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调整的主动性约束

第一节　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冲突：产业结构调整的主动性约束

一、货币政策与信贷政策：总量与结构调整的重要措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包括了国家宏观调控体系（见《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作为宏观经济调控政策重要一环的货币政策，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以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三大法宝为典型代表的货币政策工具运用是集中体现。而鉴于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国情，我国货币政策操作上曾长期以贷款规模控制为主要特征，而由此引出的是信贷政策在我国货币政策操作（信贷政策是否应包含在货币政策之内存在商榷的余地，许多情况下也将其与货币政策并列为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一般而言，货币政策以总量控制为主，而具体到信贷政策则以结构调整为主。前面分析的中国产业结构变革更多的是一种随着改革的发展，在各种措施引导下经济的更快增长，社会资本的积累导致的资源要素禀赋结构发生变化，比较优势处于动态化过程，并由此引致产业结构随之发生变革（这种变革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自然形成的、被动的过程）。中国是一个大国，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适应比较优势渐进动态变化的产业结构变革为主要变革途径的基础上，在某些时期仍然需要政府做主动的引导，国家宏观调控机制有非常大的作用空间（这是由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决定的，关于宏观调控的有效性问题不在此讨论）。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导的产业政策（包括发展计划）、财政部主导的财政政策（建设型财政）和中国人民银行主导的货币信贷政策构成了主动调整我国产业结构的政策措施。就信贷政策而言，信贷政策构成了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国家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要求，对金融机构信贷总量和投向实施引导、调控和监督，促使信贷投向不断优化，实现信贷资金优化配置并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处在初级阶段，间接融资居于主导地位，经济运行中的问题有总量问题，但突出的是经济结构性问题。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金融市场不够发达，利率没有市场化，单纯依靠财政政策调整经济结构受财力限制较大，信贷政策发挥作用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会存在。金融宏观调控必须努力发挥好信贷政策的作用，加强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就业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的有机协调配合，努力实现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

中国目前的信贷政策大致包含四方面内容：一是与货币信贷总量扩张有关，政策措施影响货币乘数和货币流动性。二是配合国家产业政策，通过贷款贴息等多种手段，引导信贷资金向国家政策需要鼓励和扶持的地区及行业流动，以扶持这些地区和行业的经济发展。三是限制性的信贷政策：通过“窗口指导”或引导商业银行通过调整授信额度、调整信贷风险评级和风险溢价等方式，限制信贷资金向某些产业、行业及地区过度投放，体现扶优限劣原则。四是制定信贷法律法规，引导、规范和促进金融创新，防范信贷风险。

信贷政策和主要由利率政策、存款准备金政策和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构成的狭义货币政策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通常认为，货币政策主要着眼于调控总量，通过运用利率、汇率、公开市场操作等工具借助市场平台调节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总规模，促进社会总供求大体平衡，从而保持币值稳定。信贷政策主要着眼于解决经济结构问题，通过引导信贷投向，调整信贷结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从调控手段看，货币政策调控工具更市场化一些；而信贷政策的有效贯彻、实施，不仅要依靠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必要时还需借助行政性手段和调控措施。在我国目前间接融资占绝对比重的融资格局下，信贷资金的结构配置和使用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全社会的资金配置结构和运行效率。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极大地影响着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信贷政策的有效实施对于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发展和完善信贷市场、提高货币政策效果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同时也为信贷政策的发挥结构调整作用提供了总量保障。

1998年以前，中国人民银行对各金融机构的信贷总量和信贷结构实施贷款规模管理，信贷政策主要是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向各金融机构分配贷款规模来实现。信贷政策的贯彻实施依托于金融监管，带有明显的行政干预色彩。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的信贷政策正在从过去主要依托行政干预逐步向市场化的调控方式转变。依法履行中央银行信贷政策职责，进一步完善金融宏观调控机制，与时俱进，不断改进信贷政策实施方式，提高信贷政策调控效果，还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完善。

二、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冲突

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在1994年的汇率改革中就已经宣示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然而，10多年的实践证明，人民币汇率是“管理有余而浮动不足”，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汇率在实践操作中实行的是钉住美元的机制，以至于在1999年IMF在重新评估各国汇率制度时，将人民币归类为传统的固定钉住汇率制度（第三类，见《国际金融统计》2002）。尽管在近期的汇率改革（指2005年7月21日的改革）中，中国货币当局再次宣示放弃单一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转而实行参考“一揽子货币”（不是钉住，货币篮子主要为美元、欧元、日元、韩元），但同时规定了每日兑美元的浮动范围，且浮动范围非常之小。从汇改后人民币汇率的实际运行情况看，汇率仍然属于较稳定的状态。且由于中国的特有国情，人民币汇率是否能真正形成浮动机制仍然有待进一步观察。

近乎固定的汇率政策严重影响了中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独立性。中国为什么需要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这跟中国的国情密切相关，因为中国不是一个小国（尽管在某些商品的贸易上面临小国情形，但对于整体经济体及其经济总量而言，不是一个小国情形），比如爱尔兰可以把政策跟英国挂钩，波多黎各可以跟美国挂钩，但中国是一个大国，即便在经济意义上也是一个渐进的大国情形。中国是一个大陆型的经济体，经济周期并不总是跟主要贸易伙伴以及全球经济完全吻合，或者说相关系数很低。但是由于事实上的钉住美元汇率政策，使得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力大打折扣，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发生了多次冲突。MF模型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对于开放经济体而言，在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重要，财政政策无效；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重要，货币政策无效。在此基础上，克鲁格曼（1999）进一步提出了所谓的“三元悖论”，即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独立的货币政策是三个不可调和的目标，各国充其量只能实现这三个目标中的两个。各国只能在以下三种基本制度中进行选择：①允许完全自由的、使政府可以利用货币政策对付衰退——以货币反复无常的波动为代价——的浮动汇率制度。②以牺牲货币独立来确保货币稳定的固定汇率制度。③能把相对稳定的汇率同某种程度的货币独立协调起来，但会带来其他问题的资本管制制度。

鉴于理论上的悖论情形，在1994年汇率改革以来，实践中也出现了四次比较明显的政策冲突：①1994～1996年，较高的通货膨胀和外汇储备快速增加之间的冲突。②亚洲金融危机后物价持续下降和外汇储备增幅快速下降之间的冲突。③1998～2000年，汇率稳定和本外币利差倒挂之间的冲突。④2000～2004年的中美经济情形的冲突。

从上述分析来看，尽管前面的章节一再指出我国的汇率政策曾经在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并由此为中国的增量型改革的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动力。但是，在累计严重货币错配问题之外，还出现了严重的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冲突，而货币政策与信贷政策的紧密关联性，导致此种冲突下的信贷政策有效性大打折扣，中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主动性受到明显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