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拉美、东亚发展模式比较的启示
一、外向发展模式的优势
如前所述，外向发展是东亚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世界银行的《1987年世界发展报告》曾指出，外向发展较之内向发展更有可能取得经济的迅速增长和高效的工业化。[52]
外向发展模式具有内向发展模式所无法比拟的优势：
1.规模经济效益高。由于外向发展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的潜力，需求随之扩大，企业的各种设备能被充分利用，从而获得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效益。这一点对于国内市场相对狭小的国家（地区）来说尤为重要。内向发展因立足于国内市场的购买力而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生产规模的限制，企业效益也就难以提高。
2.竞争性强。由于外向发展模式中的企业在经济行为上积极参与国际市场高层次的竞争，企业为了保持或改善它们在市场中的地位，就必须跟上现代技术的发展，并使管理技术接近国际标准。在内向发展模式中，由于企业受到有效的保护，竞争意识逐渐退化，形成效益低下→产品成本高→国际竞争性弱→企业效益低下的恶性循环。
3.外汇收入来源大。外向发展因鼓励扩大出口而能获得较多的外汇收入，从而为企业扩大再生产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尽管内向发展通过进出口替代节省了外汇支出，但为了生产替代进口的产品，必须进口本国无力生产的资本货，有时甚至包括中间产品和原料。因此，在有些情况下，通过生产替代进口产品节省下来的外汇难以弥补进口资本货、中间产品和原料所需的外汇开支。由于外汇收入来源不稳定，工业部门所需的进口投入就得不到保障，工业生产很难持续发展。
4.能优化资源配置。由于外向发展注重国际性竞争和企业的效益，资源配置也就具有较多的合理性。内向发展则因强调政府干预而极容易扭曲产品的成本与价格，从而使资源配置不能实现优化。由于资源配置缺乏合理性，为节省一定量的外汇所耗费的资源的价值往往超过了被节省的外汇额。
5.有利于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发展中国家一般都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外向发展能利用这一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即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交换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内向发展不能利用这一比较优势，因为替代进口的制成品中资本与劳动力之比不断上升，强化了资本积累不足这一“瓶颈”的限制作用。
应该指出，用某种量化指标来确定或衡量某种发展模式是外向型还是内向型似乎是困难的。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D.杜勒认为，“虽然许多学者把东亚的‘成功’和拉美的‘失败’归结为这两个地区实施的发展模式不同，但他们尚未用系统而实证的方法来证明其论点。这与如何确定和衡量‘外向’的程度不无关系”。[53]
杜勒把“外向”的定义概括为两点；其一，保护的水平较低（尤其是对生产投入提供的保护），这使得实际汇率的水平有益于出口；其二，实际汇率的变化较少，因此对出口提供的刺激在较长时期内是固定的。根据这一定义，杜勒用计量经济学的计算方法研究了包括拉美和东亚在内的95个发展中国家的汇率高估和变动情况。他的结论，一是拉美的汇率高估比亚洲严重，1976～1985年，反映实际汇率高估的汇率扭曲指数，拉美为114%，亚洲为86%，即拉美比亚洲高出33%；二是亚洲的实际汇率保持着更大的稳定性，在上述时期，实际汇率变动的系数，拉美为0.22，亚洲为0.11。
杜勒认为，如果拉美的实际汇率扭曲指数和汇率变动系数能被降低到亚洲的水平，那么拉美的经济增长率就能提高1.5%。鉴于拉美经济在上述时期的实际增长率为-0.3%，外向发展能使拉美经济净增长1.2%。[54]
《世界银行的1987年世界发展报告》在划分贸易战略时指出：“在原则上，内向型战略和外向型战略的区别是简单明了的，就是比较对内销生产和外销生产给予的实际保护。但在实际上这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贸易战略包括许多同时实施的政策，而且有益的数据资料非常有限。”世界银行把区分内、外向型的标准定为以下四条：（1）进口配额的进口许可证等直接控制手段的强弱。（2）有效保护率的高低。（3）出口刺激和奖励的大小。（4）汇率定值过高的幅度。[55]
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J.巴格瓦蒂用有效汇率来区分内、外向发展。如果出口产品的有效汇率（EERx，即均衡汇率加上任何出口补贴或税收优惠）大于进口产品的有效汇率（EERm，即均衡汇率加上任何进口关税或数量限制），它就是极端的出口促进战略；如果EERx小于EERm，那就是进口替代战略；如果EERx等于EERm，则是一般的促进出口战略。[56]
从东亚的实践中，我们可以为外向发展总结出以下几个显著特点：（1）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出口贸易的扩大，因此出口的作用被提到首要地位。（2）产业结构的设置以扩大出口为中心，以国际市场为依托。（3）拥有一整套鼓励出口的刺激性奖励措施。（4）较少保护民族工业，对进口贸易采取所谓“中性”的不歧视态度，并鼓励企业提高参与国际国内竞争的意识。
与此相反，内向发展则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1）采用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依赖于国内市场的扩大。（2）产业结构的设置仅以满足国内需求为目标，较少考虑国际市场的需求。（3）拥有一整套保护民族工业的政策性措施（如高估汇率、采用进口许可证和数量限制等）。
二、拉美为什么未能奉行外向发展模式
东亚也曾实施过以进口替代为核心的内向发展。为什么东亚能适时地从进口替代过渡到出口替代，而拉美却不能？这是由以下两个主要因素决定的：其一，寻求外汇收入来源的迫切性不同；其二，政府的“权威性”强弱程度不同。
