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开放条件下产业升级的路径选择
一、产业集群提高区域产业竞争力的路径
产业集群是产业竞争力和区域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和集中体现。专业化的产业集群可以通过较高的专业化分工程度,形成几乎是最高的产业效率;集群所具有的社会化网络系统可以使企业降低投入要素的成本,特别是降低交易费用;产业集群有利于中小企业建立垂直营销系统,获取纵向一体化利润。产业集群很好地促进了外来投资与当地经济的融合,大大降低了投资的不确定性,使外资经济与本区域国民经济共同发展;产业集群内部具有良好的人文环境和创新环境,形成互动性的合作关系和竞争压力,构成集群内企业持续的创新动力。
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看,凡国际上有竞争力的产品,其背后往往都有产业集群的支撑。如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温州的鞋业和低压电器产业集群等。我国目前已经进入产业集群与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竞争力密切相关并逐步加深的阶段,在推进产业发展、促进产业升级时,应该考虑产业集群的经济外溢性,实现产业创新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我国区域经济的竞争力。
第一,在发展产业集群的过程中,应努力把国际性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区域经济的梯度转移与提升区域产业结构和提高区域竞争力相结合。随着产业集群的形成,地区间产业转移的方式由最初简单的来料加工逐渐发展到吸引外商的直接投资和技术投入,再发展到本区域国民经济的自主创新和品牌经营。典型的例子如广东除了OEM产品带动的企业集群外,还发展了自己的品牌产品,并通过加工贸易集聚吸引了同类产品的外资企业,前者如顺德形成了格兰仕、科龙、美的等一批名牌企业;后者如美能达最初在东莞来料加工复印机、打印机,进而成立总装厂和各种配套企业,最后迫于竞争的压力,其主要竞争对手佳能相继跟进。由此可见,我国企业完全可以凭借高质量的劳动力素质和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加入到国际产业价值链中,率先在某个环节的生产上建立起新的比较优势。随着价值链的不断分解,各环节被转移到优化选择的区域,并通过产业集群形成一批具有产业化特色的加工制造基地。
第二,区域产业集群市场新定位和竞争模式的转变,就是要从“市场竞争模式”或“制造竞争模式”转变为“产业价值链竞争模式”。“市场竞争模式”或“制造竞争模式”强调产品和服务的“性能价格比”,它实质上还是一种低成本的竞争方式;产业价值链竞争则强调通过联合或控制“产业价值链”的上下游关系,从而创造整合的动力,从“价值链整体运行效率”中谋求更多的利润来源、现金流量和规模经营的稳定性。比如,义乌小商品市场强大的产业价值链竞争优势就建立在:一方面打造上游的本地小商品制造中心和研发中心,建立与小商品流通中心地位相适应的小商品生产和研发基地;另一方面完善和维护下游的国际和区域营销网络。
第三,注重人力资源的投资和引进,关注本地企业家的培养,保持本地文化的创新性和开放性。
第四,地方政府应努力创造一个开放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政府机构、服务单位应与中小企业共同构成一个机构完善、功能齐全的生产、销售、服务信息网络,通过这种社会化网络系统有效地促进中小企业的产业集聚。政府应积极引导和鼓励民间资本投资于生产基地和产品研发。如对产品研发投入进行税收减免;建立专业化的培训机构;放松具体定价权的管制等。
二、推动国际产业升级的成长路径
当新一轮全球产业分工的发展使国际分工的边界深入到价值层次后,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即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不仅仅是简单地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升级转换,而且包括特定产品或部门内部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环节的升级。具体而言,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转换表现在生产和出口上,呈现出如下梯度的演进过程:[4]最终产品的组装和出口→零部件的分包生产和出口→中间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国外品牌产品的生产和出口(OEM,代工)→拥有自己设计能力的生产和出口(ODM,代设计)→自创品牌的生产和出口(OBM,原始商标制造)。这一产业结构梯度演进过程实际上是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过程和内生比较优势的积累过程,因而也是我国产业在比较优势外贸战略指导下转型升级的根本目标。
