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管理中的和谐理念

3.1　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管理中的和谐理念

3.1.1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理念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理念作为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传统和一种普遍精神，成为先秦各家各派思想学说的重要支柱，反映了多元共生、综合创新基础上的文化合作和交流，保证了人类文明的生生不息，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是中国文化的人文精髓和核心。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理念最早是以“和”的范畴出现的。“和”字最早出现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春秋时期，和字盛行，构成和文化范畴。《国语·郑语》记述了西周太史史伯为郑桓公分析天下大势时有关“和、同”的论述：“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国语·郑语》）史伯从正反两个方面，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一方面，所谓“以他平他”，即把不同事物结合到一起，通过相互协调，相互影响，达到和谐统一，形成一种新的状态或产生出新的事物，如金木水火土相配合能生成万物，五种滋味相调和能满足口味，强四肢能保健身体，六种音律相协和能悦耳，端正七窍能服务于心智……这就是“和实生物”；另一方面，所谓“以同裨同”，即把相同的东西重复相加，只是量的增多，并不能产生新的事物，如只有一种声音谈不上动听的音乐，只有一种颜色构不成五彩缤纷，只有一种味道称不上美味，只有一种物体就无法进行优劣的比较……这就是“同则不继”。此处的“和”，是作为与“同”相对立的范畴提出的。

史伯的这段论述，首先说明了“和”是综合多种因素，使之相互配合协调来组成新的事物或达到理想的效果。它包含多样性、承认差异性、不排斥矛盾，最终达成更高层次的统一与协调，即和谐。“和”是多样的统一。其次又从反面论述了这一问题，说明只有允许不同的事物存在，才能有对比、有竞争、有创新、有发展，即史伯所说的“和实生物”，否则就会陷入单调、乏味、萧条、冷落乃至死亡的境地，即史伯所谓“同则不继”。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讲“和”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儒家创始人孔子把“和”作为人文精神的核心，从做人的角度区分了“和”与“同”，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意思是君子讲和谐但并不盲从附和，小人才盲从附和而不讲和谐。这些都说明，在对和谐的认识上，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承认差异，然后从差异中追求统一与和谐。其弟子有子也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意思是礼的功用是以能让人们和顺相处最为贵重。由此可见，孔子反对人云亦云、盲目附和，而是追求一种有原则的协调与和谐。他的和谐观所表达的是一种“异中求和谐”和“变中求和谐”的思想。道家创始人老子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的思想，意思是道产生统一体，统一体产生对立的两个方面，对立的两个方面产生第三者，第三者产生万事万物，万物内部都包含着阴阳两个对立的方面，它们在相互对立、冲撞中得到和谐。这里，和谐是阴阳两个对立面相互激荡而产生的状态，阴阳两个对立面则是和谐状态的内在机制，阴阳两个方面尽管相互对立，却始终处在和谐的“道”的统一体之中。由此道家认为“和”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管子》将和合并举，提出“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谐”（《管子集校》第八），意思是按照事物和社会的发展规律来管理和辅助民众就可以使得民众和平共处，只要遵守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规律，有好的生存条件和环境，社会和民众就会有很好的结构和互助功能，达到这样的状态就能很好地组织民众。墨子提出“和合”是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根本原理，认为“离散不能相和合”（《墨子间诂》卷三）。《易传》提出太和观念，讲“保合太和，乃利贞”（《周易集解》卷一），把“和”作为人道追求的最高目标，一旦达到“太和”境地，自然、社会和人，一切都将顺畅安宁。

历经五千多年而代代相传，“和”已经深入到每一个中华人的血液里，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中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它纵贯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全过程，积淀于各个时代的各家各派思想文化之中，因此，它体现着中国思想文化的首要价值和精髓，也是中国思想文化中最完善最富生命力的体现形式。因此，“和”，便是一个最通俗也最深厚的字。

“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本质的哲学精神，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人性的特质。自“和”的概念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出现以后，就被广泛地应用到家庭、国家、天下等领域中，用以描述这些组织内部治理良好、上下协调的状态。所谓“和”，就是指由诸多性质不同或对立的因素构成的统一体，这些相互对立的因素同时又相互补充相互协调，从而形成新的状态，即和谐。因此，“和”的基本含义是和谐。

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上，真正认识和谐的价值意义，并从认识论、方法论加以系统论述的首推儒、道两家。儒、道两家的和谐理念，其涵盖十分广泛：

首先是人的身心和谐，即人的身心（包括生理、心理）处于一种最好的状态。《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是自然人的状态，“和”是社会人之符合礼仪法度从容自然的理想状态。如达到这种境界，人就会温和安详从容自若，那么天地各居其位，万物自在生长发育。

