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跨区域转移的微观机理分析

三、中国产业跨区域转移的微观机理分析

虽然宏观定量分析有利于从总体上把握中国跨区域产业转移的总体趋势和特征，但也难免会掩盖一些跨区域转移的微观特征。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产业网络化、产业内和产品内分工的加速、全球价值链以及产业集群等产业发展形式的出现，宏观上的统计分析很难发现同一产业内部不同产业环节的转移规律和特征。而这些特征又是升级型、扩张型、综合型等不同类型产业转移的具体体现。这里结合国内外研究成果，根据课题组实地调研情况，重点从微观企业角度对产业集群、产业分工、环境污染以及政策制度四个方面与中国升级型、扩张型、综合型等产业跨区域转移之间的机理进行分析。

(一)产品内分工与产业转移

1.产品内分工是当前产业生产的显著特征

产业的生产分工经历了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三个阶段。虽然这三种方式目前都存在，但当前产业分工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产品内分工，产品内分工是指将产品生产过程的不同环节和工序拆分到不同国家或地区，形成以生产环节、工序和区域为对象的跨区域性生产体系。产品内分工和贸易使原来在同一企业内执行的生产链条被拆分成很多不同的环节或工序，一个企业可能只专业化于全球生产链条上的某一个价值环节，从而产生了生产过程的垂直专业化，即实现了一个产品价值链的分解。在产品内分工的主导下，一个产品的价值链被分解为三大环节:技术设计环节、生产环节和营销环节。产品内分工往往是由跨国公司主导的，一个跨国公司往往一方面专注于产品关键技术环节和营销策略的制定与培育，另一方面则通过业务外包，使价值链中的每个环节都能布局于最有竞争优势的区域，并使位于不同区域的企业形成一张遍布全球的国际分工协作网络(全球生产网络)，每一个价值环节都成为全球生产网络的一部分，跨国公司由此而实现了价值链的全球性空间重组。如日本马自达的MX－5跑车，在美国加州设计，在东京和纽约融资，样车来自英国WORTHING，总装在美国的密歇根和新墨西哥，电子部件在美国新泽西设计，制造在日本^[10]。

2.产品内分工条件下产业转移更多地呈现生产环节的片段化转移

在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产业转移包括国际产业转移和国内产业转移，往往更多地表现为一个产品生产环节(价值单元)的地域转移、重组和片段化，而这种转移和重组主要以采购、并购、兼并等方式进行，以实现全球范围内资源价值的最大化利用。很显然，这种产业转移的转移客体不再是某一行业或者某一产品的完整价值链，而是转变成为一个产品的生产环节和工序层面的片段化转移。传统的产业划分方式把产业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相应的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式也被定义为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由于产品内分工的出现和全球价值链的分解，产业间出现融合趋势，劳动密集型产业价值链中也含有技术密集型的生产环节或工序，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价值链中也有部分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或工序。如富士康是制造电子、通信的高新技术企业，按照传统产业划分应归于技术密集型产业，但它同样也有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近几年随着东部地区生产成本的上升，逐渐将其具有劳动密集型性质的生产环节转移到河南等地，而其研发设计环节仍主要布局在深圳、上海的东部城市^[11]。因此，虽然受统计资料限制，前述仍按照传统产业划分对不同类型的产业转移进行研究，但准确地说，应该是中国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和低端制造环节开始加速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而技术密集型生产环节仍将向东部地区集中，从而形成中国特有的生产价值链体系(见图9－6)。这种价值链体系使一个产业不同工序之间的转移可以有要素约束型转移，也可以有扩张型转移。

图9－6　中国国内区域间产品价值链基本体系

(二)产业集群与产业转移

价值链的片断化和空间重组的结果，使产业的地理集聚形成地方产业集群。这就导致了大区域离散小区域集聚的全球价值链地理分布特征，世界经济体系好比“一串串珍珠”，将颗颗“珍珠”穿起来的条条“金线”就是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而这颗颗“珍珠”就是地方产业集群。产业集群可以使企业之间获得集聚经济，但也会带来拥挤成本，当集群达到一定规模时，拥挤成本上升，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无法承担高昂的土地、人力、税收、环境等成本，便开始寻求转移。但是在产品内分工背景下，嵌入集群中的企业更多地只专注全球价值链中的某一价值单元，企业间的相互依赖性增强，一个企业的存在需要与之关联的大量企业和配套性产业并存，这就出现了企业的“抱团式”流动，即产业的“集群式”转移。如深圳的产业较集中，便逐渐在东莞、惠州、珠三角地区聚集了一大批产业投资跟进^[12]。因此，当前的产业转移不再是单个项目、单个企业、单个产业的孤立行为，而是形成了一个以跨国公司为核心，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研发、生产、销售以及售后服务等相互协调合作的组织框架，随着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嵌入程度的不断深化，不管是国际产业转移还是国内产业转移都受到产业集群的影响很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产业集群转移的带动效应

