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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选题依据

时间:2023-06-01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1.3 本书的选题依据“企业和谐管理——基于全面价值理论的研究”这一选题,是适应迫切解决当今企业现实中存在诸多不和谐问题的需要,同时也是适应中国式企业管理理论发展的需要。追溯和分析这些管理思想,不难发现每一种管理思想都包含着一定的和谐管理理念。

1.3 本书的选题依据

“企业和谐管理——基于全面价值理论的研究”这一选题,是适应迫切解决当今企业现实中存在诸多不和谐问题的需要,同时也是适应中国式企业管理理论发展的需要。

1.3.1 国内外研究状况

追溯和谐思想,其发展可以说是源远流长。早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就推崇备至,如“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等。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要点中也包含着和谐管理的理念,如“顺‘道’”要求人们要尊重客观规律,包含着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管理理念;“重‘人’”、“人‘和’”、“守‘信’”包含着人与人的和谐管理理念。日本企业借鉴中国古代儒家哲学思想,很重视“人和”,在企业中大力提倡“和为贵”。这些管理思想具有强盛的生命力,并在东西方管理实践中富有成效,至今仍然具有深远的影响和现实的指导意义。

近代自然科学也十分重视研究各个不同的物质结构、层次、运动和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协调问题。20世纪20年代,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研究理论生物学时,用机体论生物学批判并取代了当时的机械还原论和活力论生物学,建立了有机体系统的概念,提出了系统理论的思想。从30年代末起,贝塔朗菲就开始从有机体生物学转向建立具有普遍意义和世界观意义的一般系统理论。一般系统理论是研究系统中整体和部分、结构和功能、系统和环境等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问题。系统论包含着鲜明的和谐思想。如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只有相互协调,才能产生1+ 1>2的整体功能;系统只有与外部环境协调,才能保证系统有效地运转。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如果不相信我们世界的内在和谐性,那就不会有任何科学。”[1]

在社会经济领域的研究和实践中也蕴涵着大量有关和谐的管理思想。最早对经济管理思想进行系统论述的学者,首推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在1776年(当时正值英国的工场手工业开始向机器大工业过渡时期)发表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一书,系统地阐述了劳动分工理论。亚当·斯密在研究经济现象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点:经济现象是基于具有利己主义目的的人们的活动所产生的。他认为,人们在经济行为中,追求的是私人的利益。但是,每个人的利益又为其他人的利益所限制。这就迫使每个人必须顾及其他人的利益。由此,产生了相互制约的共同利益,这种共同利益的产生,开始出现了人们追求关系和谐的萌芽。在斯密之后,另一位英国人查里·巴比奇发展了斯密的论点,提出了许多关于生产组织和经济学方面的带有启发性的问题。他认为,工人与工厂主之间存在利益共同点,并竭力提倡所谓利润分配制度,即工人可以按照其在生产中所作出的贡献,分到工厂利润的一部分。巴比奇也很重视对生产的研究和改进,主张实行有益的建议制度,鼓励工人提出改进生产的建议。巴比奇这些论点的提出,反映了当时在工厂内部追求工厂主与工人关系和谐的萌芽。在这方面作出贡献的还有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他经过一系列试验,首先提出在工厂生产中要重视人的因素,要缩短工人的工作时间,提高工资,改善工人住宅。他的改革试验证实,重视人的作用和尊重人的地位,也可以使工厂获得更多的利润。所以,也有人认为欧文是人事管理的创始人。总之,在上述西方早期管理思想中就出现了追求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的萌芽。

随着早期管理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科学管理思想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系统形成。其主要标志是弗雷德里克·泰罗(Frederick Winslow Taylor,1856—1915)的《科学管理原理》和亨利·法约尔(Henri Fayol,1841—1925)的《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分别于1911年和1916年出版。之后,随着时代的变迁,又产生了行为科学思想、现代管理思想。追溯和分析这些管理思想,不难发现每一种管理思想都包含着一定的和谐管理理念。如科学管理思想中追求人机关系协调,包含着人机和谐的管理理念;行为科学思想中追求人际关系协调,包含着人际和谐的管理理念;现代管理思想中追求整体关系整合,包含着整体和谐的管理理念。19世纪中叶,法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出版了《和谐经济论》。他认为“社会世界普遍法则是和谐协调的,这些法则从各个方向趋于完善人类,而对于人或人类社会来说,和谐不意味着完美,而意味着改善”。