拉美和东亚在自然资源禀赋上的明显差异，决定了它们在寻求外汇收入来源时采取不同的方法。在东亚，一方面由于自然资源相对不足，依靠初级产品出口来扩大外汇收入显然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进口替代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外汇收入不足的难题。而且，在这一阶段，进入东亚的外国直接投资和贷款也不多。因此，东亚不得不通过扩大出口来解决外汇收入来源有限的困难。
拉美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因此，初级产品出口能为它提供可靠的外汇收入。然而这一优势也带来两个反作用。首先，初级产品出口部门较发达，汇率和工资被保持在较高水平上，使劳动力密集型制成品的出口处于不利的地位。其次，初级产品出口收入如同一种“麻醉剂”，使拉美的决策者不能认识到扩大出口收入来源的必要性，还使他们错误地认为那种受到高度保护的内向型模式仍然具有生命力。美国学者G.拉尼斯指出，在拉美，“由于自然资源出口换回的大量外汇收入和外国资本使汇率变得坚挺，劳动力密集型工业品无法进入世界市场。此外，这种出口收入和外国资本也产生了一种阻碍政策变革的心理障碍，即它们完全可以使进口替代进入一个代价更大和资本密集型程度更高的生产和出口领域”。[57]事实上，“当无法再生的自然资源带来的经济租金变得稀缺和行将枯竭时，（政府）就有必要使经济实现非政治化和自由化，为相互冲突的各种利益集团提供较少的刺激，并在经济增长的过渡时期强化政策变化的适应性，……较早地注意人力资源（即有技术劳动力和无技术劳动力）的使用。对于拉美来说，作出这些决策在政治上是十分困难的，因此这些决策很容易被延误。其结果是，一个良好的自然资源基础和愿意提供外国资本的外国好朋友，可能成为实施政策变革的障碍”。[58]
政府“权威性”较弱是拉美不能从进口替代过渡到出口替代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毫无疑问，发展模式的选择和实施是政府的职责，而政府在履行这一职能时的“权威性”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所谓“权威性”，实质上是指政府实施某种经济政策的决心以及在实施过程中调和国内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的能力。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和转型不可避免地涉及各种利益的再分配和各种力量的重新组合，因而会产生许多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换言之，由于各个利益集团会因发展模式转型而在利益分配中改变自己的位置，它们中的一部分会获得较多的利益，而另一部分则可能因此而损失一些利益。当工人阶级不满时，工人们会诉诸怠工和罢工等手段，从而影响生产活动的正常运转；资本家的利益一旦受到侵犯，他们会通过提高产品价格、解雇工人和减少投资等途径来发泄不满；而军人利益的缩小则有可能导致军事政变等严重后果。
总之，政府在实施某项政策时，必然会面临某种阻力。而某项政策最后是否得以实施，将取决于政府“权威性”的强弱。
东亚在从进口替代向出口替代过渡时也遇到了某些利益集团或阶层的反对。如韩国工商界人士强烈抵制对汇率政策做出的调整，并要求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民族工业。但政府我行我素，甚至通过把一些反对者投进监狱等极端措施来压制不满情绪。[59]对于工会组织，政府同样采取严格的控制，“对企业主的独裁式的管理则予以鼓励和支持”。[60]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的S.海恩指出，“韩国和中国台湾都利用军管法来维持秩序，压制那些要求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人民”。[61]韩国学者金炳周也指出：“……面对许多国际经济的挑战和机会，（朴正熙的）中央政治权力用强制力量压制……利益集团之间发生的纠纷。”[62]
在拉美，以进口替代为基础的内向发展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其成员不仅包括本国制造业企业，而且还有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毋庸置疑，在受到高度保护的东道国市场与竞争激烈的世界市场两者之间，他们不会选择后者。因此，他们都极力反对政府开放市场，也不愿意把自己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这主要是因为：就跨国公司而言，它们追求的目标只是为了在受到高度保护的东道国市场上扩大地盘，以获取高额利润。就本国制造业企业而言，它们除了要达到上述目标以外，还因其产品质次价高和缺乏国际竞争力而无法进入国际市场。
事实上，拉美国家的农业部门中也有反对政府放弃保护政策的既得利益集团。如在巴西，由于国际市场对咖啡的需求缺乏价格弹性，贬值并不能扩大咖啡出口，而进口商品的价格却会因贬值而上升。因此，对于咖啡出口商而言，贬值意味着他们获得的以本国货币计算的实际收入只会减少，不会增加。
此外，下述因素也是导致拉美国家的政府缺乏“权威性”的主要根源：
1.政府部门具有严重的政治化倾向。例如，在各级政府部门中任职的官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常随政府的更迭而被解职。此外，不同的政府部门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如农业部常代表着大地主的利益，工业部往往是企业界的代言人，而私人银行则与中央银行和财政部保持着特殊的关系。上述现象的不良后果之一就是政府决策不能集中，缺乏连贯性和系统性，不能反映国家经济的整体利益。例如，拉美的企业界几乎垄断了整个进口替代工业部门，它们既能在国家的保护下不受外国产品的竞争，又能享受国家给予的多种优惠。因此，尽管企业效益低下，国内市场容量有限，但它们仍能获得高额利润，成为进口替代的最大既得利益者。它们与工业部和政府保持的密切关系则是维系其利益的首要条件。
2.工会力量不断壮大。拉美的工会力量在民众主义政权时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而民众主义政权则是进口替代的积极鼓动者。进口替代反过来促进了工会组织的壮大，使之成为政治家们不可忽视的一大政治力量。这种重要性在大选期间尤为突出，因为工会会员是选民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工会组织反对政府为从进口替代向出口替代过渡而采取贬值等一系列措施，因为贬值会在一定程度上使许多商品价格上升，从而影响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无论是文人政府还是军人政府，无论是右翼政府还是左翼政府，都不愿意看到贬值和其他措施激起工会组织和选民的不满。
