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渐进适应比较优势发挥的人民币汇率历史沿革及人民币汇率长期走势
上一节讨论了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形成与决定,并采用计量方法对人民币汇率的中长期走势做实证分析,得到一系列启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核心就在于比较优势的发挥,而包括汇率改革在内的整个改革举措都包含此种含义。本节在此处梳理人民币从诞生之日起,如何伴随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而调整其汇率水平,以及如何在改革开放后逐步适应比较优势的发挥,并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一、人民币汇率形成发展阶段的划分
(一)赶超战略时期的人民币汇率高估阶段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衰落是每个华夏子孙的心痛,近代以来许多仁人志士满怀强国富民的远大志向。1949年后中国新政权的领导人面临着选择何种发展道路和管理体制组织经济建设,迅速实现强国富民的问题。中国的领导人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发展战略(主要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生产资料的部类快于其他部类发展思想的影响,同时也受当时发展经济学中重工业化战略的影响)。然而,重工业作为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所具有的基本特征,与中国当时的经济状况相冲突,使重工业优先增长的目标无法借助于市场机制得以实现。解决这一困难的办法就是作出适当的制度安排,人为地压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即压低资本、外汇、能源、原材料、农产品和劳动的价格,降低重工业资本形成的门槛。于是,适应于重工业优先增长的发展战略,一套以全面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为内容的宏观政策环境(林毅夫,1999)就形成了。
具体在汇率政策方面。适应上述以赶超战略为起点的三位一体的经济体制的汇率政策是对人民币币值的高估。重工业的物质基础是资本密集型的技术设备,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些比较先进的技术设备的相当一部分需要从国外进口,即需要为此支付外汇。汇率是用本国货币表示的外汇价格,在资本稀缺和可供出口的产品并不丰裕的条件下,外汇和资本同样稀缺,由市场调节形成的汇率水平将会高到使资本密集的重工业部门难以承受。因此,为了保证重点项目能够以较低的价格进口必要的关键设备,政府将干预外汇价格的形成。高估本国币值,成为重工业优先增长目标能够实现的一项保障措施。
从人民币汇率水平来看,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并发行了统一的货币——人民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适应对外贸易和经济往来的需要,华北、华东、华南等地区的中国人民银行分行逐步制定了人民币对外国货币的汇价。当时因各地区物价水平不一致,各地区中国人民银行在中央的统一政策和管理下,以天津口岸的汇价为准,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自行制定并公布各自的外汇牌价。1950年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后,随着经济秩序的逐步恢复和全国财经统一制度的建立,人民币实行了全国统一的汇价,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公布。1979年3月13日,国务院批准设立国家外汇管理局,统一管理国家外汇,对外公布人民币汇价。人民币汇价是在人民币与外币实际价值基础上,根据不同时期国家的政策和经济建设的需要而制定的。而在事实上,人民币汇率抑制从1950年就已经开始了。在1950年3月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到1951年5月的一年多时间里,连续多次压低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人民币汇率由1950年3月13日的420元人民币(由旧人民币折算成新人民币)兑换100美元,到1978年时,汇率为172元人民币折合100美元。
(二)比较优势战略下的人民币汇率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体制解决了在一个十分落后的发展起点上把积累率提高到15%以上的问题,并以较快的速度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中国工业体系(林毅夫,1999)。但是,推行该战略步履艰难,所付出的代价极其高昂。传统经济体制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受到两个方面的抑制:一是扭曲的产业结构;二是低下的微观经济效率。由于违背资源比较优势,人为推行重工业优先增长的发展战略,使经济结构遭到严重扭曲,由此丧失了本来可以达到的更快的增长速度(如195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尚为日本的两倍有余,然而,到了1980年仅仅约为日本的90%)。[16]
表7-2 汇率调整(100美元、100英镑=人民币元)
注:这里将人民币按1万元旧人民币等于1元新币折合。
资料来源:《汇价手册》,中国金融出版社,1986年版;马洪、孙尚清主编:《现代中国经济大事典》,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960页。
