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实行草原生态经济管理
当前解决西部存在的各种生态与经济不协调问题,除必须重新建立人草之间和畜草之间两个重要的生态经济平衡外,另一个重要方面,还要实行草原生态经济管理。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问题上:
1.制止对草地资源的掠夺性利用
西部地区对草原的掠夺性利用,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严重的已经到了危及草原生存的程度。
例如,滥搂发菜。“发菜”是我国西北部地区特有的一种陆生性蓝藻类植物。因为它的形状很像人的头发,因而得名。它的生长集中分布在我国西部荒漠半荒漠草原丘陵地区,在内蒙古和宁夏等地的草原上都有比较多的分布。它的成分中富含18种氨基酸和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价值比较高。它的这种作用长期以来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很大重视,倒是因为它的名字与“发财”两个字谐音,因而深受国内外人们的喜爱。特别是在我国港、澳、台和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尤其是一些华侨,为讨“发财”的吉利,就对发菜格外欢迎,并成为高档宴席上的一种佳肴。由此引发了发菜的市场价格扶摇直上,到了以克论价,每百克售价达到了数十元,近年来还在上涨。由于出售发菜有很高的利益可图,于是就驱动着人们到草原上去搂发菜。从内蒙古草原的情况看,过去搂发菜只是当地农民的一种副业。由于数量不大,对草原也没有什么伤害。但是后来由于发菜的价格猛涨,就驱动着人们成群结队地去搂发菜。据报道,宁夏的大批农民也涌入内蒙古牧区。活动地域由阿拉善盟扩大到伊盟、巴盟、乌盟、锡林郭勒盟和乌海、包头以及呼和浩特市,涉足8个盟、市和13个旗,时间由季节的短期性变成全年的长期性,形式由自发的变成有组织的集团行动。据不完全统计,一个时期中,宁夏、甘肃等外省区农民到内蒙古草原上搂发菜的就达190万人次。呼和浩特铁路局曾做过统计,1993~1995年,宁夏农民扒乘货车的有27300余人次,无票乘车的有11300余人次,共计38600余人次。不通过铁路入境的就更多,仅1995年就达到20万人次。他们涉足草原面积2.2亿亩,其中有1.9亿亩已经遭到严重破坏,占这几个盟市可利用草原面积的27%。在遭受严重破坏的草原面积中,有0.6亿亩草场已经完全失去了利用价值,占遭受破坏草场面积的31.6%。他们使用自制的50~100厘米宽的密齿钢丝耙,在草原上采取扫荡式的反复搂扫,把90%的多年生牧草连根搂了起来。这种掠夺式利用的结果就造成大面积草原的退化直至严重沙化。[5]
再如,滥挖甘草。其掠夺式利用草原的情况与滥搂发菜相类似。甘草,是宁夏的一种重要自然资源。是有名的宁夏“五宝”之一。宁夏有红、黄、蓝、白、黑五种宝:红是枸杞,蓝是贺蓝石,白是二毛皮,黑是太西煤,黄就是甘草。也是由于它有比较高的市场经济价值,一个壮年劳力挖一天甘草可以挣到几十元钱;甘草又可以直接出口换取外汇。所以就促使愈来愈多的农民来挖甘草,甚至许多部门都参加了挖甘草的行列。由于挖甘草的人愈来愈多,1993年入春以来,就形成了一股滥挖甘草的歪风席卷了宁夏大部分地区。根据《中国环境报》的报道,据有关部门统计,当时每天挖甘草的区内外农民人数达万人之多。年龄上到70岁,下到只有八九岁。他们已经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巨大行动集团。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由于滥挖乱采甘草被毁坏的草原面积就超过了100万亩。另据《光明日报》报道,自1993年4月份以来,宁夏南部同心、固原等县的农民纷纷到盐池县挖甘草。最多时达到了5000人。这些挖甘草的大军开着手扶拖拉机,挖到哪里就在哪里埋锅造饭,扎营住宿,对草原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宁夏地区滥挖甘草已经出现过几次高潮。1992年,仅盐池、同心两县由此而损失的牧草就相当于72万只羊全年的饲草量。宁夏地处西北干旱地区,植被本来就很稀疏,草原已经出现退化。加之这一地区又处在毛乌素沙漠和腾格里沙漠的包围中,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在这样大规模掠夺式滥挖甘草的行动之下,也必然给草原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6]
上面列举的两个大规模公然掠夺利用草地资源的例子使人看了触目惊心。与此同时,表面上不明显但实际上是掠夺式利用草原的做法则已被人们司空见惯。这些做法多种多样,但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草原的“重用轻养”和“只利用不建设”,使草地资源的消耗量越来越大地超过了它的生长量,实际上就形成了对草原生态系统的掠夺。包括前面说的“超载过牧”问题,实质都属于这种形式。