相比之下，东亚的工会力量明显不如拉美那样强大。如在1964～1972年，韩国工人因罢工等劳资纠纷而损失的工作日，只及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1966年一年的1/3；而中国台湾省则相当于这一年的1/10。即使在阿根廷军政府时期（1966～1972），布宜诺斯艾利斯工人因罢工而损失的工作日，平均每年比韩国和中国台湾分别高出3倍和15倍。[63]
3.政府未能掌握有效的政策工具，缺乏指导工业发展的杠杆。例如，除巴西以外，拉美国家的银行系统都由私人资本控制，且许多私人银行都隶属于在工业部门中拥有支配地位的垄断集团。与此相反，韩国和中国台湾当局基本上控制了金融体系，因而能有效地干预工业发展。如在80年代初以前，虽然少数工业集团在工业部门中居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它们未能主宰银行系统，韩国政府在所有主要银行中都拥有控股权。
三、东亚模式能否被其他发展中国家仿效
著名的依附论代表人物之一、德国学者A.G.弗兰克认为，世界历史发展进程表明，某种特定的增长经历，包括英国的工业革命以及战后欧洲和日本的重建，都是在特定的条件和时期内发生的，因此它们无法被推而广之。东亚模式也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特殊模式，因此同样难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仿而效之。这是因为，少数小国（地区）能通过向世界上其他国家（地区）出口来获得增长；但如果每一个国家（地区）都出口，那么出口市场何在？
弗兰克认为，东亚的成功还得益于政治因素。韩国和中国台湾之所以能“脱颖而出”，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在反华和反苏的冷战中拥有重要的战略价值。香港地区显然与其特殊的历史经历有关。而新加坡则因马来半岛上的种族问题而取得独立。毋庸置疑，印度、巴基斯坦或孟加拉国难以效法东亚“四小龙”模式，甚至墨西哥和巴西也只能在国内某个地区（即美—墨边境和圣保罗）实施出口导向的模式。[64]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B.斯托林指出，有人认为，如果拉美能仿效东亚，那么它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然而，以为同一种理论和政策建议既适合于拉美也适合于东亚的想法是危险的，至少会使人误入歧途。虽然拉美可以从东亚吸取一些经验教训，但是，在非常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直接照搬东亚的政策无疑是难以奏效的。[65]
美国杜克大学的C.埃利森和G.吉里弗认为，成功的工业政策必须符合特定国家的体制和文化背景，适合于某一种经济的政策，不能照搬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经济。[66]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的R.韦德认为，一方面，目前世界经济的增长势头不如中国台湾和韩国开始奉行外向发展的六七十年代；另一方面，把增强竞争力、政府进行直接干预和发展教育等政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是许多国家做不到的。因此，从外围上升到半外围或从半外围上升到中心，对许多国家来说只是愿望而已。[67]
上述论点都强调了这一点：世界上绝对容纳不了多数国家推行外向型发展模式。换言之，外向发展只能在少数几个国家（地区）实施；如果其他国家（地区）同时追求这一战略，成功的可能性就会消失。
就静态意义而言，上述论点不无道理，因为世界市场的容量是有限的。但从动态角度来看，当一国扩大出口时，其进口也必然会随之增加，从而产生“乘数效应”，使国际市场进一步扩大。况且，世界上各类国家之间的发展水平是有很大差别的，即使在发展中国家内部也有明显的不同层次。因此，即使世界上所有国家（地区）都实行外向型模式，由于它们打入国际市场的产品不会完全相同，它们之间的互补性也是较强的。有人把这种互补性形容为“雁阵”模式。在东亚，领头者是日本，其次是“四小龙”，再次是马来西亚和泰国，最后是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
当然，可以预料，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地区）奉行外向型发展模式，保护主义会更加严重，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也会更加激烈。因此，拉美将继续面临更严峻的挑战。拉美固然有邻近美国市场和双边经济关系密切等有利因素，但美国因国内经济问题（尤其是巨额贸易赤字）而不可能对拉美或其他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开放市场。日本是世界上的一个经济大国，而拉美要进入日本市场就必须要与在地理位置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的东亚展开竞争。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对拉美来说也并非福音。即使在拉美内部，竞争也是不容忽视的。拉美国家竞相与美国达成各种投资和贸易的框架协议，就是一个例证。
事实上，东亚模式能否被仿效，也与东亚“成功”的机遇密切相关。外向型模式是一种较高层次的国际分工的体现。这种国际分工形式不同于依附论者所抨击的那种对“中心”有利、对“外围”有害的国际分工形式。但是，因为战后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分工基本上是由美国、日本和西欧主宰的，所以，外向型模式所体现的国际分工也必然会受制于美、日、欧的全球性经济战略，实施外向型的发展中国家（地区）也无不表现出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严重依赖。此外，外向型模式还容易受到动荡不安的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东亚国家（地区）的经历表明：国际市场繁荣，它们的经济发展就顺利，反之则陷入困境。这一切或许是外向型模式的最大弱点。
