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优势与蛙跳效应

第三节　技术进步、后发优势与蛙跳效应

一、技术进步的后发优势与蛙跳效应

一个国家工业化起步越晚，可供其选择和利用的技术存量也就越多，实现追赶的速度也就越快，这就是所谓的后进国的后发优势。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技术的扩散时间大大缩短，落后国家在技术引进过程中通常显示出跳跃性特征，即落后国家可以处于获取最新技术机会的前沿。由于一开始就选择采用到位的最新技术进行引进，可以产生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从而形成了技术的高起点，得以实现技术蛙跳（technological leapfrogging）。

Brezis、Krugman和Tsiddon（1993）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尽管与技术领先国相比，落后国家在传统技术上的经验较少，但新技能的采用使得它们可以利用低工资优势进入市场。而如果这项新技术比传统的老技术更有效率，就会产生技术领先地位的“蛙跳效应”。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技术蛙跳也不乏先例。近代以来，先后出现了三次落后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成功范例：第一次是美国用了43年的时间追上了英国；第二次是日本花了40年时间赶上美国；第三次是亚洲“四小龙”用30年的时间赶上了西欧国家。^[7]

技术蛙跳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有两种：一种是渐进式的，即在既有框架的技术基础上逐步改进而取得的，这种常规的技术进步往往是通过“干中学”推进的；另一种是突进式的，即根本改变技术性质，并需要国家力量推动的重大技术突破。因此，一国产业政策的宏观支持和引导，以及制定激励企业采用新技术的政策措施，把握住后发优势，最终实现技术蛙跳极为重要。

二、利用技术进步实现蛙跳效应的路径选择

（一）有效利用全球技术资源，积极主动引进技术要素

首先，要依据外资企业业态的变化适时调整外资政策，更好地利用跨国投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研发活动。按照目前的政策框架，只有外资的研究中心和软件企业才可以获得相应的外资优惠政策，对外资高新技术企业的界定主要是制造企业，服务业为主的高技术企业，如设计、培训、咨询等服务企业不能纳入其中。因此，在政策的调整上，对于高新技术制造业的优惠政策，也应使用于高技术服务业。其次，国内企业可以委托第三方进行专业技术研发，比如收购、兼并拥有核心技术的海外企业或者在海外建立研发中心。最后，建立其技术引进与技术创新相处良性互动机制，包括与国外研发机构或者合作方建立技术开发联盟。

（二）推动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

（1）国家对具有技术性外部经济特征的战略性产业的支持。技术性外部经济是战略性贸易政策中外部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它是指厂商通过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中其他厂商的技术外溢获得技术和知识，从而使厂商提高生产率和降低成本。技术性外部经济通常表现为在R＆D投入强度大的产业（一般为技术密集型产业特别是高技术产业）中，技术外溢效应使厂商不可能完全获得R＆D投资的收益，由此导致的私人投资不足使这些产业不能发展到社会最佳状态，因而需要产业政策的扶持。如果政府采取保护或补贴的政策，将能够促进这些产业的发展，并增加国民福利；而外国政府对这些部门的支持和保护，可能使本国丧失或减少这些有益的技术外溢，因此，本国必须采取对应或反击的行动。由于这些包括高技术产业在内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对国家利益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政府的积极干预政策对于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具有战略性作用。

案　例

国家科技部“网络出版行业”和北大方正集团的扶持^[8]

网络出版项目是利用互联网技术发布、出版和销售书籍、报刊、游戏、动漫、音像制品等数字内容产品，并对其进行知识产权保护的新兴产业。网络出版项目的产业链很长，主要包括传统和现代的内容提供商，也就是信息渠道商，比如出版商、图书馆、博物馆甚至政府；产业链的另一部分是技术提供商，包括网络传播企业、硬件企业（IT和通信设备制造商）、软件企业以及提供增值服务的运营商（如央视）。作为新兴产业，网络出版业的增长速度和市场潜力惊人，据科技部统计，2005年，网络出版业规模是100亿人民币，产业的年增长额高达70%；到2010年，产业规模将达到1000亿人民币，间接产业拉动规模达到5000亿～6000亿人民币。

北大方正集团在网络出版产业链中主要是技术提供商的角色。目前由于方正在激光印刷排版领域的行业占绝对领导地位（方正占有国内中文出版市场80%的市场份额和国外中文出版市场90%的份额），它在网络出版产业的软件服务上和一部分硬件提供（如PC，MP4）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目前，方正也正在向现代数字内容提供商方面转变。但是，在国内市场上，方正也遭遇了像IBM、微软等国际巨头的挑战。

作为新兴产业所具有的巨大市场空间和文化领域的特殊性，网络出版业作为战略性贸易部门一直被科技部所重视，并对行业内的领导企业方正集团予以积极扶持。具体包括：政策支持，要求国内企业优先采用方正集团开发的网络出版底层技术应用平台和内容管理平台；资金支持，每年投入上千万资金用于方正的网络出版技术创新和开发；技术环境支持，由政府出面，制定和实施有利于国民企业的网络出版技术标准。

