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化”理论与“内部殖民主义”理论

第二节　“边缘化”理论与“内部殖民主义”理论

拉美学术界同样对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如在20世纪50年代，结构主义论者从“中心—外围”概念出发，把外围国家中的收入分配不公以及贫困问题视为国际劳动分工决定的生产专业化导致的结果。O.松凯尔甚至认为，在那些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愈强的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的不公愈严重。因此，为了消灭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困，拉美国家应该改变以静态比较优势为基础的生产专业化的发展模式，努力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化。换言之，收入分配会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实现公正。^[16]

然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深化不仅未能改善收入分配和解决贫困问题，反而使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因此，自20世纪60年代起，一些结构主义论者开始面对现实，重新认识进口替代工业化的作用。他们指出，政府采取的多种鼓励制造业发展的政策，人为地使稀少的资本变得“廉价”；其结果是，制造业部门倾向于采用较多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忽视本国拥有的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这使得制造业部门未能为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和城市本身不断产生的劳动力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也使那些拥有市场垄断能力的大资本家进一步积聚财富。他们还认为，由于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进口替代工业制造的产品（尤其是耐用消费品）只能供少数人享用，国内市场得不到扩大。其结果是，工业化进程必然受到不良影响。因此，为了发展经济，对收入进行再分配是十分必要的。C.富尔塔多甚至把拉美国家视为由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诱发的恶性循环的“受害者”。他认为，拉美的发展模式使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使得耐用消费品构成了供给结构的主体；这一结构进而导致生产结构具有更强的资本密集型性质，也对进口提出了更高的需求，从而制约了经济的发展。^[17]

但也有一些拉美学者持相反的观点。例如，M.C.塔瓦雷斯和J.塞拉认为，工业化进程中的资本积累应该受到“现代化”部门的刺激，因为该部门具有活力，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拉美国家之所以在进口替代的第二阶段（即耐用消费品的替代）遇到了困难，是因为耐用消费品的消费不足。而消费不足的根源之一就在于收入分配政策。为了扩大消费，收入必须集中在中等收入阶层手中。^[18]

除上述论点以外，一些拉美学者还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角度论述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和贫困化问题，并提出了在拉美学术界颇有影响的“边缘化”理论和“内部殖民主义”理论。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边缘化”理论和“内部殖民主义”理论与结构主义理论和依附论齐名，是拉美学术界对发展经济学的四大贡献。^[19]

一、“边缘化”理论

“边缘化”一词首先是由美国社会学家R.E.帕克于20世纪20年代提出来的。他认为，由于通婚或移民，那些处于两种文化边缘上的人常经受着一种心理上的失落。他们在种族或文化团体中的成员关系模糊不清，因为他们既不能被这个种族或文化团体接受，也得不到另一个种族或文化团体的欢迎。^[20]后来，这一“边缘化”概念被进一步扩大，用来泛指在一个国家内由社会和经济上的移动（尤其是城乡之间的移动）导致的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冲突。

在拉美学者对“边缘化”理论研究中，先后出现了两个主要派别。一是受到现代化理论影响的“二元论”派，其代表人物主要是智利的拉丁美洲经济社会发展中心的学者，因此它又被叫做“拉丁美洲社会发展中心派”。^[21]二是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并对“二元论”派持批评态度的“结构主义”派，也称“新马克思主义派”。^[22]

“二元论”派认为，“边缘化”在拉美是根深蒂固的，其来源可追溯到16世纪西班牙对拉美的殖民统治时期。当时，殖民主义者用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文化征服了拉美的传统经济和古老文化。

“二元论”派以现代化理论为基础，把“边缘化”看成是一种多方位现象，认为“边缘化”通常出现在向现代化过渡的进程中，而这种过渡是不同步或不平衡的，因为社会中共同存在着传统的和现代化的两种价值观、信念、行为、体制和社会范畴。这种不同步或不平衡意味着在向现代化过渡的进程中，有些人、团体和地区落伍了，或难以参与这一进程，同时也不能从这一进程中受益，因而只能处于“边缘”地位。他们之所以处于“边缘”地位或甚至被排斥在社会等级之外，是因为他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不能被结合进社会或阶级体系中。他们既不属于已将其排挤出去的农村，又不属于未能吸纳他们的城市。因此，他们被遗忘在现代化进程的边缘线上。

