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产业组织调整与向世界制造业中心发展的关系分析

第二节　制造业产业组织调整与向世界制造业中心发展的关系分析

中国由制造业基地向制造业中心或分中心转变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制造业产业组织结构的变动，但需要强调的是，制造业中心形成过程中产业组织结构调整所表现出的特征并不一定是制造业中心形成的产业组织条件，更多的，产业组织结构调整是企业在利润最大化或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驱动下创新行为的内生结果。因此，我们认为，将制造业中心形成过程中的产业组织特征作为制造业中心形成的条件存在逻辑上的混乱和谬误，因而具有很大的政策误导性。^[10]我们认为，分析中国由制造业基地向制造业中心转变的产业组织条件问题，关键是在正确理解中国产业组织内在演变逻辑的基础上，判断产业组织结构与企业创新行为的因果逻辑，并找到那些可以进一步改善的、影响产业组织的外生因素。

一、产业组织优化的目标、困境及理解中国产业组织变迁的逻辑

由制造业基地向制造业中心过渡的问题是一个发展的问题，因而制造业中心形成的产业组织优化也必然带有发展的性质，也正是赶超和发展的性质，使得中国的产业组织优化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中国的产业组织优化的过程不仅要完成发达国家产业组织演化过程中自发的优胜劣汰的选择过程，而且要完成培育和提高企业竞争力的赶超目标；在开放的条件下，不仅要通过市场竞争筛选出最有效率的企业，而且要保证在日益开放的市场竞争中最终被筛选出的企业中有相当比例的企业是中国本土的民族企业。

由于市场开放的渐进性，发达国家的产业组织优化过程中优胜劣汰与发展是统一的；相比之下，尽管从改革开放到加入WTO之间的时期内中国的市场开放过程相对而言是渐次推进的，但21世纪以来在WTO框架下的市场开放过程是相对激进的，而这也正是未来中国制造业中心形成过程中的最基本的背景之一。市场开放的结果之一是产业组织的优胜劣汰与赶超产生了内在的冲突，原因是伴随着国内市场对国外制造业产品和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全方位、大规模开放，国内市场可能形成被进口产品和跨国公司主导的局面，如果放任市场竞争的自然选择，则本土的民族企业特别是技术和资本密集行业中的多数本土民族企业可能被淘汰出局。因此，中国向制造业中心发展过程中在产业组织方面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如何解决产业组织理论中的核心矛盾——“马歇尔冲突”，而是如何有效地协调市场选择与本土企业发展的矛盾，或者至少应该说，“马歇尔冲突”的解决应该服从于后一目标的实现。

世界制造业中心与世界制造业基地的主要区别就是前者不仅是生产中心，同时也是研发中心和营销中心，并进一步发展成为品牌中心。可见，由制造业基地向制造业中心转移要求产业组织优化过程应该表现为企业行为的技术创新导向和品牌竞争导向，在产业绩效方面应该表现为国际分工格局中产品的较高盈利能力。在产业组织理论中，决定企业盈利能力差异的主要因素是产业的进入壁垒和产业内部的流动壁垒。进入壁垒和流动壁垒的外延丰富，但企业技术创新行为形成的技术壁垒无疑是动态性不断提高的现代产业竞争中最主要的内容。尽管在“轻资产运营”的时代，品牌经营具有与技术创新同样重要的地位，但考虑到一定的技术创新能力是品牌经营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则理解制造业中心形成过程中产业组织优化的本质是理解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

但是正如第一部分的分析，目前我国制造业产业组织的问题表现在市场结构和企业行为的诸多方面，在实践中这些因素往往相互发生作用，而且在时间上同步推进，这样就很难理清各种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要想理清优化产业组织优化的思路，就必须抓住造成当前产业组织困境的主要方面和问题的源头。以过度竞争为例，到底是市场的过度分散化导致企业的创新不足和恶性价格竞争，还是企业的创新不足导致了市场结构的分散化和恶性价格竞争？就目前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看，相当数量的学者认为，是市场结构的过度分散导致企业利润的过度侵蚀，以致企业没有必要的资金积累进行研发投入，最终导致企业的研发产出（即技术创新）不足和价格竞争，按照这样的逻辑，则优化产业组织的首要任务是提高市场集中度。但仔细推敲，这样的论据并不能站得住脚。市场结构并不是影响企业创新行为的全部因素，甚至也不是影响企业技术创新决策的主要因素，按照既有的研究结论，企业的研发行为主要受需求、技术机会（Technological Opportunity）和创新收益的内部化能力（Appropriability）等因素的影响，而市场结构对于企业技术行为的影响并不清楚。^[11]理论上讲，如果资本市场足够发达，只要存在足够的市场机会，而且企业的创新收益内部化能力足够高，则企业的技术研发投入完全可以从资本市场获得资金支持。因此，中国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不足很可能是资本市场不成熟、技术机会缺乏和收益的内部化能力低等因素共同造成的，其中与国际产业转移相联系的企业技术创新动力和能力不足是导致企业创新不足的主要原因。因此，理解中国产业组织变迁的正确逻辑应该是，市场结构之外的多种因素导致了企业创新不足，创新不足使得产业进入壁垒和流动壁垒低下，最终导致市场结构分散化以及恶性的价格战和广告战。

