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企业经营绩效综合评价的指标研究
立足于前面阐述的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内涵和外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企业经营绩效综合评价指标研究将从市场结构、公司治理和战略运营三个角度提炼出直接影响企业利益相关者制订和履行契约的指标体系(见图4-1)。
图4-1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企业经营绩效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层次图
一、市场结构层面评价指标子系统研究
利益相关者主导的市场结构与一般的市场结构更强调了除企业本身的市场集中度、市场势力和价格需求弹性外，其他企业、政府、行业组织以及职业经理人市场对于被考察企业所处行业的影响作用。
以刘芍佳、李骥(1998)为代表的超产权论，强调了市场竞争对于企业绩效的巨大作用，强调了市场竞争对于企业契约，如产权安排和经理人激励约束的巨大影响作用。其逻辑框架如图4-2所示。
图4-2 超产权理论分析逻辑模型
在图4-2中，超产权将市场竞争和企业资源作为两个放大器，将利润激励和经理人努力这两个决定企业绩效规模的因素效果放大。与此同时，超产权理论将企业治理机制简化为经理利润收益激励机制、经理聘选机制与企业资本财务机制，其中企业聘选机制直接影响着经理能力的挑选与其如何上岗，上岗竞争越激烈，经理的上岗激励越高，这样他的努力就会被上岗激励所驱动;企业资本财务机制简称财务机制，决定了经理控制权的幅度;经理利润收益激励机制是由企业产权决定的、激励约束机制。
基于上述逻辑模型，超产权理论构建一个简化的数量模型进行进一步分析和讨论。
假设：将市场竞争格局分为产品市场竞争和职业经理人竞争市场，构建方程4-1，方程4-2：
Xi=αi+βRi (4-1)
Yi=θi+γXi+εi (4-2)
以上系统模型所阐述的是，企业经理的努力程度(Xi)是由上岗激励扩张数(αi)加上表示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产品市场竞争乘数”(β)与代表利润激励强度的经营者占有率(R)之积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在给定的上岗竞争激励(αi)、市场竞争程度(β)与利润占有率(R)三方面的信息后，经营者便会决定自己的努力程度;在努力程度确定之后，企业的绩效(Yi)便由经营者掌握的资源(γ)与经理能力(θi)所决定。除此之外，企业的绩效还受随机干扰(εi)的影响，这些影响往往是由经理控制范围之外的不可控制因素所决定。(εi)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值，但就长期而言总期望值E(εi)为零。
基于上述模型，我们进行讨论：
(1)当企业属性为自然人企业，即企业经营者和所有者是同一人时：企业的利润占有率R= 100%，αi= 0，E(θi)为一个随机值，原因在于经理能力是不确定的，往往这种企业是家族式管理。
(2)当企业是现代企业制度时，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经理能力与上岗激励强弱受聘选机制影响，所以αi＞0，θi＞0，并且1＞R＞0。
(3)综合式4-1，式4-2，企业的期望绩效可以表示为：
E(Yi)= E(θi)+γi Xi+ E(εi) (4-3)
其中E(εi)= 0，代入4-1式，则
E(Yi)= E(θi)+γi(αi+βRi) (4-4)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知道，就企业所有者而言，企业经营的目标就是企业绩效的最大化，则有MAX［E(Yi)］，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作为理想状况而言，从式4-4可以得出，高效率配置资源企业应该具有以下条件：
(1)上岗竞争激励很强，αi高。
(2)利润激励完善，R=1。
(3)有竞争存在，β＞0。
(4)企业有高度的社会信用，资源供给充分，γ高。
(5)经理聘选机制具有竞争优势，θi高。
(6)企业经理人和所有者行为规范，没有非商业理性的骚扰，使E(εi)=0。
这是超产权模型指出的理想状态下的企业，在现实中，这种企业是不存在的，但它为企业经营树立了一个目标，企业离这个目标越近，企业的生存能力就越强，经营绩效越好;相反，企业将被市场竞争所淘汰。