外向型模式的这些弱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利用“机遇”的重要性。东亚模式固然有其活力和特色，但不容否认，这一模式的成功与“机遇”的利用不无关系。如前所述，东亚的进口替代的“枯竭”相对而言晚于拉美。当东亚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积极活跃于世界贸易领域的时候，世界市场上有着以下几个有利条件：（1）东亚在大力发展其出口时，世界经济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快速发展。在1973年以前的20年时间内，世界工业产量年均增长率达5.6%，国际贸易年均增长率达7.3%（1960～1973年高达9%） 。[68]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都比较低，国际金融体系较为稳定。（2）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较弱。（3）世界范围内交通运输费用较低。（4）随着发达国家内部熟练劳动力不断增加，劳动力价格开始快速上升。因此，发达国家市场对廉价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需求也随之扩大。
总之，正如曾任世界银行高级官员的A.克鲁格所说的那样，东亚是“幸运”的，因为它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背景是国际贸易快速增长；如果国际环境不是那样好，那么东亚成功的可能性就会降低。[69]
然而，“机遇”对任何国家（地区）都是均等的，关键是能否加以利用。东亚及时利用了这种“机遇”，取得了成功；拉美却失之交臂，始终徘徊于内向型模式中。事实业已证明：有力地介入世界市场的东亚成功地获得了世界市场的较大份额，而消极地把“出口悲观主义”作为出口战略基础的拉美和其他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则难以打入世界市场。
四、东亚模式的“奇迹”何在
如果说外向发展使东亚的出口获得了快速增长，从而使东亚“奇迹”成为可能，那么宏观经济的稳定、较高素质的劳动力、政府对经济生活的有效干预以及充满活力的农业部门则为外向发展模式的顺利运转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一）宏观经济的稳定
与拉美相比，东亚在较长时期内成功地使宏观经济形势保持稳定。
第一，东亚能把财政赤字控制在不影响宏观经济稳定的限度内。如在1980～1988年期间，韩国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仅为1.89%，而阿根廷和墨西哥则分别高达9.62%和6.73%。[70]
第二，东亚在经济“起飞”后从未遇到过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在1961～1991年期间，拉美的通货膨胀率高达192%，而东亚仅为7.5%。韩国虽然较高，但也只有12.2%。东亚的低通货膨胀率无疑与谨慎的财政政策有关。国际经验表明，任何一个东亚国家（地区）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都未突破20%的通货膨胀率，这是宏观经济形势长期稳定的保障。[71]
第三，东亚避免了长期困扰拉美的本国货币定值过高和汇率变化频繁的难题。这是因为，当通货膨胀率达到一定限度后，东亚不再使汇率保持在某一特定的名义汇率水平上，而是采取果断而符合实际的贬值。事实上，即使在面临着巨大的外部冲击时，东亚也能运用其有效的宏观经济管理，使实际汇率不发生大幅度的摆动。
还应指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有效运转时以及在其崩溃后的最初几年时间内，东亚将其汇率钉住美元。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鉴于美元对其他发达国家货币的比价经常大起大落，东亚遂将其货币钉住一篮子货币。与此相反，拉美则继续钉住美元，或采用固定汇率（如不同时期的墨西哥、委内瑞拉和智利），或采用爬行钉住（如不同时期的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和秘鲁）。毋庸赘述，当1980年美元大幅度升值后，拉美国家无一不受害匪浅。[72]
（二）较高素质的劳动力
东亚的“成功”还与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密切相连。决定劳动生产率高低的因素很多，但尤为主要的无疑是“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73]在这些要素中，“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即劳动力素质）居于首要地位。
劳动力素质在很大程度上显然是由劳动力所受文化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的多少决定的。应该指出的是，文化教育发达与否不仅取决于政府对教育部门的投入。如在1960年，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在GNP中的比重，东亚是2.5%，所有发展中国家为2.2%，撒哈拉以南非洲为2.4%，巴西为1.9%。1989年，东亚上升到3.7%，巴西也增长到3.7%，撒哈拉以南非洲则高达4.1%，所有发展中国家为3.6%。[74]可见，东亚对教育的投入并非大大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但是，东亚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投入在教育部门中的分配却是不尽相同的。相对而言，东亚较为重视初等教育，因而将较多的经费投入这一分支部门。而拉美则比较重视高等教育。在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期间，拉美将24%的教育经费用于高等教育，而东亚的这一比重只有15%。韩国和委内瑞拉是两个尤为典型的例子。如在1985年，委内瑞拉高等教育占教育经费的43.4%，而韩国仅为10.3%。因此，虽然委内瑞拉教育经费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高于韩国（分别为4.3%和3%），但委内瑞拉基础教育在教育经费中的比重（31%）却大大低于韩国的这一比重（83.9%） 。[75]
拉美为什么忽视基础教育？这是拉美“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模式及由此而来的政治导致的。由控制自然资源的少数精英控制的政府认为，没有必要把基础教育扩及整个劳动力大军，因为自然资源的开采不是以大量有技术劳动力的供给为基础的。但这些精英们却仍想最大限度地发展第三级教育（即高等教育），以便使其子女实现职业化。其结果是，第二级教育（即中等教育）是昂贵的，而第三级教育则是便宜的”。[76]