国际间产业转移是指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企业按照区域比较优势的原则，通过跨国界的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方式，把部分产业的生产、销售甚至研发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从而在产业的空间分布上表现出该产业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现象。由于我国劳动力相对丰裕、资本和技术相对稀缺的资源禀赋特征，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制造业行业是以国际间产业转移（包括生产转移和技术制约）的形式发展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本土企业获取技术的主要形式是直接的技术贸易或者中外合资。以被作为典型案例分析最多的家电业为例，20世纪80年代，当我国的家电产业发展方兴未艾之时，发达国家的家电产业早已进入成熟期，国际家电市场的竞争格局基本已经形成，家电产品的一般生产技术基本达到标准化，一般的家电产品系列已经比较齐全。这时虽然国内消费市场对家电产品的需求旺盛，但由于高额的关税壁垒^[12]和直接投资限制，进口家电产品和跨国投资对国内家电市场的渗透很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国际间的技术转让成为跨国公司实现其垄断利润的首选方式，加上当时适用于中国家电市场的装配和生产技术比较落后，跨国公司垄断技术的动机较弱、出让技术的动机较强；而作为引进方的国内企业对引进国际上已经成熟但国内适用的技术也有积极性，因而技术引进和生产设备引进自然成为80年代中国家电企业获取技术的主要方式，80年代初期中国家电企业的关键技术和关键零部件基本都是通过进口获得的。由于技术引进形成的进入壁垒较低，因而伴随市场需求规模的激增，家电企业的数量也迅速增加。进入90年代，市场需求增长逐渐趋于平缓，企业数量的增加使得家电业的竞争异常激烈，在强大的竞争压力下，限于资金和技术约束，国内企业纷纷选择与跨国公司合资的方式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技术，由于合资同样不利于进入壁垒的提高，^[13]因此90年代初期家电业市场结构分散化和恶性价格竞争的问题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可见，我国家电业的发展带有深刻的“国际产业转移”的性质，表现为企业发展的关键技术主要从外部获得，只不过80年代表现为技术和设备的引进，而90年代初期表现为以合资的方式从跨国公司获得核心技术。两个时期技术获取的表现不同，但结果都是技术创新不足，企业技术水平落后。^[14]

如果在分析我国制造业的产业组织问题时忽略其“国际产业转移”和技术外取的特征，就很难理解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现象。如针对市场结构分散化、恶性竞争（价格严重侵蚀利润）等问题，“产权论”者（张维迎等，1999）认为，“技术落后”和“国有企业产权”是恶性竞争的原因，但观察中国家电业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以彩电业为例，当初价格战的主要发动者——长虹、康佳、TCL等——都不是产业中的技术落后者，另外，非国有性质的家电企业也都积极地参与价格战。江小涓（1996；1999）的研究表明，在家电业的市场竞争过程中，国有企业的竞争行为基本合理，也没有表现出与非国有企业行为大的差异。所以，“产权论”不能给“市场分散”、“恶性竞争”等提供合理的解释。“竞争有效论”者（江小涓，1996；1999）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我国家电业过度进入等问题，认为家电业最能体现规模经济的关键技术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新进入企业面临的技术壁垒过低，从而导致企业的过度进入；“竞争有效论”认为，规模经济和市场集中是竞争的结果，过去我国家电业的市场竞争基本上起到了促进市场集中的效果。“竞争有效论”在提出市场竞争是促进我国家电业提高产业绩效的最主要因素方面是正确的，但无法很好地解决和回答以下问题：如果说80年代我国家电业过度进入的原因是技术的公共产品性质的话，那么进入90年代由于企业之间的“兄弟关系”导致的技术的公共产品性质的现象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但在空调业等90年代发展起来的产业仍然存在过度进入的问题。显然，国际间产业转移视角的分析能够为我们理解中国制造业市场结构现象提供更为逻辑一致的解释。