其次是人际和谐，即人与人的关系处于最佳状态。孔子的弟子有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这里的“人和”是指人们的和谐、团结，任何一个组织的人们能够齐心协力、团结一致是组织取得胜利的决定性条件。庄子提出“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外篇·天道第十三》）。庄子将“和”视为取得快乐的根本，有“和”才有乐，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无间，那么就会其乐融融，怡然自得。荀子认为人之所以“最为天下贵”，是因为人能“和”，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即人与人之间和睦协调就能团结一致；团结一致，力量就强大；力量强大，就能战胜外物。

再次是群己和谐，即人与社会的关系处于最佳状态。《尚书》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强调首先把自己的宗族治理好，使之团结和睦，上下一心；然后治理自己的诸侯国并协调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这样一来，天下臣民都友好如一家。这是一种十分理想的社会形态，家庭和睦，国家安宁，人人各得其所，各尽其能，彼此没有冲突。正像《礼记·礼运》中描述的那样：“四体既正，肤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

最后是天人和谐，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平衡与协调的状态。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把天地万物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相互依存，相互支撑，如儒家思想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是把人看成是自然和谐整体的一部分。正如《中庸》所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由此可以看出，上述四个方面的和谐都是以人为主体、以人为中心的和谐。在一定意义上说，和谐已成为人类的永恒追求，是人们追求的终极目标。实际上，和谐在哲学上的表现就是质与量的统一。也就是说，事物只有处于度的范围之内才能和谐。所以，无过无不及的现实特征是和谐。但是，和谐并非孤立事物的和谐，而是事物置身于一个系统整体内的和谐，即整体的和谐。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追求的是人与己、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和的境界就是使天地正常运行，使万物生长发育，使社会稳定、安宁、太平，使人与人和睦相处。

3.1.2　中国传统管理中的和谐管理理念

追溯管理思想发展的历史，人们自然会想到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弗雷德里克·泰罗（Frederick Winslow Taylor，1856—1915），亨利·法约尔（Henri Fayol，1841—1925）等许多先驱者的名字，而对中国的传统管理思想却知之甚少。似乎只有西方才是管理思想的发源地。其实，管理的实践和思想是与各个民族的文明史和各个国家的社会文化背景相联系的。各个国家和民族对管理思想的发展都具有各自的贡献和价值，西方中心论完全不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事实。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早在五千年前，中国已经有了人类社会最古老的组织——部落和王国，有了部落的领袖和王国的帝王，因而也就有了管理。到了公元前17世纪的商、周时代，中国已形成了组织严密的奴隶制国家组织，出现了从中央到地方、高度集权、等级森严的金字塔形的权力结构。中国自古就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幅员最大的国家之一。早在公元前200多年，秦朝就形成了与现代中国国土相近的统一国家。在以后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中，历代统治者都能对如此辽阔的疆土和众多的人口进行着有效的管理和控制。中国也有许多世界历史上的伟大工程，如修筑万里长城、都江堰等，如此庞大的工程离不开有效的管理。中国的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特点是着重对人类精神文明的研究，它在中国封建社会形成长达数千年的超稳定组织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使中华文化永葆青春和活力。中国的儒家思想不仅在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且至少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就已越出国界，传到了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各国，成为世界东方文化的渊源之一。许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等成功地把儒家思想中最核心的家庭观——“家和万事兴”引进了企业，把“企业大家庭”作为企业组织的理想目标，把对君和父的忠诚心用于建立企业中上下级关系的楷模，把“仁、义、礼、智、信”作为塑造企业文化的精髓，形成了与西方企业文化截然不同的特色。

任何管理思想都是根植于一定的社会文化土壤之中的。而一定的社会文化又都割不断与历史传统的联系，并且总是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因此，在研究管理思想时，不能不首先研究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极其丰富，其主要思想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①顺“道”。“道”源于老子的思想，是事物“真”的具体体现，泛指事物发生、发展以及存在的客观规律。依据道家观点，“道”是普遍存在的，万物均有“道”。管理也有管理之道。因此，在管理中借“道”的概念，实质上就是顺道管理。《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夏秋冬，不更其节”（《管子·形势》）。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②重“人”。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时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③人“和”。人“和”中的“和”就是处理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和能兴邦，和气生财。故我国历代把天时、地利、人和当做事业成功的三要素。《论语》中提出的“和为贵”。《荀子·王霸》中提出的“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则百事不废”。孟子也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惟利是图，小人在位，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印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宋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厂训。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④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儒家文化强调“仁、义、礼、智、信”。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白》）。他对弟子注重“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也，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上述中国传统管理思想这些要点都包含着和谐管理的理念，如“顺‘道’”要求人们要尊重客观规律，包含着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管理理念；“重‘人’”、“人‘和’”、“守‘信’”包含着人与人的和谐管理理念。这些管理思想具有强盛的生命力，并在东西方管理实践中富有成效，至今仍然具有深远的影响和现实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