲师，研究方向为知识管理、电子商务、IT外包等；毛基业，男，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ERP实施、IT项目管理、软件外包开发和电子商务等。

［摘　要］由于知识在提高组织竞争力中的重要作用，知识转移成为近些年国内外管理学研究的热点。已有研究从众多的理论视角出发对组织间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较全面的探讨，但系统性的归纳整理还比较缺乏。本研究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识别了知识转移的主要接收方因素、发送方因素和情境因素，总结了主要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并对主要的实证研究成果进行了归纳。另外，本文还对现有文献忽视的知识转移和绩效之间关系进行了归纳和分析，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一个组织间知识转移的理论框架，以全面地反映知识转移影响因素、知识转移及知识调整利用、转移绩效之间的关系，并指出了若干重要的潜在研究方向。

［关键词］知识转移；影响因素；绩效；组织间知识转移

一、背　景

随着竞争的加剧，知识越发成为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来源（Lyles and Salk，1996；Tsai，2001）。根据知识基础理论，知识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之一，企业要创造竞争优势，有赖于通过吸收和聚合的方式在现存知识基础上获取新的知识（Grant，1996）。为此，企业必须通过各种途径获得更多知识，通过战略联盟、并购等手段进行组织间的知识转移是其中一种重要方式。然而，由于知识的缄默性和嵌入性等特点，知识转移存在种种困难（Szulanski，1996）。因此，不少文献从各个角度对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展开了研究，知识转移也成为近十年来国内外研究的一个热点。尽管对知识转移影响因素的探讨涵盖范围较广，然而由于知识转移的复杂性，有效的转移受众多因素影响，学术界对很多因素还不是很清楚。此外，文献中知识转移的内涵和操作化定义还存在较大分歧，导致对知识转移和绩效之间的关系的认识还比较模糊，有必要对既有研究进行系统性归纳梳理。

但目前相关的系统文献综述还不是很多。例如，Nguyen（2002）对相互协作和流程导向的团队中的知识转移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但关注的是知识管理的诸多环节，并不关注知识转移。Van Wijk et al.（2008）从知识特征、组织特征和网络特征三个方面对相关影响因素的研究进行了元分析，但对于知识转移的情境因素、知识接收方和发送方的相关因素还缺乏系统归纳。国内也出现了一些知识转移的文献综述，如唐炎华和石金涛（2006），但他们的文献并非主要关注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张永宁和陈磊（2007）则主要从知识特性角度对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综述。陈立敏和王璇（2009）主要关注知识转移研究的基本理论、研究视角和趋势。因此，可以说侧重知识发送方和接收方特征、知识转移情境的系统性文献综述还比较缺乏。

针对上述情况，本研究试图通过知识转移相关文献的综述，回答以下问题：①在知识接收方、发送方和知识转移情境这三个方面有哪些主要的影响因素？②主要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有哪些？③知识转移和组织绩效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④现有研究存在哪些不足和后续研究方向？本文首先介绍所采用的文献收集方法；其次归纳知识转移的主要影响因素、主要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再次对知识转移和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总结，并提出一个理论框架；最后指出现有文献的不足和后续研究方向。

二、文献收集方法

文献回顾首先需要确定变量和文献的范围。由于对知识转移的定义和理解存在差异，相关但不同的词会被用来表述知识转移这一概念，如知识转移、知识获取（Yli-Renko et al.，2001；Lyles and Salk，1996）、技术能力转移（Mowery et al.，1996）、知识流动（Gupta and Govindarajan，2000）、学习到的知识（Lane et al.，2001）、学习（Kale et al.，2000）等。因此，为了提高文献覆盖面，获得尽可能多的文献，我们在最初的文献收集中，把知识转移的内涵范围相对扩大，界定为接收方收到他人的经验和知识，或者受到他人经验和知识的影响。同时，知识转移可以发生在个人、团队、组织内和组织间等各个层面，相对而言，组织间的知识转移比起组织内部存在更多的困难（Inkpen and Tsang，2005）。因此，本研究主要关注组织间转移的相关文献。

文献收集主要通过ProQuest数据库，检索时尽量用各种不同的关键词组合，包括“knolwege transfer”；“knowledge acquisition”；“knowledge flow”等，其中的前两个和“learning AND alliance”，“learning AND joint venture”等题目检索获得的文献较多，分别得到247、135、73、30篇学术性文献。由此可见，关于知识转移的相关文献是比较多的。为此，我们决定聚焦国际上比较权威的管理学期刊，包括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Decision Sciences， Management Science， Organization Science，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Journal of Management，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和Organization Studies 11份期刊。

按照以上列举的期刊标准对初步收集的文献进行筛选，共获得62篇经典文献，其中有较多文献的检索题目为“knowledge transfer”38篇，“knowledge acquisition”19篇，“learning AND alliance”12篇。通过阅读文献摘要（如有必要则阅读全文），进一步剔除与研究问题关系较远的文献。同时，根据经典文献的引用情况进一步增加了一些发表在顶级期刊上的相关文献。最后，还补充了若干与本研究密切相关的重要文献，比如关于吸收能力和控制的。最终得到与本研究密切相关的52篇外文经典文献。