意识到我国制造业发展过程的“产业转移”性质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企业之间的分工关系。大原盛树和林泓通过一系列的实地调查后得出结论，我国家电业的企业垂直分工关系属于“风险管理重视型”，这种分工关系的特点是核心企业只是尽量地利用配套厂的原有技术、人才和设备等，而所发生的风险绝大部分由配套厂来负担。利用这种制度，配套企业主要起到了对引进技术进行改进的作用，而核心企业则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在销售和新技术的引进方面，从而不断地、高速地推出新产品。核心企业通过充分利用严格的（或无情的）多家供货的方法，防止发生配套厂机会主义的行为或垄断的地位。核心企业与配套厂之间只有订单关系，而缺乏共同发展的机制。核心企业之所以选择这样的分工关系是因为其缺乏核心技术和较强的自主开发能力，企业获得技术的主要方式是技术引进，关键零部件方面差不多也都基本上依靠外购。例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电视机的显像管、冰箱和空调的压缩机、变频空调和洗衣机的控制系统等，几乎所有的关键零部件都是靠外购的，结果自制率一般都比较低。如电视机的整个成本中，85%～90%是原材料、零部件的采购费用，其中关键零部件的很多部分是靠进口或者向在华的外国子公司采购的；空调压缩机除从日本进口外，其余均从三四家在华外资公司采购。只有这样，国内家电企业才能加快产品的供应速度。以当时的海尔为例，海尔竞争优势的一部分便是开发新产品的速度很快。比如海尔生产三种类型的洗衣机（涡轮式、滚筒式、立式滚筒式），但当时世界上很少一个公司同时生产这三种类型的洗衣机。海尔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够生产三种类型的洗衣机的原因是，它们都从国外引进技术（日本、意大利、法国），获取新技术比较容易；另外，海尔利用中国开发费用的配套厂家分担制度，让配套厂来承担开发，从而得以快速地国产化。中国家电行业形成上述分工关系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核心厂家缺乏自己独特的技术、设计能力，采用差不多通用技术（通过技术转移获得）的企业很多，核心企业和零部件厂都在使用同样水平的生产线和零部件。^[15]

可见，理解中国制造业产业组织的特征必须摆脱传统的哈佛学派的“结构—行为—绩效”单向影响的思维，尽管绩效一定是企业行为加总的结果，但影响行为的因素很多，市场结构并不总是影响企业行为的最重要变量。传统的SCP分析的最大缺陷在于其本质上是一种静态的分析，在该范式下不能很好地理解市场结构变化的动态过程。而将市场结构和企业行为分析赋予动态特征的工作是由一些被称为演化经济学家的人完成的。演化经济学家认为，不是市场结构或者说企业规模决定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而是产业的技术特征和企业的技术行为决定了市场结构的变化。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这一经济学分支基本上发展了自己比较成熟的理论模型，并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案例研究（Klepper，1996；2000）。他们认为，在技术相对重要的产业中，突破性的技术创新的实现是市场份额向少数大企业集中的重要契机。当产业出现突破性技术创新的技术机会时，那些能够把握住创新技术的企业也能够获得高额的创新利润，增加市场份额；相反，那些没有把握住这些机会的企业则会被淘汰出局（Shakeout）。对于新进入者而言，它们的规模对于企业的存续并不重要，关键是它们是否具有在位企业所没有的特殊技术优势。显然，演化经济学将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和市场结构都作为内生变量来研究。在这样的分析框架下，从演化视角研究市场结构问题的理论就能够很好地解释产业的集中度变化、产业的进入、退出等诸多现象。

二、向制造业中心发展的产业组织条件

由制造业基地向制造业中心发展的过程中，产业组织优化的关键是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技术学习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尽管我们认为，市场结构问题并不是企业创新不足的唯一的甚至主要的原因，但由于本研究主要从产业组织角度研究制造业中心形成的问题，^[16]因此，下面仍然主要从市场集中度、企业规模、分工关系等角度分析研究产业绩效改善的问题。