“二元论”派将社会参与不足视做“边缘化”的主要特征。社会参与有被动和主动之分。在被动参与中，人是社会进程的客体，但处在“边缘化”中的人不能获得，或只能在最低限度上获得由发展带来的社会和经济上的好处。在主动参与中，人是社会进程的主体，但处在“边缘化”中的人不能参与，或偶尔能够参与选举，无法形成利益集团或加入一般的政治组织，也难以在决策进程中发挥作用。

可见，被动参与与主动参与的含义是指不同的阶级或阶层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不同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那么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二元论”派认为，主动参与能随被动参与的增加而增加；在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均得到提高后，处在“边缘化”中的人才能介入与其相关的社会和政治事务。换言之，经济地位低下是政治地位得不到提高的主要原因。

研究“边缘化”理论的学者为确定“边缘化”的实际范围而采取了实地调查和查阅官方统计资料等方法。他们认为，处在“边缘化”中的人不仅包括大多数农村人口，而且还有为数不少的城市人口。“二元论”派将这些城市人口称做“次无产者”，其组成部分主要包括：（1）从事低生产率经济活动的自谋职业者。（2）从事低技术、低工资经济活动的无固定职业者。

“二元论”派指出，为了消除“边缘化”，必须努力克服影响社会一体化的两个障碍：一是僵硬的社会结构。它创造出来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尺度只能反映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念和规范。二是部门之间的失调或失衡。这种失调或失衡在城乡之间以及大都市与边远地区的关系中尤为明显。

为了克服上述障碍，“二元论”派主张：一是要建立广泛的基层组织，以促进内部一体化和使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团结在共同目标的周围；二是要在体制方面创造出一种能将所有人结合进整个社会的机制；三是要对社会进行一次激进的变革，以便全部吸纳处在“边缘化”中的人们。由于统治集团被看做是吸纳那些人的障碍，因此，这个统治集团必须被以新的精神气质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取而代之。

20世纪60年代末，“二元论”派的观点开始消沉。与此同时，所谓“结构主义派”或“新马克思主义观点”则开始占据上风。

“结构主义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秘鲁社会学家阿尼瓦尔·基哈诺和阿根廷政治学家何塞·纳恩。他们都对战后拉美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感到失望，认为“边缘化”是这种由外国资本控制的工业化进程的产物。他们试图将“边缘化”问题的研究置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中，但同时又认为，鉴于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这个因素以及依附性国家（即落后国家）中资本主义发展的独特形式，应对马克思提出的有关概念（如相对人口过剩和产业后备军）进行修正。他们还认为，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同样存在着“边缘化”，只是不太普遍或不太严重而已。

基哈诺指出，“边缘化”反映的是社会一体化和社会参与的特殊方式，而不是“二元论”派所说的“非一体化”或“非参与”方式。拉美市场上的劳动力不能成为具有霸权性质的产业部门的“后备军”。相反，随着资本技术构成的变化，这些被排斥的劳动力永远不能被那些产业部门吸纳。基哈诺把这些劳动力称做“边缘化劳动力”。他预测，由于垄断部门不断扩大，与其相对的竞争性部门将进一步缩小。因此，竞争性部门也将排挤出更多的劳动力，使他们沦为“边缘化劳动力”。

基哈诺把城市和农村中“边缘化”的根源归结为以下三点：（1）垄断部门的扩大迫使一些竞争性部门破产，从而导致失业；（2）在垄断部门和竞争性部门发展过程中受到破坏的传统的小手工业、作坊、小商贩和小规模服务业。（3）资本主义渗入传统农业部门，从而排挤劳动力。所有这些失业者和其他一些劳动力都在基哈诺所说的“边缘极”中谋求生存之路。“边缘极”的概念实质上是等同于现代理论中的“二元主义”概念。基哈诺之所以用“边缘极”取而代之，是因为他想说明“边缘极”仍然是经济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位于经济制度的外部。可见，这一观点与如前所述“二元论”派的观点是大相径庭的。但是，基哈诺又指出，随着“边缘极”的出现，整个经济结构变得更加不稳定，具有更多的异质性，同时也更加矛盾，从而使整个制度中各个层次（垄断、竞争和“边缘化”）之间的失衡更为严重。

为了说明“边缘化劳动力”对资本积累的贡献，基哈诺把处在“边缘化”中的人口分为两种类型：“边缘小资产阶级”和“边缘无产阶级”。“边缘小资产阶级”为数较少，多为自谋职业者；他们的生产活动和服务主要面向处在“边缘化”中的其他人。“边缘无产阶级”只能从事劳动密集型或不需要技术的经济活动以及非生产性体力劳动。“边缘小资产阶级”和“边缘无产阶级”加剧了社会分化，分别成为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内部的“次阶级”。但是，他们对基本积累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基哈诺认为，“边缘无产阶级”的这种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为竞争性部门充当劳动力后备军的角色，从而使该部门的工资水平趋于下降。（2）作为一种受到剥削的消费者，他们为竞争部门和垄断部门的产品提供了一部分市场。至于“边缘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能在“边缘极”中直接从事经济活动，并直接从这些经济活动中积累资本，因此，他们能对资本积累作出更大的贡献。