在国内相关文献的收集上，以“知识转移”为题名在中国期刊网上进行检索，得到发表在1980～2000年间的核心期刊文献12篇，发表在2000～2008年1月28日之间的核心期刊文献205篇（其中2005年以来达到176篇），说明知识转移研究在近几年成为国内研究的一个热点。另外，以“联盟学习”、“知识获取”为题名进行检索发现自2000年以来，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分别有31篇和195篇文献，而“组织间学习”1980年以来发表的核心期刊文献只有9篇。对这些文献进一步缩小范围，选择发表在比较权威刊物上的组织间知识转移文献，尤其实证类型的文献。此外，我们还补充了一些相关的经典文献和学位论文，共得到30篇中文文献，构成了国内文献回顾的基础。

国外文献中所入选的文献集中在战略管理和国际商业研究领域，特别是发表在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等期刊上的实证研究文献居多。因此，知识转移在战略联盟，尤其是跨国战略联盟、国际商务管理等领域是一个研究热点问题。

三、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

我们对收集到的文献进行了归纳，发现已有文献对影响因素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Szulanski，1996；Cummings，2001）：所转移知识的特性（包括知识的缄默性、知识的黏性、因果模糊性等）、发送方特征（如知识转移意愿和能力）、接收方特征（如吸收能力、学习意愿等）和知识转移发生的情境（社会资本、信任、冲突、治理机制等）。由于知识特性因素已得到较多关注（如张永宁和陈磊，2007），本研究主要从接收方、发送方和转移情境这三个方面对知识转移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做简要回顾。

1.知识接收方因素

接收方的因素主要包括吸收能力、学习意愿等，表1对主要的实证研究进行了总结。

表1　接收方因素主要实证研究

注：S：假设的影响方向显著；N：假设的影响方向不显著，下同。

（1）吸收能力。在探讨接收方因素时，通常认为吸收能力是重要的先决条件，现有实证研究也基本认同吸收能力的积极影响（Mowery et al.，1996；Minbaeva et al.，2003；Tsai，2001）。根据Cohen和Levinthal（1989），吸收能力是企业最基本的一个学习过程，是企业从环境中识别、消化和探索知识的能力。因此，这个概念被广泛用于分析接收方自身能力对知识转移的影响。

然而，在吸收能力的具体内涵上却存在较大争议。早期许多学者把吸收能力看做是知识基础，为此采用了研发投入、技术相似性（Mowery et al.，1996）、专利等一些替代指标来操作化定义吸收能力。后期一些学者认识到仅仅强调知识内容是有缺陷的，认为吸收能力应该注重它的能力方面，因此，除知识内容外还试图把组织惯例和流程纳入吸收能力的考虑范围。已有一些文献把知识共享惯例、激励、补偿政策等因素当做吸收能力的一部分（如Simonin，2004；Lane and Lubatkin，1998；Lane et al.，2001）；拥有相关的已有知识是提高吸收能力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Lane et al.，2001）。因此，吸收能力是一个多层面多纬度的概念，在更多意义上是一个动态能力。

从这些关于吸收能力的讨论中可以看出，该概念的定义非常宽泛，甚至模糊。在实证研究中，对吸收能力的操作化也存在较大差异，如Minbaeva et al.（2003）把学习意愿和学习能力当做两个核心维度，也有学者用类似概念来反映吸收能力，如学习能力（Simonin，2004），试图从资源型、激励型和认知型三个角度较全面地定义组织自身能力对知识转移的影响。还有一些实证研究则直接用了吸收能力或学习能力这一概念，并未对具体维度加以区分（如Minbaeva et al.，2003；Gupta and Govindarajan，2000；Szulanski et al.，2004；Tsai，2001）。Lane et al.（2006）在对1999～2002年间发表在14份主要管理学期刊上289篇有关吸收能力的文献进行综述后发现，吸收能力这个词已经发生了“物化”（Reification），即这个概念已经脱离了原本的理论框架，以及该概念与其他概念和相关观察现象之间的关系。吸收能力到底是一种资源，还是能力或者两者都有？Lane et al.（2006）发现，将近一半的文献并没有明确说明，已有的一些讨论也没有得出一个较为一致的答案。在他们综述的文献中，40.1%的文献把吸收能力当做一种能力，14.5%认为是一种资源，而3.8%的文献认为两者都有。事实上，Cohen和Levinthal（1990）在随后的两篇文章中也对吸收能力这个概念做了重新阐述，其范围得到扩充。后续研究对该概念的探讨越来越宽泛，使其维度不仅包括如何对各种学习资源加以有效利用的能力，还包括如何让这些资源发挥充分作用的各种系统、规则、惯例、学习文化和组织结构特征（Lyles and Salk，1996）等。特别是Lane et al.（2006）的定义更可谓全面，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把吸收能力当做一种学习过程。这种概念的“繁荣”也提醒我们注意不要走向概念的滥用和泛化，有些学者似乎把吸收能力当做“知识接收方特征”、“组织学习”的同义词，只要涉及知识转移中知识接收方的因素都归为吸收能力。这样操作其实并不利于实证研究，因此，我们在讨论吸收能力的时候，必须结合特定的情境，找出在该情境下吸收能力的一些关键学习机制和实践，进而探讨这些学习机制或实践对于知识转移的影响。

