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分工的应用研究

1.6.2　关于分工的应用研究

上面的理论回顾针对一般理论，主要是从中寻找对本书的研究有借鉴意义的概念、观点和分析方法。本书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建立一个适合考察制度在分工演化过程中作用的一般理论分析框架；另一个是以中国农村的分工演化为对象进行具体的应用研究。国内有许多著名学者、专家、研究人员结合国内实际对分工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下面对国内学者的研究作一个简要的回顾。

盛洪对中国分工和专业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研究了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推进专业化失效的原因，以及经济体制改革对分工和专业化的影响。计划经济下个体没有选择自由，分工深化主要依靠政府推进，但是分工将会增加交易成本，政府倾向于“牺牲专业化带来的好处，而降低管理交易的费用”，这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根本原因，“大而全”、“小而全”的企业都是“以分工程度很低的形式存在的”（盛洪，1992）。政府推进专业化的失败给我们指出通过市场推进分工专业化是一个更可靠的方向，这对推进我国的产业分工（当然也包括农业）有重要意义。

贾根良对劳动分工、报酬递增与制度结构的关系进行了系统分析，认为制度变迁是分工演进的本质，市场是随时间而演化的制度安排，分工受制度变迁方向与速度的限制，企业组织和市场都是组织分工活动的基本的制度安排，并进一步提出关于产业变迁的原因、趋势和动力的三个假说。例如，“产业变迁的根本原因在于劳动分工和制度安排的变化，这些因素包括个人职业专业化、机器生产与标准化、产权、交易费用、规模经济人力资本与知识资本等”。强调“产业部门劳动力的就业比例及其变化是个人职业专业化分工程度深化的结果”、“各产业中分工活动的基础，在于生产和交易活动中产权保护、监督费用等制度创新的难易程度，机器生产和标准化在各产业中引入的次序依次为转移”等（贾根良，1999）。这些研究揭示了制度对于分工演化的重要意义。

罗必良将经济组织作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一个关于经济组织的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对农民经济组织问题进行应用分析，对农民经济组织的结构、行为与绩效进行了系统分析，探讨了基于农民经济理性的政府政策选择的基准（罗必良，2000）。罗必良的研究表明农民在经济决策、组织演进、制度变迁过程中是具有经济理性的。在实际工作中，农民往往被局外人当做非理性人看待，这是由于局外人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所遭遇的约束条件，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农民面临的约束条件太多了，农民的经济自由太少了。

杨小凯以新兴古典经济学为基础提出了一种估计分工程度以及量化界定产权效率的方法，根据1979～1987年中国农村的数据检验了人均真实收入、分工程度以及界定产权的效率这三者之间关系的理论。用该理论建立的模型表明，1978～1987年中国农村产权结构改革通过对组织效率的影响而对经济增长作出的贡献占总增长的48%，改革通过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而对经济增长作出的贡献占总增长的52%。这个模型还说明，界定产权的效率提高，则第二年的分工程度、人均真实收入都会增长。这再一次证明了制度对分工演进与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不过我们除了知道这一点外，还需要进一步考察制度对分工演化的影响机理。

李斌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考察了分工演进机制在中国的运行状况，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比较明显地表现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改革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仍然处于很低的分工发展水平，有待填补和发展的分工领域很多，加之企业普遍存在的投资冲动，中国经济表现出内生的高投资状态”。90年代后进入第二阶段，“分工自我演进的机制并未能良性运转起来，累积的矛盾逐渐暴露……分工演进机制中供给创造相应需求的能力变得不足”。所以只有解决分工演进的机制问题，经济才能可持续增长（李斌，2003）。

梁琦计算了中国区域行业分工指数及其变化率，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产业分工与空间距离有关，地理位置靠近，空间距离较短的区域之间，其产业同构性较强；就环渤海和长三角两大沿海经济圈内部分工来看，环渤海互补性更大，而长三角同构性更强；1997～2001年短短4年时间，我国各大区域间的专业化分工在不断加深；而且，经济发展速度与分工指数的变化率呈正向变化，市场经济对我国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凸显”（梁琦，2003）。

另外，聂辉华利用新兴古典分工理论对欠发达地区的分工抉择进行了分析（聂辉华，2002）。金祥荣考察了农村工业化中的分工制度创新，分析了区域“块状经济”这种组织结构对区域经济分工、产业集聚的意义（金祥荣，2001）。张哲对西北地区农业结构战略调整中的区域分工问题进行了研究（张哲，2002）。王小龙从劳动分工的角度研究了非正式合约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王小龙，2002）。辛宝海认为，农业产业化一经提出之后，人们更多注意的是分工利益的存在，但对分工利益的实现缺乏认真的思考。要获取分工利益至少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要有一定的市场范围；二是必须具有分工之间的良好协作，我国农业要想获得分工利益必须克服许多障碍（辛宝海，2003）。王京安、罗必良以分工理论为基础，通过对经济发展一般过程的分析，指出“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需要农业的分工发展，而这必须保证农业领域中各项资源的完整产权，因此，减少农业领域中各项资源的产权残缺是农业分工发展的前提，也是“三农”问题解决的根本（王京安、罗必良，2003）。

以上所列只是关于分工研究的部分文献，后面会根据研究的具体需要列举相关文献。综观上述研究，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第一，研究制度在分工演化过程中的作用，对于刻画我国转型经济时期的经济增长是非常必要的；第二，消除农业分工发展的障碍，促进农业分工深化，对于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由于各学派的研究视角、分析方法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分工演化的研究是不系统、不全面的，对经济演化过程中制度、分工、市场之间的复杂作用关系缺乏深入的分析。本书希望在汲取前人研究经验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创新和综合，首先建立考察制度在分工演化过程中的作用的一般分析框架，然后再具体分析农业遭遇的分工抑制问题，寻找解决“三农”问题的制度变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