1．形成市场结构合理化演变的微观基础

中国由全球制造业基地向制造业中心转变的过程，同时也是市场结构转变的过程。由于各个国家成为制造业中心的过程中，产业结构、产业内具体的分工形式不同，因而考虑到市场结构本身也是内生化的结果，因而很难判断有利于制造业中心形成的有利的市场结构条件，关键还是在微观的层面形成有利于企业理性决策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结构演变环境。判断市场集中度是否合理不能简单地依据集中度的高低，集中度归根结底是企业在要素供给条件、技术、市场需求、产业政策等约束条件下最大化其目标函数的决策结果。合理的市场结构不是静态的、绝对的，而是随着企业约束条件变化和企业行为的变化而变化的动态过程。造成我国制造业市场结构分散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国际产业转移、市场需求扩张等市场因素，也有地方保护主义、政府投融资体制等制度性因素。优化市场结构的关键在于，在消除那些阻碍要素和产品流动的制度性因素的基础上，形成有利于市场结构优化的微观基础。

（1）企业行为目标的合理化。企业对技术能力和品牌价值的追求根本上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或股东价值的结果，企业行为目标是影响企业行为决策的最基本的因素，企业的经营目标将成为影响市场结构均衡状态的基本变量。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目标行为是利润最大化或股东价值最大化（在资本市场发达的前提下，二者基本上是一致的），而在转型经济中，国有企业在预算软约束，其行为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利润最大化，理论上讲，企业行为和市场结构必然收敛于低效率的均衡，即平均绩效低于一般竞争市场的绩效。根据研究，在垄断竞争市场上，国有企业的基本目标是销售收入最大化，而在国有企业主导的竞争市场上，其基本目标是最低生存条件约束下的成本支出最大化，实证研究也确实显示，与国有企业比重对产业绩效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刘小玄，2004）。因此，在国有企业销售收入或者市场份额扩张基础上的集中度提高对于产业绩效的提高并无意义，因而也不应该是产业组织政策应该鼓励的。

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行为虽然具有预算硬约束的倾向，但民营企业同样是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在基本制度存在缺陷的情况下，民营资本的经营行为扭曲和短期化的现象也比较严重。近几年，农凯、德隆等民营企业经营问题的不断暴露表明，在资本市场监管和投资者不够成熟的条件下，民营资本更倾向于通过资本经营而不是产品经营逐利。因此，矫正民营企业经营行为目标的基本前提是改善资本市场的运行效率，包括股票市场股权割裂、机构投资者培育以及国有银行治理结构改善等。

企业技术能力提升和品牌培育是企业长期经营的结果，在国有企业经理人“长期激励”问题没有解决和民营企业家投机行为盛行的情况下，企业家能力和企业资源不会完全投入到长期的技术学习和品牌培育中去（拉让尼克，2004），因而也就很难实现企业竞争优势和整个制造业分工地位的转变。

（2）消除产品和要素流动的制度阻碍。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过程也是科技资源（包括研发人才和科技成果）流动和集聚的过程，因此，打破行政分割，实现科技资源的市场配置和整合对于中国企业的技术赶超和学习具有重要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实行的财政包干制度是造成制造业过度进入和要素流动阻滞的重要因素。从产品市场看，为了争取赚钱快、盈利高的项目，各地方政府脱离本地的资源禀赋条件和市场需求状况，纷纷上马小乙烯、小汽车、小化工等项目，引进了大量的彩电、洗衣机、电冰箱等生产线。尽管1994年以后的分税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但按照隶属关系缴纳所得税使得地方保护主义仍然没有根除。平新乔基于2001年第二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对产业的保护与控制与该产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回报率直接相关（平新乔，2004）。这表明，地方保护主义的背后存在着巨大的物质利益，同时，地方政府又掌握着足够的权力影响企业的进入。国家统计局工交司的统计数据显示，国有企业的规模与这些企业隶属的政府级别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见表6-4），或者说，企业规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隶属的政府部门所掌握的资源和权力的大小。可见，在现有的政府治理结构模式下，地方政府不仅有动力而且有能力推动本地企业的进入，而这也正是造成多数制造业行业产品市场恶性竞争的重要原因之一。

表6-4　不同隶属关系下的国有企业的平均规模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工交司：《大趋势：所有制机构的变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

