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的影响

第三节　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的影响

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的快速运转极大地提高了拉美国家的发展水平。以阿根廷为例，这个国家因大量出口牛肉和小麦而变得如此富裕，以至于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一些欧洲人心目中，阿根廷的“花花公子”成了挥金如土和举止高雅的绅士的化身。^[30]有人认为，在1860～1930年期间，阿根廷的经济增长率当时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31]因此，至1929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已接近澳大利亚的水平。^[32]除阿根廷以外，其他一些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如表1-2所示，1913年和1929年，智利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均在日本之上，大大高于印度。

表1-2　一些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资料来源：转引自美洲开发银行：《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1991年，第6页。

一、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的积极影响

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使拉美社会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首先，长期处于半封建状态的上层分子成了具有进取精神的企业家。他们不再满足于在大庄园内从事半自给自足的生产活动或过着那种近乎于与世隔绝的生活，而是要抓住能使自己的土地产出最大限度的利润的每一个机会。这使得拉美大陆上第一次出现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家精神。这一精神反过来又极大地影响并改变了拉美国家上层分子的思想及行为。例如，他们竭力崇拜并模仿欧洲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视“欧洲化”为“现代化”。

其次，直接或间接为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服务的人员（如铁路工人、码头工人、律师、批发商、医生和教师，等等）在数量上不断增多，因此其作用和地位也日益提高。事实上，对于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的快速运转来说，这一部分人员是必不可少的。毫无疑问，“如果铁路工人不将阿根廷的小麦、巴西的咖啡或智利的硝石运到港口，如果这些产品不尽快装船，以运往欧洲或北美市场，严重的危机就会立即威胁到这些国家的经济”。^[33]尤为重要的是，这些人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美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力量的迅速壮大奠定了基础。

再次，城市化进程开始起步。19世纪上半叶，拉美大陆没有出现多少新建的城市，原有城市的规模也几乎未见增长。因此，至19世纪中叶，在拉美的3000万总人口中，只有4个城市（里约热内卢、萨尔瓦多、墨西哥城和哈瓦那）的人口超过10万；6个城市（利马、布宜诺斯艾利斯、圣地亚哥、累西腓、加拉加斯和蒙得维的亚）的人口在5万以上。^[34]但是，自19世纪中叶起，随着初级产品出口部门的扩大，拉美城市的发展速度开始加快。

初级产品出口活动对城市发展速度的间接和直接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一些交通运输线路（主要是铁路和水路）的交叉点成了出口初级产品的集散地。巴西的桑托斯、阿根廷的布兰卡港和罗萨里奥以及墨西哥的韦拉克鲁斯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2）一些沿海小渔村或小城镇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适合于装卸进出口物资，从而演变成重要的港口城市，如墨西哥的坦皮科、巴拿马的科隆、哥伦比亚的巴兰基亚和阿根廷的布兰卡港。（3）铁路的修建沟通了城市与城市之间以及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联系。因此，不仅内地城市居民可以移居沿海城市，而且农村居民也可流入城市，从而使一些大都市的人口迅速增长。（4）绝大多数欧洲移民主要生活在城市中，只有极少数定居在农村。

19世纪中叶后，由初级产品出口带动的城市发展呈现出以下三个明显的特征：第一，一些首都城市（如布宜诺斯艾利斯、蒙得维的亚、里约热内卢和利马）的发展尤为迅速。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原来就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而且又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因此，与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有关的人员都想接近这一中心，以巩固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并享受那里的都市生活。第二，一些城镇的兴衰直接取决于某一初级产品的兴衰。以智利北部硝石开采区的一些小城镇为例，在硝石出口的高潮时期，蜂拥而至的外来移民使开采区的人口迅速增加。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人工硝石的问世，智利的“硝石高潮”逐渐消失，许多人只好回到智利中部的传统农业区去谋生。至20世纪20年代末，许多所谓“硝石城镇”已不复存在。第三，城市发展趋势中具有严重的不平衡性，即大都市的发展速度大大快于其他城市。如在阿根廷，1869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人口是第二大城市科尔瓦多的6.4倍。在墨西哥，1877年墨西哥城的人口是第二大城市瓜达拉哈拉的3.5倍，1930年扩大到5.8倍。在古巴，19世纪70年代哈瓦那的人口是第二大城市圣地亚哥的5.1倍，1931年上升到6.4倍。在秘鲁，1876年利马的人口是第二大城市阿雷基帕的3.4倍，20世纪30年代扩大到4.1倍。^[35]第一大城市与第二大城市之间就有如此大的差距，那么第一大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的差距也就可想而知了。