波兰的管理学者卡罗尔·阿达米斯基在其《集体工作的原理》、《劳动的和谐化》中就曾明确提出了“和谐理论”的雏形,他用该理论简单解释了有关生产中计划和控制集体工作的规律。[2]

在1996年出版的“哈佛管理经典丛书”中,有一部活跃在20世纪初的美国女管理哲学家芙丽特(Mary Parker Follett)的文集。当代管理学泰斗德鲁克专门为该书撰写了“导言”,尊称这位以“融合统一”思想而在现代西方管理思想史中别树一帜的非凡女子为“管理学的先知”;来自全球四大洲的十位管理学家分别为该书各章撰写了评论,称颂芙丽特的思想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呼唤“和谐管理”在当代的回归。芙丽特在书中写道:“对于一个企业而言,一个永远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必须团结统一。对于企业管理、企业组织公正的考验就是看是否有这样一个企业,它的所有部门都非常协调,密切配合共同行动并调整彼此的行为。它们的联系是如此的紧密,彼此相连,彼此作用,以至于它们组成了一个工作单位,而不是各自独立的碎片的集合体。”[3]

以批判现代性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包含着鲜明的和谐思想。20世纪80年代开始盛行于世界的后现代管理理论继承了这种和谐的思想,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现代管理中的不和谐现象及其根源,极力倡导在管理过程中建立组织与世界、组织与组织、组织与员工之间的和谐关系。总之,和谐思想作为一种反映经济社会普遍运行机理的管理思想,一直伴随着经济管理理论的演进过程而发展。

和谐思想虽源远流长,但和谐理论首先是由西安交通大学席酉民教授于1987年提出的一种管理理论。该理论的研究对象是有可持续发展特性的组织,理论基础是任何系统之间及系统内部的各要素都是相关的,且存在一种系统目的意义下的和谐机制。该理论的提出开辟了和谐管理这个新的管理领域,为后来致力于该领域的研究者们提供了导向。2002年,席酉民教授针对当时和谐理论研究线条粗犷,且主要集中在思想和方法论层次上,因而可操作性不强等不足,又提出了和谐管理理论。该理论集中反映在他于2002年11月出版的《和谐管理理论》一书中。从和谐理论到和谐管理理论,使理论向实践操作方面前进了一步,并从组织理论、经济理论、管理行为理论等多个角度对和谐管理的哲学思想、方法论基础、概念体系、理论框架进行了进一步深入、系统的研究。该研究是席酉民教授借鉴系统理论提出的一套相对完整的组织和谐理论。但该研究仍然侧重于组织系统内部的和谐管理研究。目前,席酉民教授正以系统的复杂性为着力点开展对和谐管理的研究。

中山大学哲学系黎红雷教授对和谐管理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章,如《和谐管理之道——中国传统治道的当代价值》、《论管理的和谐性》、《“和谐观”中西合论》等;以“深入西方哲学的核心,弘扬中国哲学的精华,推动融合中国哲学的世界哲学的创立”为治学基本思路的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成中英教授出版的《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1999年版)和《创造和谐》(2002年版)都涉及对和谐问题的研究;合肥工业大学黄志斌教授出版的《绿色和谐管理论——生态时代的管理哲学》(2004年版)对和谐管理问题的研究等,但上述这些研究从内容上看,主要是从管理哲学的层面进行的。

另外,有人提出了基于信息流协调的组织和谐管理,该和谐管理主要侧重于组织中的信息技术,即通过利用信息技术对组织协调机制的变革来设计人们的工作方式,以使组织达到和谐状态。

近年来,我国的许多企业在管理实践中也大力提倡和谐管理,其中不少企业在这方面已经探索出一些成功的经验,但都缺乏对企业和谐管理进行系统的理论界定。

还有一些企业家在管理实践中也大力提倡和谐管理,他们认为,企业的和谐管理是指企业的管理者通过用民主的、友好的办法来组织和协调员工,使企业形成和谐、友爱、团结的人际关系,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员工的积极性、自觉性、创造性,较好地实现企业、管理者、员工的目标的一种管理方法。该和谐管理主要侧重于企业中人际关系的和谐。

此外,自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后,许多专家、学者从和谐社会的角度对和谐问题进行研究。

