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理论在中国实践中的困境

第三节　理论局限与现实挑战：产业结构理论在中国实践中的困境

一、理论局限Ⅰ：对比较优势原则的争议和比较优势战略的缺陷

国内关于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战略所依据的理论一直存在争议，在诸如“比较优势战略”与“赶超战略”、“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比较优势利益”与“比较优势陷阱”的历次论战和种种争论中，比较优势理论一直受到种种责难和批评。对比较优势持批评意见的学者几乎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到了开放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优化问题（洪银兴，1997；王细佃，2000；郭克莎，2003）。其中一个广为流传的见解是，比较优势理论是一个静态的理论，不具有动态性质。更有人在此基础上提出，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进行的国际分工可能会使某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陷入“比较优势陷阱”。^[31]

就比较优势理论本身而言，虽然以林毅夫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是迄今为止将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产业结构调整和国内资源配置结合起来考察的最成功的理论。但从应用于开放条件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现实背景看，这个理论也存在着缺憾。

第一，比较优势战略对于要素密集度变化引起的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没有做很好的解释。

第二，比较优势战略抽象掉了开放条件下的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对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传导机制的具体分析。^[32]

第三，比较优势战略着眼于新古典一般均衡框架下要素禀赋和国内产业结构演变之间的关系，同时抽象掉了对外贸易联系。比较优势战略只是提及封闭条件下国内经济发展过程中要素禀赋的内生变化所引起的比较优势的变化，而对开放条件下的要素流动所引致的要素供给的外生变化及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没有涉及。^[33]

第四，比较优势战略抽象掉了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特点，抽象掉了发展中大国巨大的地区发展差异。

比较优势战略的抽象对于构建基础性的理论框架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深入分析开放条件大国情形下中国产业结构面临的现实问题，则必须对比较优势战略进行发展。

二、理论局限Ⅱ：对发展中大国情形的关注不够

国际经济学在分析世界市场结构时曾经提出两个重要的经济学范式：小国情形和大国情形。中国学者进一步将其拓展为“产业间大国情形”和“产业内大国情形”^[34]（谷克鉴，2000）。

从已有文献看，国外的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对象基本立足于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而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调整问题的探讨则明显不足。即使对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国家的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的研究，也只是较多地关注于小国情形，对中国的发展中大国情形下产业结构调整分析基本没有涉及（UNCTAD，2002；Amighini，Alessia，2004；Sanjaya Lall等人，2004）。中国之所以体现出与其他东亚经济体迥然不同的发展历程，是由于中国经济的大国情形特征和区别于东亚各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所决定的。

第一，大国情形下的专业化生产优势具有比小国更强的延展能力，这种延展能力是以内部地区经济资源的重新配置为前提的。大国情形的外部均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内部地区经济的调整与变化、地区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和区域间的深度开发来架构新的支撑体系。^[35]

第二，处于开放条件下的发展中国家大国为矫正本国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产业转移的路径提供了有利条件。我们可以利用国内产业发展的差异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使不同产业和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分别进入包括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在内的不同国际分工体系，并逐步扩大在水平分工体系中的市场份额。

第三，发展中大国情形的不完全分工和不完全市场特征。由于边际成本递增和国家经济安全的考虑，大国情形下的国际分工通常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而垄断势力和内部化收益又导致市场的不完全性。

第四，中国产业结构的“波谱模式”特征和产业政策相关利益者的复杂性。中国在失去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的优势之前已迅速获得了资本密集型生产的比较优势（Wong，2002）。由于中国拥有一个巨大的能够容纳从低技术到高技术、低附加值到高附加值等各种层次产品的国内市场，从而得以充分利用规模经济效应。目前中国已形成了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优势产业并存的工业结构，从而使中国产业竞争力体现在不同要素密集度的产业波谱之间。这使我们在参与国际贸易谈判时不但应该有不同于南北双方的、能够代表自己特殊利益的贸易主张，而且由于相关利益者的复杂化，使国内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制定出现内生化趋势。

第五，基于地区差异而形成的产业和市场扩张优势是发展中大国情形国家所独具的（我们可以用中国34个省市对外部门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36]来解释这种地区差异）。它表明该国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大量的潜在市场机会，这导致了产业发展过程中产业的成长期延长、衰退期后移。各地区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不同生产模式在地区间的相互转移和相互衔接，成为支撑各产业持续成长和结构升级的重要途径。