由于产品内分工和产品价值链片段化的加深，企业之间的依存关系不断加强，企业投资区位的选择受到其他企业区位决策的影响加大，因此，企业在实际迁移的过程中，往往表现出群聚的特征。即一个企业的迁移决策将会产生一种群聚效应，带动一大批相关企业迁入。这种群聚效应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示范效应。一般地说，先期迁入企业的成功，通常会产生示范效应，促使其他企业仿效迁入。二是关联效应。某个核心或者关键企业的迁入，通常会带动一大批相关或者配套企业跟随迁入。德国大众进入上海和韩国现代进入北京，都带动了一大批汽车零部件企业跟随迁入。2004年6月，宁波奥克斯进驻南昌开发区，随后140多家家电配套企业随之迁移。三是群迁效应。正如人类习惯于群居生活方式一样，企业区位选择也具有群居或者“扎堆”的特点。相关企业所以要采取群体迁移的方式，主要是为了降低风险和不确定性。尤其是浙江民营中小企业，这种群体迁移的意愿和动机十分强烈。因此，产业转移中龙头企业的迁移成为促进产业转移的关键所在。

2.产业集群转移的滞后效应

由于产业集群所形成的环境不是一两天就能够形成的，它不仅要考虑同行企业以及上下游企业的区位选择，更重要的是考虑产业转入地的配套环境。目前，虽然上海、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地不少城市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边际收益下降，产业生存发展的压力日益增大，但是东部沿海地区的企业多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特别注重港口交货速度、零配件配套采购、外包服务等产业集群条件。如浙江的小家电企业依赖周围众多的小电缆、小电池、小五金等企业的配套供应，若其中某个企业转移过来，会因产业生物链断裂而死亡;其纺织服装业因以出口为主，主要关注出口订单和交货速度，不看重与外地的原料互补问题。一些东部沿海地区的企业主认为，企业搬厂并不简单，在当地建立的上下游产业链很难照搬到外地，而重新建造配套设施、发展客户资源，将大大耗损企业的资金。东部沿海地区虽然资源及要素成本相对高，但制度成本低，产业集群发达，产业组织内外部交易成本很低，产业竞争优势明显。目前，东部地区许多产业集群尚处于成长阶段，集群的竞争优势使东部的传统劳动密集型工业技术不断创新、产品档次不断提高、结构不断升级，这就使得东部的传统产业缺乏西移的压力。而中西部在市场环境、产业综合配套及产业集群发展上与东部省区差距较大，虽然资源要素成本较低，但产业企业正常运行成本过高，竞争力不强，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承接产业转移^[13]。在2008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的影响下，上海产业转移促进中心揭牌运营，苏北各地纷纷出台政策承接上海及长三角地区的产业转移。但是调查显示，90%的受访企业不愿意离开长三角地区转移到苏北或者内地去，最大的担忧是转入地缺乏如长三角那样完整的产业配套，其次和当地政府不熟悉，对当地的人情和关系网络不了解^[14]。

目前，在中国的大多数产业集群是以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集群出现，其“抱团式”转移更多地也表现为升级型产业转移。根据以上分析，产业集群即可能是“抱团式”升级型产业转移的推动因素，也可能是升级型产业转移的障碍，这与产业集群中集群经济与拥挤成本之间的发展有很大关系，只有当集群经济小于拥挤成本时，迁移才会发生。因此地方政府在应对产业转移时，应该处理好产业转移与产业集群之间的关系。

(三)环境污染与产业转移

企业迁移通常与地区对生活环境的要求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加快产业升级步伐和提高居民生活环境，政府往往制定更加严格的产业准入标准，包括技术水平、资源利用效率和环保标准等，由此推动一些中低端产业甚至高污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即升级型产业转移。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将60%以上的高污染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和拉美国家，美国也将39%以上的高污染、高能耗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15]。对于中国国内来讲，环境污染与产业转移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

1.东部地区产业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十分严重

近年来，随着中国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发展水平的迅速提高，沿海经济和城市发展转型升级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快。目前，上海、宁波、苏州等地年人均生产总值已超过1万美元，深圳则超过1.3万美元。随着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生态环境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从“三废”污染物排放量指标看，由于中国工业仍主要布局于东部地区，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福建和河北是废水、废气的排放大省，这对中国沿海各省的资源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同时，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则集中在重庆、山西、新疆、贵州、云南等中西部地区。根据全国第一次污染源普查结果分析发现，在经济较发达、人口相对密集的地区，工业源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4项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均位于全国前列。淮河、海河、辽河、太湖、滇池、巢湖等水污染防治重点流域接纳主要水污染物数量大，工业污染物排放集中在少数行业和局部地区，污染结构性问题突出^[16]。