草地是草原畜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必须受到保护。对于那种野蛮的、明目张胆的掠夺如滥搂发菜等,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立即加以制止。对于那些表面上不明显,实质是掠夺利用草原的各种做法,也必须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逐步予以纠正,以保障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纵观世界各主要草原畜牧业国家,许多都已经采取了保护草原的政策。例如澳大利亚,面对着已经存在的草原退化、沙化和盐碱化的威胁,一方面严格控制载畜量,同时也重视草种的培育、改良,并且也采取了一些硬性的保护草原的政策。例如,政府授权“土地委员会”教育并监督牧场主对牧场土地生态进行保护。若发现对土质保护不善等违反规定的问题,“土地委员会”有权将租给牧场主的土地收回,或实行罚款,甚至诉诸法律。在我国要按照积极保护草原生态平衡的思想,采取多种多样的做法。例如:
(1)加强草原建设。加强草原建设,是保护草原的根本性措施。据了解,一般人工种草、半人工打草地、封育和灌溉草地,当年产草量都要高出退化低劣草地的数倍。为了加强草地建设,我国长期以来共开展了42个草地牧业综合示范工程建设。截至1994年,全国累计已完成人工种草和改良草地达2亿亩,主要都在西部。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加强人工栽植发菜也是建设和保护草原的一项措施。我国西部的宁夏等地由于大批农民掠夺性地滥挖发菜,严重地破坏了草原。前几年据报道,宁夏农学院的专家已经试验人工种植发菜成功。如果可以大量进行人工种植,必将大大减轻滥挖发菜对草原的巨大破坏,从而达到保护草原的目的。
(2)对草原综合利用,缓解草原压力。草原是一个生态经济系统,其中包括的草类是多种多样的。过去人们往往习惯于对草原草种的单一利用,例如,单一养牛、单一养羊等,结果是对这些草种的压力越来越大,造成了掠夺和破坏;而对其他草种却弃之不用,又造成了闲置和浪费。近年来,美国农业部的研究人员发现,让牛和羊在天然牧场中一起放牧,由于牛主要吃青草,而羊喜欢吃杂草和灌木树叶,它们可以在草原中各取所需,因而就有利于提高牧场牧草的利用率和维持生态物种的多样化。草原生态系统的要素是多样的,其中的草类也是多品种的。但同时它们的数量又都是有限的。单一利用某个草种,并且不断加大其利用的强度,就会使这一生态系统要素的消耗过大,从而造成对生态系统的掠夺和破坏;而综合利用多个草种,在开发利用一个新草种的同时,实际上就等于减缓了对原来利用草种的压力,使之休养生息。这就同样能够起到保护草原的作用。
2.改进草原经济管理的做法
(1)改革畜牧业经济管理体制。西部草地资源的利用状况,既受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力要素利用是否正确的制约,也要受具体生产关系的制约。经济学的理论认为,在人们的社会经济实践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一对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矛盾。适合生产力要求的生产关系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不适合生产力要求的生产关系就要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总是要向前发展的,当具体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时,就要改变这种生产关系,以解放生产力,从而推动生产力的继续前进。在当代的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料和产品的产权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安排不当,就会阻碍甚至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这个问题在西部草原畜牧业经营中,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
西部草原畜牧业过去一个长时期,和内地广大农区一样,草原和牲畜都归集体所有并实行集体经营。事实已经证明,我国草原畜牧业长期以来所采取的这种管理体制必然形成了草原畜牧业生产经营中的严重的吃“大锅饭”现象。实际上广大牧民才是草原和畜牧业生产的真正主人。发展草原畜牧业也必须充分调动起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才能搞好。因此西部广大牧区长时期中所实行的这种不适宜的生产管理体制必须改变。
适应牧区生产力发展的这一要求,西部一些牧区已经实行了两步改革。第一步改革是照搬农区实行农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做法,把草原畜牧业的一个主要生产资料——牲畜分别具体承包到了各个牧民家庭,从而落实了放牧牲畜的生产责任,避免了牲畜饲养吃“大锅饭”的问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调动了广大牧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在第二步改革没有认真完成的地方,实践已经证明,广大牧民发展畜牧业的积极性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他们对于已经具体分到自己手里的牲畜,和过去相比,已经倍加重视和主动采取各种措施来精心饲养。但是对于仍旧属于集体的草原却还没有积极性去关心照顾。各个牧民户在放牧中滥用集体草原,争抢条件比较好的集体草原,因而对集体草原由于过度利用而造成破坏的事情还较多存在。这就说明了,在西部草原畜牧业中,牧民对集体,人吃牲畜“大锅饭”的一个问题解决了;同时存在的牲畜吃草原“大锅饭”的另一个问题也需要解决。因此还需要继续调整牧区的生产关系,使之适合牧区生产力的具体状况,才能切实推动牧区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即进一步实行草原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把草原的所有权仍然留在集体,而把草原的使用权分别也承包到牧民户,并具体落实草原的使用责任制。这样才能切实调动广大牧民爱护草原和建设草原的积极性。西部一些牧区彻底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牲畜、草场双承包生产责任制的做法,为西部迅速发展畜牧业经济提供了经验。