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加快城市发展的最典型例子。该城市不仅是阿根廷的首都，而且也是拉普拉塔河上的一个重要港口。因此，它在统辖阿根廷的对外贸易方面享有绝对优势。1890年，它又成为全国铁路系统的枢纽。它甚至为玻利维亚和乌拉圭装卸进出口货物。19世纪后期流入的大量外国资本使这个城市的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而欧洲移民和本国移民的到来则使它的人口从1850年的不足10万上升到20世纪初的100万。该城因此而获得了“南美洲的巴黎”之美称。

拉美社会中的上述变化进而影响到了政治领域。例如，无论是大地主还是职业人员，随着其经济地位的提高，他们开始对政治产生浓厚的兴趣。他们认识到，政治权力的巩固有助于经济实力的提高。这一意识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当时拉美国家的政治进程，而且还促使考迪罗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走向消亡。又如，中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使传统的政治格局和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些国家甚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改革趋势，从而为中产阶级成员及其代表人物追逐政治权力提供了机会。阿根廷是尤为典型的例子。1912年，由于修改了选举法，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激进党终于在1916年的大选中获得了胜利。再如，由于直接为初级产品出口服务的铁路工人和码头工人不断增多，工人阶级队伍随之壮大。事实上，在19世纪后期拉美国家的工会运动中，这些工人最先组织起来，因此他们的活动也最为活跃。

在一些国家，某些初级产品的生产者或出口者构成了强大的利益集团，从而对国家的政治生活施加了有力的影响。以巴西为例，在1894～1930年期间，代表咖啡种植园主利益的圣保罗州政治家在13次总统选举中取胜。^[36]这一所谓“咖啡政治”，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巴西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显著特点。

二、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的消极影响

应该指出的是，拉美的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在从成型到加速运转的全过程中，也产生出一些消极影响。

首先，它使财富更加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以土地为例，为了提高初级产品生产的规模经济效益，大庄园主竞相扩大自己的土地拥有量。其结果是，土地作为财富的主要来源，越来越为少数人控制。如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位富商于1818年开始在牧场投资，40年后成了全国最大的地主，拥有160万英亩最肥沃的土地。^[37]在20世纪初的墨西哥，95%的农民无地可种，而不到200个的大庄园主却拥有全国1/4的土地。^[38]就整个拉美地区而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约占农户1.5%的大地主拥有全部耕地面积的1/2以上。^[39]因此，尽管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的快速运转有效地扩大了国民财富，但大多数人却很少受益。

面对土地越来越集中的趋势，被大地主和矿主控制的政府和立法机构不仅没有制定公正的土地分配政策，反而鼓励大地主和矿主以多种方式剥夺小农的土地所有权。事实上，大部分政府官员、议员和律师也拥有大片土地，并且与大地主和矿主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在政府分发大矿产和赠地时，能够得到好处的总是那些权贵人物；在昂贵的土地进入市场时，能够有把握地获得抵押贷款的也是那些人。

在财富不断集中的过程中，外国资本对拉美经济的控制愈益强化。如在20世纪20年代期间，古巴卡马圭省的26家糖厂全部为外国资本拥有。这些糖厂占有近100万公顷的土地。在同一时期的多米尼加，美国资本开设的糖厂拥有全国甘蔗种植面积的81%和全国制糖业中资本总额的82%。^[40]

其次，它使拉美经济和社会中的“二元化”更为突出。例如，在初级产品部门日益“繁荣”的同时，其他部门（尤其是传统手工业）却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又如，初级产品的产区、沿海地区和首都等大城市获得了较快的发展，而其他地区则未能从初级产品的出口中得益。在阿根廷，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尤为突出。潘帕斯草原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因源源不断的初级产品出口收入而日益繁荣，而中部和西北部的一些省份（如胡胡伊、拉里奥哈、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罗以及萨尔塔）却长期陷于贫困状态。事实上，即使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经济上的不平等也是很严重的。穿着华丽的富人经常进出时髦的欧洲风格的俱乐部，而大部分人则不停地为生计操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