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相关者导向下企业经营绩效评价的理论基础

第三节　利益相关者导向下企业经营绩效评价的理论基础

随着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经营活动的日益关注，企业的社会属性逐步凸显出来。地方政府、消费者、供应商以及企业外部组织对企业形成了强大的外部控制，企业的发展也越来越依赖外部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现代企业契约理论中对于企业的抽象认识，很难解决企业面临的复杂外部性现实问题，如企业的声誉维系、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以及企业社会资本投入等诸多问题。此时就需要对原有的理论进行梳理和拓展，为企业经营绩效评价研究提供更为有力的理论支撑。

杰弗里·菲佛和杰勒尔德·R.萨兰基克(1976)提出的组织资源依赖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具借鉴意义的思路，该理论认为“组织是充满巨大的力量和能量的社会工具，其存在的意义在于提供一个场所或框架，组织行为参与者用自身的诱使因素与组织的贡献相互交换的一个场所”，为了实现这个意义，组织的唯一目标就是生存。组织为了获取资源而与其他组织进行交易，资源控制权使得其他组织具有对组织的控制权，组织的生存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组织对环境偶然性进行管理的能力。因此，大多数组织活动的焦点在于通过交换协商来确保所需资源的供给。此时，评价组织的绩效就不仅仅要关注内部效率，同时更在于组织外部效力的评价。立足于组织的资源依赖理论，我们可以重新思考和构建一个新的企业理论，解释企业的性质以及企业经营的微观过程，以此作为企业经营绩效评估的理论基础。

一、企业的性质、目标和行为的基本描述

企业存在的意义在于构造一个平台或场所，让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在这个平台上实现自己的目标，同时提供自己的资源，即一种用企业所需资源换取自身收益的交易行为。此时在企业中有一个中心实体，它是企业产生的发起者，他可以是企业家、资本家也可以是消费者或政府。这个观点对于现实有很强的解释力，企业的存在就是构建一个社会工具，满足投资人的回报、员工的薪酬和自我实现的要求、政府的税收和就业需求、消费者对于产品的需求等，为了这些需求的满足，利益相关者就必须贡献出资本、劳动力、政策、消费力等企业所依赖的资源。在这个平台上，存在一个发起者和协调者，但没有谁更重要的观点，各个利益相关者都是在用等价交换的方式各取所需。

企业存在的意义决定了企业存在的目标就是要生存，要基业常青，如何维系企业生存就成为企业最初控制权所有者唯一思考的问题。根据组织的资源依赖理论，企业要生存就必须与自身所需的资源所有者建立联系，解决资源需求引发的具有不确定性的问题。企业的最初控制权所有者(可能是企业利益相关者的任何一方)都必须要对外界环境产生的偶然性进行管理，并且通过交易企业的控制权来换取对资源的控制权，确保生存所需资源的供给。与此同时，企业还必须通过交换的协商来协调不同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不同需求，经济学中委托—代理理论和产权理论实际上都是对这一协商机制的有力分析，尽管这些理论都过于抽象，并不能解释企业现实经营过程中价值创造过程。

二、企业资源依赖理论的经济学解释：一个简单的模型

资源依赖观体现的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共生关系，现代企业理论最重要的发现是把企业看做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契约的集合，进而构建了企业契约分析的理论框架。将利益相关者纳入企业理论的分析框架是现代企业产权理论以及公司治理结构演化的结果，其经济学的理论支撑在于企业所有权的状态依存特征被证明。

企业所有权的状态依附是指在不同的企业经营状态下，对应着不同的企业治理结构(Aghion and Bolton，1992)。张维迎(1996)继承了哈特的不完全契约理论，对非正常状态下企业所有权的状态依存进行了分析。当企业出现经营危机时，企业的利益相关者都试图保全自己的资本，当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契约关系难以持续下去时，预期损失最大的利益相关者就会相机地取得支配权。

假设X为企业的总收入，π为股东最低的预期收益率，W为应付工人的合同工资，γ为债权人的合同收入。假定X∈［0，X _max］，X _max为最大可能收入，工人的索取权优先于债权人，则：

