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的运转

第二节　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的运转

一、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的“黄金时期”

19世纪70年代后，拉美的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开始加速运转，初级产品的产量和出口量迅速上升。美国政府于1890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在1870～1884年，拉美的对外贸易额增长了43%，而同期英国的外贸额仅扩大了27.3%。^[11]在阿根廷，出口收入（主要来自农产品出口）从1870年的3000万金比索上升到1900年的1.5亿金比索，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已接近3.5亿金比索（5金比索=1英镑）。在巴西，咖啡出口量从1871年的21.6万吨提高到1901年的88.8万吨；橡胶出口量从1870年的6591吨上升到1911年的38547吨。在智利，硝石及其副产品碘的出口税在政府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从1880年的5.52%扩大到1885年的33.77%，1890年高达52.06%。在玻利维亚，1840～1849年期间的白银产量平均每年为19.1万银马克，1890～1899年期间增加到165.5万银马克。^[12]在墨西哥，采矿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如白银产量从1877～1878年的60.7万千克上升到1910～1911年的230.5万千克；铝和铜的产量分别从1891～1892年的3.9万吨和6483吨扩大到1910～1911年的12万吨和5.2万吨。此外，农业生产也快速发展。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就是龙舌兰（西沙尔麻），其产量从1877年的1.1万吨上升到1910年的12.9万吨。^[13]在中美洲地区，咖啡种植业部门迅速扩大。1890年，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的咖啡出口额已分别占其出口总额的91%和71%；在1898年，危地马拉的这一比重高达96%。^[14]

总之，19世纪70年代后的半个多世纪可以被看做是拉美的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的“黄金时期”。在这一阶段，许多拉美国家的人均出口额在世界上居于较高水平。如表1-1所示，1913年，9个拉美国家的人均出口额平均达31.9美元，仅比6个先进国家的平均数少5.4美元，但大大高于中国和印度的0.7美元和2.6美元。阿根廷、古巴和乌拉圭的这一数字甚至远远高于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先进国家。

表1-1　1913年一些拉美国家的人均出口额

资料来源：转引自美洲开发银行：《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1991年，第2页

二、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加速运转的原因

在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加速运转的过程中，拉美国家逐渐分化为三类：（1）温带农产品出口国，主要包括拥有大片肥沃土地和先进耕作技术的阿根廷和乌拉圭等国。（2）热带农产品出口国，如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3）矿产品出口国，主要是智利、秘鲁、玻利维亚和墨西哥（墨西哥的一些地区也生产热带农产品） 。^[15]

拉美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在19世纪70年代后加速运转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外部因素而言，自19世纪70年代起，国际分工体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科学技术革命的影响下，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导致世界工业生产和世界贸易量成倍增长，也促进了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并使国际分工向较为完善的体系推进。在这一体系内，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的初级产品的需求量更大了，两者之间的分工日益加深，因此拉美的初级产品生产者的作用也更为突出。橡胶显然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内，由于橡胶的工业应用愈益普遍，工业国家对橡胶的需求随之上升。橡胶价格由1840年的每吨45英镑上升到1870年的182英镑，1911年高达512英镑。橡胶种植业因此而遍布亚马孙地区。1870年，巴西出口了6591吨天然橡胶；1911年扩大到38547吨。在20世纪初，橡胶出口收入占巴西出口总收入的1/4。^[16]

就内部因素而言，拉美国家采取的以下措施无疑是促使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加速运转的主要因素。

（一）从欧洲等地引进大量移民

从独立到19世纪中叶，许多拉美国家由于霍乱、天花和百日咳等疾病使死亡率上升，人口增长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加之这些国家废除奴隶制后，黑奴供给中断，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十分严重。对此，拉美国家采取了吸引外国移民的措施。几乎所有拉美国家都先后通过了移民法或制定了移民计划。巴西的一些州还设立了外国移民接待站，安排移民的短期食宿，并提供赴定居地的车票。

应该指出的是，拉美国家引进移民的愿望和措施与当时在欧洲等地出现的向外移民的热潮正好吻合。而欧洲移民潮的出现既与经济因素有关，如意大利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又与一些政治因素有关，如巴黎公社失败后大批政治活动人士受到迫害。

阿根廷是欧洲移民潮的最大受益者。在1871～1875年，进入这个国家的外国移民平均每年为3万人；1886～1890年期间每年为11.7万人，而在1906～1910年期间则每年高达24.8万人。^[17]这些移民一般都具有文化水平高、技术熟练和身体健康等特点，因此20世纪初阿根廷的劳动力素质明显高于其他拉美国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阿根廷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的运转在一定程度上主要依赖于外来移民。