纳恩对“边缘化”的分析则主要从拉美国家的发展模式入手。他指出，一方面，拉美的内向型发展模式未能使农业部门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因此国内市场得不到开发，从而影响了工业部门本身的发展；另一方面，这种发展模式又使拉美的对外依附性进一步增强，过早地实现了工业垄断，并且还不适当地采用了资本密集型技术。

纳恩还指出，外国垄断资本（跨国公司）的介入使“边缘化”更加严重，因为受到外国垄断资本控制的工业化进程不仅没有创造出足够的就业机会，反而带来大量相对过剩人口。对于拉美资本主义来说，这些相对过剩人口中的一部分经常发挥作用，有时还导致机能失调。他们不是产业后备军，因为他们永远不会被具有霸权性质的资本主义工业部门所吸纳，即使在工业发展周期的高涨阶段亦非例外。同样重要的是，战后拉美的人口增长十分迅速，而向外移民却受到发达国家移民政策的多种限制。

纳恩认为，上述新现象是马克思所未能预见的。为此，纳恩提出了“边缘化大众”的概念，用来描述那些对垄断工业部门不能发挥作用或产生机能失调的相对过剩人口。这些劳动力之所以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是因为他们不会被垄断资本雇佣，也不会对这个具有霸权性质的部门所雇佣的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产生任何影响。

在纳恩看来，因为“边缘化大众”不属于产业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所以其阶级觉悟是有限的。在这一特点以及其他一些因素（如松散和不稳定）的影响下，他们难以建立起团结的纽带，在自我组织方面也缺乏必要的经验。一方面，他们很容易被民众主义政客利用，并受其操纵和控制，甚至有可能诉诸暴力，从而产生出自我毁灭的不良后果；另一方面，他们也会被动员起来，加入革命组织。^[23]

二、“内部殖民主义”理论

如果说，“边缘化”理论主要从政治学的角度来探讨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以及贫困化等问题，那么“内部殖民主义”理论则以社会学理论为基础，阐述内部社会关系对贫困化问题的影响。

“内部殖民主义”理论是墨西哥人类学家冈萨雷斯·卡萨诺瓦等人于20世纪60年代创造的，进入70年代后又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其要点如下：^[24]

1.虽然战后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和非殖民化趋势使第三世界摆脱了来自外部的殖民主义统治和剥削，但是在这些国家的内部却存在着一种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以及贫富两极不断分化的现象。对于这种关系和现象，现成的“二元化”理论、城乡关系理论以及民族理论都无法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因而必须寻求一种新的理论，这种理论就是“内部殖民主义”理论。

2.西方殖民主义（即外部殖民主义）是“内部殖民主义”的根源。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征服拉美以后，拉美社会分裂为两部分：过着西方化生活的梅斯蒂索人（即伊比利亚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儿）以及保持着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印第安人。在等级分明的殖民地社会，梅斯蒂索人处于统治地位，而印第安人则处于一种被统治和被剥削的地位。这种社会分化并没有随着殖民主义的灭亡而消失，而是以“内部殖民主义”的形式得以保留，并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发展。

3.“内部殖民主义”的统治与剥削关系是通过经济手段和超经济手段来实现的。前者包括掠夺、强制性的不平等商品交换、高利贷和劳役制等；后者包括政策上的歧视和迫害，以及使用暴力等。由此可见，“内部殖民主义”的统治和剥削关系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具有“内部殖民主义”的落后国家不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相反，“内部殖民主义”正是由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所导致的。

4.“内部殖民主义”不仅体现在不同种族之间的关系上，而且还反映在不同地区的不平衡发展进程中。发达地区（“增长极”）通过多种机制从落后地区（“外围”）汲取大量经济“剩余”。因此，“增长极”的发展是用“外围”的落后换来的。在一定程度上，“增长极”与“外围”的关系，就是独立以前的那种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的翻版。

5.“内部殖民主义”的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它不能使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获得平等参与政治的机会，从而阻碍了社会民主化和民族一体化进程。另一方面，它使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得不到改善，也使被统治者和被压迫者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从而影响了市场规模的扩大，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