拉美的这种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基础教育来培植少数人的高等教育的模式，业已带来严重的消极后果。1961年通过的《埃斯特角宪章》（又称《争取进步联盟宪章》）曾规定：至1970年，所有拉美的学龄儿童至少要受6年学校教育。但是，1970年拉美初等教育的普及率只有71%。1980年在基多召开的拉美教育部部长会议还提出了在1999年以前普及8～10年基础教育的目标。然而，至1990年，6年制初等教育的入学率仅提高到88%。[77]同年，海地和危地马拉的文盲率分别为47%和45%。即使在巴西和墨西哥，文盲率也高达19%和13%。[78]可想而知，在文盲率如此高的情况下，劳动力素质是无法提高的。
（三）政府对经济生活的有效干预
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表明，如同拉美一样，东亚的政府也对经济生活进行有力的干预。[79]干预的形式主要包括：“为特定产业提供专项低息贷款、保持较低的储蓄率、制定贷款利率的最高限额、增加利润及留利水平、保护国内的进口替代产品、补贴衰落企业、建立并从资金上支持政府银行、对应用性研究提供公共投资、制定企业或产业的出口目标、发展出口促进机构、在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广泛分享信息。”[80]但是，东亚的干预较之拉美似乎更为有效，因而也更为成功。英国东英吉利大学的R.金基斯甚至认为，东亚在工业发展方面取得的出色成就，既不是因为出口导向优于进口替代，也不是因为市场导向胜过政府干预，而是应该归功于政府有能力使积累进程在关键时刻向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方向发展。[81]
与拉美相比，东亚的干预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灵活性，即政府愿意并且有能力随时随地调整政策。如在20世纪60年代初，当韩国政府认识到发展汽车装配业在外汇收入方面得不偿失时，该计划立即被放弃，80年代初，当韩国和马来西亚政府意识到过快地推动重、化工业的发展会带来严重的财政负担和影响宏观经济稳定时，就减轻了政策措施的强度。当印度尼西亚政府发现其对资本市场的管制和控制利率的做法失效时，便中止了这些做法。[82]在拉美，有些政策措施虽已被证明是不成功的，但仍然得不到纠正。长时间坚持进口替代就是尤为典型的例子。
2.合理性，即政府的干预以取得最大限度的经济效益这一大目标和内外市场信号为基础。这一点在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尤为显而易见。无论在进口替代时期，还是在出口导向阶段，东亚常根据不断变化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尤其是国际市场的形势），对产业政策进行调整，调整的目标始终是通过利用比较优势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等手段来获取最大限度的经济效益。相比之下，一些拉美国家的政府在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时似乎不是完全从经济上的合理性这个角度出发，而是着眼于一些非经济因素，或至少受到了这些因素的影响。因此，资源配置无法实现最优化。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的一些拉美国家“为了拥有自己的汽车工业”而建立的汽车装配厂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虽然政府为汽车装配业提供了大量投入，并给予包括免税在内的多种优惠，但该部门的经济效益却不尽如人意。据估计，秘鲁政府为建立汽车装配业而提供的多方面的免税优惠，在数量上相当于汽车装配厂中每个工人每年获得1万美元的补贴。[83]
3.公开性，即政府的干预活动以及为此而采取的措施具有较大的透明度。例如，韩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曾设立了不同形式的会议制度。政府邀请私人企业的代表参加这样的会议，与他们交流看法和信息，并听取其意见。这种会议有效地沟通并加深了政府与私人企业之间的联系，从而使政府的决策更具科学性和可行性。在拉美，政府的许多干预政策常受不同利益集团游说的影响。由于游说通常是在缺乏“游戏规则”的条件下通过秘密活动进行的，因此政府的决策极容易出现“短视”效应甚至偏差。
（四）充满活力的农业部门
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如同拉美一样，东亚的农业部门在经济中所占比重也在缩小。以韩国为例，1965年，农业在GDP中占38%，1990年已下降到9%。[84]然而，相比之下，东亚农业部门的活力似乎更强。例如，在1965～1988年期间，东亚农业生产率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2%，既大大高于南亚的0.6%和非洲的0.3%，也高于拉美的1.5%。[85]又如，东亚基本上能实现粮食自给，但拉美却自1976年起成为粮食净进口地区，[86]尽管拉美拥有较丰富的农业资源。
东亚的农业部门之所以充满活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较注重农业的发展。首先，农业部门所负担的直接和间接的税负较轻。其次，政府积极支持农业研究和推广“绿色革命”技术，大力发展农业基础设施。世界银行认为，就用于农村的公共投资在政府财政支出中的比重而言，东亚高于其他任何中、低收入国家（地区） 。[87]最后，较彻底的土地改革有效地改变了农村的土地所有制关系。这一成就的积极意义至少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88]（1）在土改中获得土地的农民，其政治意识明显地从激进转变为温和或保守。这一转变为维系社会稳定创造了条件，而社会稳定正是当局推行一系列政策的社会基础。在韩国，土改前的农村拥有强大的左翼力量，武装起义此伏彼起；土改后，韩国农村在数十年的时间内比城市更稳定。（2）较为公正的土地所有制以及由此而来的农业人口收入分配的改善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既扩大了政权的社会基础和巩固了当局的权威性与合法性，也为工业化进程提供了一个不小的工业品市场。
在拉美，虽然不同性质的政府都开展过不同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但不公正的农村所有制关系始终未能得到根本改变。因此，耕者无地或少地的局面一直是构成农村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因素之一。