出于税收和投资回报的考虑，地方政府博弈的结果是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表现为产品市场的分割和要素市场的分割。产品市场分割相当于缩小了企业的目标市场范围，不利于企业规模经济的充分利用和市场集中度的提高。而要素市场的分割增加了要素流动的成本，不利于要素向优势企业的集中和市场集中度的提高。地方政府对要素流动的控制和干预表现在通过行政的与非行政的手段，对外来物资、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动设置壁垒，其中对资本跨地区流动的阻碍相当于增加了跨地区产权交易的交易费用，不利于过度分散化市场结构下存量整合的实现，因而对于市场结构合理演进的负面影响也最大。

通过产权交易实现产业内存量资产的整合是市场结构集中化的重要途径。如果按照产业内企业的效率高低和竞争能力强弱将企业分类，则理论上讲，产业内的存量整合可以有三种形式：“强强联合”、“强弱联合”和“弱弱联合”。由于中国的产业组织优化具有赶超和发展的性质，因此与“强弱联合”和“弱弱联合”相比，显然“强强联合”更有利于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具有一定规模和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然而现实情况是，由于规模扩张冲动和控制权损失的不可补偿性，国有企业只要尚能维持经营，就不会选择被兼并，只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极度恶化的时候^[17]才会被迫选择被兼并，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国制造业的存量整合更多地表现为政府驱动下的像青岛啤酒、海尔那样通过“吃休克鱼”实现外延式扩张，而很少出现“强强联合”案例的原因。^[18]通过“吃休克鱼”实现产业整合的问题在于企业容易从规模上做大，但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提高的风险和成本却很高。^[19]如何消除“强强联合”的阻碍呢？根本上要解决政企分开的问题，即政府应该退出企业的经营决策，其次要形成全国性的、有效的产权交易市场。

2．大企业成长与技术进步

我们认为，中国由制造业基地向制造业中心转变的过程中，需要在竞争条件下一大批具有相当规模的企业的涌现，但我们的理论基础并不是传统的基于规模和创新之间线性关系的讨论，而是因为大企业在产业发展中与中小企业相比起到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长期以来，围绕企业规模与创新的关系问题，学术界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在经验研究领域都存在非常激励的争论。由熊彼特最先提出、由Dasgupta和Stiglitz最终模型化的观点认为，由于竞争减少了创新带来的垄断租金，从而减少了企业创新的激励，因而大规模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要动力；^[20]而与X非效率理论持相似观点的经济学家则认为，大规模企业存在严重的官僚问题，相比之下，中小企业由于具有更为灵活的机制和更强的激励而更具有创新优势。在经验研究领域，支持不同结论的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一直持续到现在，仍然没有统一的结果。Geroski和Nickell等学者认为，大规模企业主导的集中度较高的市场结构对企业创新具有消极的影响；^[21]而Aghion等经济学家进行的最新研究则表明，市场结构和企业创新强度具有倒U形的非线性关系。综观这些研究成果，似乎并不能得出关于企业规模和创新之间的强有力的结论，也就不能为中国的改革实践提供合理的指导，因此，必须在批判的基础上寻求有利于中国制造业技术能力提高的产业组织环境。

我们认为，既有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都存在严重的缺陷：首先，受数据收集和测度方法的限制，绝大多数的经验研究都采用研发投入作为企业研发强度的代理变量，而研发投入实际上仅仅衡量了企业的创新投入，并不能反映企业研发的产出或效果，因而这些研究并不能揭示有意义的企业规模或市场结构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或者说，这些研究不能真正解决最有意义的创新效率的问题。其次，尽管有些研究从产出的角度研究规模与创新的关系，但由于这些研究没有考虑技术人员流动造成的不同规模企业的创新成果衡量的误差，因而同样不能正确地揭示规模与创新的关系，如很多创业型的小公司实际上是由原来大企业的研发人员创立的，而这些研发的技术能力是在大企业中培养起来的。再次，更重要的，无论是经验研究还是理论研究都假设技术在功能、水平等方面存在同质性，即同一产业内的大规模企业和中小规模的企业从事同样性质的研发行为，但事实上，由企业规模内生的企业在资金、人才、市场规模、激励结构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决定了不同规模的企业在技术功能和水平的选择方面往往存在巨大的差异，因而从产业技术能力提高的角度考虑，不同规模的企业应该是功能互补，而不是完全相互替代的。Simons就认为，经验研究表明，历史上主要的发明来源于很多方面，大企业、中小企业和个人共同推动了技术的进步。在这个创新体系中，大企业不一定发挥了较中小企业更大的作用，但发挥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1）在产业分工的网络中，大企业往往起到推动技术进步的核心作用。大企业为了“保持由大批量生产带来的成本优势，不得不保证有形资源流和信息流的通畅，就要与国内乃至全球市场上的分销商保持直接的接触。于是，这些企业成为由供应商、设备制造商、零售商、广告商、设计师、技术金融服务提供商所组成的网络的核心”（钱德勒，1997）。在大企业主导的分工网络中，大企业和小企业的技术能力具有明显的差异。大的创新公司技术活动领域广泛，它们的关键技术能力来源于研发实验室（以化工、电子电器行业为代表）、复杂的生产技术的设计能力（以大批量生产和连续流程行业为代表）以及复杂的信息处理技术的设计能力（以航空航天行业为代表）；小的创新公司在分工网络中往往扮演专业化的角色，它们的关键技术能力是将技术与特定用户需求（特别是和核心企业的需求）匹配并系统地从用户经验中获益的能力。^[22]此外，在产业分工的网络中，小企业的进入、退出比较频繁，而大企业组织的持续性能够保证整个网络技术创新的连续性。

