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分工的一般理论回顾

1.6.1　关于分工的一般理论回顾

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演化出许多流派，它们研究问题的角度不同，使用的分析框架也不同。按照是否采用均衡分析框架，主要可以概括为两类理论：一类是经济均衡理论；另一类是经济演化理论。借用张维迎的比喻，前者描绘尘埃落定的世界，后者则分析尘埃是如何落定的。不同学派考察分工的角度不同，下面分别介绍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在这方面的研究。

理论先驱：亚当·斯密和马克思

分工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它不仅是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也是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研究的重要问题。亚当·斯密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分工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述。他在《国富论》中详细分析了分工的好处，特别指出了分工对于报酬递增的意义，并在第三章提出了“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定理（斯密定理）。亚当·斯密在这里是从人口密度、运输成本的角度谈市场规模对分工的影响。P.克尔（Prue Kerr）认为：“在《国富论》中经济理论是基于两个不同的经济分析领域的定理展开的，即生产中的劳动分工是财富增长的主要原因，而新的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的扩大，斯密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了凭借持续引进新的分工而自我维持的增长理论”（Prue Kerr，1993）。分工既是经济进步的原因又是其结果，这是一种累积因果关系，亚当·斯密的经济增长观是一种基于演化的观点。卡尔多认为，亚当·斯密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经济均衡和经济进化的两种理论（G.B.Richardson，1975）：一种是处理市场配置功能的均衡理论；另一种是描述市场创造功能的演化理论。边际主义者致力于前者，演化主义者则注重后者。在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这里，企业这种组织形式的出现就是为了获得分工经济，亚当·斯密的著名的“制针”例子是以企业组织为基础的。所以，分工与组织演化过程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是以分工演进为基础，企业是获得分工好处必要的组织形式，而人类的交易倾向是分工累积发展的原因。

马克思把资本主义发展划分为工厂手工业与机器大工业两个历史时期，工厂手工业以人与人的分工协作为主，并且工厂手工业的分工导致了机器大工业的产生。他同样认为市场规模对工厂手工业分工有巨大影响，不过强调这种影响将受制于技术的性质。马克思进而拓展了分工的内涵，包括人与人的分工、人与机器的分工和机器与机器的分工。从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来考虑分工与市场规模的关系，导致了马克思关于企业内分工（垂直分工）和社会分工（企业间分工或水平分工）的区分：“工厂手工业的分工要求社会内部的分工已经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相反，工厂手工业分工又会发生反作用，发展并增加社会分工”。“下面一点可以订为普遍的规则：社会内部的分工越不受权威的支配，工场内部的分工就越发展，就越从属于一个人的权威。因此在分工方面，工场里的权威和社会上的权威是互成反比的。”马克思认为分工发展（资本积累）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资本对于剩余价值的追求，资本主义的企业制度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工具，分工的技术发展过程最终要受这一目的的制约，因此技术上的分工经济不能彻底实现。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有许多演化思想，他认为技术和生产组织都是动态演化的，技术进步类似于生态系统中物种的共同演进，企业的规模和利润的分布也必须从演化体系的角度来理解。在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曾指出，达尔文进化论构成了他们学说的自然历史之基础。

经济均衡理论

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对分工与组织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认为分工经济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熟能生巧、机械替代人工、零配件的标准化、产业集聚、生产销售的规模化、经营管理的职业化。股份公司是获得分工经济的有效组织形式，“如果企业变为股份公司组织，则它可保持分工以及专门的技术和机械上的利益；如果再增加资本的话，它甚至可以增大这些利益；并且在有利的条件下，它在生产工作上就可保持永久和突出的地位”。

马歇尔用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描述各部分之间的密切关系（分工协作）带来的报酬递增——分工所造成的生产上的经济（分工经济）。“我们可把因任何一种货物的生产规模之扩大而发生的经济分为两类：第一是有赖于工业的一般发达的经济；第二是有赖于从事工业的个别企业的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的经济。我们可称前者为外部经济，后者为内部经济。”马歇尔意图通过外部经济概念把报酬递增纳入静态价格理论，一部分经济学家（如张伯伦、琼·罗宾逊等）沿着马歇尔的思路，通过放弃完全竞争的假定，把外部经济纳入到不完全竞争的均衡框架中，从而内生经济增长。以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使技术进步内生化了。罗默强调的是专业知识可以产生内部经济，给单个厂商带来垄断利润，一般知识可以产生外部经济使全社会获得规模经济，卢卡斯则是以人力资本的外部经济为基础建模。