2.国内区域间产业转移同样伴随着污染的转移

出于对提高生态环境质量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需要，珠三角、长三角等地纷纷加大结构调整力度，提高技术档次和环保标准，坚决淘汰落后技术设备，对高消耗、高排放、低档次企业实行分类调整改造。沿海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产业升级的加快，迫使这些“两高一低”企业向周边落后地区、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转移扩散。值得注意的是，当沿海发达地区关停大量污染企业时，一些欠发达地区的政府有关部门都会赶到当地进行招商引资。在沿海发达地区“驱污”的同时，一些欠发达地区的政府却积极上门接收污染企业，“招商”变成了“引污”，企业迁移变成了“污染转移”。近年来，在沿海产业加快向中西部转移的过程中，一些污染产业有向中西部蔓延的趋势。如铅酸蓄电池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铅烟、铅尘和铅废水，属于重污染行业。中国铅酸蓄电池生产基地——浙江省长兴县自2004年起开始大规模整治铅酸蓄电池企业，整治后，县域范围内的175家蓄电池生产企业只剩下50家。在整治过程中，江西、湖北、安徽、云南等地纷纷来此招商^[17]。

因此，发达地区对环境污染的重视是升级型产业转移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中国伴随着产业跨区域转移，一些污染型产业会从东部地区转向中西部地区，因此针对升级型产业转移需要处理好产业转移与污染转移的关系。对中西部地区而言，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一定要设置产业准入门槛，要实行选商选资，而不能来者不拒。即使是承接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中低端产业，也应该采用先进适用技术，敦促企业增加设备投入，严格国家环保标准，加强劳动保护，不断提高技术含量、附加价值和职工福利水平。要切实做到产业转移污染不转移。

(四)政策制度与产业转移

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空间布局结构，近年来各级政府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和引导企业合理迁移。从国家层面看，自1999年以来，国家先后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和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措施，鼓励外商投资和沿海企业进入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商务部于2006年实施了“万商西进”工程^[18]，鼓励沿海外资企业、加工贸易和开发区西进，并在上海、江苏等沿海地区建立一批“产业转移促进中心”，在中西部地区建立一批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基地和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园区。为支持城市企业的搬迁改造，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于2007年12月还颁布了《关于企业政策性搬迁收入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对企业政策性搬迁收入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方式做出明确规定。但从区域层面看，受地方政府政绩需要和担心产业空心化的影响，地方政策对产业转移的影响具有两个方面:

1.中西部地区的政策吸引

中西部地区为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出台了不少优惠措施。如按照商务部和国家开发银行《关于支持中西部地区承接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工作的意见》规定，重庆市承接的加工贸易项目可以享受国家中长期贷款、短期贷款和技术援助贷款支持。对进入重庆的加工贸易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国家开发银行可以提供优惠贷款条件，给予10%以内的利率下浮。又如湖南推行了涉及税收、工商、财政、人力、交通等多个部门的34条优惠新政。其中，建设用地方面实现“征转分离”，标准厂房建设变传统的“筑巢引凤”为“为凤筑巢”，并提供财政补贴支持^[19]。中西部地区的政策优惠对于吸引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具有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恶性竞争与污染转移等。

2.东部地区的政策阻碍

地方各级政府为了保证其辖区的增长率、就业率等指标，并有稳定的税收来源，会使用一些不规范的行政手段来阻碍生产要素的转移，采取种种措施限制区内的产业外迁。对于东部地区来说，现阶段大多数资源及劳动密集型产业并没有充分发展达到转向衰落的阶段，仍然具有一定发展优势与空间，在创新机制尚未形成、新的主导产业没有形成气候，而旧的主导产业又开始向西部地区转移之时，东部可能因为产业“空心化”而面临失去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威胁。制造业西移会带来结构性失业的难题。同时东部自身发展不平衡，近年来为促进本省区域协调发展均出台了许多有力政策措施，鼓励本省发达地区产业与资本向不发达地区转移，客观上造成东部省区产业向中西部省区转移的拦截，致使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雷声大、雨点小”。虽然东部产业转移在加快，但许多地区依然不希望制造业过多地向外转移(一些东部省优先鼓励产业向省内欠发达地区转移)。如广东省政府于2005年3月出台了《关于我省山区及东西两翼与珠江三角洲联手推进产业转移的意见(试行)》，其目的是通过珠三角地区与省内欠发达地区共建产业园区，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从珠三角地区向粤北山区和东西两翼转移，实现广东省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江苏省委则发出“促进南北产业转移、推动共同发展”的号召，并随后发布了《关于加快南北产业转移的意见》，积极引导苏南企业向苏北迁移。这些政策措施对推动省内企业迁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企业的省际或跨大区域转移，使企业不能在更大范围内寻求最佳区位。这也是东部地区整体转型升级缓慢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