（2）学习意愿。学习意愿（Learning inten t）反映了一种自我激励的从合作伙伴或合作环境中学习的愿望，体现了一种内化合作伙伴技能的意愿（Hamel，1990）。知识转移是一个需要投入资源，特别是管理时间和精力的持续过程（Tsang，2002）。为此，成功的知识转移有赖于接收方意识到学习的必要性。实证研究，在学习意愿对知识转移的积极影响上取得了比较多的共识（如Simonin，2004；Minbaeva et al.，2003；Szulanski et al.，2004；Pérez-Nordtvedt et al.，2008等）。比如Simonin（2004）通过对147家跨国公司的分析发现，学习意愿不仅能直接促进知识转移，而且还能提高资源型和认知型学习能力，进而间接促进知识转移。类似的，Tsang（2002）把学习意愿定义为从联盟经验中学习的意愿程度，发现在跨国合资企业中，母公司的学习意愿能增加母公司从联盟中学习的积极性，提高他们的管理投入和对联盟的监控努力，进而提高从联盟经验中获取知识的成效。而一些学者则发现，日本企业相对于西方国家的合作伙伴具有较强的向合作伙伴学习的意愿，因此通常能从联盟中取得更多的收益（Mowery et al.，1996）。

除了学习意愿这个概念外，一些学者还采取了类似的概念来检验学习意愿对知识转移的影响，如知识获取动机（Gupta and Govindarajan，2000）和能力创造动机（Yang et al.，2008）等，这些概念基本反映了知识接受方的学习态度对知识转移的影响，因此也大致可以归为学习意愿这一因素。

（3）组织特征。许多文献把组织特征纳入知识转移影响因素的研究范畴，这些特征包括组织成立时间、规模和结构形式等。关于成立时间这一因素，一些研究成果发现其对知识转移有显著影响。如Tsang（2002）发现联盟成立时间，在中国的经验充当着知识获取促进因素与知识获取之间的调节变量。Dhanaraj et al.（2004）则发现，成熟的合资企业比新成立的合资企业更有利于合资企业吸收母公司知识。然而，也有一些研究发现知识接收方的成立时间对知识转移没有影响（如Yli-Renko et al.，2001）。因此，时间这个因素尚无定论。

关于组织规模这个因素，绝大部分研究都发现它与知识转移有正向关系（Gupta and Govindarajan，2000；Dhanaraj et al.，2004）。然而也有研究发现其影响不显著，还有一些文献发现规模起着调节作用（如Simonin，2004）。因此，知识接收方规模的影响还有待于更多的研究检验。还有一些文献认识到组织结构形式也会产生影响，例如弹性（非科层、非官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方法能更有效地获取知识（Lyles and Salk，1996）。组织弹性和创造力能鼓励接收方成员对外部环境做出响应，在组织内部提供一个协作和信息共享的组织氛围，提高组织的吸收能力，进而促进知识获取（Lyles and Salk，1996）。

总而言之，许多文献都在实证检验中把组织特征纳入知识转移影响因素的考察范围（不少文献把它当做控制变量），对知识转移的影响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结论却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后续研究可通过元分析的形式对已有研究进行总结。

2.知识发送方因素

表2列出有关发送方因素的主要实证研究，可以划分为转移意愿、积极参与、吸引力和转移能力四个方面。

表2　发送方因素主要实证研究

注：N.A.表示没有实证检验，为全面性故列出该因素。

（1）转移意愿。知识发送方的因素主要体现在其对知识转移的意愿和动机上。发送方的意愿是有效促进因素（Lyles and Salk，1996；Szulanski，1996；Simonin，2004；Szulanski et al.，2004）。当发送方对学习持负面态度或对知识采取保护的时候，知识转移将会变得更加困难（Simonin，1999，2004）。合作伙伴对知识的保护还会提高知识的因果模糊性，从而进一步阻碍知识转移。Becerra et al.（2008）也发现，知识的向外扩散具有一定风险性，特别是具有较高价值的隐性知识扩散，为此只有那些具有较高风险偏好的组织才具有更高的知识发送意愿。Bj觟rkman et al.（2004）也认识到动机的作用，他们认为跨国公司分支机构向外转移知识的动机受该分支的管理补偿、绩效评价标准的影响。根据代理理论，他们提出如下假设：①如果在分支机构的绩效评估中强调向外知识转移的重要性，则它的动机便会得到提高。②当在财务补偿系统中强调整个公司或者某个区域的共同利益而不是某个分支机构利益的重要性时，那么分支结构的经理人员更有积极性与其他分支机构共享知识。③总部向分支机构外派经理也能减少分支机构的代理成本，从而提高知识发送的意愿。但实证检验仅支持了前一个假设。因此，虽然从代理成本的角度探讨知识发送意愿是一个有意义的方向，还有待于深入研究。

（2）发送方的积极参与。在跨组织知识转移的文献中，发送方的积极参与被认为是促进知识转移的一个重要因素。发送方通过多种渠道积极向接收方转移各种知识，比如派人指导、培训和人员互访等。比起远距离的交流，这些活动更能促进知识特别是隐性知识的转移。Lyles和Salk（1996）认为，跨国合资企业的国外母公司的积极参与是合资企业获取知识的必要条件之一。母公司的积极参与能引起个人或团队对潜在知识源的注意，并为他们提供了识别潜在有用知识以及在内部进行吸收调整的机会。国外母公司的参与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母公司之间的分工；在产品技术、管理技术和制造技术上的支持，在管理技能上的支持；对当地劳动力的培训。通过对201家中小型匈牙利跨国合资企业的问卷调查，这些机制都与匈牙利合资企业报告的从国外母公司吸收的知识正相关。