（2）由于创新成本可以通过大规模生产分摊，因而大企业在规模经济显著的行业中具有技术创新的优势。^[23]大企业技术创新的规模优势还体现在多部门的知识共享，由于大企业的研发通常采用多部门的组织结构，因此某个部门的创新成果同样可以应用于其他部门，此外，企业内部的研发协作也可以产生出小企业无法达到的协同效应。当然，大企业也存在技术创新的劣势，如对于那些可能对既有产品形成“蚕食效应”和“替代效应”的重大产品创新或者将这些重大的技术发明商品化没有兴趣，因为如果重大创新取代了大企业的既有产品会降低其创新的边际收益；相比之下，小企业创新的边际成本中不包括对现有技术的替代成本，因而有更大的动力取代现有工艺和产品的重大技术创新。

（3）在研究开发需要大规模资金投入的行业中，大规模企业往往占有优势。举一个直观的例子，拿航空航天设备制造业和服装制造业相比，显然大企业在前者中更具优势，因为规模足够大的企业才有财力支持这些行业中高投入的研发活动。首先，大企业才有足够的现金流支持大规模研发。尽管按照新古典的资本结构理论，只要资本市场足够发达，企业规模并不会成为融资成本的因素，但融资优序理论（Pecking Order）告诉我们，由于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内源融资的成本往往低于外源融资。此外，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中，内源融资的一个重要好处在于企业没必要披露与技术细节相关的信息，而在外源融资，特别是权益融资的情况下，企业往往需要披露相关的技术和项目信息，有可能使企业在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其次，在选择外源融资的债务融资时，大企业往往具有较小企业更高的资信，因而更容易获得低成本的贷款，这也正是许多中小规模的高科技企业通过创业投资融资的重要原因。正是由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我们看到，在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技术投入的产业中，大型企业一直以来都占有相当的比重。从表6-5显示的世界500强的制造业行业分布看，大企业比重较高的行业基本上都具有大规模生产或大规模研发投入的特征。

表6-5　世界500强主要分布的制造业行业

资料来源：数据转引自钱德勒（1997）。

（4）大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学习过程中起着特殊的作用。发达国家技术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移有正式和非正式两种方式，非正式的方式如文献概览（Literature Review）、逆向工程、OEM中的技术支持等；而正式的技术转移方式主要包括整体的工厂转移、与国际供应商的技术协议等。相对而言，前一种方式为各类规模企业所采用，而正式的技术转移方式一般为大规模企业所采用。

一些韩国学者认为，财团（Chaebols）是韩国实现工业化的主要因素，政府将财团作为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引擎人为地加以扶持甚至帮助创立。财团在加速韩国产业的技术学习方面具有突出的优势：①有利于吸引最好的人力资源。^[24]②它们能够识别适当的国外技术、在技术转移过程中具有一定的讨价还价能力和融资能力，同时它们也发展起来有利于技术转移的组织和技术资源。③它们拥有能够扩展和深化工业研发的必要资源。④高度多元化同时又集中控制的财团能够将某一个部门和领域的成功经验应用到其他的部门和领域，从而实现技术能力的扩散。正是由于大规模财团的这些优势，韩国71.8%的公司研发是由20家最大的财团承担的（Kim，2000）。

