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发展模式中的作用

第三节　外国资本在拉美、东亚发展模式中的作用

一、拉美、东亚引进外国资本的基本情况

外国资本在拉美和东亚的发展模式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如前所述，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巴西和墨西哥的进口替代初级阶段已基本上失去活力，陷入了“枯竭”状态。有的学者认为，1955年对拉美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因为朝鲜战争带来的“高潮”开始消逝，^[34]而国际收支状况却持续恶化，通货膨胀不断上升，国内市场因收入分配得不到改善而呈现出日益“饱和”的趋势。

总之，对外部门和对内部门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发展模式的调整在所难免。对此，“巴西和墨西哥的决策者作出了用垂直型进口替代（即进口替代的第二阶段）取代水平型进口替代（即进口替代的第一阶段）的抉择”。^[35]然而，一方面，进口替代第二阶段固有的资本密集型性质使资金需求量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国内的资本积累能力未见显著提高。因此，利用外部资金成了理所当然的最佳途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巴西的库比契克政府和墨西哥的鲁伊斯政府都制定了吸引外资（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的法令或条例。

相比之下，在20世纪50年代期间，东亚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性似乎更大。事实上，在这一时期，如果没有外部的援助，韩国和中国台湾省的经济根本就难以为继。如在1953～1962年，韩国进口额的70%和固定资本投资的80%依赖于外援。在1946～1976年的30年时间内，韩国获得的经济援助达57.4亿美元，其中45%的援助是在进口替代全面展开的1953～1961年期间获得的。中国台湾省对外部资金的依赖程度与韩国不相上下。在1953～1962年，中国台湾省的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赤字为13亿美元，其中11亿美元（约占85%）是靠外资弥补的。在1952～1962年的10年时间内，美国的援助额相当于总投资额的38%。^[36]

除了经济援助以外，韩国和中国台湾省还获得了大量军事援助。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统计，在1946～1979年期间，美国分别向韩国和中国台湾省提供了价值约130亿美元和56亿美元的军事援助。^[37]

韩国和中国台湾省过渡到出口导向后，决策者很快就发现，这一战略必须以下述四个条件为基础：充足的资金、大量无技术劳动力、较为先进的技术和海外市场。虽然进口替代的初级阶段使韩国和中国台湾省的经济基础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除劳动力以外，出口导向所需的资金和技术仍然不得不依赖于外部供应。

1960年，韩国制定了《外国资本引进法》。应该指出的是，在外国直接投资和外国信贷之间，韩国似乎更为注重后者，因为这种形式的外资使当局拥有较多的灵活性和控制权。此外，韩国还对依附于美国这一问题十分敏感。因此，当韩国与日本于1965年实现关系正常化以后，便开始引进大量日本资金。^[38]相比之下，中国台湾省对外资的开放度更大，但当局仍然对外资的投向加以积极的引导。而且，一些重要的部门（如银行业）依然控制在民族资本手中。

20世纪70年代后，当国际私人银行开始大量放贷时，巴西、墨西哥、韩国和中国台湾省及其他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成了主要目标。例如，巴西向外国私人银行举借的长期贷款从1970年的不足10亿美元上升到1982年的400亿美元；墨西哥从同期的10亿美元扩大到440亿美元；^[39]韩国从2亿美元增长到97亿美元；中国台湾省从3400万美元提高到21亿美元。^[40]1984年，韩国已成为世界第四大债务国；1985年，它的外债相当于GNP的比重已超过50%。^[41]

值得指出的是，同是大量引进外资，为什么巴西和墨西哥在20世纪80年代遇到了债务危机，而韩国却能避免？

表4-4　拉美、东亚外债指数比较（%）

注：（1）1970～1980年经济项目赤字累计额相当于1981年GDP的比重。（2）1981年债务相当于GDP的比重。（3）1981年债务相当于出口收入的比重。（4）1980～1983年还本付息额相当于出口收入的比重。

资料来源：J.萨克斯：《拉美、东亚的外债与宏观经济业绩》，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文选》1985年第2期，第533页。