总之,上述对和谐管理问题的研究虽然侧重于不同的角度,但重点都是研究组织的整体和谐,而对组织要达到整体和谐的根源和组织是否达到整体和谐的评价涉及甚少;虽然也重视人力资源的作用,但对人力资本的作用涉及甚少;虽然也重视管理绩效问题,但对企业如何实现全面价值最大化涉及甚少。总之,以往的和谐管理理论在突破资本(物质资本)主宰世界、出资者主宰企业的传统企业管理观念,突破股东价值最大化的企业单目标模式方面涉及甚少。

“企业和谐管理——基于全面价值理论的研究”这一选题,正是从突破资本(物质资本)主宰世界、出资者主宰企业的传统企业管理观念和突破股东价值最大化的企业单目标模式入手,探索以全面价值理论为基础,企业内部由出资者、经营者和生产者共同主宰和管理,企业外部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全面协调,最终实现全面价值最大化的可操作性强的和谐管理,以填补理论空白。

1.3.2 选题的时代意义

随着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变革,使得人类社会正在由工业经济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迈进,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经济关系和人的思想观念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消费需求日渐个性化,劳动者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计算机并行处理技术的有效实现等,都要求企业能够快速反应、灵活应变,这无疑对企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为适应环境、迎接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企业必须树立新的价值观,具有新的管理思想,以新的管理理论为指导,运用新的管理模式。当今,西方管理模式主要高扬理性、崇尚科学,但对于面对“有人参与”且面临复杂多变环境的当今企业而言,这种理性、线性、确定的管理模式日益显现出控制困难的局面;而与西方理性模式形成鲜明对比的东方非理性文化模式主要主张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融合、社会的稳定、人与大自然是“天人合一”。有鉴于此,管理领域正在从纯理性的科学管理转变为关注理性与非理性相融合的管理模式。正如普里高津所主张的——现代科学革命要把强调实验、分析和定量公式描述的西方传统科学,与强调整体协调、协作关系的中国传统哲学结合起来,以达到新的综合。虽然和谐不同于协调,但二者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协调是达到和谐状态的手段,和谐程度是协调效果好坏的表现。因此,中国传统哲学强调协调就必然涉及和谐问题。企业和谐管理则正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所强调的整体协调与协作关系的集中体现。具体来说,该选题的时代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企业和谐管理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

当今世界无论是宏观经济社会管理还是工商企业管理,西方传统文化包括其价值观、理性思维模式都受到了严重挑战,且人类正面临着“五大冲突,即人与自然的冲突、人与社会的冲突、人与人的冲突、人的心灵的冲突、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4]这些冲突的具体表现是,如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生态破坏与可持续发展的冲突;道德滑坡、理想迷失、信仰混乱与承担社会责任、服务社会、奉献社会的冲突;人的物化与人性的回归、人的全面发展的冲突;团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冲突;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的冲突;组织之间因争夺利益而引起的冲突;组织内部因分配不公而引起的冲突;等等。企业作为社会最基本的组织,既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直接承担者,又是社会生产关系的直接体现者,首当其冲面临着这些难解的冲突,这些冲突不仅严重制约着企业的发展,而且严重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面对这些冲突,必须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类良知,去化解而不是去挑起或加剧它们,这就需要人们转换视角,用一种新的和谐的理念来思考人类问题,这就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马尔库塞认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既是“富裕社会”,又是“病态社会”,人们过的是一种“物质丰富、精神痛苦”的被异化了的人的生活。物质生活的丰富和满足是以牺牲人的精神生活为代价的,人异化为商品,而且成为商品的奴隶,这也是人的精神之所以痛苦的主要原因。马尔库塞还从哲学的高度论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告诉人们,不能仅仅把注意力限于追求物质享受上。否则,社会就是不健全的“病态”社会,人就是畸形的、丧失人性的人。他还认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病态社会,损害了人性和人的尊严,加剧了人类的五大冲突,其危害所及不仅是全球的,而且关系到每个人的利益。因此,就需要一种合乎人性的、维护人的尊严的精神理念和关切,以唤起人的生态、人文、道德的自觉意识,去化解人类所面临的冲突,以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和谐管理作为一种管理方式就是倡导和谐、以人为本、社会进步和可持续发展,重点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的有益探索。