（3）转移能力。有研究区分了知识源的转移能力和接收方的吸收能力，因为知识源的转移能力是一种构建自身能力，评价知识需求方需要和已有能力进而有效发送知识的能力（Martin and Salomon，2003）。然而，对于转移能力的具体内涵及对知识转移的影响，还缺乏深入探讨和实证检验。

（4）吸引力。在跨国知识转移中，有研究发现能够取得更好绩效并具有知识创新力的发送方更能让接受方认识到所转移知识的价值（Pérez-Nordtvedt et al.，2008）。这说明发送方对于接收方的吸引力能提高知识转移的效率和效果。

总体而言，既有文献对发送方的关注相对较少，关注的因素主要体现在发送的意愿上，而对如何提高这种意愿、如何提高转移能力、如何有效支持等方面还缺乏了解。

3.知识转移的情境因素

知识转移的情境因素包括接收方与发送方的网络特征、治理结构、制度差异和组织距离等方面。主要研究结果见表3。

（1）网络特征。近年来，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知识转移的关系情境因素日益成为知识转移的研究热点，许多学者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包括结构、关系和认知三个维度）对知识转移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研究，还有一些学者从社会嵌入、关系资本的角度分析了双方网络特征对知识转移的影响。其他一些得到关注的网络特征因素还包括信任和冲突等。

①社会资本。结构维度。从网络结构特征的角度分析其对知识获取的影响，发现网络联系强度对知识转移有显著影响（Dhanaraj et al.，2004；Reagans and McEvily，2003）。网络的结构特点（强联结）通过能力型和善意型信任的中介作用对知识获取产生影响（Levin and Cross，2004）。Reagans和McEvily（2003）对非正式网络的结构要素特征对知识转移的影响做了分析，指出关系中的社会凝聚（Social Cohesion）对分享知识的意愿和动机发挥着重要影响，而网络范围代表着与不同知识池的联系，能提高知识发送方把复杂的理念传达给不同受众的能力，他们的研究结果发现，这两个因素在吸收能力以外，对知识转移还有进一步的解释力。Tsai（2001）发现，处于网络组织中心位置的单元能够更好地进行创新，获得更好的绩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种单元更有利于获得其他单元创造的新知识。

关系维度。在关系维度方面的一些显著影响因素包括：相互影响、相互承诺、关系质量、社会交往和网络联系。其中，关系质量对于知识转移影响的相关研究目前还存在不一致（Pérez-Nordtvedt et al.，2008；Szulanski et al.，2004；Yli-Renko et al.，2001）。这有可能与关系质量的内涵和操作化定义还存在较大差异有关。

表3　知识转移情境因素主要实证研究

认知维度。在社会资本的认知方面，共享目标（共享视野）和共享文化都是促进知识转移的重要认知维度（Inkpen and Tsang，2005）。在跨国合资企业中，共享系统也是促进知识转移的一个积极因素（Dhanaraj et al.，2004）。

②关系资本。与社会资本相似，关系资本的角度也可被用来分析关系资本对知识转移的影响。比如，Kale et al.（2000）把关系资本定义为联盟伙伴之间的个人层面的密切交往而形成的相互信任、尊敬和友谊。这种关系资本为知识的跨组织流动和相互学习奠定了基础，不仅能提高企业保护核心知识产权的能力，还能促进知识转移（Kale et al.，2000）。但事实上，关系资本这个概念和社会资本的关系维度是难以区分的，比如它们都强调相互信任，因此，虽然理论角度不同，但关注的都是信任、关系质量等网络特征对知识转移的影响。

③信任。信任作为一种知识转移的促进因素得到许多关注，绝大部分学者对此也持支持态度（Muthusamy and White，2005；Becerra et al.，2008；Szulanski et al.，2004）。例如，Szulanski et al.（2004）发现当接收方认为发送方值得信赖的时候，会更愿意听从发送方的建议并进而改变它的行为，从而提高学习效果。也有研究发现，接收方对知识源的能力信任和仁慈型信任（Benevolencebased Trus t）对弱联系（Weak Ties）与知识转移之间的关系存在调节效应，并且能力性信任对隐性知识的接受尤为重要（Levin and Cross，2004）。

虽然信任对知识转移的重要性似乎得到了广泛一致的认识，但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实证研究结果（Lane et al.，2001；Dhanaraj et al.，2004；Lui，2009）。例如，信任并不是直接与知识转移发生联系，而是对绩效产生直接的影响（Lane et al.，2001）。而Yli-Renko et al.（2001）也没有发现以信任为核心内涵的关系质量能显著地促进企业从它的关键客户中获取外部知识。因此，信任与知识转移关系仍然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④冲突。合作双方的冲突对知识转移是一个潜在的障碍，也阻碍了接收方把知识源当做一个知识参考源（Lyles and Salk，1996）。许多文献都认识到这点（Tsang，2002）。Lyles和Salk把冲突管理当做知识转移的一个重要促进因素（2000），发现冲突对国际合资企业特征和知识转移之间的关系充当着调节变量的作用（1996）。

