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墙理论”的式微

38.尴尬之一：“围墙理论”的式微

去过国外的人，往往都对国外绝少“围墙”一事感慨系之，因为中国处处都是“围墙”。农村的一家一户，没有砖也要用土围个墙。城市过去是有围墙的，现在拆了，这大约是我们中国干得最彻底的一件反封建的事了。不过，在城里，差不多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围墙。

某日我与妻一道散步，看到一所中学的铁栅栏门上挂一牌，上书：“非本校人员，禁止入内。”大家司空见惯，不以为奇也不以为怪。但假如是个老外来了，大体是要问一句：这所学校是不是私立学校？为什么非学校的人员就不能进入这个公立学校？我对妻说，妻颇不以为然：“中国没有围墙不行，学校没有围墙，小偷小摸进去偷桌椅板凳、教学设备怎么办？乞丐、捡破烂的进去破坏教学设施怎么办？这是咱中国现实，大家都防着点，事情就解决了嘛。”我哑然，点头称是。谁叫咱中国的乞丐没有自尊呢？谁叫咱中国还有那么多的穷人需要捡破烂呢？可走着走着，想想还是不对，即使中国的乞丐没有自尊，打击盗窃那也是公安的事。捡破烂就一定要实行个体捡破烂的体制吗？垃圾处理本来就是城市工作之一，咱不正愁着工作岗位少吗？为什么不能多成立几个垃圾处理公司，除了规范处理垃圾外，说不定还有赚头。就好像城市的厕所，当年又破又臭、谁见谁恨，现在却要招标拍卖、竞争上岗了。

如果我们不用围墙，也能解决问题，那么就剩下围墙围的是谁、防的是谁的问题。就在我写这本书时，有小偷儿夜顾邻家楼，被觉大哗，群起而追之，贼逾墙而去，追者无一能及。围墙救了小偷儿。

社会管理上的“围墙”，是一堵无形的墙，围的是谁，防的又是谁，在不同的时期是有着不同的内容的。这种墙需要时时加以检视，有的地方可能需要拆，有的地方可能还需要补建。新建的地方可能不再需要老材料，比如说，对个体私营企业主的管理，就不能再拿出20世纪80年代初的规定来加以限制和约束，而应该按照新修改的《宪法》制定出新的同等国民待遇规定来。这个比如并不是我信口举例，而是我在1996年的亲身经历。当时，有人拿出1980年的国务院规定，怒斥我们要求简化工商登记程序的做法是犯规的，真让我感到我们仿佛不是生活在同一个中国。也许那位管理者在恪尽职守，我无权批评他什么。但他的行为，或者说他所代表的部门行为，实在就是在经济生活中牢牢地划定着不可逾越的“围墙”。

西方绝少围墙，但不等于社会生活中没有“围墙”。美国人苦恼的是，不同收入的人居住在不同的社会圈子里，“无形的墙”隔阂严重。一位美国朋友告诉我，他很担心自己的孩子成长，年收入50万美元的家庭绝少有机会与年收入20万美元的家庭来往，这样孩子长大后根本不懂得理解别人。中国在拆了城墙后，很长时期实行的是城乡分治的管理方式，城乡之间的“墙”比有形的城墙还难以逾越。直到这些年才开始打破城乡界限，允许农民进城，尽管这样做让许多城里人不舒服，但这是在拆城乡之间“无形的墙”，无疑是社会的进步。

“围墙”不过是一种标志，是所有权的明确界限，有形也罢，无形也罢，只要尊重所有权，就要尊重“围墙”。所有热衷修建“围墙”的人，都是打着“管理”的旗号，骨子里却是为了划定属于自己发号施令的界限。这就是“围墙理论”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