(2)企业和谐管理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必然要求

据有关专家预测,人类在21世纪下半叶将全面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相对于工业经济时代的形成过程来说是相当短暂的。先进的生产方式,必然带来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变革,必然带来人们生存观念的更新。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将使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生存条件得到改善。当人们的物质生活达到丰富后,就要对精神生活以及生活质量有一个全新的要求。人性化的管理,和谐、团结、友爱的人际关系,个性的发挥,阳光的充足,空气的清新,消费品的绿色环保等成为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企业作为经济社会的基层组织,不仅承担着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任务,同时也是人们生活质量高低的最直接的体现者。因此,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生存观念的变化,客观上要求企业实施和谐管理。

1.3.3 选题的理论意义

有人预言,21世纪是中国管理学蓬勃发展的时代。在这一发展的时代就应该产生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企业和谐管理,不仅可以作为丰富和完善管理学研究的有效手段之一,而且是对中国式企业管理理论的积极探索与尝试,也是对和谐管理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和完善。顺应东西方管理整合和管理软化的趋势,应该结合中国现阶段国情和民族文化传统,不断挖掘我国古代管理思想宝库的精髓,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思想,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理论,以更好地指导我国企业管理的实践。

(1)企业和谐管理研究是对管理学研究的丰富和完善

1911年,美国的弗雷德里克·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的出版,被全世界公认为管理科学方面的第一部经典著作,同时也标志着管理学的诞生。因而,人们认为管理学是起源于美国,而后推广于西欧、日本,乃至全世界,成为当今世界上的一个热门学科。这就是说,管理实践和管理思想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很远古的时代,但管理理论的产生却是较晚的事情,它的整个历史距今还没过百年。它不像哲学、经济学那样古老和成熟,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一门新兴的学科。正是由于它比较年轻,因而需要不断丰富和不断完善。追溯管理学的发展历史,自泰罗创立科学管理理论以来,管理学的研究一直处于发散的状态,各种管理理论层出不穷,无论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现的“旧管理理论丛林”,还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的“新管理理论丛林”,各种管理理论各自为政,各自有不同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且绝大多数管理理论都产生于西方,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这些理论不一定适用于东方,因而使得这些管理理论的共同基础比较薄弱,缺乏共同的管理哲学,相互之间难以交流和集成,进而影响着管理学向纵深方向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明显,东西方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相互取长补短是一种趋势,是不可抗拒的潮流。尤其是西方的理性、线性、确定的管理思维和管理模式近年来受到挑战,逐渐吸收东方的非理性、柔性、合理的管理思维和管理模式,西方管理的东方化趋势日渐明显。

管理是一种社会功能,它根植于社会、文化、传统、风俗、信念及种种制度中,所以,管理的本质是一种文化。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决定了东西方管理观的很大差异:东方管理追求和谐,西方管理追求卓越。在这两种差异的管理理念支配下,东西方管理各自发展延续。但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出现了相互借鉴和趋同的态势。趋同的过程是互相扬弃、互相融合的过程,反映在管理上,一是人物相宜:不仅强调以人为本,而且应将人、财、物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来管理;二是刚柔并济:既要重视有利于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的主动引导、柔性管理,同时刚性的防范性制度约束也必不可少;三是外方内圆:在宏观的管理系统中,既要注重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又必须加强在市场竞争机制下的硬性约束。由此可见,东西方管理的融合,客观上要求管理学研究应有共同的基础和共同的管理哲学。企业和谐管理研究作为高层次的管理哲学问题研究,就是试图在这方面进行积极探索,以丰富和完善管理学研究。

(2)企业和谐管理研究是对中国式企业管理理论的积极探索

从管理学的角度看,大凡管理都包含两个层次:一是作为“硬件”的管理科学;二是作为“软件”的管理哲学。从管理科学来看,科学无国界,具有世界性;从管理哲学来看,由于管理思想和文化不同,所建立的管理哲学又不尽一致。正是管理哲学上的差异性,造就了管理类型的多样性,世界上便有了“美国式管理”、“日本式管理”、“中国式管理”等如此之分。