总体而言，网络特征作为一种关系情境对知识转移双方产生影响是一个比较一致认可的因素（Szulanski，1996）。许多学者借鉴经济社会学的社会网络理论，从社会资本、关系嵌入、信任等角度探讨了对知识转移的影响。但在网络特征的具体维度上，并没有一个较一致的结论，有时候还显得比较混乱，经常出现基于不同理论视角的概念内涵相重叠的现象。比如社会资本和关系资本、关系质量与信任等概念的相互交叉等。这种现象导致的一个结果便是测量的混乱和研究结果的难以比较。比如，Yli-Renko et al.（2001）把关系质量定义为企业与其客户形成共同目标和规范以及对交易伙伴的善意和可信赖水平的互惠预期，而在度量关系质量时仅仅包括信任这一维度，用三个企业对自身与关键客户感知的信任水平的主观评价题项来测量。因此，后续研究应该注重研究的积累和相互借鉴，同时对关系情境的一些关键维度加以探讨。综合分析以上从不同角度对网络特征情境因素的研究发现，不管是社会资本理论，还是关系资本或者网络嵌入视角，信任都是一个基本的维度。

（2）治理结构。知识转移的程度可能取决于发送方和接收方之间的治理结构（Dyer and Singh，1998；Anand and Khanna，2000）。许多研究把治理结构当做知识转移影响因素与知识转移之间关系的调节变量（如Lyles and Salk，1996），其影响得到了不少实证研究的支持。例如，在不同联盟形式下，学习能力和知识发送意愿对知识转移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Simonin，2004）。股权合资企业比起合约型联盟在转移复杂能力时更为有效（Mowery et al.，1996）。知识源所持的接收方的股权在合作关系确立的第一年并不能对知识转移产生影响，而后期随着股权比例的提高，接受方对所转移知识的复制和调整度都得到了提高，知识转移的程度也得到了提高（Williams，2007）。这些研究结论的确说明治理结构对知识转移的影响。

（3）制度差异和组织距离。制度差异反映了知识转移双方在政治、经济、法律环境等方面的差距。在存在明显制度差异的情境中，如跨国知识转移，通常需要在新的制度环境下复制知识所代表的原有情境，并对新知识进行必要的调整，否则，知识会表现出一定的黏性，降低接受意愿和转移的成功率（Jensen and Szulanski，2004）。

组织距离包括空间距离、文化差异和权力差异。空间距离是指知识供需双方所处地理位置的远近，一般而言物理距离对知识转移具有负面影响，特别是对于难以编码的隐性知识。比如，在地理位置上相互分开的两个组织，它们之间的技术嵌入性知识的转移要慢得多（Galbraith，1990）。

组织间的文化差异也是一个影响因素。战略联盟中企业文化的差异会造成联盟伙伴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的差异，是不利于企业间隐性知识交流的（Parkhe，1991）。在合资联盟中，当母公司与合资公司高级经理人持有不同的经营价值假设时，会产生文化冲突，使学习受挫（Inkpen，1998）。Simonin（1999）进一步指出，联盟伙伴在企业实务操作、经营理念、组织制度等方面的文化差异程度都是影响知识转移的潜在因素；他的实证结果支持了这一假设，发现这些差异会提高知识的模糊性，阻碍跨组织知识转移。然而也有一些不一致的证据表明，文化差异对知识转移的影响并不显著（Szulanski et al.，2004）。因此还有待于更多经验证据的支持。

除了空间距离和文化差异外，组织间的相对权力差异也会对知识转移带来一定影响，如Wong et al.（2008）发现当知识接收方相对发送方拥有更多相对权力时，知识转移会变得更加便利。

（4）知识转移机制。知识转移机制反映了知识转移的具体途径。已有文献发现了交流、会议等机制对知识转移的重要性。例如，在跨国并购的知识转移中，交流、参观和会议的频繁程度对知识转移具有重要作用（Bresman et al.，1999）。另外，有实证研究发现，知识转移渠道的丰富性与跨国公司分支机构获取的知识正相关（Gupta and Govindarajan，2000）。龚毅和谢恩（2005）发现，中外联盟的成员间沟通的频率和沟通中的反馈情况，通过沟通对联盟伙伴产生影响的程度以及正式沟通渠道的完备性能够提高我国联盟企业通过联盟获得管理、技术以及市场营销方面知识的程度。

（5）控制机制。控制反映了一种协调和规制过程，包括流程和规章制度设定等正式控制机制以及文化融合等非正式机制。在战略联盟中，母公司通过在合资企业内部实施自己的系统和流程，不仅提高了控制水平，而且还能使母公司的商业哲学得到合资企业的理解（Uzzi，1997；Kale et al.，2000），进而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信息和知识的转移。因此，控制机制对知识转移也可能存在潜在的影响。相对于知识转移关系情境的广泛研究，发送方对接收方的控制机制对知识转移和组织学习结果的影响却缺乏相应的探讨。只有少量文献对此进行了一些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