中国传统经济体制缺乏效率的问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就被察觉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的改革也可以追溯到那一时期。然而,直到1978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经济改革一直陷于行政性放权、收权,即部门和地方之间管理经济权限的重新划分,以及与此紧密相连的行政机构增减的循环往复中,从未触及传统经济体制三位一体的基本格局。肇始于1978年年末的经济改革与以往的改革相比,在做法上有两个明显的不同:一是将以往的行政性管理权限调整为扩大农民和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跳出了循环往复的条块之间行政性管理权限调整的窠臼;二是当问题得到部分解决的微观经营机制与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宏观政策环境发生冲突时,虽然曾屡次出现体制复归,但从总体上看,没有采取倒退回去的办法或继续维系传统经济体制,而是逐步将改革从微观经营机制方面深化到资源配置制度和宏观政策环境方面,为继续解决微观经营机制问题创造条件(林毅夫,1999)。
这一时期的汇率改革又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时期。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有关金融体制与政策的改革相对于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要滞后与复杂。
1.改革初期双轨制的人民币汇率
在改革以前,中国实行的是单一汇率,贸易和非贸易收支都按官方汇率结算,在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条件下,为降低重工业发展的门槛,汇率被人为压低(即人民币汇率高估),极大地抑制了中国具有的比较优势的发挥,使创汇能力大大低于应有的水平。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币对西方国家货币的汇价实行单一汇价,即对进出口贸易外汇的结算和非贸易外汇的兑换都使用同一汇价。但1978年以后,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人民币汇价在我国的对外经济交往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在非贸易外汇方面,人民币汇价偏低,而在进出口贸易方面,由于历史原因造成人民币汇价偏高,并与进出口物价脱节,出口商品亏损。
为了增加外汇收入,政府对汇率进行了一系列改革。1979年8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作出了从1981年对外贸易实行内部结算汇率的重大抉择。从1981年试行内部结算价到1985年取消,1986年实行额度调剂价和人民币外汇牌价双轨制,到1994年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这个时期人民币汇价管理的特征是逐步调整、趋向合理。
从1981年起,我国试行改革汇价制度实行双重汇率:一种是适用于贸易外汇收支的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这是内部调节进出口贸易的平衡价,是按1978年全国出口平均换汇成本再加一定利润计算出来的。1美元合2.8元人民币,以后一直没有变动,直到1984年年底被取消。另一种适用于非贸易外汇收支的汇价仍然沿用原来的“一揽子”货币加权平均计算方法。由于从1980年以来,美元汇率连年不断上升,人民币汇价由1980年7月的1.448元人民币调到1984年7月的2.3元人民币。
贸易结算价试行以后,对经营进出口贸易的,自负盈亏的部分地区和外贸公司起到一定的鼓励作用,就全国来看,却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造成了许多问题。为了解决汇价制度带来的问题,同时加强人民币汇价调节进出口贸易和国际收支平衡的作用,从1985年1月1日起取消内部结算价,实行以贸易汇价为基础的单一人民币汇价制度。但是,由于贸易结算价自1981~1984年一直保持在1美元合2.8元人民币的水平上,而其间我国物价和国际收支发生了重大变化,全国出口平均换汇成本大幅度上升,这样形成了新的人民币汇率高估。于是,1986年8月15日,人民币从1985年1月1日的1美元兑2.7957元人民币逐步调整到3.7036元人民币,人民币贬值24.5%。此后几年,我国的物价水平急剧上升,外贸出口受阻,为了适应出口换汇成本的变化,增强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从1986年开始,允许调剂价产生,当时的额度调剂价为每美元额度1元人民币,至1989年年初,额度调剂价已突破每美元额度3.1元人民币。国家于1989年12月16日对人民币汇率再次下调,由1986年以来的1美元合3.72元人民币下调至1美元合4.72元人民币,下调幅度为21.2%,1990年11月17日,人民币汇率新一轮下调,由1美元合4.7221元人民币下调至5.2221元人民币,下调幅度为9.57%,双轨制的差距越来越小。通过几次调整,人民币汇率一直高估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冲,双轨制的矛盾逐渐淡化,汇价水平逐步趋于合理。1993年上半年受经济增长过热、外币需求过猛的影响,人民币开始大幅度贬值,至1993年6月底,人民币外汇牌价和额度调剂价合计起来的现汇价已达每美元合11元人民币。对此,国家及时采取强硬措施,通过中央银行外汇操作,向国内市场抛售美元,平抑人民币汇率,使人民币汇率达到并稳定在每美元现汇价合8.7元人民币左右(注意此时的官方汇率仍然是5.76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
2.1994年改革后的人民币汇率[17]