可见，规模差异内在地决定了不同规模的企业在技术创新体系中的分工和功能互补，传统的以研发投入为研究对象的计量研究忽略了技术的异质性，也就掩盖了不同规模企业在能力和功能方面的互补性，因而容易得出“大企业更重要”还是“小企业更重要”的极端的、误导性的结论。由于大规模企业在技术创新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优势，而与国际制造业的重要竞争对手相比，我国制造业的大型特别是超大型企业仍然十分缺乏，因此，我们认为，大规模制造业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应该是中国制造业产业组织优化、制造业中心形成和发展的题中之意。 ^[25]

3．积极参与国际生产网络

与以往任何一个世界制造业中心或分中心形成的条件不同，中国是在全球制造中心、研发中心和营销中心分离的条件下由制造业基地向制造业中心转变，这种转变要求中国不仅要在全球制造业水平分工体系中实现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和品牌密集型产业升级，更要在全球制造业垂直分工体系中实现由生产加工环节向研发和品牌运营环节转变，这个过程要求企业在积极参与全球分工网络的基础上不断提升专业化程度和创新能力。

在日益开放的市场条件下，传统的基于产业的产业组织分析对于产业绩效的解释能力已经越来越不能令人满意，原因是在生产和市场日益一体化的今天，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分工不仅仅体现为产业间的分工，而是更多地体现为同一产业内和产业之间不同功能的分工。产业概念通常是将服务于某一个特定的最终产品的所有垂直分工链条上的企业归入同一个产业，这在过去企业高度一体化的情况下是适用的，但在企业逆一体化、外包、特许经营等成为趋势的情况下，产业概念已经不能全面地解释一国产业发展的绩效表现，取而代之的是价值链和生产网络等揭示企业分工体系和分工职能的概念。在传统的产业概念基础上，产业组织研究的主要是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而在价值链和生产网络的概念基础上，产业组织的研究重点已经转移到了企业之间的分工合作关系，而这种分工合作关系对于解释产业内的盈利分配显然具有更强的解释力。^[26]也正因此，经济学家已经越来越意识到，要想理解全球化对产业组织的影响，研究的重点需要从产业和单个的企业转移到国际维度的企业网络上来（Ernst，2001）。

正如Sturgeon所说，“最新一轮的世界投资热潮与以前的区别就在于企业之间生产网络（Production Network）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Sturgeon，2000）。生产网络是指具有共同的联络接点的两条或两条以上的价值链，也叫价值网络（Value Network）、投入产出矩阵（Inputoutput Matrix）或供给基（Supply Base）。处于生产网络中的企业通常可以分为领导企业（Lead Firm）、交钥匙供应商（Turn-key Supplier）、销售商和部件供应商。这些企业在网络中往往发挥不同的功能：领导企业驱动产品在价值链中的流动，通过要求供应商参与不同的经济活动和投资与新的地区，它们能够决定整个生产网络的组织和地理分布，其主要的经济活动包括产品战略的制定、产品定义、设计、制造、分装、零部件制造和营销等；交钥匙供应商的功能是在领导企业提出产品需求的基础上提供“一揽子”的服务，交钥匙供应商与一般供应商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基本上不需要领导企业的投入，其经济活动的范围主要包括复杂的零件和服务提供、工艺研发等；销售商一般组织销售、营销或增加价值的包装活动；部件供应商一般提供独立的部件或服务。一般来说，在一个共同的生产网络中，企业之间的盈利能力差异也较大。但由于产品性质和企业能力的差异，不同的生产网络中，创造附加值最高的企业并不固定与某个专门的分工角色，如作为领导企业的Dell和Gap、作为交钥匙供应商的Acer和Dana Delphi、作为销售商的Sears和Amazon以及作为部件供应商的Intel和BF Goodrich，都是其所处的生产网络中盈利能力最强的企业。

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企业在国际生产网络中主要扮演零部件供应和加工组装等角色，由于这些环节的进入壁垒较低，基于成本的激烈竞争使得这些企业的盈利能力都较低。不过，从生产国际化的历史经验来看，企业在生产网络中的功能和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在以美国企业主导的虚拟生产网络种，^[27]企业分工角色的动态性更强。在虚拟生产网络中，供应商经济活动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工艺工程、部件采购、制造、组装、包装甚至售后服务等，领导企业专职创新和营销，这样当供应商获得足够的财务、技术和运营能力时，就可能进一步发展它们自己的终端产品并与其以前的客户竞争。一个典型的案例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美国的消费电子企业使用日本的电子企业作为它们的零部件供应商，但最终却在日本品牌的竞争攻势下丢掉了产品定义的控制力。