(1)当事后的既得利益状态为W+γ＜X≤W+γ+π，股东在企业治理中处于支配地位。

(2)当事后的既得利益状态为W≤X＜W+γ，债权人在企业治理中处于支配地位。

(3)当事后的既得利益状态为X＜W，工人在企业治理中处于支配地位。

由此可见，状态依存的企业所有权与企业治理结构主体的多元化是趋于一致的，这也是现代产权的内涵和“相机治理”的本质体现。不仅仅在企业处于经营危机时，就是在企业的正常经营状态下，企业所有权依存状态特征同样显著。所谓正常状态可以简单认为企业处于X≥W+γ+π时，此时企业要持续发展必须至少满足每个利益相关者的产权权益要求。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模型加以说明。

假定t₀时点存在两类产权主体——非人力资本所有者S与人力资本所有者H(或称S为雇主，H为雇员)，S一次性投入资本并雇佣H组成一个初始的企业合约。假定存在一个理想的最优契约C^*(π^*，W^*)，式中π^*和W^*分别代表雇主和雇员分享企业所有权的份额，它是双方理性预期的结果。再假定信息的分布是不对称的，企业雇主拥有市场信息优势。t₀时点雇主S与雇员H之间展开博弈，并达到初始契约C₀(π₀，W₀)。由于初始状态雇主S拥有信息优势，并且雇员H的人力资本价值还没有充分体现，则必然有：

假定t₁期开始执行初始契约C₀。由于雇员H在t₁期投入了专有性资源(如拥有专门的技能和特别的信息等)而提高了人力资本价值，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信号显示机制开始有效地显示H的真实人力资本，进一步，雇员H的学习能力及谈判能力提高，采取一致行动能力增强以及企业发展的需要促使雇主S让雇员H分享一部分事实上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因此，当t₁期结束时，S和H重新谈判达成新的企业所有权安排契约C₁(π₁，W₁)，从而有：

从理论上讲，企业所有权的最优安排结果可以在某一时期(如第n期)达到

进一步将该结论拓展，当企业的利益相关者都纳入该模型时，最优契约安排为C^*(π^*，W^*，…)，则通过更为漫长的谈判过程，当利益相关者都愿意长期合作下去，保证企业所有权安排的稳定性时，必然会有以下结果：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状态依存的企业所有权不仅表明企业契约的各方包括利益相关者，而且还表明企业治理机构是企业各个利益相关者相互博弈的动态结果。状态依存的企业所有权充分证明了企业是一个利益相关者共同维系的平台，不同利益相关者在企业构建的初期通过投入相应的资本，构建一个稳固的契约关系，并通过维系企业的成长，获得各自收益。

三、资源依赖观的企业理论的微观过程：上述模型的进一步深化

作为一个承载不同利益相关者价值诉求的平台，企业的性质不仅仅局限于新制度经济学层面的完全或不完全契约的集合，而是不同利益相关者通过让渡自有要素的部分(乃至全部)所有权，将其转化为企业资本进行价值增值创造，最终获得相应收益补偿的一个专有平台。企业经营活动也就相应地体现为要素转化资本，资本转化为产出的两阶段过程，即“利益相关者要素—企业资本—企业产出”的逻辑过程。

(一)企业生产的第一阶段：利益相关者要素转化为企业资本

企业的中心实体^[5]——非人力资本所有者作为企业的发起者建立企业，为了获得比较优势，因此向具有专有性要素的利益相关者发出要约，希望以让渡企业部分所有权的代价获得利益相关者的加盟，签订初始契约C₀(π₀，W₀)。此时，企业利益相关者的代表企业家所有者根据自身拥有人力资本的预期效应，对现有企业要约进行匹配，这一过程可以抽象为以下模型。

我们首先构建企业中心实体，即非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效用函数U_F= U(A，K，C，r(w))，其中，K为企业拥有的可供人力资本组织用于实现创新的资源; A为企业家的人力资本; C为企业为雇佣企业家实现创新付出的成本，它是企业家能力A的线性增函数，系数为c; r为企业家流动技术外溢形成的风险损失; w为企业家流动的不同类型，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方式：直接流动，如跳槽;间接流动，如通过人才市场中介等。企业的产出采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适配形式，即企业的产出由A，K中较小的那个决定，记为符号Ω(α，β)^[6]。则企业非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效用函数为：

U_E=Ω(A^αK^1-α-C(A)-r(w))　　　　　　　　　　　(3-5)