在仅有的几篇文献中，有的对控制过程在合资企业情境下对学习的影响做了探讨，指出控制过程作为一个有意图的和目标导向的行为，能够影响组织内部的信息获取、解释和扩散（Makhija and Ganesh，1997）。也有研究探讨了控制机制对组织吸收能力和组织学习的影响，指出“所有的控制机制都会通过影响知识的获取、消化、解释和运用以实现组织目标而对企业的知识管理流程产生影响”（Turner and Makhija，2006：197）。然而，相关的实证经验还极其缺乏，仅包括以下研究：Lui（2009）发现正式契约对知识转移的积极影响。Bj觟rkman et al.（2004）发现，总部实施的社会化机制的确有助于促进知识子公司之间的跨国转移。这个结论表明社会化机制类似于一种文化融合的非控制机制，对知识转移产生潜在影响。类似的Tsang（2002）实证检验了母公司对合资公司的管理控制（用监管程度和管理参与程度）对知识获取的影响，发现母公司对合资公司的管理参与程度有助于母公司获得更多的知识。这个结论暗示管理机制的确会对知识转移产生影响，还有待于后续实证研究。

（6）合作时间。随着双方合作时间的增加，无论是关系质量还是相互了解程度都会有所提高。因此，合作时间的增长对知识转移的积极影响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既有研究结果并未就此达成一致，一些研究的确发现随着合作时间增长，知识转移会更加便利（Bresman et al.，1999；Muthusamy and White，2005），但也有证据表明这种影响并不显著（Becerra et al.，2008；Lui，2009）。因此，合作时间的增加可能仅仅是提高了知识转移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要转变成现实可能还需要一些其他因素的支持。

4.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

表4显示了样本文献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定量研究主要采用定量数据和分析方法（经济计量、统计、问卷调查）对假设进行检验；定性研究则主要包括内容分析、案例研究、扎根研究等。根据统计结果，知识转移的相关研究方法已经比较成熟，83%的文献都采用了实证研究方法，非实证类研究仅占17%（包括8篇概念性研究和1篇运用数学建模的理论研究）。

表4　样本文献所使用的研究方法

由于知识转移影响因素的复杂性，已有研究从多个理论角度对此进行了探讨。我们对样本文献中明确提到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归纳（没有包括主要基于已有知识转移理论的文献）。表5显示相关的理论基础相当丰富，涵盖了战略管理、社会学、经济学、经济社会学和组织理论等。主要的理论基础包括战略管理理论、组织理论、经济社会学等。由于本研究主要关注组织间的知识转移，因此战略管理理论，特别是战略联盟理论在样本文献中出现的比例相对较高。同时，由于组织学习和知识转移的密切关系，组织学习理论也得到了较多关注。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从经济社会学角度探讨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逐渐成为一个研究热点，采用了社会资本、关系嵌入和社会网络理论等理论视角。这说明有更多的学者注意到了关系情境对知识转移的影响。

表5　主要理论基础

续表

5.国内研究

国内对知识转移也做了不少探讨（例如胡汉辉和潘安成，2006；王毅，2005；徐海波和高祥宇，2005；闫立罡和吴贵生，2006；夏清华，2006；谢卫红等，2006；关涛，2005）。但绝大部分是理论阐述型的，所提出的影响因素也基本上可以在上述国外文献归纳结果中找到，比如周晓东和项保华（2003）在阐述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时也是从知识接收方、知识发送方和知识特性三个方面进行阐述的。

相对而言，国内实证类的研究还非常少见，大约只占20%。比较有代表性的实证研究有以下几篇：魏江和王铜安（2006）对信任、人际关系、激励、决策者态度、知识管理系统、知识吸收能力等因素在个体、群组、组织间知识转移作用的实证检验；龚毅和谢恩（2005）对中外企业战略联盟中，中外企业之间的差异、联盟成员间的沟通等因素对知识转移效率影响的研究；龙勇等（2005）对技能型战略联盟中合作效应与知识获取、学习能力三者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刘帮成和王重鸣（2007）从知识特性、组织和国家三个层面对跨国知识转移影响因素的研究，以及薛求知和关涛（2006）对知识特性及知识转移工具对跨国公司知识转移的影响研究。另外，张成考等（2006）用层次分析法对20家丰田在中国内地合资公司中的知识流动（转移）和组织间学习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信任程度、学习意图、知识属性和学习能力是其中四个重要因素。比较系统性的实证研究主要有关涛（2005）对跨国战略联盟中知识转移影响因素的研究和徐青（2006）对ERP实施过程中的知识转移研究，他们都采取了类似Szulanski（1996）和Cummings（2001）的研究思路和类似的几个角度。

总体而言，这些实证研究推进了国内该领域的研究进展，但对于一些基于中国情境的相关因素探讨还很缺乏，如国内组织间的关系契约型合作方式对知识转移会产生哪些影响？在国内较为常见的产业集群内的组织间知识转移存在哪些特点？这些都是有待进一步发掘的研究方向。

