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世纪之争

25.可怕的世纪之争

把统治的含义逐步从管理里除去，是随着人类社会在技术和思想上的进步逐步实现的，只是近400年的事。把统治与管理区别开来，由此展开了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关于管理是什么的大争论，也是最可怕、最黑暗的大争论（我们以后会论及关于管理的第一次和第三次大争论）。

毫无疑问，在蒸汽机的出现和地球中心论被天文观察击破后，人类思想的飞跃不仅仅表现在不甘于被束缚，而且还表现在更广泛、更迅速的交流。铁路与公路网的出现，让过去数千年形成的“管理就是统治，就是官员的治理”的理念陷入了极大的怀疑之中。

人类社会还不能一下子摆脱官员的治理。但官是什么？官又如何展开治理？用什么方式？主要依靠法律，还是主要依靠执法官，或是主要依靠民众自己？还是兼而用之？民众自己又是依靠何种方式进行自我管理？多大范围内可以自我管理？一时间众说纷纭。从17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人类社会用了近400年的时间进行了空前范围、空前激烈的大讨论，其范围之广，全球每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到争论留下的痕迹；其程度之烈，数以千万计的人为之付出了鲜血和生命；其内容之深，今天人类生活的每一个领域还都弥漫着争论时浓重的好战氛围。

如果说卢梭、弥尔顿、孟德斯鸠、达·芬奇、贝多芬在各自领域里表现出来的强烈理念，是为了反抗传统的管理方式，期望把人性从封建的专制下解放出来，也就是从统治下解放出来，那么，培根、黑格尔、马克思、托尔斯泰、列宁不过是想找出一条人类应该共同走下去的道路，以及关于如何选择这条道路和为什么要选择这条道路的深层次思考。

一个社会的基础是经济，对经济的管理也就集中体现出对社会的管理。在培根、黑格尔思辨的基础上，一些人从人性自由的观点出发，主张发展自由的市场经济；另一些人从商品（包括人）的属性出发，指出自由的市场经济走到一定程度肯定走不通，必须在这个程度上转而走向由社会控制的经济。这就出现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理论之争。两大主义经过了100多年的争斗，实质性的区别已经变成：在社会管理尤其是经济管理中，是社会控制多一点还是市场控制多一点。纯粹的社会控制与市场控制，双方都已经放弃。如果我们抛开“主义”不论，双方想解决的问题只有一个：即人类应该如何更好地管理自己、更好地管理社会。如果我们扣住“主义”来谈，则双方的区别在于，社会主义者不以现阶段的社会控制有序发展为最终目的，最终目的在于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是人性得到极大的自由的社会。而资本主义者则认为现阶段的社会就是最好的社会，或者说应该把身边的社会建设成人性得到极大自由的社会。

可悲的是，就像历史上所有的宗教都分裂成多个派别一样，不论商品经济和管理如何发展，社会的精英们总是自觉担负起用自己的大脑来指明别人前进方向的责任，并且习惯性地坚持自己发现了真理。主张自由经济的人很快就分成了几大派，主张社会经济的也分成了几大派。他们及其追随者在批判宗教的同时，也和宗教一样，必欲置别的派别思想于死地而后快。如果不能在理论上战胜对手，那么就在肉体上予以消灭。尖牙与利爪从来都是统一意见的不二法门，古老的丛林法则在人类也不例外。派与派之间发生了战争，派与派之间也发生了重组。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以20世纪30年代全球经济大萧条为代表的各种狂热者们进行的大试验，导致除了汪洋大海之外全部大陆上都出现了可怕的大灾荒，战死者数千万，饿死者数千万，这样一个人类发展的结果，却没有让所有参加大争论的各种各样精英与管理者不寒而栗。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多少还有一些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最后大决战意味的话，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完全是大争论产生出的一个畸形变种挑起的在国家、政权、种族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全面战争。这种变态的畸形政权引发了一场人类浩劫，却没有在战后引起各类学者的认真思考。法西斯似乎只是特定环境里的特定个例，希特勒似乎只是特殊变态情况下的变态人物。谁也不去思索法西斯为什么会同时在欧洲、亚洲出现的历史大背景。今天也很少有人再去关注法西斯的阴魂为什么总也不亡？人们从中汲取的教训远不如从政治家的大试验失败而得出的教训深刻。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经济大萧条来临时，当人们不得不全民动员来对付寒冷的冬天时，什么主义也无法取代一捆木柴表现出来的教育意义。自由经济的各种学者彻底抛弃了经济的“自由”，代之以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全然不顾这种主义实在就是80年前他们的先驱所激烈反对过的。社会经济的学者们不论是在资产阶级议会中的，还是在已经打碎资产阶级议会的国家里，经过50～70年代的大规模国有化试验的失败，也都先后放弃了国有经济这种为先驱们所憧憬的理想形式，转而认真思索借鉴私有经济的发展模式。

直到今天，这场争论在相当多的场所还没有结束。历史统一人们的认识并不是靠尖牙利爪，而是靠时间。时间已经证明，无论动用了多少飞机大炮证明自己的“管理方式”的正确性都是徒劳的，人们却从来也没有怀疑过管理可能不是“官理”。然而，就在政治家还没有意识到管理可能不是“官理”的时候，事情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就在各个国家的精英拼命地争吵之中，一批什么学者也不是的人士管理的企业从小手工作坊逐步发展成了跨国公司。一些公司甚至富可敌国，大可敌国。于是，出现了企业家这个奇怪的名词。各类学者又开始对这个名字争论不休，直到今天，政治家嘴里的企业家与经济学家眼里的企业家完全是两个概念，而经济学家认定的企业家又让社会学家和管理专家嗤之以鼻。不过，叫董事长、总裁或CEO还是叫主席、会长等都无所谓。企业的发展壮大是实实在在的。大家都公认，管理企业也如同管理社会一样难；大家也承认，在利润的驱使下而不是在权力的驱使之下，无论企业发展到多么大，其管理都是与国家（无论这个国家有多小）根本不同的。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前总裁杰克·韦尔奇在其《自传》中写道：有一次他在美国国会作证，他对议员们说了一段很自豪的话：“主席先生，如果从一个城市规模的角度说，我们的员工与圣保罗或坦帕市的人口不相上下。我们没有警察，没有监狱，我们在世界各地的27.5万名员工中，有99.99%每天早晨起来后，就以我们的绝对诚信在努力地竞争着。当他们每天早晨照镜子的时候，他们只需要自己的良心。”现在稍稍涉及管理的人都知道韦尔奇，都知道他在一个跨国公司里打破了等级制（尽管还不完全），打破了壁垒，建立起学习型企业，建立起“6西格玛制度”，成就了通用电气的成功，也成就了他本人的辉煌。可是，如果用韦尔奇的观点来管理东西方任何一座20万人口的城市，肯定会让社会学家和管理专家笑掉大牙的。

企业管理的成功，是不是让政治家感到汗颜不得而知，但政治家开始向企业学习管理却是事实。20世纪末，世界上宣称实行自由经济的“最后一个大国”美国的总统上任后，就对美国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其中最响亮的口号就是：向跨国公司学习，让政府像大公司一样受到“客户”的欢迎。在地球的另一边，坚持社会主义经济的“最后一个大国”中国，在同一个时刻也把目光对准了国有企业，在改革所有的公有制企业的同时，把企业为政府服务改成政府为企业服务。

管理就是“官理”，就是建立在等级制基础上的规章制度严格而有效地实施，现在看来，这基础似乎就很有些值得怀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