【注释】
[1]有的学者认为，“新兴工业化国家”这一术语不太适用于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因为它们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实施工业化进程了（见G.吉里弗等主编：《制造业奇迹：拉丁美洲与东亚的工业化道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页）。
[2]谷源洋等：《亚洲四小龙起飞始末》，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6页。
[3]世界银行：《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3年。
[4]G.吉里弗：《工业化道路概览》，载G.吉里弗等主编：《制造业奇迹：拉美和东亚的工业化道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0页。
[5]G.吉里弗：《工业化道路概览》，载G.吉里弗等主编：《制造业奇迹：拉美和东亚的工业化道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0页。
[6]英国《经济学家》1993年10月6日，转引自《世界经济》1994年7月，第1页。
[7]G.吉里弗：《工业化道路概览》，载G.吉里弗等主编：《制造业奇迹：拉美和东亚的工业化道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0 ～11页、第12页。
[8]G.吉里弗：《工业化道路概览》，载G.吉里弗等主编：《制造业奇迹：拉美和东亚的工业化道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0 ～11页、第12页。
[9]G.吉里弗等主编：《制造业奇迹：拉美和东亚的工业化道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16页。
[10]R.所罗门：《债务国巴西和韩国的不同经历》，载美国《国际经济通讯》1984年11月12日。
[11]L.泰勒：《关于发展中国家债务的理论和实践：对迷惑不解者提供一个非正式的指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
[12]J.萨克斯：《拉美、东亚的外债与宏观经济业绩》，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文选，1985年。
[13]美国《新闻周刊》1983年11月14日，第96页。
[14]马来西亚《第三世界经济学》1994年10月1～15日，第8页。
[15]R.韦德：《看得见的手：国家于东亚的经济增长》，载英国《当代历史》杂志1993年12月。
[16]J.萨克斯：《拉美、东亚的外债与宏观经济业绩》，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文选，1985年。
[17]R.P.肖特：《公共企业的作用：国际性的数据比较》，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混合经济中的公共企业：一些宏观经济因素》，1984年。
[18]马来西亚《第三世界经济》杂志1994年10月1～15日，第8页。
[19]山冈道男：《东亚地区现代化的物征——与欧洲社会比较》，载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第11期。
[20]R.多恩布什等主编：《开放经济：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者的工具》，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40页。
[21]山冈道男：《东亚地区现代化的特征——与欧洲社会比较》，载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第11期。
[22]F.戴约：《经济政策和民众部门》，载G.吉里弗等主编：《制造业奇迹：拉美和东亚的工业化道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92～193页。
[23]G.拉尼斯：《发展政策变化的政治经济比较》，载G.吉里弗等主编：《制造业奇迹：拉美和东亚的工业化道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07～208页。
[24]见L.哈里森：《欠发达是一种精神状态》，美洲大学出版社，1985年。
[25]C.埃里森和G.吉里弗：《解释工业发展的战略和模式》，载G.吉里弗等主编：《制造业奇迹：拉美和东亚的工业化道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94～396页。
[26]见徐洛：《关于战后东亚发展模式的争论》，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6期。
[27]S.纳亚等主编：《发展的教训：亚洲与拉美的比较研究》，美国国际经济增长研究中心，1989年，第329页。
[28]也有的学者认为，韩国、中国台湾省的进口替代初级阶段分别于1964年和1961年到达“终点”。见G.拉尼斯等：《拉美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发展战略的比较》，载E.杜兰主编：《拉丁美洲与世界衰退》，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51页。
[29]G.拉尼斯等：《拉美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发展战略的比较》，载E.杜兰主编：《拉丁美洲与世界衰退》，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60页。
[30]有的学者认为，韩国和中国台湾省发展重、化工业还与所谓“安全”因素有关。“以美中关系缓和为先导，中国重新进入了国际社会。这不仅使韩国和中国台湾省对防务的忧虑变得可信，而且还为（东亚）地区的劳动力密集型工业提出了长期性挑战。”（见G.吉里弗：“工业化道路概览”，载C.吉里弗等主编：《制造业奇迹：拉美和东亚的工业化道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2页）但也有的学者人认为，“安全方面的忧虑，如朝鲜的军事扩展和计划中的美军撤离，确实促使韩国通过加快工业变革来强化其防务能力。……然而，中国台湾省虽然面对同样的安全挑战，如被迫退出联合国以及与美国的政治及军事联系减弱，但它没有让军事上的考虑超过经济上的理性。……（因此）问题并不是安全环境本身，而是在于最高当局如何理解它”（见陈敦仁：《政权与发展战略：韩国和台湾》，载G.吉里弗等主编：《制造业奇迹：拉美和东亚的工业化道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64页）。