根据企业家的属性^[7]，我们认为企业家在不断追求自身人力资本发挥作用时，是否放弃自身专有性人力资本的所有权与企业签订出让契约的判断的准则在于企业家人力资源能否找到发挥其价值的环境。我们构建企业家的效用函数为U_E=U(A，S，T(k))，其中A为企业家拥有的人力资源; T为企业家在将自身能力投入到企业中后获得的社会声誉，这个社会声誉取决于企业家流动过程中采取的途径w; S是企业家获得的薪酬总和。我们构建企业家效用函数如式3-6。

企业家的效用包含三个部分：薪酬效用S，是企业家能力的增函数;声誉效用T;企业家自我实现的效用，表现为企业家价值的放大乘数，即企业产出与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比值。

签订初始契约C₀(π₀，W₀)，本质上是企业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和企业家的双向搜索—匹配的过程。我们接下来分别从企业家、企业非人力资本所有者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分析企业家将自身拥有的要素转化为企业资本的过程。对于企业非人力资本所有者，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即

MAX(U_E)= MAX［Ω(A^αK^1-α)-C(A)-r(w)］　　　　　　　　　　　(3-7)

要使企业非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收益最大，则有Ω(A^αK^1-α)最大化，同时使C(A)+ r(w)最小。一方面，由于企业的产出函数是适配函数，则为了使企业的产出最大化，就必须消除企业的资源“瓶颈”，企业非人力资本所有者的理性决策就是选择与企业资本K相匹配的企业家能力A;另一方面，要降低企业的成本C，C为企业家能力A的增函数，降低A是一个企业主的明智选择。最后，要使企业主的收益最大，就必须降低由于企业家流动带来的风险。

我们假设企业家流动带来的风险是可以预期的，对于直接的流动是风险较大的，由此会产生技术或创意的泄露，我们记为R _max;当企业家选择间接流动时，企业非人力资本所有者承担的风险会降低，原因在于企业家需要通过中介进行的声誉评估，如果有不好的声誉记录会影响今后的就业，我们记此时的风险为R _min。当然，也会存在企业家不流动而不产生风险。式3-7对A求偏导，可以得出一个最优的企业家能力选择：

由此，企业非人力资本所有者会倾向于选择与企业能力匹配，并且尽可能小的企业家才干A^*，一旦企业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发现了合适的企业家要素，就会有意识地通过契约方式将其转化为企业内部资本，进而发挥其效力。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对于企业家

类似地，要使企业家获得最大收益就要充分考虑到企业家在薪酬、成就感和声誉方面的激励，要让企业家的成就感系数最大，就必须寻找一个与企业家能力最优匹配的企业资源K。

在式3-9对K求偏导，也可以类似地求出企业家所追寻的目标企业资源：

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企业家通过选择与自身企业能力匹配的企业资源，就会通过与企业非人力资本所有者签订契约，让渡自身专有人力资本的所有权。因为他们清楚没有企业其他要素，自身的能力是不能发挥作用的。

(二)企业生产的第二阶段：企业资本转化为企业产出

基于上述分析，企业的其他利益相关者也能够通过搜索—匹配同企业的中心组织签订契约，从而在让渡自身专有性要素的情况下获得相应的收益。当然，签订契约的过程是双方反复博弈的复杂过程，根据前面对于企业契约的认识，完全契约理论提出由于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要通过委托—代理关系在事先将契约尽可能制定得完美;而不完全契约理论根据有限理性和第三方不可识别等理由注重对产权的配置。但本书暂时对这一过程不做详细的考察，仅仅强调利益相关者要素转化为企业资本的过程，注重财富的创造过程。

当企业利益相关者通过契约关系构建了企业这一共有平台后，企业就完全符合新古典的企业模型，即企业是一个要素投入后的生产函数。此时，企业资本通过专业化分工和协作^[8]转化为产品，通过不同市场结构的产品定价法则，企业将产品转化为企业的产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企业的产出，其中包括企业创造社会财富、承担社会责任、构建社会和谐的积极型产出，也包含企业消耗资源、排放污染、裁员等具有外部性影响的产出。沿用新古典模型，生产函数具体为适配形式，即企业的产出由利益相关者要素中较小的那个决定，记为符号Ω，即

Y= y₊+ y_-=Ω(x₁，x₂，x₃，…，x_i); i= 1，2，3，…，n　　　　　(3-11)

式中，Y代表产出，y₊为积极型产出，y_-为消极型产出。X代表第i种要素。企业所能做的一切工作就是从这个公式所表达的均衡体系中得出最优均衡解或均衡条件。我们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再对上述的企业家同企业非人力资本所有者活动进行分析。我们构建社会福利的效用函数，为简化分析，我们将其看做是企业家和企业非人力资本所有者效用函数的加总，即