首先，韩国奉行的外向发展壮大了出口部门，从而有效地增强了偿债能力。如表4-4所示，20世纪70年代期间拉美和东亚经常项目赤字相当于1981年GDP的比重相差不大；韩国的这一比重甚至大于巴西和墨西哥的比重。但是就债务相当于出口收入的比重和还本付息相当于出口收入的比重而言，两地区的差异则非常明显。如在1981年，韩国的外债仅相当于出口收入的76.6%；而巴西和墨西哥却分别高达300%和259%。在同一年，韩国的还本付息相当于出口收入的比重为90%，巴西和墨西哥则分别为133%和162%。^[42]即使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韩国与拉美国家的差异性同样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在1972～1981年，墨西哥的还本付息率为36.5%，巴西为25%，阿根廷为18.6%，而韩国只有12%。^[43]可见，“外向发展能在大量利用外资的情况下不遭受严重的偿债问题，而内向发展则是拉美国家蒙受债务危机的原因之一”。^[44]

其次，韩国引进的外国信贷多来自外国公共部门，其条件优于私人银行的信贷。如在债务危机前，韩国外债的平均利率为11.3%，巴西和墨西哥分别为12.7%和14.5%。韩国外债的偿还期也比拉美国家的长。此外，以浮动汇率计算的外债占外债总额的比重，在巴西和墨西哥分别为70%和77%，在韩国仅占41%。^[45]

总之，债务危机对东亚的影响似乎不大。例如，中国台湾省和韩国分别于1984年和1986年开始进入良性的偿债阶段，当时它们已积聚了大量贸易盈余。与此相反，债务危机对拉美的打击却是非常沉重的。事实上，债务危机构成了拉美国家面临的“失去的10年”的主要原因之一。毋庸赘述，当还本付息额相当于出口收入的比重大大超过100%时，当外部资金因拉美国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资信急剧下降而停止流入时，拉美经济必然会受到致命的打击。

二、拉美、东亚利用外资的不同之处

1.拉美和东亚对外资的依赖程度不同。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东亚对外资的依赖程度高于拉美。如在1956～1960年，韩国和中国台湾省的外资在国内总投资中的比重高达65.2%和45.5%；巴西和墨西哥仅为13.3%和14.4%。60年代前期韩国和中国台湾省的这一比重虽有下降（分别为54.2%和14.3%），但仍然大大高于拉美的比重（墨西哥为9.6%，巴西只有2.8%）。70年代后，拉美对外资的依赖性似乎明显增长。相比之下，韩国和中国台湾省的依赖性则在迅速下降（见表4-5）。

表4-5　外部资金在国家（或地区）总投资中的比重（%）

资料来源：G.吉里弗等主编：《制造业奇迹：拉美和东亚的工业化道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71页。

2.外资的来源和构成不同，而且不同形式的外资在不同时期有明显的数量上的变化。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上的关系等原因，拉美的外资主要来自美国。如在1971～1986年期间，美国资本分别占巴西和墨西哥引进外资的41%和65%。东亚在20世纪60年代初以前获得的大部分外资也来自美国，这与美国出于地缘政治利益的考虑不无关系。60年代后，随着日本经济的日益强大，日本成了东亚的另一个重要的资金供应国。1971～1986年，美国和日本在韩国引进的外资中的比重分别为30%和44%，在中国台湾省的比重分别为51%和39%。^[46]这种外资来源多样化趋势显然是十分有利的。

表4-6所列数据为1961～1986年的平均数。从中可以看出：（1）无论在拉美，还是在东亚，私人银行信贷构成了外资的主体。（2）拉美比较注重外国私人资本，约占外资总额的86%（东亚占64%）；而东亚则较注重外国公共部门的资本，约占外资总额的36%（拉美占14%）。（3）多边信贷在拉美、东亚所占份额都比较小。这与非洲国家形成明显的对比。（4）中国台湾省的双边信贷占很大的比重，几乎是墨西哥的8倍以上。

表4-6　1961～1986年的外资构成比较（%）

资料来源：G.吉里弗等主编：《制造业奇迹：拉美和东亚的工业化道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61页。

不同形式的外资在不同时期还有明显的数量上的变化。如在巴西，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双边信贷占外资总额的57.1%；至1983～1986年，这一比重急剧下降到2.1%。此外，在巴西和墨西哥，外国直接投资在外资总额中的比重呈逐渐下降趋势，在韩国和中国台湾省则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见表4-7）。