外部经济概念，正如克拉彭所说，外部经济不能归于任一产业，因而是一个空的“经济匣子”。外部经济是全社会分工协作综合作用的结果，内部经济也和外部经济紧密相关，一个产业的外部经济可能是另一个产业的内部经济，企业内分工通过“干中学”发生的收益是“内部经济”，但是它的收益不能完全被内部独占，这种活动存在溢出效应。分工经济、报酬递增和经济增长是同一个问题，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概念实际上是一个筐，它收集了均衡框架所不能解释的经济增长的结果，把它作为原因又重新放到均衡分析框架中，实质上是一个同义反复。这导致分工本身作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因没有被研究，所以新古典经济学中只有资本，不见分工。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也有同样的问题：它通过强调产权使外部经济内部化的功能，建立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经济增长可以看做是节约交易成本的制度变迁决定的；企业之所以产生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成本；企业组织的演化方向是寻找交易成本更低的、更有效率的组织。由于在均衡分析中没有分工的位置，新制度经济学只能在给定分工水平的前提下，分析企业组织的交易成本高低。事实上我们知道，在分工与组织演化过程中，分工结构和交易成本是同步变化的，一个组织的失败不一定是交易成本高，可能是没有获得充分的分工经济。保留在新古典传统中的新制度经济学，隐含了制度不影响生产成本的假设，这使得它在解释分工与组织演化方面存在先天不足。

新古典经济学为什么放弃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将经济分析的重点转向价格制度分配资源的功能？杨小凯对此进行了精辟的分析，认为主要由于在边际分析框架下，以角点解为基础的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和模式的决策不能被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罗森、贝克、杨小凯、博兰、黄有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用非线性规划（超边际分析）发展出新兴古典经济学。超边际分析方法可以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然后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分工水平，这样就可以克服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的缺点。新兴古典经济学可以将很多发展和贸易现象解释为分工演进的不同侧面，可以解释企业的出现和企业内部组织的均衡意义，可以解释交易费用和制度对分工和生产力演进的意义，可以解释货币出现，景气循环等宏观现象（杨小凯，1998）。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超边际分析框架克服了马歇尔边际分析框架的缺点，从个体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入手分析分工，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突破。不过，超边际分析仍是一个均衡分析框架，它的分工决策是从一个角点解到另一个角点解的跳跃，意味着从一个均衡到另一个均衡。这之间的过程超边际分析无法跟踪描述，它同其他均衡分析框架一样，是理性经济人决策最优化的结果，它能够说明一个分工结构会比另一个分工结构有更多的产出，但不能解释分工深化的发生过程。分工与组织演化的实际情况是多样化，而不是指向一个最优解代表的均衡点。另外，在超边际分析框架中，技术水平是外生给定的，个体只是通过选择专业化水平影响产出。新兴古典经济学研究的分工是纯技术的，在衡量交易费用与分工好处的两难冲突时，分工演进需要以外生给定的交易效率改进为条件。超边际分析的报酬递增是局部的，它和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不矛盾，这也意味着超边际分析内生的经济增长是短暂的、有限的。和边际分析框架相反，在超边际分析框架中分工走到前台，资本则退到了幕后，成为实现迂回生产的工具，这使它不得不忽略许多经济现象。陈平认为：“一般均衡理论成本效益分析的静态框架，难以讨论本质是不确定的劳动分工的双向演化问题。考虑交易成本的优化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工业发达国家劳动分工程度增加的长期趋势，但无法理解劳动分工在发展中国家经历的曲折和困难，也难以解释发达国家产业革命中的转型危机和强国的兴衰”（陈平，2002）。

加里·贝克尔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与罗默等人通过知识的外部性、人力资本积累或物质资本积累来揭示报酬递增或不变的经济增长模型不同；另一方面，又与以超边际分析为工具的杨小凯分工演进模型不同，其模型依然采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贝克尔在知识、劳动分工、协调成本和产出之间建立了复杂的相互决定的关系，特别强调了劳动分工在整个增长过程中的重要性，他把分工和经济增长建立在知识积累和协调成本下降的基础上，又把知识积累、协调成本和产出建立在分工的基础上。因此贝克尔的模型中用以说明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知识、分工和协调成本都是内生的。即使没有外生技术进步和协调成本参数不变，经济也可以持续增长（加里·贝克尔、凯文· M.摩菲，1992）。这个模型实际是一个内生经济的报酬递增模型，由于个体的时间有限，个体投入的人力资本对生产效率的提高是有限的，所以报酬递增也是局部的，模型没有解决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问题。另外，报酬递增不是来源于分工而是来源于个体对时间的有效分配，该模型同样忽略了物质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

经济演化理论

凡勃伦最早提出了演化经济学这一术语，他把演化看做是理解技术和制度变化的基本方法，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认为经济学应该抓住演化和变异这个核心主题，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中所强调的均衡思想。

阿林·杨格继承和发展了亚当·斯密的经济进化观，杨格借用了庞巴维克的迂回生产概念，但是与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不同。杨格的迂回生产不是取决于利率水平，而是取决于市场规模的大小。“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分工，经济进步的可能性就存在于上述条件之中”，这被称为杨格定理。杨格认为，外部经济是产业间分工扩大、迂回生产带来的，新古典均衡理论无法说明这种累积因果的变化过程，所谓外部经济带来的报酬递增应归于动态领域。杨格认为，企业家精神、技术变迁和产业组织变化等都是累积变化的根源。杨格的学生、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卡尔多进一步发展了杨格的理论，他强调了额外投资对于诱导报酬递增的重要性。杨格认为，有弹性的需求是报酬递增条件下经济累积进步的充分和必要条件，卡尔多则认为不论从供求哪一方引起的初始变化，都应当诱导额外的投资。他还论证了商业专业化在供求导致分工自我演进中的作用，这意味着经济组织和制度对于分工深化是重要的。卡尔多的另一贡献是进行报酬递增的结构分析，用来分析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关系（贾根良，1999）。