此时，我们可以看出企业非人力资本所有者付出的主要成本在于企业的薪酬，在社会福利效用函数中是作为内部转移的，因此，最终的社会财富包含企业的产出和企业家的声誉净值。构建拉格朗日函数，可以解得U_S最大化的充要条件是式3-8，式3-10以w最小。

我们可以容易得出，当企业家和企业非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充分适配，是企业产出最大化的充要条件，此时会有一个要素在企业产出中有放大效用，及企业在支付各个利益相关者报酬后会有剩余存在，即有价值增值过程^[9]。

基于上述分析，企业生产的微观过程就是“利益相关者要素—企业资本—企业产出”的逻辑过程的体现，简而言之就是不同利益相关者要素资本化的过程，企业要素资本化的关键在于不同要素所有者资产专有性投资的差异性，在专有性投资过程中会体现出不同的绩效诉求，在现实生活中企业才会涌现出种种问题，因此，组织的激励和协调这些被新古典模型忽略的问题才会成为关注的焦点。

四、基于价值创造的企业实体理论

资源依赖的企业理论强调了企业作为社会组织的属性，兼容了企业作为契约存在的经济学抽象，回避了企业作为某一类利益相关者收益体现而产生的价值分歧，将企业的生存放在了首位，强调了实用主义的哲学理念，解决了现有企业研究中部分理论困境，但一个突出的问题在于，资源依赖理论是一个适用于所有组织的共性理论，政府、医院、学校同样都适用于这一理论，这必然抹杀了企业作为社会组织存在的特殊价值，它还是不能回答企业为什么存在这个企业理论不能回答的关键命题。因此，我们还必须深刻思考企业有别于其他组织存在的特征属性，这一属性就是价值创造，或者说财富创造。

前面的模型已经突出了企业财富放大效应，我们现在关注的是其他组织是否也同样具有价值创造的属性。围绕“要素—资本—产出”的逻辑，我们认为一个组织要想为社会创造价值，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在要素转化为资本投入财富创造过程时，要有要素报酬以外的收益存在，这个存在的背景是分工与协作的存在;二是完成价值增值过程后的组织产品，要能够通过产品市场得到定价，即存在市场交易的需求。这两个条件其实就是经济学本源性的命题——分工和交换。

自给自足的家庭，尽管通过分工能够带来组织的剩余，由于不参与交换，因而不能对社会带来财富;政府在进行财政税收操作时，原则上是不产生剩余的，因而也不能为社会带来财富;公立的学校进行人类资本的追加投资，尽管为社会产生巨大的贡献，但是由于其产品不能在产品市场定价，也难以衡量其贡献，所以也不同于企业;私立学校和医院将服务过程首先通过市场化定价，然后进行要素投入和财富创造，能明确地衡量其为社会创造的财富，因而其本质就是企业。

事实上，就个体而言，企业生产的微观过程围绕“利益相关者要素—企业资本—企业产出”的逻辑过程，但是就全社会角度而言，我们将利益相关者要素汇总后就会发现“利益相关者要素—企业资本—企业产出”的宏观表现形式为“G—W—G'”，即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资本总公式。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形式是“G—W—G'”(货币—商品—货币')。在这个公式中，前后两端的货币是不同的量，预付一定量的货币，经过一个流通过程，收回更多的货币。这是资本运动的最一般的形式，集中反映了资本最本质的特征，即资本增值性。

随着新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机器大工业时代资本处于绝对支配地位的局面已经彻底得到了改变，信息、技术、人力资本在企业生产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因此，马克思资本总公式的G已经逐渐演化为利益相关者所持有的要素，这是现有经济形态与马克思抽象出的经济运行规律存在差别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要素转化为企业资本，经过人类分工、协作的劳动最终成为能够在流通领域产生价值的商品，这一过程是符合马克思对于价值增值以及财富来源及创造的高度概括的，但是在最终企业的产出中，能够在流通领域为企业创造价值的产品仅仅是企业产出的一个部分。此外，企业还具有很多难以在流通领域中转化为货币的其他无形资产(如企业的声誉、企业的品牌等)，这些产出是可以直接作为企业要素再次投入企业价值创造过程的，但是难以转化为货币。另外，企业还有一些负外部性的产出(如污染)也是难以纳入马克思资本总公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