全球生产网络已经成为制造业新的组织形式，同时也是知识跨企业、跨地区、跨国界流动的重要催化剂（Ernst，2001）。从生产网络和价值链的角度看，中国由制造业基地向制造业中心转变的过程，正是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由生产网络中的制造环节向研发和品牌经营环节升级的过程，或者说是中国本土的制造企业的技术能力和组织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而在本土企业的能力与跨国公司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的现实条件下，提升本土企业能力的主要途径就是知识外溢（Knowledge Diffusion），从这个意义上讲，较低的能力既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发展的劣势，也是其后发优势。对于像中国这样的绝大多数的、能力不足的制造业企业，想要充分地利用后发优势，首要就要加入以跨国公司为核心的生产网络，在交流和知识外溢的过程中通过学习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能力，并最终实现价值链升级。

在进入国际市场网络的时候，本土企业应该根据自己的技术水平、竞争地位等选择恰当的参与网络的方式。按照企业在价值链中的关系，生产网络可以分为横向网络和纵向网络。横向网络是由价值链中生产相同或相似产品或服务的企业形成的网络，如战略联盟、合资企业；纵向网络是位于同一价值链上下游企业构成的网络，如外包、特许经营等。对于那些技术能力较低的企业而言，通过外包等方式进入市场网络是促使企业提高学习能力的明智之举；而对于那些已经具有相当的技术能力和组织能力、在本土和国际市场具有一定竞争力的企业而言，通过战略联盟和合资等形式加强与竞争对手在技术和营销等方面的合作、交流是进一步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在这方面，国外跨国公司已经走到了前面，以汽车业为例，通用对日本五十铃的控股以及与铃木的合资、福特掌握日本马自达汽车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和韩国Kia的部分股权以及克莱斯勒与三菱的合资等，都是跨国公司之间建立横向网络关系的典型案例。此外，即使是本土同行业内存在竞争关系的企业也通过行业协会等途径建立共同研发、分担风险战略联盟组织，如美国汽车研究会（USCAR）就把三大汽车巨头在许多不同领域的研究协会（包括原料、空气质量、电池、汽车循环利用、安全、低放射性油漆、超级电脑应用和电子系统等）联合起来，还倡导“合作生产新一代车型”，成立了许多包括三大巨头的技术小组。同时，欧洲也建立了汽车研究和发展委员会（EUCAR），通过相似的研究合作机构将欧洲生产商联合起来（亚当斯，2003）。可见，由于企业之间错综复杂的正式契约和隐含契约、长期契约和短期契约等关系的存在，传统的市场集中度已经远远不能反映企业之间的垄断竞争关系，合作本身成为企业提升竞争能力的重要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本土的制造业企业如果继续游离于日渐成熟的国际生产网络之外独立作战，其结果可想而知。

对于本土的制造业企业而言，要想充分地享受全球生产分工的好处，当务之急是解决企业的专业化问题，特别是对于那些专业化程度低下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而言，必须在突出主业，即提高水平专业化的同时，提高垂直专业化水平，以适应国际生产网络的分工要求。在加入国际生产网络后，企业竞争绩效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的知识基础（Knowledge Base），它决定了企业的分工地位和学习效果；二是企业的努力程度，它决定了企业对能力提高的投入程度和学习的速度（Kim，2000）。因此，市场竞争形成的压力仍然是绝大多数行业中促使企业实现价值链升级的主导力量，而对于那些需要政府进行适当扶持的企业和部门，政府也必须在给予优惠政策的同时，制定明确的产品和技术标准，对这些企业和部门形成持续的压力，激励其技术能力的提高。

4．结论

基于对中国产业组织结构调整的理解，我们认为，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的市场结构分散化、企业规模小型化具有必然性，由于技术赶超性质，企业创新动力不足是导致市场结构分散化、企业规模小型化的主要原因，当然，导致中国制造业产业组织状况不合意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消除阻碍市场结构整合和扭曲企业竞争行为的制度因素是推动中国制造业产业组织优化的主要政策着力点，也是实现中国由制造业基地向制造业中心转变的重要产业组织条件。此外，不同于以往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形成的国际环境，由于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或分中心的过程是要在更为开放的国际市场条件下完成的，因而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生产网络、形成国际和国内专业化的分工秩序，是企业创新能力进一步攀升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