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纺织产业跨区域转移的历史回顾

一、中国纺织产业跨区域转移的历史回顾

200多年来，世界纺织工业制造中心几经变迁，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纺织生产、出口国。回顾中国纺织业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需求和供给这两个核心因素的主导下，中国纺织大国地位的确立与纺织业空间布局历次调整有重要关系。

(一)纺织业空间布局的早期历史考察

纺织业的传统需求主要来自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供给方面以农业天然纤维为原料，主要影响因素是棉麻等农作物的生产条件。因此，两类地区纺织业较为发达，一是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这类地区的纺织业发展是需求导向型，主要是发展产业下游环节;二是蚕桑、棉麻等集聚的主产区，这类地区的纺织业发展是供给导向型，主要是发展产业上游环节。中国历史学家邹逸麟、谭其骧等人对此有专门的考证研究^[1]。根据中国人口的集聚特点，明清之前，纺织业在长江流域、黄河流域较发达，但黄河流域总体上不及长江流域。明清之后，棉花取代蚕丝成为纺织业的主要原料来源，并且由于植棉业“乃遍布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的特性，农业条件的制约逐步弱化。这对中国纺织业发展带来了巨大推动作用，地域分布大幅度扩展。

在原料种植的农业生产条件制约弱化的同时，随着需求，特别是对服饰色泽等的要求不断提升，印染逐步成为纺织业发展的重要环节。由于印染对水资源的要求较高，织染漂洗要用到大量的水，并且水也是纺织业重要的动力来源，河流本身也是物资进出的良好运输渠道。所以，历史上，纺织业布局也与水资源分布息息相关，在没有重大技术突破的情况下，水资源条件仍然是制约中国纺织业未来布局的重要因素。

农业经济时代的纺织业空间布局是一种自然演进的过程。综合考虑需求与供给因素以及发展路径依赖等，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纺织业的空间布局主要还是在东部地区，以江浙为主。

(二)快速工业化时期的纺织业产业转移

工业化时期，由于技术进步，除了水资源依赖等几项重要产业特征未被解决之外，纺织业空间布局更大程度上摆脱了自然因素的制约。新中国成立以后，纺织业从历史中走来，既受到发展路径的依赖，也充满了新的技术和产业变革，产业布局主要是受到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等非自然因素的影响。

1.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纺织业空间布局调整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解决人民最基本的穿衣需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纺织业在空间布局上采取了“大分散、小集中”战略，即在大力发展沿海纺织业的同时，在中西部地区广泛布局，并且主要集中在城市，这与当时的区域平衡发展战略相一致。1951年中国新建西北国棉一厂，同时在武汉、郑州、咸阳、邯郸、乌鲁木齐等地新建棉纺厂;“一五”时期，建成了北京、石家庄、邯郸、郑州、西安5个棉纺织工业基地。

总体看，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中国纺织业仍然以东部沿海为主要基地，但在“大分散、小集中”的导向下，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推动下，其他地方也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纺织业基地。在中西部地区，棉纺业在布局上多集中于条件相对较好的城市，如乌鲁木齐、石河子、柳州、南宁、桂林、梧州、包头、昆明、银川、贵阳等地;毛纺业集中在内蒙古的呼和浩特、海拉尔、通辽、赤峰，新疆的乌鲁木齐、和田、伊宁，青海的西宁，西藏的林芝等地;丝纺织工业主要集中在广西的南宁和桂林、贵州的遵义、新疆的和田等桑蚕丝织业较发达的地区，以及内蒙古的扎兰屯等柞蚕丝发达的地区;苎麻、黄红麻纺织业主要分布在广西，亚麻纺织主要分布在宁夏、内蒙古和吉林延边等地;化学纤维工业主要分布在广西、云南、新疆、内蒙古和宁夏等省区。

这一阶段中国纺织业实现了一个巨大的产业技术突破，对其后纺织业空间布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化学人造纤维替代天然纤维的全球趋势下，1964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积极发展人造纤维工作的指示，责成纺织工业部会同有关部门组成指导人造纤维会战指挥部，对发展人造纤维行业迅速作出全面规划，由国家计划委员会综合平衡并纳入长期计划。同年3月，国家计委、国家经委批转纺织工业部关于建设北京维尼纶厂的会战计划。5月下旬，南京化纤厂建成投产。同年12月，保定化纤厂新建的浆粕车间、南京化纤厂新建的短纤维系统、丹东化纤厂新建的长丝系统、杭州化学纤维厂转入正式生产。次年4月，新乡化纤厂的长丝系统顺利投入试生产。至此，中国自力更生新建的第一批共8个化学纤维厂全部建成投产。1972年开始，为充分利用中国的石油、天然气资源，上海石油化工总厂、辽阳石油化纤总厂、四川维尼纶厂和天津石油化纤厂四大石油化工化纤联合企业相继建设^[2]。

纺织业的上述空间布局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东部地区之外的纺织业布点是一种增量式扩张，而不是从东部地区转移至中、西部地区。事实上，在中国纺织产品结束短缺之前，包括早期历史上的纺织业发展，以及新中国成立后较长时间的纺织业发展，其空间布局变化都是一种增量意义上的，新产能空间位置的确定主要和市场需求以及发展基础有关。如化学纤维生产基地的选择就主要与市场和地区禀赋有关。