早期发展经济学的几位大师在致力于建立一种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的学科中也深受杨格的影响，主要特点是强调经济过程的非均衡特征和历史条件的重要性，这条思路是基于经济演化的经济生物学观点。早期发展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是对非均衡增长过程的分析，但是他们并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分析框架。例如，罗森斯坦—罗丹构筑的大推动模型虽然力图描绘工厂水平的规模经济和劳动力的有弹性供给（来自农村的剩余劳动）交互作用引致的报酬递增，但是该理论是建立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外部性的基础上的。其他发展经济学家如赫尔希曼在《经济发展战略》（1958）中使用的“联系效应”实际就是动态的外部经济。就像均衡理论所做的努力一样，这是以果论因。理论缺乏有说服力的分工演进的微观基础，是发展经济学构建新框架的努力功败垂成的重要原因。

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经济发展理论把创新看做是经济变化过程的实质，强调了非均衡和质变，认为经济发展本质上是一个动态过程。他认为我们“应当仅仅把经济生活中不是外部强加给它的而是内部自发的变化”理解为“发展”。发展过程就是“实现新的组合”。实现新组合的是企业家，企业家精神代表的是一种创造性运用资源组合的独特能力。他的“实现新组合”（创新概念）包括五个方面：①引进一种新产品；②采用一种新生产方式；③开辟一处新市场；④获得一项新的供给来源；⑤实现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Schumpeter，1934）。所谓的新组合实际就是分工与组织的演化，企业家只是分工链条中承担创新职责较多的那一环，推动分工与组织演化有更深层的力量，熊彼特把它完全归于企业家精神，就过于简单化了。

纳尔逊和温特（Nelson和Winter）批判地继承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西蒙（Simon）关于人类行为和组织行为的理论，提出了一个吸收自然选择理论和企业组织行为的综合分析框架。他们认为在经济中也有“自然选择”，企业在市场中互相竞争，盈利的企业才能生存壮大，不盈利的企业会收缩，直至被淘汰。企业要在竞争中生存，需要不断创新。纳尔逊和温特批判新古典的利润最大化和经济均衡，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企业的决策不可能是最优的，企业实际选择令自己满意的方案；经济均衡只能是短暂的，不会是长期的。他们的演化理论还认为企业行为和市场情况都随时间推移而由动态过程决定，经济发展过程还受随机因素的影响，所以发展前景不可能完全预测到，而只能知道在一定情况下变化的概率。纳尔逊和温特还强调惯例的作用，因为人的知识是分散的，个体是有限理性的，惯例起到类似生物体基因的作用，使一些行为习惯可以传递。

演化增长模型的行为基础之一是选择机制，通过模仿者方程（relicator equation）（由Fisher在1930年提出）反映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的进化思想。模仿者方程描述的是相对份额的动态变化情况，在由n个标本组成的群体中，标本之间互相竞争，生存适应性超过平均适应性的标本将扩张，小于平均适应性的标本将收缩，而平均适应性随着各个标本频度的变化又发生变化。平均适应性通过演化实现动态最大化，这被称为Fisher的自然选择基本定理。

经济演化增长的另一个行为基础是创新和学习。创新和学习可以为选择过程提供多样化的选择集合，否则演化过程就可能终结。在温特的模型中，企业被分为两类：创新型和模仿型。技术的引入也分为两种规则：一种是技术进步来源于企业外部，即来源于公有知识；另一种是技术进步来源于企业内部，即来源于企业自身能力的积累。Silverberg和Verspagen（1994，1995）用演化博弈分析了企业搜寻模仿的学习行为。另外，Chiaromonte和Dosi（1993）等人也构建了企业的微观演化模型。他们都假设技术差异、企业决策行为的差异是企业多样化的主要来源，但是都未研究多样性的效果以及战略的选择问题。陈平用生态文化的非线性动力学模型描写市场竞争和劳动分工。他用稳定性和复杂性之间的消长关系来解释斯密困境（斯密理论的看不见的手代表完全竞争市场，斯密定理是指劳动分工受到市场规模制约，但是在接近极限时就会产生垄断，这就是斯蒂格勒指出的斯密困境），主张“广义斯密原理”，即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资源种类和环境涨落的三重限制，以此解释历史上劳动分工发展的多样性（陈平，2002）。

总起来说，演化经济学的选择机制和创新学习机制主要是描述资源有限条件下的产业成长，用竞争模型来描写资源和市场份额的竞争，企业间的学习和模仿是为了增加生存概率，多样性只是生存竞争的副产品。对于分工演化来说，同类个体间的竞争只是一个方面，竞争提供了分工演化的外部动力，而分工协作能够维持的关键是合作，制度是影响分工演化方向的重要因素。演化理论的许多概念、观点和方法对研究分工演化来说是有益的，但是并没有提供一个现成的考察制度在其中如何发挥作用的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