（2）在依据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加大R＆D投入，培植多层次创新主体。一国现有的技术结构是决定其是否有能力吸收引进技术要素和进行技术创新的关键因素，R＆D投入的增加有助于技术吸收能力增强和技术创新水平提供。不断提高R＆D占GDP的比重，投向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应该是一项重要的政策。在2004年颁布的国际自然科学奖和国际技术发明奖中，80%为国家项目，我国目前技术创新的格局仍然是国家主导型。

提高R＆D的关键也是使企业成为R＆D活动的主体，并不断完善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具体包括：在区域中心城市和技术创新试点城市建立面向企业和社会的技术创新服务中心，逐步形成全国性、网络式、开发的技术服务体系，特别为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提供全方位服务；建立大型企业联合体和科研机构为依托的行业技术开发基地；建立以企业为中心，风险共担的产学研结合机制^[9]（龚新宇，2003）。

案　例

深圳比亚迪公司依据比较优势的自主创新之路^[10]

1995年，深圳比亚迪公司果断放弃从日本引进日产20万粒锂离子电池、价格1亿美元的自动化生产线。在拥有锂离子电池专利的比亚迪眼中，中国低成本的劳动力比“自动化”更有魅力。比亚迪将“自动化”分解成多个可以人工完成的，对工人技术要求又不高的工序。结果，只用引进技术1/20的投入，就建成“比亚迪”特色的半自动化锂离子电池生产线。在此基础上，比亚迪通过加大R＆D投入，自主创新出几十项技术专利。目前，比亚迪日产一次性充电电池300万粒，镍镉、镍氢、锂离子电池的国际市场份额分别居第一、第二、第三位，取得了摩托罗拉、诺基亚等世界手机巨头的大额订单，并迫使“东芝”退出锂离子电池业，“三洋”撤离中国市场。

案例来源：胡谋：《自主创新，看企业如何演主角》，《人民日报》，2006年3月21日，本书有所改编。

（3）在企业微观层次，锲而不舍地坚持自主创新战略。为什么对于同样的产业关键成功因素，不同的企业采取相似的技术创新战略，企业各自的绩效仍然差距巨大？哈佛大学战略管理教授潘卡·盖莫沃特的解释是，因为每个企业的投入和承诺不同。按照盖莫沃特的观点，技术创新战略是一种坚持不懈的承诺和投入，是一种义无反顾的献身。承诺是自主创新本身固有的性质。它之所以必须坚持不懈，是因为其投资的要素具有持久性、专用性、不可交易性即“粘牢”的特征。因此，技术创新战略承诺的不可逆转性意味着必须在技术创新战略的制定和抉择中坚决克服近视症。承诺和投入是对企业之间技术创新能力存在的持久差异的唯一一般性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说，关键成功因素对企业的成功并非是最关键的。当同一行业中相互竞争的企业都认识到该行业的关键成功因素时，最终的成功就取决于承诺和投入的决心和持久性。比如波音公司开发747型宽体客机时，其投资超过了当时波音公司的净收入，前后持续了10年时间，如果开发失败，波音公司将破产，但正是这种大投入、大承诺，使波音公司获得了巨大的成功。^[11]

这种技术创新战略的契约性揭示了中国企业为什么在许多关键领域中与世界级竞争对手存在巨大的技术差距，原因是我们在那些技术密集和要求长期大量投入的领域中缺乏义无反顾的决心和承诺。对中国企业来说，重要的不在于制定战略，而在于实施战略的决心和承诺。妨碍了中国企业自主创新作出战略承诺的一个客观原因是我们的企业规模尚小，实力不足，许多企业长期为生存所困扰，无暇顾及长远的发展。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缩短战线，先从点上突破，节省广告费用，投在新产品研发上；节省渠道费用，投入到制造工艺和管理的改进上，从低端产品一点一滴地做起，慢慢积累技术和运行经验，然后切入市场利润丰厚的中高端产品。可喜的是，中国已经有一些企业在关键技术的研发、精密制造工艺的攻关，以及国际市场的开拓上，显示出破釜沉舟的决心和承诺。像华为在网络核心设备领域、TCL在通信终端领域、海尔在国际市场的开拓方面，都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直到曙光初现。他们的道路是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必由之路。