第一,继续加大吸引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力度,着力吸引跨国公司把技能和技术密集的生产环节向中国转移。
第二,提升内资企业的配套生产能力,增强加工贸易的产业联动效应。配套产业的发展是加工贸易带动当地产业成长、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也是加工贸易实现技术转移或扩散的主要渠道。跨国公司向东道国的技术扩散的速度和水平取决于当地配套产业的技术状况以及当地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事实上,在“全球制造,全球营销”的生产经营范式风靡全球的今天,跨国公司为了追求新的动态竞争优势,大多都有采购本地化的倾向。因此,推动内资企业加快生产设备更新改造的步伐,提高内资企业在中间产品及零部件方面的生产供应能力,是促进我国加工贸易的产业联动效应的关键所在。应加强对配套企业的科技、资金和信息支持,发挥政府、科研单位和中介机构的作用,为有能力进行配套生产的内资企业提供技术咨询、联合技术开发、人才培训,提供优惠贷款、补贴和各项信息服务,动员各方力量推动内资企业的配套产业发展。
第三,延长加工贸易的国内产业链条。加工贸易的价值链体现了价值增值的过程,包括原材料与零部件采购、加工生产、运输仓储及销售各个环节,留在国内的增值环节越多,则通过加工贸易实现的价值增值就越大,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就越有利。政府可以考虑采取以下措施来促进加工贸易国内价值链的延伸,从整体上增加加工贸易的增值率,充分发挥加工贸易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首先,简化深加工结转手续。一方面,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审批环节;另一方面,要加强各地海关、外经贸局等主管部门的网络建设,尽快实现联网管理,在此基础上,拓宽不按转关实行深加工结转的企业范畴。其次,对进料加工贸易企业之间的深加工结转可继续实行不征不退的政策。再次,对来料加工贸易企业的国内采购实行退税,鼓励来料加工贸易企业增加国内采购。最后,改变离境退税规定,充分发挥保税区的仓储功能。可在严格监管的前提下,对保税区仓库交货的出口商品实行退税。
三、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路径模式
(一)境外加工贸易的“国际生产分享”模式
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发展境外带料加工贸易这一产品内分工背景下的“国际生产分享”模式,是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内容。其一,推动特定行业的“边际生产区段”的转移,有利于维持在特定行业或部门的国际竞争力。其二,有利于企业仅通过少量投资,利用合作伙伴的销售渠道和营销网络,开拓当地或第三国市场,为国内企业带来大量订单。其三,通过境外业务的发展,企业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模式,了解世界市场的信息。鉴于此,应当鼓励我国机械、家用电器、轻工、服装和服装加工等行业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开展境外加工贸易。此外,高新技术产业的加工贸易已在全球蓬勃兴起的背景下,要鼓励高新技术行业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开展境外加工贸易。
(二)政府支持下的企业国际并购模式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和摩根大通的报告显示,近年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FDI)方式中,跨国并购和股权置换呈现增长势头,战略性投资正在成为企业海外发展新途径(见图6-1)。但由于政治和其他非经济因素,中国企业的国际并购屡屡受挫,而政府的支持正是坚定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最强大保证。战略性贸易政策也主张,对本国支柱产业的扶植不仅表现在财政补贴和贸易壁垒上,也表现在本国企业进行跨国并购时通过运用政治权利施加的国家影响上。2005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成功收购PK公司,就为这种模式积累了宝贵的大型跨国兼并、收购的成功经验。
图6-1 2000~2005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额
资料来源:摩根大通2005年度全球产业并购报告。
案 例
2005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成功收购PK公司
