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钢铁产业跨区域转移的动因和影响因素

三、中国钢铁产业跨区域转移的动因和影响因素

中国钢铁产业跨区域转移的动因主要来自区域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的转化，包括资源条件、市场条件、环境条件、政策条件等因素，而这些也是影响中国钢铁产业跨区域转移的主要因素。

(一)资源条件

钢铁产业发展初期，由于交通运输行业和国际贸易还不发达，原材料供给主要依赖本地。因此，这一时期那些原材料资源丰富的地区，特别是煤铁复合区由于具备综合比较成本优势，获得了优先发展，从而表现为钢铁产业的资源依托型布局。随着交通运输业(特别是水运)的发展，原材料运输成本大幅降低，而且随着钢铁产业技术进步，投入产出比提高，资源对钢铁企业选址的约束力减弱，钢铁产业布局调整提供了可能。

钢铁产业所需资源包括铁矿石、焦炭、土地、水资源等，其中铁矿石资源是主要原材料资源，因此，以铁矿石为例说明资源条件对中国钢铁产业跨区域转移的影响。

如图14－12所示，中国铁矿石资源分布广泛，东北、华北、中南、华东、西南、西北等地区均有铁矿分布，这也成为中国钢铁产业布局分散的主要影响因素。然而，中国铁矿石分布虽广但储量差距较大，其中以河北(河北钢铁)、四川(重庆钢铁)储量最丰富，现有多数大型钢铁企业都是依托本地铁矿石资源建立的。

图14－12　中国铁矿石分布

资料来源:中国矿业投资网、浙商证券研究所。

中国铁矿石的生产与粗钢生产布局变化表现出较高的相关性。如华北地区粗钢产量占全国比重的持续增长与该地区铁矿石产量逐年快速增长密不可分。10年间，华北地区铁矿石产量占全国比重由41.55%上升至54.31%，提高了12.76个百分点。而东北地区粗钢产量占全国比重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该地区铁矿石产量占全国比重逐年降低的结果。10年间，东北地区铁矿石产量占全国比重由27.07%下降至15.98%。

中国铁矿石贫矿多富矿少、矿石类型复杂、伴生共生组份多，因此随着中国钢铁产业产能的不断扩张，国内铁矿石早已无法满足国内产能需要，进口铁矿石将逐步成为主要原材料供应来源，中国铁矿石进口依存度日益提高。

如图14－13所示，自2000年后，中国铁矿石进口量激增，铁矿石价格也水涨船高，进口铁矿石转运成本大幅增加，降低了资源依托型钢铁基地比较优势。相对于本地资源的比较优势，以进口铁矿石为主要原材料供给的情况下，运输成本成为区域比较优势的核心。因此，中国沿海港口地区由于具有原材料和产品运输成本优势(见图14－14)，因而成为中国钢铁产业跨区域转移的主要承接地。

图14－13　中国历年铁矿石进口量、产量和依存度

资料来源:中国矿业投资网、浙商证券研究所。

图14－14　内陆钢铁企业与港口钢铁企业综合运输成本的比较

资料来源:王海壮、栾维新、马新华:《中国钢铁工业沿海布局战略研究》，《世界地理研究》2011年第20(2)期。

(二)市场条件

市场需求条件也是钢铁产业转移的重要影响因素。在钢铁产业发展初期，钢铁市场属于卖方市场，由于钢铁产品供不应求，钢铁品种结构较简单，钢铁企业与下游产业衔接不紧密，无须贴近下游消费市场。因此，中国各区域钢铁产量占全国比重与各区域钢铁市场消费量占全国比重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如华北、华东和中南地区由于庞大的需求因素的拉动，且具有优越的铁矿石进口条件，这三个地区的粗钢产量占全国的比重远高于铁矿石产量占全国的比重。但有些区域钢铁产量占全国比重与其钢铁市场消费量占全国比重之间存在一定背离。如华南地区钢铁产能长期无法满足本地消费需求，只能依靠外省调入。目前广东钢材产量包括一些低档次的钢材在内不到2000万吨，而钢材需求却已将近5000万吨，该省的钢材需求一半以上要靠外调;广西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其每年钢材用量1000多万吨，其中数百万吨需要外调。这不仅表明两地的钢铁产能存在严重不足，同时也反映出中国钢铁产业布局不合理。

然而，随着中国钢铁产能的不断扩张，市场已经转向买方市场，钢铁企业越来越需要了解下游产业实际需求，以便生产更能满足下游产业需要的产品。因此，临近消费市场不但能够了解下游需求并快速对接，而且能够降低产品运输成本。由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是钢铁下游产业的主要消费市场，因此向东部沿海地区转移更具比较优势。未来中国铁矿石进口量激增(见图14－15)、原材料主要依靠进口的背景下，钢铁产业布局将逐步向临近消费市场的南部沿海地区转移，一方面可以降低原材料运输成本，另一方面可以降低钢铁产品抵达消费市场的成本，因此具有重大现实意义。2012年广东湛江和广西防城港钢铁项目获批，有望填补两地巨大的供需缺口，有利于改善中国钢铁产业布局的不平衡境况，改变钢铁供给“北重南轻”的局面。