第六，在一定时期内，发展中大国情形下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从需要角度讲，随着中国工业化程度和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吸纳水平是在不断降低的。20世纪80年代，GDP增加1%，大约吸纳劳动力240万人，到了90年代，GDP增加1%，大约吸纳劳动力170万人，而现在，GDP增加1%，大约可吸纳劳动力90万人。可见，市场化排斥劳动，工业化排斥劳动。从供给角度分析，根据联合国的测算，在工业化国家，大约每10亩地需要一个成年劳动力。根据这个测算，中国目前大约有180亿亩耕地，只需要1.8亿农业人口。未来几年，将有数亿农民涌向城市并转移到第二和第三产业。最近几年的统计数字也证明了这个推测。1998～2002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7.3%，失业率3.8%；2003～2005年，经济年平均增长9.4%～9.5%，失业率却上升到了5%。值得说明的是，最近南方等地出现的“民工荒”现象是暂时的结构性失衡现象，与户籍制度、劳动力市场信息和农民工权益的保障相关，而不是劳动力总量发生了变化。因此，中国产业政策的制定必须考虑发展中大国情形下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性。

三、现实困境Ⅰ：雁行模式与东亚产业结构升级模式的困境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传统的“梯级产业分工”和“雁行模式”在实践中显露出式微之势。特别是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其局限性开始集中显现出来。

深入剖析其原因，东亚产业结构升级与雁行模式后劲乏力的根本症结在于：过分依赖外资主导型的对外开放，过分依赖日、美等发达国家的技术扩散，以致丧失本国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

首先，在一些东亚国家的外资主导型^[37]开放经济中，资金和技术引进来源单一，导致本国缺乏消化、吸收、开发和创新的能力，也就无法推动产业结构进一步高级化。其次，东亚国家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单纯依靠技术引进和技术模仿来实现技术进步的后发优势战略，却导致自主性技术创新机制的缺乏和产业升级缓慢。^[38]最后，由于长期以来东亚各国过分依赖美国市场，而当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时，导致东亚国家的产业循环机制的出口环节受到阻碍；日本陷入“技术僵局”又使得它在雁行产业循环机制中无法再继续扮演技术提供者的角色。这样一来，东亚原有的技术、产业传递机制就出现了阻塞，各国出现了比较优势趋同和产业同构化与单一化的现象。

东亚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经济结构失调和过分依赖美、日等国投资和技术等问题，为我国的经济发展道路提供了很好的前车之鉴。如何扬弃东亚国家产业发展模式，走适合中国特色的产业发展之路，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四、现实挑战Ⅱ：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与分工重组的挑战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呈现出以国际分工向纵深发展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和分工重组。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伴随着每一次全球产业转移，都会为后进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带来重大的历史机遇和挑战。从美国、德国的崛起到东亚奇迹的形成，每一次都印刻着国际产业分工重组、转换带来的巨大动力。但是全球性的产业转移和分工重组也给中国带来严峻的挑战^[39]（谷克鉴，2004）。

第一，从牵引增长论和历次国际产业转移和分工格局来看，发达国家依靠其在知识存量和知识增量方面的优势，总是处于中心位置；而发展中国家缺乏资金和技术，且教育与科学技术落后，总是处于接受发达国家技术辐射、产业转移的从属地位。

第二，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和分工重组还导致了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群体的裂解，部分发展中国家日益边缘化（Hummels D，Rapoport D and Yi KM，1998）。

第三，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和分工重组还导致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不但体现在出口产品、吸引外国投资、吸引国际产业转移等方面，甚至还面临着对有限国际原材料和销售市场的争夺。

第四，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和分工重组下的“贫困化”增长（Immisering Growth）（Bhagwati，1958）。巴拉萨（Balassa，B，1977）认为出口商品结构和比较优势会随着一国技术水平和生产要素积累的状况而迅速改变。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进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行列，如果出口的扩张超过了阈值，^[40]使价格急剧下跌，贸易条件的衰落会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使得出口价格下跌造成的损失大于出口量的任何增加带来的好处，从而造成“贫困化”增长（见图2－3）。

图2-3　新一轮全球产业分工下的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化”增长

图2-3表示A国在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前后的生产可能性曲线。B为参与前曲线，C为参与后曲线。比如，当A国全球产业转移后，贸易条件由P_B=1剧烈恶化到P_C=0.25，A国在C点生产，生产量和出口量虽然增加了，但是收益减少得更快。A国的消费点在无差异曲线Ⅱ的G点，比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前无差异曲线Ⅲ的E点水平更低，从而造成“贫困化”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