[31]世界银行：《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第89页。
[32]G.拉尼斯：《发展政策变革的政治经济学比较》，载G.吉里弗等主编：《制造业奇迹：拉美和东亚的工业化道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18页。
[33]G.拉尼斯等：《拉美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发展战略的比较》，载E.杜兰主编：《拉丁美洲与世界衰退》，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61页。
[34]这里所说的“高潮”，是指国际市场对初级产品的需求较大，价格也较高。
[35]G.吉里弗等：《跨国公司、依附性发展和半外围的国家政策》，载美国《拉美研究评论》杂志1981年第3期，第31～64页。
[36]S.哈格德、陈敦仁：《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政府与外国资本》，载F.戴约主编：《亚洲新工业化的政治经济》，美国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87页。
[37]S.哈格德、陈敦仁：《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政府与外国资本》，载F.戴约主编：《亚洲新工业化的政治经济》，美国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87页。
[38]B.斯托林：《外国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载G.吉里弗等主编：《制造业奇迹：拉美和东亚的工业化道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64页。
[39]中国台湾省的外债额之所以相对小，是因为台湾当局对外债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并非外国私人银行不愿意借。此其一。其二，中国台湾省的一部分投资需求能通过对外贸易的盈余得到满足（见B.斯托林：《外国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载G.吉里弗等主编：《制造业奇迹：拉美和东亚的工业化道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78页和第79页）。
[40]中国台湾省的外债额之所以相对小，是因为台湾当局对外债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并非外国私人银行不愿意借。此其一。其二，中国台湾省的一部分投资需求能通过对外贸易的盈余得到满足（见B.斯托林：《外国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载G.吉里弗等主编：《制造业奇迹：拉美和东亚的工业化道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78页和第79页）。
[41]世界银行：《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第79页。
[42]J.萨克斯：《拉美、东亚的外债与宏观经济业绩》，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文选》1985年第2期，第533页。
[43]S.哈格德、陈敦仁：《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政府与外国资本》，载F.戴约主编：《亚洲新工业化的政治经济》，美国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94页。
[44]D.杜勒：《外向发展经济确实能使经济更快地增长：1976～1985年期间95个欠发达国家的证据》，载美国《经济发展与文化变革》1992年第4期，第523页。
[45]世界银行：《1986年世界债务表》。
[46]B.斯托林：《外国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载G.吉里弗等主编：《制造业奇迹：拉美和东亚的工业化道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64页。
[47]世界银行：《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第205页。
[48]此民意测验涉及总部设在日本、美国和韩国的521家公司的总经理。（见《对外资流入影响的分析》，韩国工业经济与技术研究所，1983年，转引自B.斯托林：《外国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载G.吉里弗等主编：《制造业奇迹：拉美和东亚的工业化道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68页）。
[49]S.斯威夫特：《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美国圣马丁出版公司，1978年，第75页。
[50]墨西哥的4家企业分别排名第二、第三、第五和第八位，巴西的3家分别排名第三、第四和第八位。（见G.吉里弗：《大企业和国家》，载G.吉里弗等主编：《制造业奇迹：拉美和东亚的工业化道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92页）
[51]转引自R.金基斯：《跨国公司与拉美汽车工业》，英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87年，第22页。
[52]世界银行：《198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第95页。
[53]D.杜勒：《外向发展经济确实能使经济更快地增长：1976～1985年期间95个欠发达国家的证据》，载美国《经济发展与文化变革》1992年第4期，第523页。