巴西也从外来移民潮中受益匪浅。在1871～1915年期间，巴西共接受了320万外国移民，其中长期定居者约在170万～200万之间。^[18]如同在阿根廷那样，这些移民在巴西的初级产品生产部门中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为初级产品生产投入更多的土地

拉美的初级产品生产部门具有土地密集型的特点。因此，为该部门增加土地供应量无疑能扩大初级产品的生产规模。一般说来，新增加的土地主要来自以下几个途径：（1）教会或各种慈善机构拥有的土地。一些国家（如墨西哥）制定了将这些土地所有权移交给私人的法律，有些国家则采用购买或租赁的方式来转让所有权。（2）土著人拥有的土地。在许多情况下，由于土著人不愿放弃其长期拥有的土地，一些国家的政府不时使用武力来赶走他们。（3）新开垦的土地。如在墨西哥和中美洲等地，耕作区从已被开发的高原地区向四周延伸，拓展到亚热带区域和沿海地区；畜牧业较为发达的国家则把草场向内地大草原扩展。（4）国有土地和大庄园中的闲置土地。

（三）大力发展基础设施

在殖民地时期，拉美大陆区域间的交通运输主要依赖于畜力和人力，只有少数地区拥有可通航的河流和湖泊。独立后，无论是拉美人还是外国投资者，都提出了铺设铁路的多种方案。1838年，拉美的第一条铁路线在古巴通车。1852年，智利的第一条铁路线投入使用。同年，巴西颁布了一个为愿意建筑铁路的企业家提供多种刺激性优惠的法令。至1889年，巴西已拥有6000英里长的铁路线。1857年，阿根廷的第一条铁路线通车。这个国家的铁路线从1885年的2290英里增加到1914年的2.17万英里。就整个南美洲地区而言，铁路线从1870年的2000英里延长到1900年的5.9万英里。^[19]

在19世纪下半叶，拉美国家的远洋运输业也开始起步。主要欧洲国家和美国的一些国际轮船公司在不少拉美国家设立了办事处。欧洲和美国的主要港口与拉美的主要港口开通了直接和定期的航线。与此同时，拉美港口的装卸设备和储藏设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除交通运输以外，拉美国家还为发展通信事业作出了努力。智利和巴西均于1852年开通了电报线路。数年后阿根廷也架设了电报线。至1875年，阿根廷全国已有60个电报站。1869年，哥斯达黎加成为开通电报线路的第一个中美洲国家；20年后，全国已架设了389英里的电报线路，开设了30个电报站。在国内电报服务业的基础上，一些拉美国家开始发展国际通信业务。继布宜诺斯艾利斯—蒙得维的亚之间的电报线路于1866年开通后，横越安第斯山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圣地亚哥之间的电报线于1872年开通。巴西分别于1879年和1883年与乌拉圭和阿根廷建立了电报业务往来关系。此外，不少拉美国家还与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开通了电报线路，从而大大加快了拉美的对外通信联系。

拉美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的加快运转与19世纪下半叶进入该地区的大量外国资本不无关系。当时，一方面由于拉美国家的投资环境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另一方面由于超越国界的资本流动几乎不受任何正规的限制，因此，进入拉美的外国资本在数量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外国资本（其中英国占2/3）主要投入拉美的初级产品生产部门以及与该部门相关的交通运输、港口、通信以及金融业。美国的联合果品公司就是在这个时期进入中美洲地区的。外国资本固然在拉美国家获取了大量利润，但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拉美地区资本不足的缺陷，并为东道国带来了一些新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美国学者威廉·格莱德指出：“正是这种资本流动——从资本主义中心的组织比较严密的资本市场流向几乎没有资本市场的拉美，才使拉美地区对出口产品市场上的销售机会作出反应。”^[20]

拉美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的运转还得益于一些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例如，由于冷冻技术的改进，阿根廷的牛肉能以更高的保鲜度（因而也是以更高的价格）在市场购买力较强的欧洲市场上出售。而在采用冷冻技术以前，阿根廷主要向欧洲出口牛肉干。这种牛肉干不仅不易保存，而且味道差，因而售价难以提高。至1900年，在英国与阿根廷之间已有将近300艘冷冻船往返不断。又如，由于改进了焙烤技术和使用了各种各样的脱壳机，巴西的咖啡生产受益匪浅。不仅生产成本降低，而且咖啡的产量和质量也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再如，由于船体外壳改用铁板，船舶越造越大，货物运输量也随之扩大。拉美与欧洲之间的航行不仅在时间上更快，而且航班的数量和班次也大幅度增加。因此，与过去相比，19世纪70年代后大西洋上的运输成本减少了一半。^[21]