(2)采用切合实际的管理办法。在西部草原畜牧业中,由于过去采取了一些不正确的管理办法,也给牲畜和草原造成了破坏。这里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过去长时期中,在草原畜牧业管理中,计划、统计生产成绩和考核干部政绩,都是单纯使用牲畜饲养头数指标,而且一直照搬农区的办法考核“牲畜年末存栏”量。实践已经证明这样做不符合西部草原的具体情况,违反了生态平衡自然规律的要求。在草原上大量牲畜的饲养和存活完全依靠饲草的供应。而我国的西部草原又都分布在北方寒冷地区,饲草的供应有十分明显的季节性。按照这样进行管理和考核的结果,必然是,在秋季饲草茂盛、牲畜膘肥的时候不及时进行宰杀和销售,而要等到冬季严重缺草,牲畜掉膘的时候才去计算头数来进行考核。因此在广大西部草原上就长期存在着大量牲畜“夏壮、秋肥、冬瘦、春死”的严重背离客观规律的荒谬现象,从而给西部草原畜牧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同时大量牲畜的长期无效喂养,也白白地加大了牧草的沉重负担,从而也就进一步造成了对草原的破坏。管理也是生产力。分析一下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可以看到以下两点:
第一,这是我国长时期实行计划经济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时期实行计划经济,否定市场经济。在生产上只追求产品的数量,而否定产品的价值。因此在经营上,就只考核牲畜的存栏头数,而否定经营的经济效益。其要害是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因此办出了荒谬的蠢事。
第二,脱离了草原生产的实际。草原生态系统的运行有自己的规律性,一年四季周而复始。牧草生产量的多少也有明显的季节差别。这本来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但是这一管理和考核办法却要反其道而行之,偏偏把对牲畜饲养头数考核的时点定在冬季的严重缺草季节,这就必然造成冬季大批牲畜瘦弱,春季大量牲畜死亡的严重后果。这一错误做法的要害是违反了自然规律的要求,因此出现这样严重的生态经济后果也是必然的。
(3)建立正确的观念和管理理论。在过去西部草原畜牧业生产和管理实践中,人们也看到,不但不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会阻碍草原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不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也会阻碍草原生产力的发展。例如一些不正确的观念和管理理论都对西部草原畜牧业的发展带来了比较大的负面影响:
一是以牲畜头数多少来反映富有程度的传统观念。西部牧区历史上就缺乏商品经济意识。特别是它们又大都是少数民族地区,又与某些民族的传统观念和思想意识结合起来,在一些牧区,这种以牲畜头数多为富有,甚至以牲畜头数的多少来夸富、比富的思想认识根深蒂固。长期以来,这种思想也推动着人们盲目地扩大草原上的牲畜饲养头数,加大了对草原的压力,从而成为破坏草原的一种力量。
二是草地资源没有价值的传统理论。长期以来人们机械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单一强调劳动创造价值。因此认为客观存在的各种自然资源,包括草地资源在内,由于没有经过人的劳动过滤,因此都是没有价值的。长期以来,正是在这种理论认识的禁锢下,人们认为,既然牧区的广大草地没有价值,那么在使用上就可以不计成本,不加爱惜,随意滥用,使用了也不必去进行补偿。于是人们的这种传统的理论认识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他们随意滥用和破坏草原的一种根据。这就要求人们继续深入进行有关理论的研究,针对我国,包括进行西部大开发所提出的各种现实问题,继续阐明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使之在指导我国的经济发展实践(包括西部大开发的实践)中发挥出更大和更有力的作用。
【注释】
[1]黄正夫:《利用草原,保护草原》,《生态时代的呼唤》,中国劳动出版社,1993。
[2]黄正夫:《利用草原,保护草原》,《生态时代的呼唤》,中国劳动出版社,1993。
[3]《人民日报》,1986年12月4日。
[4]《人民日报》,1988年10月7日。
[5]《中国环境报》,1997年2月23日。
[6]《中国环境报》,1993年7月17日;《光明日报》,1993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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