图14－15　中国历年钢铁产品进出口情况

资料来源:杜立辉、聂秀峰、刘同合:《2000～2009年中国钢铁产业布局变化及国际比较》，《冶金经济与管理》2010年第5期。

(三)环境条件

环境条件包括当地环境容量状况以及污染物处理能力。钢铁产业易对当地水体、大气、土壤环境造成污染，许多钢铁企业因排污达不到城市环境质量指标被迫迁移出市区。郊区空旷，有利于污染物扩散，排污标准较市区低，成为钢铁工业迁移的原因之一。中国钢铁企业大部分依托城市建设，随着城市化推进，土地、水、能源等资源及环境压力加大，被迫进行产业转移。

中国原有资源依托型钢铁基地大多依托城市布局，水、土地资源日益短缺，环境约束增加，排污成本增加，发展日益受限，而沿海港口地区拥有丰富的海水资源，这也使资源依托型钢铁企业逐渐丧失了原有的成本优势，压缩淘汰落后产能并向沿海港口地区转移成为必然选择。如图14－16所示，如钢铁产能大省(市)河北、北京、上海、天津等都是人均水资源匮乏地区，这些地区钢铁产业发展越来越受制于资源环境约束，北京首钢、上海宝钢都先后做出了压缩本地产能的决策，河北、天津、山东等省(市)也在其钢铁业“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压缩产能目标。

图14－16　全国各省份人均水资源量

资料来源:《中国水资源公报》(2011年)。

由此可见，中国钢铁工业单纯以资源依托为特征的空间布局已经暴露出效率不高、破坏环境、导致区域产业结构单一等问题，原有的比较优势逐步转换为比较劣势，而临海港口地区由于邻近东南沿海发达地区消费市场、原材料和产成品转运成本低、水和土地资源丰富，沿海港口城市作为大型钢铁基地更具比较优势。因此，产业比较优势的变化是中国钢铁产业由资源依托型向临海港口型布局转移的主要动因之一。

(四)交通运输条件

交通运输条件也是影响钢铁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如主要依靠区域资源优势(如铁矿石、焦炭等)发展起来的华北地区10年来粗钢产量全国占比的大幅度提升直接导致该区域净输出量和比例快速增加;而钢材的主要消费地华东地区粗钢产量全国占比仅小幅提升，而该区域净输入量和比例快速增加。由此使区域之间的运输量逐年扩大，钢铁工业的物流压力逐年增加。而从铁路运输看，截至2008年末，中国铁路营运里程只有7.97万千米，且承担着庞大的不断增长的客运功能。有限的货运能力中，又有35%左右要确保煤炭运输，2007年和2008年，煤炭铁路货运量分别为7416亿吨/千米和8360亿吨/千米，分别占全国铁路货运量的33.93%和35.79%。钢铁工业的原燃料、产品运输则需要在“夹缝”中求生存。2000～2008年钢铁行业铁路周转量及占全国铁路货运总量比例逐年上升，使中国钢铁企业本来就很紧张的运输状况雪上加霜。当铁路运输不能满足各地区之间庞大的原燃料、钢材物流时，就进一步给公路、水路等运输方式增加了压力，同时，也增加了企业的物流成本和销售成本等费用。

交通运输因素对钢铁产业布局的影响，除华东和中南地区外，在西南和西北地区也表现比较明显。西南地区交通不便，铁矿石的输入和钢材的输出受到极大的制约，因此粗钢产量占全国比重逐渐下降;而西北地区紧邻中亚各国，有相对便利的内陆港，为铁矿石的输入和钢材的输出提供了便利条件。如2009年中国从乌克兰进口了1158万吨铁矿石，同比增长1.5倍;从俄罗斯进口了966万吨铁矿石，同比增长66.84%。从上述各国进口的铁矿石主要供给了西北地区的钢厂。上述优势使得在全国粗钢产量快速增长的背景下，西北地区粗钢产量占全国的比重仍保持了上升态势。

(五)政策条件

中国钢铁工业三大转折期，都受到了政府政策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中国钢铁工业布局充分考虑到当时的国情，大部分工厂布局在中西部环境艰苦地方。90年代受到改革开放政策影响，东部钢铁工业兴起。1999年西部大开发政策，为平衡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以西部原有的钢铁工业作为基础重新发展起来。

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尚未完善，政府政策对产业发展具有很强的导向作用。近年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一些新建大型钢铁基地项目(如广东湛江项目、广西防城港项目)、各地区钢铁产业整合项目都是在政府政策引导，甚至地方政府直接干预下完成的。因此，政府政策导向是影响中国钢铁产业转移的一个重要因素。

此外，中国长期存在的条块分割、地方市场割据问题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地方政府为实现地方经济发展目标，通常希望由本地企业控制当地资源和市场，从而阻止优势企业通过跨省并购实现产业转移。如宝钢集团曾经与河北、安徽、山东等省政府接触，希望通过并购重组整合当地钢铁产业，但地方政府则通过本地龙头企业为主体率先完成省内重组加以应对，从而阻止了宝钢集团的跨省并购投资和产业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