[54]D.杜勒：《外向发展经济确实能使经济更快地增长：1976～1985年期间95个欠发达国家的证据》，载美国《经济发展与文化变革》1992年第4期，第523页。
[55]世界银行：《1987年世界发展报告》，第87页。
[56]J.N.巴格瓦蒂：《出口促进贸易战略：问题和证据》，载世界银行《世界银行研究观察家》1989年第1期；转引自尹翔硕：《试论贸易战略选择的客观基础》，载《世界经济》1992年第7期，第38页。
[57]G.拉尼斯等：《拉美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发展战略的比较》，载见E.杜兰主编：《拉丁美洲与世界衰退》，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61页。
[58]G.拉尼斯：《发展政策变革的政治经济学比较》，载G.吉里弗等主编：《制造业奇迹：拉美和东亚的工业化道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29页。
[59]R.金基斯：《工业化的政治经济：拉美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比较》，载英国《发展与变革》1991年4月，第216页。
[60]F.戴约：《东亚型生产体制面临的挑战》，载《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1期，第22页。
[61]S.海恩：《贸易战略和依附论假设：拉美、东亚政策、外国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比较》，载美国《经济发展与文化变革》1992年第4期，第500页。
[62]金炳周：《分裂和革命的动力》，韩国问学和知性社，1994年，第201页；转引自金世中：《朴正熙权威主义体制和经济发展》，载《当代韩国》1995年春季号，第62页。
[63]R.金基斯：《工业化的政治经济：拉美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比较》，载英国《发展与变革》1991年4月，第210页。
[64]A.G.弗兰克：《亚洲的特殊模式》，载香港《远东经济评论》杂志1982年6月25日。
[65]B.斯托林：《外国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载G.吉里弗等主编《制造业奇迹：拉美和东亚的工业化道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84页。
[66]C.埃里森和G.吉里弗：《解释工业发展的战略和模式》，载G.吉里弗等主编：《制造业奇迹：拉美和东亚的工业化道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69页。
[67]R.韦德：《看得见的手：国家与东亚的经济增长》，载英国《当代历史》1993年12月。
[68]G.吉里弗：《工业化道路概览》，载G.吉里弗等主编：《制造业奇迹：拉美和东亚的工业化道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1页。
[69]A.克鲁格：《亚洲的超级出口国的经济教训》，载V.科柏等：《出口导向发展战略：5个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成功》，1985年，第201页。
[70]世界银行：《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第76页，第77页。
[71]世界银行：《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第76页，第77页。
[72]J.萨克斯：《拉美、东亚的外债与宏观经济业绩》，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文选》1985年第2期，第542页。
[7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3页。
[74]世界银行：《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第137页，第138页。
[75]世界银行：《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第137页，第138页。
[76]美国《世界政治》1993年第2期，第311页。
[77]见曾昭耀等主编：《战后拉丁美洲教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46页。
[78]世界银行：《世界银行图表：1995年》，第8～9页。
[79]这一结论并不排除东亚内部的差异性。例如，香港和泰国的干预甚少，而韩国和马来西亚则相反。
[80]世界银行：《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第4页。
[81]R.金基斯：《工业化的政治经济：拉美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比较》，载英国《发展与变革》1991年4月，第210页。
[82]世界银行：《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第61页。
[83]见P.P.库兹辛基：《经济压力下的秘鲁民主：1963～1968年时期的贝朗德政府》，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83页。
[84]世界银行：《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年，第223页。
[85]世界银行：《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第22页。
[86]L.勒菲伯：《人口的空间分布：城市与农村的发展》，载L.勒菲伯等主编：《拉美的民主与发展》，加拿大约克大学拉美和加勒比研究中心，1980年，第96页。
[87]世界银行：《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第21页。
[88]董正华：《小农制与东亚现代化模式：对台湾地区和韩国经济转型时期农业制度的考察》，载《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1期，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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