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进一步对外开放,推动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国务院决定从1994年1月1日起进一步改革我国的外汇管理体制。根据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决定,首先对人民币汇率实行改革,即从1994年1月1日起实行人民币汇率并轨。并轨后的人民币汇率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制。所谓有管理,是指这种汇率是以外汇市场供求为基础,是浮动的,不是固定的,但受国家宏观调控的管理。由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前一日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形成的价格,每日公布人民币对美元交易的中间价,并参照国际外汇市场变化,同时公布人民币对其他主要货币的汇率。该汇率是当日外汇指定银行之间以及指定银行与客户之间进行外汇与人民币买卖的交易基准汇率。各外汇指定银行必须以此为依据,在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浮动范围内自行挂牌,对客户买卖外汇。1994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外汇指定银行之间每日买卖外汇的汇价可在交易基准汇率上下0.3%的幅度内浮动;外汇指定银行与客户之间的外汇买入价和外汇卖出价,可在交易基准汇率上下0.25%的幅度内浮动,即外汇买入价和外汇买出价的价差不得超过0.5%。每笔金额超过100万美元的大额交易,银行与客户可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交易基准汇率和规定的浮动幅度内面议汇价。这个汇价浮动幅度不是固定的,人民银行将根据国家各个时期的经济政策,不定期进行调整,各外汇指定银行在经营外汇业务中,应以此为根据。
二、进一步开放中的人民币汇率长期走势
1994年的外汇体制改革后,中国的外汇储备逐年充裕,经济实力也大为提高。这主要归因于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强调了充分发挥我们国家的比较优势。我国最大的比较优势就是劳动力资源相对丰裕,而资本相对不足。经过改革20多年的发展,在基于比较优势战略的开放型经济引导下,我们国家的资本丰裕程度在不断提高。伴随要素结构转化的是我国产业结构向高度化的发展以及对外贸易结构的优化。但从总体上看,我国要素禀赋结构不均衡的状态将长期存在,需要大规模地与国际市场进行要素交换,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而在对外经济交往的初期,对外贸易又是先导和重中之重,为了促进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在这个阶段,我国汇率水平的制定应以贸易品平价为核心(由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在发展中国家,贸易品平价与购买力平价必然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收入依然较低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仍然是以贸易品平价为主,购买力平价在决定汇率形成中只能起到参考作用。
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外开放程度与水平层次进一步提高,人民币现实汇率将进入由贸易品平价向购买力平价逐渐收敛的阶段。伴随开放度的提高,一国的商品服务由贸易品为起点逐渐完全融入国际市场,成为国际供给的一部分。该国货币的价值也由仅体现贸易品再到部分乃至全部社会供给品的转变。名义汇率围绕购买力平价波动,并逐渐趋近。
根据我们上节的计量模型,此时适用的模型为模型Ⅱ。在这个阶段,只要中国经济能够继续保持持续、快速的增长,人均国民收入得到提高,人民币现实汇率将在长期内处于渐进升值的空间,当然在特定的时期仍然会出现反复。
当中国逐步实现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同时由于中国的大国经济情形,人民币必然将逐步成为在地区性硬通货的基础上,继美元、欧元和日元之后的国际储备货币。这个时候人民币已经实现了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中国对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将会越来越少。由于第三章中的因素分析,这个时候人民币汇率适用的模型将是模型Ⅲ。
注意这里的模型只能说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汇率决定差异,并预测一个总的趋势。但在时间序列的角度,预测并判断将来某个时期的人民币汇率水平还需要根据当时的购买力平价水平进行测算。即使假定在未来某个时期与即期的物价水平一致(即无通货膨胀)或是两国间具有相同的通货膨胀率,由于假定了中国的发展速度快于其他国家,并将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一员,其内部不同部类的劳动生产率发生的变化将不尽相同。因此,对于具体数值的测算,只能在测算(或模型预计当期)购买力平价后进行。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本模型的约束之一。但本模型依然为长期汇率的变化提供了方向性的阐述,并能做大体区间的估量(实际上,即使时间序列的模型也会因为较长时间中数据的不确定性而变得不可靠,如果存在协整关系的话,也需要进行自变量本身的预测)。同时正如在上一节提及的,中国的大国情形将使人民币汇率不会出现倒挂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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