2005年10月26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石油)获得加拿大当地法院正式批准,通过其旗下全资子公司中油国际以41.8亿美元的收购总价成功收购哈萨克斯坦PK石油公司,中石油因此将获得5.5亿桶原油储量,并将在哈萨克斯坦拥有其最为现代化的炼油厂。
这场针对国外油气资产的收购战历时两个多月,过程一波三折。先有印度和俄罗斯石油公司的激烈竞争,后遇哈萨克斯坦议会通过禁止外资转让国家石油资产交易的法案阻碍。为了吸取中海油收购失败的教训,中石油便采取了由母公司出面收购的战略,这样既能获得国家和政府资源的支持,还不必像上市公司那样即时进行信息披露,中石油因而成功地以41.8亿美元收购了PK石油公司。
此次收购的顺利完成与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不无关系。2005年10月26日,正在莫斯科出席上海合作组织会议的中哈两国总理在会见中均表示支持中石油和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在前者收购PK公司方面开展互利合作。哈萨克斯坦总理强调,中石油收购PK公司进程结束后,哈方将与中石油共同处理好PK公司在哈萨克斯坦遗留的各种问题。同时,通过此次成功收购,中石油也积累了宝贵的大型跨国兼并、收购成功经验,使公司国际化发展战略迈出了更新的步伐。
(三)国民企业与其他国家企业的联合国际化模式
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第一,降低中国公司的跨国并购所受到的法律环境、文化差别,特别是政治因素影响。第二,化竞争对手为合作伙伴,避免与之激烈的竞争,大幅度减少竞价成本。第三,推动伙伴公司在本领域的深度合作。
案 例
2005年中石油与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联手收购艾尔—福瑞特石油公司股份
2005年12月22日,中石油(China’s National Petroleum)与印度国有石油巨头——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India’s Oil& National Gas)报价5.78亿美元,在同另外8家对手的竞争中胜出,联手从加拿大石油公司竞得叙利亚艾尔—福瑞特石油公司(Petr Canada’s Syrian Oil and Natural Gas)38%的股份。[5]艾尔—福瑞特石油公司是目前叙利亚最大的石油公司,目前日产量约为30万桶左右,约占叙利亚全国石油日产量的一半。目前艾尔—福瑞特在叙利亚的36个油气田拥有220口井。中石油与印度国家石油公司将共同成立各占50%股权的公司来收购上述股份,双方将共同拥有大约每年300多万吨石油的权益产量。在此次中印联合竞价之前,由于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均增长强劲,对石油的需求日益强烈,两国以前在安哥拉和哈萨克斯坦项目上屡次进行竞争,提高了全球油气资产的价格。但此次合作为双方节约了上亿美元的竞价成本。此外,此次中印两家最大石油公司合作,大大减少了第三国因为政治上的压力而干涉类似于中海油并购优尼科那样的政治风险。此外,根据协议,双方将在从研发到石油精炼等价值链的环节上继续合作,以及两国企业将继续在第三国协作勘探和开采石油和天然气合作等。
(四)国内企业联合国际化模式
这种模式最大的优点也是分享信息、减少内部竞争,降低竞标成本。此外,国内企业联合国际化模式还可以分散风险,便于筹集大量资金。
案 例
2004年上海5大企业联合开发俄罗斯“波罗的海新城”项目
2004年6月,上海上实集团与圣彼得堡对外关系和旅游委在圣彼得堡市签署了“波罗的海新城”项目的合作备忘录。“波罗的海明珠新城”项目建设开发周期为6~8年、总投资13亿美元的房地产项目,既是上海最大的对外投资项目,也是俄罗斯20世纪以来投资最大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根据规划,“波罗的海新城”将成为圣彼得堡市未来的城市副中心。由于这个项目需要注入巨额资金,单个企业很难挑起这个富有诱惑力的重担。因此,2004年9月28日,由上海上实、工投、锦江、百联、绿地5大企业集团联合决议签署《投资意向书》,注册资本7.5亿元,共同投资成立海外联合公司(上海海外联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专业开发“波罗的海新城”。从新公司注册资本金出资额度上看,“上实系”出资3亿元,占注册资本的40%。
(五)国家金融和国家信用支持下的企业国际化模式
坚持以基础设施换资源的方针,借助我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通过政府信用和融资推动,构筑与境外政府机构、金融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平台,在带动我国资本、产品、劳务海外输出和战略性资源海外输入的同时,促进所在国“以基础设施为核心的物质建设”,实现互惠互利、共同发展,最终实现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和全球化战略的需要,具体形式包括出口信贷和项目融资。
图6-2 国家信用支持下的巴西卡迪奥塔火电二期C项目