四、知识转移对绩效的影响

1.知识转移与绩效的关系

根据知识基础理论，从合作伙伴处以及合作经验中获取的新知识可用于创造竞争优势（Grant，1996）。新知识，特别是来自外部的知识，是组织变革和改进的重要刺激因素。然而，文献中对知识转移和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却存在较大分歧，一般存在两种研究思路。一些研究并没有把绩效当做一个独立的因变量来探讨知识转移对绩效的影响，而是把绩效的提高当做知识转移效果或学习发生的标志（如Mowey et al.，1996；Simonin，1999，2004），采用的是一阶段模型思路。而更多的文献则把知识转移和绩效区分开来，把知识转移当做转移促进因素和绩效的中介变量（Yli-Renko et al.，2001；Tsai，2001；Lyles and Salk，1996；Dhanaraj et al.，2004；Edmondson et al.，2003；Szulanski and Jensen，2006；Lane et al.，2001；龙勇等，2005），采用的是两阶段模型思路。附表1列出了采用这种研究思路的一些经典文献的后一阶段模型研究。

事实上，这两种研究思路和知识转移的定义和度量方式有关。知识转移可以体现在接收单元的知识结构或者绩效变化上（Argote，1999）。当用接收单元的知识结构变化度量知识转移结果时，则倾向于把知识转移当做中介变量，采取两阶段模型，前一阶段分析各种因素对接收方知识存量和结构变化的影响，后一阶段分析知识转移结果对绩效的影响。而当把绩效的变化或者接收方运用知识的有效性当做知识转移的成效指标时则倾向于采取一阶段模型，即第一种研究思路。这种研究并不对知识转移的过程进行分析和度量，也不对知识接收方知识存量和结构变化进行度量，而是直接通过观察绩效的变化来推测学习是否发生（Edmondson et al.，2006）。然而，这种研究思路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在于知识接收方绩效的改变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知识转移的成功？绩效改变有可能是内部组织学习的结果，也有可能是外界竞争环境变化的结果，而不仅仅是知识转移的结果（Argote，1999）。

因此，两阶段模型似乎更合理，把绩效与知识转移结果区分开来，进一步检验接收方知识获取结果对绩效的影响。这种做法得到了较多学者的采纳，比如Yli-Renko et al.（2001）把新产品开发、技术独特性和销售成本效率当做对所获取知识的知识开发绩效，认为知识转移是绩效与知识转移促进因素（社会资本）之间的中介变量。同样，Lane et al.（2001）也采取了两阶段模型的思路，认为学习促进因素通过知识转移这一中介变量对跨国合资企业的绩效产生影响。龙勇等（2005）的实证结果也发现学习能力不直接影响合作效应，而是通过知识获取来间接地影响合作效应。

2.绩效的测量指标

已有文献中有各种不同的绩效指标，主要包括主观和客观指标两类，也有一些两种兼有，可参见附表1。例如，采用主观指标的文献有Kotabe et al.（2003），使用流程设计、质量和提前期的主观测量题项度量绩效。Dhanaraj et al.（2004）也用的是主观指标，用本土母公司、外国母公司和合资企业经理对跨国合资企业绩效评价来度量。使用客观指标的有对效率提升的度量（Edmondson et al.，2003）、用特许经营网络数量的增长来反映知识转移有效性（Szulanski and Jensen，2006）和用产品质量和生产率来代表绩效指标（Dyer and Hatch，2006）。

以往文献大多采用主观评价的方法度量知识接收方所感知的吸收知识程度，然后直接检验用这种方式度量的知识转移对绩效的影响。然而，这种研究方法也还有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地方。具体而言，度量知识转移产生的知识变化对绩效的影响还存在一些不足（Lyles and Salk，1996）。如前所述，组织可能发生了学习，但并不意味着绩效发生了变化，因为把知识运用到实务中使绩效发生变化可能缺乏动机、资源，甚至根本没有运用知识的机会。学习可能仅仅意味着认知发生变化，而不是行为上的变化（Fiol and Lyles，1985）。由此可见，学习和绩效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直截了当的。同样，根据市场份额、利润率、ROI和高层经理的评价来反映学习绩效是有一定缺陷的，因为行业和市场环境的不同使得很难对绩效做出有意义的比较（Lyles and Salk，1996）。因此，把组织成员积累的能力纳入学习绩效的考虑范围是很有必要的，可以证明知识转移的结果可能与能力而不是业务绩效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Lyles and Salk，1996）。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绩效表现和知识转移简单联系起来。

五、知识转移的理论框架

根据已有研究成果，本研究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来反映知识转移的接收方因素、发送方因素和情境因素对知识转移的影响（见图1）。既有文献很少对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这两种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差异及与绩效之间的不同关系进行探讨，然而由于两种知识转移具有不同的难易程度及可模仿性，两种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接受知识后的调整利用过程，对绩效的影响也会存在不同。因此，本框架突出强调了显性和隐性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转移。

图1　知识转移的理论框架

知识转移的结果可能导致认知和知识结构及存量的变化，为了使知识运用到实务中使绩效发生变化，还需要一个知识的调整和利用过程。由于知识具有情境嵌入性，因此有效的知识转移通常需要在新的情境下复制知识所代表的原有情境，否则，很难让知识在一个全新的情境下发挥原有作用。为此，需要对吸收的新知识进行必要的复制、调整和利用（Jensen and Szulanski，2004；Williams，2007）。因此，在知识转移和业务绩效改变之间增加了两个中介变量，即知识调整和知识利用。值得注意的是，知识的转移、调整和利用过程又是一个循环过程，它们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以知识存量和结构表现的知识转移结果可能由于知识调整利用过程的不同而受到影响，而知识转移的有效程度也对知识的调整利用效果产生影响。