众所周知,哲学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从大量的复杂的现象中高度浓缩和凝炼出来的理性知识的结晶,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管理哲学则是关于管理本质的认识和如何从事管理的根本观点,对管理行为具有特定的重要性和引导作用,是使得管理者行为延续、一贯的原则,具有长远的价值。在一定意义上,作为“软件”的管理哲学比作为“硬件”的管理科学更为重要。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光辉历史,蕴涵着丰富多彩的管理思想,体现着中国式的独特的管理哲学。源于中国文化的中国式管理哲学概括起来主要有:用贤者、重人伦、顺道、守信、均衡、和谐等。其中,和谐是中国文化的人文精髓和核心。企业和谐管理就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既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理念,用其统领企业的发展,又借鉴西方科学的管理理论和方法,既体现东西方管理融合,又体现中国本土化特色的高层次管理哲学和管理模式。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历史,其中不乏许多引入西方管理理论和方法后大幅度提高管理效率的精彩案例,但更多的是发现许多西方管理理论和方法在中国企业管理中的“水土不服”现象。因为无论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逻辑,还是中国企业面临的内外制度环境和文化背景,都与西方有很大不同。尤其是加入WTO之后的中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的企业需要符合自己国情和文化背景的管理理论,即中国式企业管理理论。因此,探索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中国式企业管理理论,是中国企业管理学界亟待研究的课题。

中国经济的发展迫切要求积极挖掘、培育和发展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式管理。但是,强调积极挖掘、培育和发展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式管理,并不是否定和不要西方管理。中国式管理应该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是指对中国式管理哲学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式管理哲学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不能曲解。当然,古为今用并不意味着对传统东西的照单全收,而是要使之适合于现代的中国实情,既要继承,又要发展。洋为中用是指对西方管理科学的借鉴和吸收。众所周知,管理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首先是产生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而后推广至西欧、日本,乃至全世界。当今,西方管理已经发展成为一套既有理论依据又有具体方法的理论性和操作性都很强的比较成熟的体系。当然,洋为中用并不意味着对西方管理的全盘照搬。只有中国式管理哲学与西方管理科学并重、中国化与现代化并行,才能称为中国式管理。中国式管理不是强调对立,而是努力化解人与自我心灵、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他人等各种矛盾,以求互利共存。

中国经济的繁荣是以企业的发展为基础的。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实践中探索出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经验,如持续改进、精细化管理、和谐管理、绿色管理、简约管理、透明管理和敏捷管理,等等,[5]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和谐管理。

企业和谐管理研究正是顺应中国经济发展迫切需要中国式管理这一要求,从中国企业实际出发,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同时借鉴西方先进合理的管理思想,为创建中国式企业管理理论所进行的积极探索。

(3)企业和谐管理研究是对和谐管理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和完善

和谐管理理论自1987年由西安交通大学席酉民教授提出以来,已有近20年的历史,尤其是近几年来该理论的研究者队伍在不断扩大,这充分说明了该理论的研究价值。但是,由于该理论是对中国式企业管理理论的探索,研究历史较短,且以往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从组织系统的内部研究其和谐性,而对社会的基本问题,如人性、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涉及较少;虽然从管理哲学的角度研究和谐问题时涉及这些有关人的问题,但仅限于管理哲学层面,可操作层面的研究涉及较少;虽然也重视人力资源的作用,但对人力资本的作用涉及甚少;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从系统的角度进行,以系统论为理论基础,以组织系统为研究对象,研究对象涉及的范围比较大,而对企业和谐管理的具体研究涉及较少,尤其是以全面价值理论为基础研究企业和谐管理尚属空白;以往研究虽然也重视和谐管理绩效问题,但对如何评价绩效问题涉及较少,尤其是对企业如何实现全面价值最大化涉及甚少;以往的和谐管理理论在突破资本(物质资本)主宰世界、出资者主宰企业的传统企业管理观念,突破股东价值最大化的企业单目标模式方面涉及甚少。企业和谐管理研究试图对以往研究涉及较少的问题进行积极探索,使得和谐管理理论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和完善,进而能够更好地指导我国企业管理实践,使得我国企业现实中存在的大量不和谐问题能够尽快得到合理解决,最终达到促进企业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1.3.4 选题的现实意义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大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与此同时也产生了许多不和谐现象,如污染环境、劣性竞争、掠夺性经营、坑蒙拐骗、假冒伪劣、行贿受贿、贪污腐败、拖欠工资、延长劳动时间、忽视劳动安全保护等,这无疑大大影响着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决定》中明确提出了“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五个坚持”,即“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统筹兼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在“五个统筹”和“五个坚持”中,都包含着“全面发展”、“和谐发展”的思想。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历史任务。在全国人大十届三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列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突出抓好的主要工作之一。要实现“五个统筹”和“五个坚持”的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效解决现实中存在的诸多不和谐问题,则需要大力创建和谐企业,使其真正实现和谐管理。而要真正实现企业和谐管理,就必须突破资本(物质资本)主宰世界、突破出资者主宰企业的片面价值观的传统企业管理的禁锢,突破股东价值最大化的企业单目标模式,实施由出资者、经营者和生产者共同主宰和管理企业,并重视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全面价值观的新型企业管理模式。