图6-3 国家信用支持下的五矿有色与智利铜公司合作投资购买铜生产能力项目
(六)竞争性市场的业务国际化模式
这种模式就是按照企业发展阶段的需要和市场规则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整合和并购。这种模式既有联想收购IBM全球PC业务的成功案例,又有海尔弃购美国美泰的教训。
四、外资并购:理性对待、疏堵并行
随着国内资本充裕度的提高和对利用资本手段的不断深化,跨国公司更多地以股权直接投资方式并购和参股中国企业。作为国际资本流动和利用外资的主要模式之一,外资并购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为我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提升国际化管理、开拓国际市场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带来新机遇,但以吞噬品牌、转移利润为目的的恶意并购和以控制市场为目的的垄断并购则导致了本土企业的技术竞争力和民族品牌的丧失。
理性对待外资并购,既要反对以敌对心态看待外资的倾向,又要反对敞开大门、来者不拒的态度。采取理性对待、疏堵并行的策略具体包括:
第一,积极引入国际一流战略投资者是下一步国企(包括金融企业)改革的重要举措,但对于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行业,以及国民经济的基础和支柱产业而言,要通过股权的合理设计,保持国有资本对其中重要企业的控股地位。
第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要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产业安全为前提,要切实保护民族企业的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防止产生垄断。
第三,法律规范外资并购行为。完善外资并购准入制度,增加外资并购的透明度和明晰度,加强重点审查和监管,尽快出台反垄断法,依法阻止控制性并购行为。
第四,内外均衡、公平竞争,外资要与国资和民资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
五、调整出口导向战略
出口导向是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为促进经济增长所采取的一种战略选择。但根据近年的统计数据,强调以出口导向战略为主要推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弊端愈发显现。从外部环境看,由于市场逐渐饱和,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另一种压力则来自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政治阻力和经济波动。从内部因素看,过大的贸易顺差是导致目前国内流动性泛滥的内在根源,[6]并造成资产价格的大幅度波动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发展中内需和外需的结构性失衡,最终也会对开放条件下产业结构调整造成“强制校正”和“破坏性回归”。
转变以出口导向战略为主要推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要长短结合、疏(导)化(解)并举、标本兼治。
短期举措以疏导流动性为主:首先,通过不断优化贸易结构和扩大进口等措施来抑制贸易顺差的增长,从而减少由于顺差所导致的基础货币投放,以化解流动性过剩风险。与此同时,进一步调整优惠的外资政策,加强金融和资本账户资本流入的管理。其次,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采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定向票据+小幅渐进一定频率的加息正常”等综合措施回收金融体系流动性,稳定房价、股价等资产价格。最后,改革汇率形成机制,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
长期举措以化解结构性失衡为主。对内部的化解方法是降低储蓄、提速内需增长,具体包括加快扭转公共财政在公共建设领域的长期缺位,实行公共财政的转型,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畅通的信息传播渠道;在增加居民收入的同时改革现行收入分配制度,整体上提高社会的消费倾向。对外而言,从出口导向中解放出来,优化贸易产业结构,在出口方面,对一部分低附加值的简单加工品征收出口关税,降低出口退税;限制高污染、高能耗产品的出口,并为有自主创新能力产品的出口提供更多的优惠条件;在资本账户货币自由兑换和资本市场开放上,继续实行谨慎的渐进开放路线,保持政策上的弹性和可控性,保持较长时间内资本账户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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