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进口替代”发展模式的由来

第一节　“后进口替代”发展模式的由来

一、新自由主义与新结构主义

“失去的10年”的严酷现实迫使拉美国家的决策者探索一条摆脱困境的道路。他们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面对同样的外部条件，为什么拉美陷入了危机，而东亚却取得了较快的经济发展？新自由主义回答了这一问题。^[2]

这一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B.巴拉萨等人认为，拉美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该地区实施了内向发展模式和保护主义政策。此外，国家在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过大和私人部门的相对软弱，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3]为了摆脱危机，新自由主义为拉美国家提出了以下几点政策性建议：（1）使对外贸易实现自由化。这是因为，进口替代或内向发展政策鼓励资源向国内市场倾斜，从而打击了出口；而鼓励出口的外向发展政策则能从世界市场上获得竞争性压力，从而带来技术创新和高效益。（2）政府不应干预价格体系，因为未被扭曲的价格能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3）缩小公共部门的规模，尤其要对生产领域中的大多数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实施私有化的方法可采用以下三种：一是把国有企业的资产出售给私人部门；二是与私人部门达成协议，允许其提供原来只应由国家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三是允许私人企业进入国家垄断的市场。为此，国家应废除有关法规和取消限制私人企业进入该市场的障碍。（4）政府要努力消灭财政赤字，减轻税收负担。（5）减少政府的调控，如放松对劳动力市场的控制，放开利率，取消对信贷机制的监督和为本国资本及外国资本进入金融市场提供方便。^[4]

事实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就已进入拉美。当时，“F.A.哈耶克和M.弗里德曼的思想被智利的新政府（即皮诺切特军政权）奉为指导原则”。^[5]O.松凯尔曾指出，在80年代以前的智利和其他一些军政权国家，“任何人，只要他不是芝加哥学派的真正信奉者，就会被开除出学术界。因此，在新自由主义学说盛行的地方，独立的研究工作常面临着巨大的困难”。^[6]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以更快的速度在拉美地区扩散。这与南北关系的停滞不前和拉美经济危机的爆发不无关系。1981年10月，在墨西哥总统波蒂略和奥地利总理克赖斯基的倡议下，22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领导人在墨西哥坎昆召开了一次旨在改善南北关系的会议。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在会上提出了改革国际经济秩序和在联合国范围内开展谈判的主张，但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发达国家的代表却坚持不让步的政策。“拉美经委会始终是联合国各机构中的一个先锋，当坎昆会议以彻底抛弃南方国家的主张而告终时，拉美经委会经受了一次历史性的打击。自那时起，新自由主义迅速受到拉美的青睐。”^[7]相比之下，拉美经委会提出的结构主义发展思想则因拉美地区遇到了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而跌入困境。

美国无疑是积极推崇新自由主义的。许多分析家指出，1985年美国提出的“贝克计划”就是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该计划认为，为了解决债务危机，拉美国家必须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提高非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和股票市场：放松投资限制，为本国投资和外国投资创造更好的投资气候；实现贸易自由化和进口管制的合理化；改革税收体系；改革劳动力市场，以消除劳动力供求中的刚性；矫正价格扭曲。^[8]

拉美学术界和新闻界在传播新自由主义方面发挥了促进作用。例如，秘鲁学者埃尔南多·德·家托于1986年出版了《另一条道路》一书。他通过分析秘鲁非正规部门的成因及影响，提出了政府应该减少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主张。该书出版后立即在许多拉美国家成为畅销书，并被译成英语。智利亦非例外。英国利物浦大学的D.霍杰曼曾指出，为了传播新自由主义学说，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发行量较大的日报《信使报》和《新情况》周刊，以及天主教大学的经济系、公共研究中心和拉美经济研究学会等科研机构，对公众进行了“洗脑”。因此，在1989年的总统选举中，以新自由主义改革为竞选纲领的两位候选人获得的选票最多。此外，1992年，当F.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个人》一书的西班牙语版在智利发行时，曾连续数周名列畅销书排名榜之首。该书的主要观点是：在学术界和政坛延续了数十年的全球性的国家干预与自由市场之争，终于以后者的取胜而告终。在福山眼中，这象征着历史的终结。