在知识转移绩效方面，已有文献更多地考虑了业务绩效，而相对忽略了与知识转移更密切相关的能力改变。为此，根据前面对知识转移和绩效之间关系的讨论，本框架把能力改变纳入知识转移绩效的考虑范围。

六、结论及后续研究方向

总体而言，虽然国内外学者在知识转移领域取得了不少丰硕的成果，越来越多的文献采用了规范的实证研究，所涉及的因素也越发全面，但该领域的研究仍然算不上成熟，在许多问题上学者们并没有达成一致，还有许多议题没有得到充分探索。以下是一些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要方向。

（1）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不同影响因素及对绩效的不同影响。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具有不同的转移难易程度和价值，它们的调整利用难易程度及对绩效和能力的影响也会有所差别，相关因素对两种知识转移的影响也必然不同。比如，Dhanaraj et al.（2004）在实证研究中区分了这两种类型的知识，并从关系嵌入角度检验了共享系统、联系强度、信任对知识转移的不同影响。结果发现，这些因素对知识转移影响存在差异，信任的确对隐性知识转移至关重要，而对显性知识转移却没有那么强的必要性。另外，Becerra et al.（2008）也发现由于不同类型知识的价值不同，知识发送方对两种知识的转移意愿存在差别。虽然有零星个别文献有所涉及，但总体而言，绝大部分文献都没有分开检验两种知识的不同影响因素及对绩效的不同影响。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这两种类型知识的难以区分性和隐性知识的难以度量性。后续研究如果能在这个问题上取得突破，那么知识转移研究可能会取得更多成果。

（2）对知识发送方的相关因素关注较少。大量研究都集中关注知识接收方的相关因素，但发送方的众多因素，如动机、发送意愿、风险偏好和转移能力等直接决定了知识的可获取性。因此，探讨有哪些机制可以提高发送方的转移意愿和转移能力有重要意义。

（3）吸收能力的概念出现泛化，而对促进知识转移的知识接收方学习机制缺乏必要关注。现有文献比较一致地认为吸收能力是促进知识转移的一个要素，但吸收能力这个词已经发生“物化”（Lane et al.，2006），即这个概念的内涵和操作化定义存在较大差异。有些学者似乎把吸收能力当做“知识接收方特征”、“组织学习”的同义词，只要涉及知识转移中知识接收方特征和知识接收方学习的因素都归为吸收能力。因此，为了提高研究结果的可比较性，后续研究可能更需要研究成果的积累和相互借鉴。另外一个更有实践指导意义的做法是结合特定的情境，找出该情境下促进知识转移的关键学习机制以代表吸收能力的一些关键要素。

（4）在知识转移和绩效之间的关系上还存在诸多争议。后续研究不能简单地把绩效表现和知识转移简单联系起来，知识转移必须有一个吸收、重构过程，而不仅仅是简单的知识传递，知识的再利用也很重要。从知识转移的结果到知识运用、知识调整，到最后绩效改进是一个复杂的循环动态过程。其中也有可能发生知识的折旧。比如，Williams（2007）发现由于知识的贬值，往年发生的知识转移对绩效并不存在长期效应。这个发现也从其他研究获得了佐证（例如Argote，1999；Lane et al.，2001）。但要检验知识转移和绩效之间的中介变量是一个庞大工程，知识转移的吸收、重构和利用等过程涉及复杂的组织学习过程和组织情境，往往难以在一个模型中加以验证。因此，下一个研究方向可能在于在绩效和知识转移之间考虑更多的因素，比如知识的调整、运用程度和折旧等。这样的研究用多案例的纵贯研究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另外，由于知识转移的结果可能与能力而不是业务绩效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可进一步对知识转移与能力改变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5）对知识发送方的控制机制缺乏实证研究。从已有少量文献中的理论探讨可以看出，控制的确会对包括知识转移在内的组织学习和知识管理过程产生影响。为此进一步实证检验不同控制机制对不同特性知识（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转移的影响，对于拓展知识转移的研究是一个有意义的方向。

总而言之，本研究对组织间知识转移文献进行了归纳，总结了知识转移的主要接收方因素、发送方因素和情境因素。另外，本文还对现有文献忽视的知识转移和绩效之间关系进行了系统归纳和分析。根据归纳和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了一个组织间知识转移的理论框架，以更全面地反映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知识转移及调整利用，及其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动态关系，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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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the Factors Affeeting Inter-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Transfer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Transfer and Rerformance

Deng Chun-ping，Mao Ji-ye

（1.College of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Beij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33 Fucheng Road，Beijing，100037；2.School of Busines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59 Zhongguanchun Street，Beijing，100872，China）

Abstract：The past few years have witnessed a surge in research interest in knowledge transfer due to its important role in enhancing organizational competitiveness.Whereas much research has investigated factors affecting inter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transfer from variou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there is a lack of comprehensive review and integration.This research reviews the relevant prior research，by identifying factors related to the source，recipient，and context of inter-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transfer，along with the key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research methods.Moreover，this research also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transfer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Key findings are synthesized into a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model regarding impact factors of knowledge transfer，knowledge transfer， knowledge adaptation and utilization， and performance.This paper concludes with several key promising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Knowledge Transfer；Impacting Factors；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Inter-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Transfer

【注释】

[1]［基金项目］本研究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7067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