(1)企业和谐管理是解决企业现实中存在的大量不和谐问题的有效途径

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大促进了我国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涌现出一大批实力强、规模大、品牌响的知名企业,与此同时,许多企业也存在着诸多不和谐问题,无疑大大影响着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这些不和谐问题主要表现在:

企业内部存在着蔑视人性,不尊重人的价值的非人性化行为。在当今世界上,任何优秀的企业都是特别尊重和爱护员工的。可是,在我国许多企业中却存在着延长劳动时间,拖欠和克扣员工的工资,忽视劳动福利和劳动安全保护,不关心人、不尊重人、不重视人的价值,不注重员工个人能力的发挥与员工的发展。

企业经营活动中存在着欺诈顾客、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等的非道德行为。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顾客对企业生存的重要意义,以“顾客至上”、“顾客满意”为核心内容,强调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的可靠性和重要性的CS(Customer Satisfy:顾客满意)战略,已成为企业效益倍增的双赢发展战略。在许多国内外出色的企业中,执著的质量追求和以用户为中心的观念,都具体化为各部门的具体工作措施。它们始终把紧密联系用户、满足用户需要、预见用户需求,看成是最重要的基本管理原则。[6]这不仅仅是企业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经营水平的综合反映,而且也是企业道德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更是企业义不容辞的伦理责任。可是,仍然还有许多企业为了赚钱,弄虚作假,不择手段地欺骗消费者,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有的企业甚至敲诈勒索,绞尽脑汁地非法牟取暴利,严重败坏了企业道德和社会风气,而且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甚至损害了国家和社会的利益。

企业在处理与竞争者和合作者的关系中存在着劣性竞争、行贿受贿、贪污腐败的非正当化行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日益明显和市场竞争程度的日趋激烈,企业之间的关系逐渐由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转化为共赢互利的合作关系。然而,仍有许多企业无视全球化的大趋势,共赢合作意识差,在竞争中采用不正当手段。在合作中缺乏诚信意识,不注重建立长期稳定互利的合作关系,为了个体利益采用一些非正当的手段。

企业在处理与外界环境的关系中存在着无视社区居民的利益,无视社会大环境的美化,超标排污,甚至为了自己的私利肆意损害国家和社会利益的非社会化行为。现代社会,环境污染的最大制造者是工业企业。因此,保护环境就成为所有工业企业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之一。这不仅是企业对社会必须履行的重要法律义务,而且是企业对人类社会的基本道德责任。虽然我国早在1979年就颁布和实施了《环境保护法》,但实际执行的效果并不理想。一些企业无视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只有赚钱之欲,毫无恻隐之心,视企业周围社区居民的生命健康于不顾,排放有毒有害的工业废气、废渣、废水。上述这些不和谐现象的存在,不仅严重影响着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也严重影响着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稳定、绿色生态环境的保持,因此,迫切需要企业实行和谐管理。

(2)企业和谐管理是实施人本管理的有效方式

综观管理学的演变,人们通常将当代西方管理理论与管理学派的形成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初产生的以泰罗等人为代表的古典管理理论。泰罗等人倡导的科学管理,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标,在操作规程、工作定额、差别工资制度、职能分工、管理原则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探索,开创了科学管理的新时代。但他们对人的认识是有缺陷的,一是把人看成经济人,过分强调物质刺激;二是把人看成和机器一样的工具。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的行为科学理论。行为科学侧重研究人的需求、行为的动机、人际关系、激励理论等,主张通过多种方式激励人的积极性。但当时仍把对人的激励看成是管理手段,而不是目的。第三阶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现代管理理论。这一阶段出现了有所谓“管理理论丛林”之称的一系列不同的理论观点和不同的流派。其中,具有重要影响的流派主要有:系统管理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权变理论学派、管理科学学派、管理过程学派、经验主义学派等。人们曾预想,由于新技术和现代管理方法的大量应用,人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将会下降。但竞争的现实使人们认识到,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的人以及使用产品和接受服务的人。相反,在新的阶段,对人的认识有了升华。在这一阶段,提出了人是最重要的资源,最宝贵的财富,提出了个性需求和精神健康的理论,提出了更多依靠员工的自我指导、自我控制以及顺应人性的管理等一系列新观点。在实践中,积极推行以人为中心的管理,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以说,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是新阶段的重要特征之一。因此,许多学者认为,现代管理理论阶段具有两大特征:一是由行为科学升华的人本管理;二是在管理科学众多流派基础上,把系统管理提到新的高度。