除新自由主义外，新结构主义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后进口替代”发展模式的理论基础。^[9]如前所述，结构主义曾对战后拉美经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但这种思潮面对新自由主义的挑战和拉美经济的现实，此时也被迫修正和扬弃了自身的某些观点和主张，从而形成了新结构主义思潮。应该指出的是，尽管新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在许多方面有着共同之处，然而它对结构主义的一些理论主张也是持批评态度的。例如，新结构主义认为，结构主义夸大了国家干预的作用，对开拓国际市场的可能性过于悲观，低估了及时调整宏观经济失衡的重要性，尤其对财政金融政策在维系宏观经济平衡方面的作用认识不够。此外，新结构主义还反对结构主义在提供政策性建议时片面强调长期性作用，轻视短期效果。^[10]

总之，新结构主义认为：（1）把进口替代作为工业化进程的一个“学习阶段”是必要的，但这一阶段在拉美延续的时间太长了，因此，拉美国家现在应利用积累起来的工业基础，将进口替代改为出口导向。（2）如同市场有缺陷那样，国家干预也有缺陷；尤其在国家涉足各个不同领域时，其缺陷也就更为明显和严重。（3）当前拉美国家生产改造的目的之一应是加强生产体系的国际参与。（4）在面向生产现代化的调整和改革中，拉美国家要考虑到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和这种环境为拉美对外经济政策的选择所提供的战略条件。^[11]

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与新结构主义既有共性，又有不同之处。拉美经委会已故著名经济学家F.法恩齐伯认为，新自由主义与拉美经委会的新结构主义在以下四个方面有共识：（1）必须加强经济管理。（2）必须密切本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联系。（3）必须改变国家在拉丁美洲发展的新阶段中的作用。（4）必须重视宏观经济平衡。但是法恩齐伯又指出，上述共性较多地反映在形式上，而非体现在实质中。因此，两者又存在着不同之处：（1）关于方法论。新结构主义是以20世纪80年代的现实为基础的，它既考虑到国际环境因素，又兼顾拉丁美洲内部的发展条件。换言之，它不是以理论模式为基础，而是以拉丁美洲的发展进程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发展进程的比较为基础。因此，它的主张更适用于拉美。与此相反，新自由主义以理论模式为基础。它力求在理论上为经济的正常运转设计出一种理想化的模式，尔后将其付诸实施。（2）关于社会公正。新自由主义虽然也要求消灭贫困，但它是以这样一种假设为基础的，即只有市场的运转才能带来社会公正。而新结构主义则认为，社会公正是增强竞争力的必要条件。这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应该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生产进程。（3）关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新结构主义认为，通过技术进步得到增强的竞争力是真正的竞争力，而通过降低工资或利用自然资源优势得到增强的竞争力不是真正的竞争力。新自由主义虽然重视与世界经济接轨和扩大出口的重要性，但是它忽视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因此未能区分不同种类的竞争力。（4）关于生产部门之间的联系。新结构主义强调，制造业、农业和服务业具有各自的特殊性，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并具有互补性。制造业是技术进步的重要载体，但该部门必须与其他部门保持协调发展。新自由主义则认为，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关系是中性的，因此，无论优先发展哪一个部门，都是无关紧要的。（5）关于国家的作用。新结构主义指出，国家与市场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因此不能相互取代。与此相反，新自由主义则强调国家的从属性，认为国家的作用愈小愈好。（6）关于宏观经济平衡。新自由主义认为，维系宏观经济平衡是国民经济取得持续增长的首要条件之一。而新结构主义认为，维系宏观经济平衡固然十分重要，但这一目标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系列体制因素。换言之，如果缺乏必要的体制，政府就应该首先建立或巩固维系宏观经济平衡所需的体制。^[12]