2.改革开放之后的纺织业空间布局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在空间非平衡发展战略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共同作用下，中国东部地区通过吸引海外资本和内地剩余劳动力，在两者结合的情况下形成了巨大的生产力，并通过国内和国际市场消化这些生产力。在这种大的战略导向下，纺织产能迅速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壮大，并成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发展最快、在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产业之一。改革开放对纺织业发展产生了根本性影响，主要表现在:①纺织业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得到越来越充分的体现，民营纺织企业快速发展;②海外纺织业大规模转入中国;③化学纤维占纺织纤维的比重逐步提高，并超过天然纤维;④纺织产品扩展至服装、家纺、产业用纺织品三大成品，需求领域不断拓宽。以上四点对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纺织业空间布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1)改革开放后纺织产能迅速在东部沿海地区壮大。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步退去给纺织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改革红利，在纺织产品仍然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民营纺织企业在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江浙一带快速发展。在整体供求不平衡的环境下，纺织领域民营经济的发展表现出一种增量式布点特征。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升，特别是实施了劳动力主导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战略，在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优势吸引下，海外尤其是港澳台地区在纺织领域的对华投资不断增加，海外纺织业向中国转移规模不断增大。日本纺织业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向“亚洲四小龙”、东南亚和中国大陆转移;90年代末，随着“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它们也开始向外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纺织业作为主要产业之一不断向中国大陆地区转移。此时，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再带动其他地区共同发展的非平衡发展战略取代了之前的区域均衡发展战略，东部地区成为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区域。1981年，全国纺织行业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上海联合毛纺织有限公司成立。该公司的建立为纺织业利用外资积累了经验，此后，纺织业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规模不断增大。

除了以上两个因素，化学纤维的大规模使用进一步弱化了农业生产条件对纺织业空间布局的限制，但石油资源布局影响化纤产业布局，进而影响到整个纺织业布局。从现实看，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快速成长，能源需求总量不断攀升，石油对外依赖程度不断提高。因此，化纤产业主要布局在国内大型油田附近，或石油进口的目的地，即沿海各省，加上市场需求和化学纤维生产对水资源的要求依然存在，江浙沿海逐步成为中国化学纤维的核心产地。与此同时，化学纤维替代农业天然纤维也进一步提高了原料供给的稳定性，对于推动纺织业稳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沿海地区纺织民营企业发展和承接国际纺织产业转移的共同作用下，在产业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中国纺织业产能不断壮大，东部沿海地区的纺织业所占全国总产值比重不断提升。当然，在供不应求的市场格局尚未改变之前，东部沿海地区的产能壮大仍然属于增量式调整。

(2)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央政府主导“东锭西移”战略。随着纺织产品供求关系的不断改善，1983年国家取消布票，终结了凭票买棉布、棉絮的供应制度。90年代，与大部分轻工行业一样，随着产能的不断提高，纺织业也出现产能过剩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在产能过剩背景下，加上东部地区要素成本的上升，“九五”期间，国家鼓励发达地区的纺织业向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将初加工能力向产棉区转移。这种“东锭西移”战略是在政府推动下的中国纺织业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国内区域转移，它不同于以往的增量式布点，而是存量的空间转移。

20世纪90年代，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在工资、房租、地租、原材料价格、公用事业费用等方面的成本提高之后，部分产业表现出了较大的转出意愿，纺织业便是其中之一。以北京纺织业为例，1992年北京纺织工业人均年收入为1000元，是新疆同行业的2倍;新疆当年棉花价格为10400元/吨，在北京达15000元，高出近50%;职工的住房成本悬殊，北京的建筑成本在3000元/平方米以上，而新疆仅在千元以内^[3]。一方面，纺织业整体上存在产能过剩;另一方面，东部沿海地区成本快速上涨导致东西部之间的成本落差增大，这种落差为纺织业跨区域转移提供了基础。在这种双重动因下，东部地区纺织企业有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动力，部分东部沿海的纺织业零星地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然而，1995年政府力量开始介入，中国纺织总会拟定《棉纺织能力区域转移的实施办法》，计划“东锭西移”，并给予产业转移优惠政策。1995年上海、北京、苏南等地的纺织业纷纷向安徽、江西、湖北、新疆等中西部地区以及苏北、山东等棉花主产区转移。在这次“东锭西移”过程中，上海和新疆是最有代表性的转出地和转入地。在中央政府的主导下，1995年开始，上海市决定将市内附加值低的低端纺织加工业向西部产棉区转移，而对一些技术水平严重落后的生产企业实行压锭限产，上海棉纱锭从原有的250万锭压缩到70万锭，55万业内员工精减到5万多^[4]。作为典型的承接地，在国家计划安排下，1993～2000年，新疆共承接全国各地转移纺织产能60万锭^[5]。

此次“东锭西移”战略是在整体产能过剩和东西部成本落差的双重因素下展开的，但是，从后来的发展现实看，此时纺织业跨区域转移的市场阻力大于动力。因此，对于这种政府主导的产业转移，不管是转出地还是转入地，多年之后都没有对此次产业转移给予正面的认同。再以上海和新疆为例，经过10年之后，曾是纺织业“东锭西移”、“压锭限产”主力军的上海，又重新将纺织业列入支柱产业，并通过设立纺织工业区着力吸引国内外资本投资园区^[6]。同样，作为主要承接地的新疆，由于在技术设备、人才储备等方面没有相应的配套，产业规模效应不高，即使有国家的政策优惠，企业仍然“没有效益可谈”，“部分东锭西移项目很快沦为年轻的亏损企业，成为中西部地区新的包袱^[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