如果说，上述因素为拉美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的加速运转提供了客观条件，那么，19世纪后半叶拉美政局的相对稳定则成了这一模式加速运转的必要的政治条件。19世纪上半叶，独立战争造成的政治真空使考迪罗应运而生。不同派别的考迪罗常为夺取政权而凭借手中的刀枪发动政变，从而使政局长期动荡不安。但是自19世纪后期起，由于独立战争时期的“马背英雄”先后退出政治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一批标榜为“新自由派”的新考迪罗。这些新当权派不再把“立宪”视为首要目标，而是主张克服独立以来长期存在的无政府状态，恢复政治稳定，以加快经济发展。^[22]

最后还应指出，19世纪70年代后，在拉美国家盛行的经济自由主义为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的快速运转提供了理论基础。经济自由主义早在18世纪后期就出现在欧洲了。^[23]这一学说脱胎于亚当·斯密的思想。它认为：（1）分工出自人类要求交换的“天性”，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增进社会福利的主要途径。分工的规模受交换（即市场）的范围限制，因此任何限制自由贸易的政策也必然妨碍分工。（2）世界上各地区的要素禀赋有别，其互补性有益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因此，地域分工应成为国际贸易的基础，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应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以发挥各自的优势。（3）经济活动只能受自由市场机制的调节，不能被其他力量限制和束缚。^[24]

这种思潮传入拉美的时间早于传入其他经济落后地区的时间。^[25]这是因为，拉美的上层分子与欧洲大陆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中的许多人掌握了法语、英语或德语，可以直接阅读旧大陆的出版物。他们还经常到欧洲旅行，因而不仅亲自体验到了那里的物质进步，而且还十分了解那里的思想理论界的动态。尽管“他们回到了新大陆上比较安静的首都，但仍念念不忘巴黎，遏制不住地渴望并模仿他们在欧洲所见到的一切。……上层分子对欧洲的学术思潮也同样是熟悉的。实际上，他们对埃米尔·左拉或古斯塔夫·福楼拜的小说比对豪尔赫·伊沙克斯或马沙多·德阿西斯的小说更为熟悉。他们会停下来赞赏欧洲画家的油画，却忽视了他们自己同胞的油画”。^[26]因此，尽管新旧大陆之间的国情有着很大的差异，但他们仍然竭力照搬在欧洲流行的各种思潮。

在欧洲，经济自由主义是在工业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和重商主义的斗争中产生的。在拉美，当时虽然还没有工业资产阶级，而地主阶级却在拉美社会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为了从教会、政府和土著人那里获得更多的土地，以生产更多的面向世界市场的初级产品，地主阶级迫切需要经济自由主义这种理论武器。此外，他们还希望政府减少对经济的干预，降低对国内市场的保护水平，通过进口较为廉价的外国产品（相对于本国产品而言）来开发市场和提高生活水平。

事实上，地主阶级在政府中的代言人也极为推崇经济自由主义。如巴西财政部长若阿金·穆尔蒂纽在19世纪末曾说过：“一个国家的经济目标不应该是少进口，而是应该多出口、多进口。”^[27]又如，哥伦比亚政治家弗洛伦蒂诺·冈萨雷斯（1847年任财政部长）于1846年从欧洲返回拉美后，在报纸上多次撰文，大力宣传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他认为，哥伦比亚所处的地理位置及要素禀赋决定了它的出路在于出口热带产品。因此，传统的小手工业者不能得到保护，因为他们应从事劳动生产率更高的热带农业生产活动。他还指出，高关税率只能使少数人受益；相反，如果降低关税率，更多的欧洲产品能进入本国市场，政府就能从中获得更多的关税。不仅如此，更多的进口还能使更多的出口成为可能。^[28]

总之，经济自由主义在拉美找到了肥沃的土壤。尽管许多拉美人当时并不能深刻地理解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则，但他们对拉美经济纳入北大西洋经济体系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则深信不疑。不仅如此，阿根廷总统D.F.萨米恩托（1868～1874）等人甚至把这一结合视为把拉美社会从“野蛮”转变为“文明”的必要途径。^[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