外国直接投资者似乎较“青睐”拉美。其原因如下：一是拉美具有在地理上邻近美国的有利条件。二是尽管拉美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不时发生变化，但总的来说仍然是较宽松的。三是拉美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而“以提供进入被保护的国内市场作为诱饵”；东亚则为了控制外国资本而“对外国投资设置障碍”。^[47]1980年对韩国投资环境所作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23%的外国直接投资者认为韩国的“官僚程序复杂”和“韩国国内银行的支持不够”，17%的人对“劳动生产率低下”不满意，16%的人则抱怨“国内市场狭小”。^[48]

3.跨国公司对东道国（地区）经济的控制程度不同。跨国公司对东亚的控制程度较低。如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跨国公司仅控制了韩国和中国台湾省的电子产品出口业。相对而言，跨国公司对拉美的控制程度较高。如在1970年，墨西哥橡胶工业、金属工业、机械工业和交通运输工具制造业的100%、烟草工业的84%和化学工业的78%被跨国公司垄断；1969年，巴西汽车工业的100%、制药工业的94%、烟草工业的91%以及橡胶工业的81%被跨国公司垄断。^[49]即使在实施较大规模的国有化以后，外国资本在这两个拉美国家中的地位仍然是很高的。如在1987年，就最大的10家企业的所有权性质而言，墨西哥和巴西分别有4家和3家是外资企业。^[50]而韩国和中国台湾省的这些大企业全部为国家（地区）所有或本地私人资本所有。

表4-7　1961～1986年的不同的时期的外资构成比较（%）

资料来源：G.吉里弗等主编：《制造业奇迹：拉美和东亚的工业化道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62页。

跨国公司在拉美工业化进程的不同阶段采取了不同的战略。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进口替代时期，跨国公司以占领东道国市场为主。它们通过购买或兼并等多种手段排挤拉美国家的民族企业。在70年代以后的扩大出口阶段，跨国公司又充分利用自己建立的跨国一体化销售渠道和东道国政府给予的多种刺激性优惠，将拉美的一些生产领域纳入其全球化战略体系。

跨国公司的上述战略在拉美汽车工业部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拉美的汽车工业基本上是在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0世纪50年代，随着西欧经济的全面复苏，西欧汽车工业开始快速发展，美、欧汽车工业中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日益缩小。但欧洲国家的市场规模却未出现相应的增长。为了鼓励消费和解决“市场饱和”问题，欧洲的一些大公司加快新型汽车的研制和生产，力图以新款式吸引更多消费者。但这一构想仍不能带来最大限度的规模经济，因此，各厂家纷纷向国外寻找出路，开拓海外市场。在美国，尽管国内汽车市场相对广阔，但已显露出“饱和”迹象。因此，美国汽车制造商同样感到有必要扩大海外市场。而当时，他们在拉美汽车工业中已确立的统治地位正日益受到西欧汽车制造公司的强大挑战。通用汽车公司副总裁T.A.墨菲曾说过：“如果通用汽车或其他美国汽车不去借助其海外的企业参与海外市场，那么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就会机灵地迅速行动起来，弥补这一空缺。”^[51]

20世纪60年代，世界汽车工业生产形成了美国、西欧和日本三足鼎立的局面。随着资本国际化和生产国际化的进一步加强，三大汽车生产中心之间的竞争也愈演愈烈，从而在70年代初期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汽车工业。这一全球性的生产体系的特点就是市场和生产技术日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共性，资本流向相互涌透，跨国公司将某一地区内各国的汽车生产乃至世界上各个大陆上的汽车生产结成一体，使汽车的设计、生产、销售都超越了区域市场的范围。世界汽车工业的这一特点发过来又加剧了美、欧、日汽车制造商之间对海外市场的竞争。已有半个多世纪的汽车生产历史的拉美自然是被争夺的对象之一。

跨国公司在拉美工业化进程中的特殊地位既带来了机会，也产生了消极影响。换言之，一方面，拉美国家可以发挥跨国公司在技术和国际营销渠道方面的优势，但在另一方面，由于跨国公司的投资战略和生产方式总是以其建筑在全球战略基础之上的自身利益最优化为首要目标，因此，拉美国家许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得不受到跨国公司战略的牵制。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由于东道国在扩大制成品出口方面不得不依赖于跨国公司，后者的“讨价还价”地位甚至高于前者。这与东亚形成较明显的差别，因为东亚国家（地区）当局在扩大制成品出口方面主要依赖于民族企业，因此对跨国公司的依赖性相对而言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