二、“后进口替代”发展模式的动力

如果说新自由主义和新结构主义为拉美的经济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那么，20世纪80年代后期从拉美“民主化潮流”中脱颖而出的“新一代领导人”则是这次改革的有力推动者。^[13]“新一代领导人”与此前数十年的领导人相比，有一明显的不同之处：后者主要在本国学校内接受教育，因而拥有较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而前者则多在西方发达国家受教育，因而容易赞同并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以墨西哥为例，不仅萨利纳斯总统曾在美国哈佛大学深造过，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而且其内阁中59%的部长或副部长也都拥有美国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而在20年前，这一比重仅为25%，智利亦非例外。在智利艾尔文当政时的23位部长中有18人在美国大学获得了博士或硕士学位，4人在西欧获得了研究生学位。^[14]被称为“智利经济改革设计者”的前财政部长A.福克斯莱就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他的接班人E.阿尼纳特也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美国《洛杉矶时报》（1994年9月27日）认为，“肯尼迪总统的‘争取进步联盟，和罗斯福的‘睦邻政策’之所以失败，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为典型代表的密切美洲国家之间关系的一系列倡议之所以取得成功，就是因为许多拉美国家决策者曾在美国求学。这一段经历不仅影响了他们对美国的看法，而且还使他们获得了一种共同的世界观”。在探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拉美区域经济一体化复兴的原因时，美国《华尔街日报》（1994年8月1日）援引了委内瑞拉前工业部长的如下评论：“美国大学制度对拉美经济一体化的促进作用甚至大于西蒙·玻利瓦尔当年发出的号召。”

在促使拉美国家放弃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诸多因素中，前苏联、东欧、尼加拉瓜、古巴和东亚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示范效应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末，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相继放弃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转而采用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在西半球，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在1990年大选中败北；古巴则因旧经济体制的束缚和世界格局发生变化而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与此相反，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却使该地区成了世界经济中的一个增长极。上述示范效应对拉美决策者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以萨利纳斯为例，他不仅两次率领政府代表团赴东亚地区“取经”，而且还将其子女送往日本求学。其他一些拉美国家的领导人（如艾尔文和藤森），也曾多次访问东亚。他们都认为，拉美应努力学习东亚的发展模式。

最后还应该指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洲开发银行也是促使拉美国家进行改革的主要动力之一。例如，世界银行负责拉美事务的副行长S.侯塞因认为，拉丁美洲的危机表明，使拉美国家在战后30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那些机构、体制及政策，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他进而指出，进口替代、限制来自外部的竞争、国有企业层出不穷、私人企业过分依赖于有补贴的信贷以及采用进口许可证等措施，最终造成一种封闭的、僵化的和高成本的生产结构，因此拉美国家必须尽快抛弃这一结构。这位世界银行高级官员为拉美国家提出的“改革日程”如下：第一，“必须为效益、企业、储蓄和投资创造一种较为适宜的国内环境。例如，利率、汇率和公共事业的收费标准等关键性价格必须以经济准则或市场为基础；提高税收制度的效益；放松对外贸的管制”。第二，“政府的实际规模必须缩小，效率必须提高。……在需要和可行的地方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第三，“预算赤字已成为阻碍私人投资的通货膨胀和高实际利率的主要原因。为了压缩通货膨胀和利率，必须把减少赤字作为一项可靠的和可维持的政策”。第四，“贸易制度必须是一种鼓励可行的和持续的出口增长和出口多样化的制度。为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贸易制度必须扭转过去的那种不利于出口和使国内工业与竞争隔离的倾向。此外，贸易必须开放”。^[15]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机构对拉美国家决策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债务危机爆发后，由于拉美国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资信急剧下降，进入拉美地区的外国私人资本急剧减少。因此，拉美国家希望从世界银行等多边机构和美国政府那里获得更多的贷款。尽管这些贷款常附加一些要求接受国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条件，但拉美国家却因急于获得外部资金而不得不与债权者达成所谓“华盛顿共识”。^[16]例如，巴拉圭罗德里格斯政府为了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笔贷款，在多轮谈判之后，于1990年11月致信该机构，表示政府将保证在一些主要经济部门（如钢铁、水泥、航空和海运）中进行私有化。翌月，政府颁布了法令，开始实施私有化。事实上，大多数拉美国家都十分愿意达成“华盛顿共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米歇尔·康德苏曾说过，他的前任亚克·德拉罗齐尔为劝说拉美国家进行经济调整花费了大量时间，而现在的拉美国家却都言听计从了。^[17]

总而言之，拉美国家进行改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内因，又有外因。而这些因素对不同国家的影响是不同的。例如，当前智利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是20世纪70年代军政府开始的改革的延续，尽管目前改革的规模及步伐比过去更大更快。阿根廷的改革在较大程度上受到了外部因素的影响，正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著名经济学家R.多恩布什所说：“并非阿根廷想变革，而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变革）促使这个国家难以沿着老路走下去。”^[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