（4）人力资源利益保障、教育与培训。第一，有效保障最基础的国际分工利益——劳工利益和中国劳动力密集的比较优势。经验表明，一方面，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已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相对集中的领域，一些高新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区段以及低技能密集的生产区段也是外商直接投资青睐的领域。目前，我国外商投资企业雇佣员工已达2300多万人，各项外经贸业务的从业人员达7000多万人。另一方面，由于加工贸易的发展而拉动的高出口依存度体现了我国就业对外贸出口的较高的依存性。^[12]根据廖建成（2004）的分析，加工贸易的发展至少会直接影响3000多万人的就业，其中大部分为来自农村的劳动力。鉴于此，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而言，除了拥有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之外，还有大批因体制转轨而下岗的失业工人，在中国制造业不断深入地融入全球分工体系的过程中，劳工利益实际上是最基础的国际分工利益。^[13]事实上，由于我国劳动者的素质普遍较低，并且由于劳动分散而资本集中的特征，我国劳动者在国际分工利益的分配方面处于弱势地位，故保障劳动者的分工利益是不容回避的课题。而保障劳工利益的关键在于提高劳动要素的质量，即人力资源的积累。

第二，人力资源的教育和培训。依据比较优势变迁的内涵，分工的扩张与人力资本的积累之间存在双向互动关系，即分工的扩张会促进人力资源的投资收益上升，而人力资源的积累或要素质量的提高又会提高要素的分工利益。因此，着眼于人力资源的教育和培训是保障国际分工深化背景下劳工利益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有效途径。

但在中国企业中的人力资源投资却是“最短的木板”。据联合国的统计，中国对物质资本的投资高达GDP的30%，而中国教育培训投资却仅占2.5%（印度和土耳其分别为3.2%和2.9%）。事实上，在中国，人力资本回报率已经高达30%～40%，远高于同期大约20%的物质资本回报率。^[14]此外，目前在中国企业中出现了“产业工人民工化”的趋势，对技术工人，特别是对中高级技术工人的需求很大，但是全国3700所技术学校的招生规模却一直在萎缩。

对人力资源的培训和教育首先要加大教育投入，提供全民素质，这是人力资源开发建设的根本。其次，合理安排和调整投资结构，提高教育投资效率，解决技术工人短缺与技术学校萎缩、大学生就业难与人力资本短缺的并存的结构性矛盾。再次，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强化职业培训。最后，建立完善市场的配置机制，促进人才合理流动。

【注释】

[1]根据克鲁格曼（1995）定义“超贸易经济体”（super-trading economies）的思想逻辑，由于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贸易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自2002年已超过50%，2005年则达到60.2%，因而是一个贸易大国。中国加工贸易的跨越式发展导致我国外贸依存度不断攀升的经验事实，正是对克鲁格曼（1995）关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迅猛发展导致了超贸易经济体出现的观点的完美验证。参见Krugman等人（1995），“Growing World Trade：Causes and Consequences”，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Vol.1，pp.327-361.

[2]传统的“两端模式”反映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作为两大集团在国际分工格局中存在的巨大差距。随着技术的发展与国际扩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国际分工差距日益扩大，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一些成员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位置正逐步接近或超过一些在发达国家内部处于较低分工水平的国家和地区，从而国际分工的格局由原来相对孤立的“两端模式”逐渐向更为连续的“波谱模式”转换。

[3]林善浪：《劳动力过剩条件下重工业化趋势及其国际竞争力》，《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5年第8期。

[4]潘悦等（2002）将产业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转换的梯度演进过程概括为：最终产品的组装和出口→零部件的分包生产和出口→中间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国外品牌产品的生产和出口（OEM和ODM）→自创品牌的生产和出口。我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从代工生产（OEM）向代设计（ODM）的转换实际上意味着其在特定产业或产品的价值增值链条中增值能力的显著，故存在一个从OEM生产向ODM生产转换的梯度升级过程，因而我们把OEM生产和ODM生产视做上述梯度演进过程中的两个独立的层次。参见潘悦、杨镭：《产业的全球化趋势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兼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加工贸易发展》，《财贸经济》，2002年第10期。

[5]Saritha Rai，“China and India：Common ground for rivals”，《The Asahi Shimbun，The New York Time》，Jan.，21-22，2006.

[6]最新的例子是2007年2月，中国的外贸顺差达到历史第二高度的235亿美元，当月投放的基础货币就超过1800亿元人民币。

[7]参见胡景岩：《论开放市场与引进技术》，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3年。

[8]资料来源：作者2006年3月22日对北大方正集团公共关系部阮建强经理的访谈。

[9]龚新宇：《贸易的技术扩散效应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10]胡谋：《自主创新，看企业如何演主角》，《人民日报》，2006年3月21日。

[11]黄卫伟：《战略是一种锲而不舍的承诺》，《中国企业家》，2002年10月。

[12]根据王检贵（2004）的观点，加工贸易的跨越式发展是中国外贸依存度不断攀升的直接原因。1995～2003年外贸依存度上升的20个百分点中，有12个百分点是加工贸易贡献的。参见王检贵：《中国外贸依存度过高了吗？》，《财贸经济》，2004年第7期。

[13]任志成等（2004）也指出，在国际分工不断细化的背景下，劳工利益是发展中国家所能获得的最重要的最基础的分工利益。参见任志成等：《论当代国际分工格局中发展中国家的分工利益》，《国际贸易问题》，2004年第6期。

[14]《中国企业应重视学习》，《环球时报》，2004年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