所谓人本管理,是从人的情感、需要、发展的角度来考虑管理,是一种软性的管理方式。它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其核心是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它不同于“见物不见人”或把人作为工具、手段的传统管理模式,而是在深刻认识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的基础上,突出人在管理中的地位,实现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我国台湾地区著名管理学家陈怡安教授在论述人本管理时,把人本管理的核心提炼为三句话:点亮人性的光辉,回归生命的价值,共创繁荣和幸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人本管理的精髓与宗旨。企业和谐管理既作为一种管理思想,又作为一种管理方式,主要是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可以说,它是解决以人为主体、以人为中心的和谐。由此可以看出,企业和谐管理是实施人本管理的有效方式。

(3)企业和谐管理是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有益探索

在当今多元化的社会里,管理也应该是多元化的。特别是在当今这个大“地球村”内,经营环境的高度复杂、变动和不确定性,使得商业活动和管理活动无比复杂,这就决定了企业需要实行柔性经营和权变管理,如差异化战略、企业重组、流程再造、柔性制造、虚拟组织、本土化管理等就是这方面的体现。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要在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就需要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理论中得到启示和指导。如海尔集团之所以能够在激烈的国际市场中立足,主要是因为创建了独具特色的海尔文化,而海尔文化又是在融东西方管理思想于一炉,在继承中创新,在引进中消化,最终根植于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的基础上形成的,用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的话来说:海尔文化=日本文化(团队意识+吃苦精神)+美国文化(个性发展+创造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谐)。[7]企业和谐管理正是顺应东西方管理的融合和管理柔性化、权变化、本土化之势的一种高层次的管理哲学和管理模式,它具有中国特色,是中国式企业管理的有益探索,有利于增强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同时,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新旧经济时代的交互更替,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日益明显,企业必须打造成有市场竞争力的国际化公司。解决不了国际化问题,中国不可能变成经济强国,中国也不可能产生世界级企业。国际化公司的概念就是企业必须按照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办事,而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里面有三个阶梯,第一个阶梯是ISO 9000,这是企业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良好的控制标志。第二个阶梯上升到ISO 14000,主要是环境管理体系标准认证,尤其是食品类加工企业。ISO 14000认证可以说是一张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绿色通行证。因为取得该认证,即意味着企业得到了国际认可,其产品便可以通行无阻地进入国际市场。否则,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将会寸步难行,甚至都得不到参与竞争的资格。第三个是更高级的阶梯,就是SA 8000,实际上就是把企业作为社会人来要求,应对社会负责任。SA 8000是社会道德对资本独裁的一种制约,是敲打“血汗工厂”的一根“大棒”,是关怀劳动者的一把“保护伞”,是中国企业真正走向世界的推进器。[8]这三个阶梯恰是实现企业与顾客、企业与员工、企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所必需的。因此,企业和谐管理是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有益探索。

(4)企业和谐管理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

和谐,是人类的美好追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和企业生存的基础、发展的动力。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9]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广泛涉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各个层面的各种问题。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我国将切实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处理好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治理工作、做好保持社会稳定的工作。这必将为企业健康、持续、稳定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和环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完成这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各方面齐心协力、大胆创新、奋力拼搏、脚踏实地,从本地区、本单位、本企业做起,使从属于庞大系统的子系统成为和谐地区、和谐单位、和谐企业。

企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也离不开企业的积极参与。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大家庭中,企业既是市场竞争的主体,承担着创造物质财富和提供有效服务的责任,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单元,承担着解决劳动者就业、为员工创造适宜的工作环境和提供获取收入的机会等责任。企业内部的和谐,以及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因此,广大企业和企业家必须自觉地、主动地肩负起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努力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

企业和谐管理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既追求自身的效益,更追求社会和环境的效益,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切实保护好生态环境,不断提高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解决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充分发挥积极作用,创造更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使国家的整体实力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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