基于超产权模型，我们对于市场结构层面的企业经营绩效指标体系划分为三个维度：根据条件a和条件e，设置“专业经理市场成熟度”指标，用以考察企业所属行业是否拥有一个竞争的职业经理人市场，以及企业内部是否具有良好的经理聘选机制;根据条件c，设置“企业市场势力”指标，用以考察企业所处行业的市场结构类型以及企业在所处行业中的竞争力量;根据条件d，设置“企业资源控制水平”指标，考察企业对于原材料、资金等资源是否具有特殊的调度和支配能力，或者是否存在资源供应市场的垄断力量。而对于条件b和条件f居于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问题，将从公司治理层面加以考察，此处不在另行衡量。
1.“专业经理市场成熟度”指标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加以衡量：行业性组织发育度和企业内部经理人聘用机制竞争水平。
(1)行业性组织发育度。对于职业经理人市场发育比较成熟的行业而言，一般存在一个行业性组织，存在行业人才认证机构和资格审查机构，能够以一定的进入壁垒保证该行业高级人才的质量。国内外较为成功的行业性组织有律师协会、注册会计师协会等。此外，国际上高级专业人才往往也以其他的形式构建一种准组织形式，如行业峰会、协议起草制定会议等。以行业性组织为基础形成的人才交流机制，一方面保证行业人才的质量;另一方面能够建立起职业经理人的“信用记录”机制，促使专业职业经理人市场有序竞争。
(2)企业内部经理人聘用机制竞争水平。企业内部经理人聘用机制竞争水平的衡量主要考察经理人的聘用方式，企业所有者公开招聘选拔录用的竞争水平最高，行政或家族直接任命的竞争水平最低。
2.“企业市场势力”指标
我们主要采用市场集中度和市场占有率两个指标确定。
(1)市场集中度是指市场上的销售额或产量由多少个企业完成，表示企业对市场的控制能力。最简单的表示方法可以用市场上的企业数量倒数计量，即平均每个企业的市场份额;第二种方法是上分位点，企业数量较少时取上四分位点，即市场份额排名前四位的企业的市场份额加总，或者八分位点，是前八位的市场份额加总;第三种方法是赫芬达尔指数，即将每个企业的市场份额平方后加总，它较好地反映了占市场份额较大的企业对市场集中度的影响，又能够将所有企业的情况反映在内。但是，该指数对数据的要求比较苛刻，需要整个行业中每个企业的产量数据。因此，本书采用上分位点法，选取计算CR8(即八分位点)来评价市场集中度，并沿用日本学者植草益根据1963年的统计资料，将日本产业的市场结构粗分为寡占型(CR8≥40%)和竞争型(CR8＜40%)两类，寡占型又细分为极高寡占型(CR8＞70%)和高度寡占型(40%≤CR8≤70%)，竞争型又细分为低集中竞争型(20%≤CR8＜40%)和分散竞争型(CR8＜20%)的分类方法[1]。
(2)市场占有率，即反映企业的主导产品或服务在市场上的占有深度。
市场占有率=(S1+ S2+ S3+…+ Sn)÷R (4-5)
其中： Si——企业第i种主导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其值等于该产品销售收入与同行业产品销售收入总额之比; i= 1，2，3，…，n
n——企业主导产品数;
R——市场占有率修正系数;
R=(企业固定资产原值+企业年末定额流动奖金平均余额)÷(行业固定资产原值+行业年末定额流动资金平均余额)
3.“企业资源控制水平”指标
我们主要通过原材料供应商依存度、技术(许可)依附程度、企业融资方式多样化水平及规模、政府对企业的要素支持度四个方面进行考察。
(1)原材料供应商依存度，即企业主要原材料中各个供应商的供应比重，主要看企业是否对某一供应上存在较强的依附性，形成一定程度的卖方垄断，不利于企业获取原材料或市场契约的制订。
(2)技术(许可)依附程度，即企业对于某一特殊技术、专利或特许权是否存在较强的依附性，企业的生存如果与他方的某一项技术、专利或者特许权息息相关，那么企业的资产专用性就很强，对于企业契约的制订就十分不利。
(3)企业融资方式多样化水平和规模，即企业获取资金的方式是否多样化，规模如何，如果企业能够通过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在企业内部和外部迅速地筹集资金，并且能够保证一定的规模，从图4-2可以看出，企业的经营绩效必然会有正向的反映。
(4)政府对企业的要素支持度，即地方政府对于企业经营的一系列扶持行为，根据与地区其他企业相比较，得出一个相对值，在相同行政区划下，企业在财政、税收、土地、能源、人才和劳动力等方面所获得的政府扶持。
由此可见，市场结构层面的企业经营绩效评价指标子系统如表4-2所示。
表4-2 市场结构层面的企业经营绩效评价指标子系统
二、公司治理结构层面评价指标子系统研究
根据图4-2所示，杨瑞龙、周业安(2000)[2]指出利益相关者模型主要突出了两个特征：一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关由利益相关者(不仅仅是股东)的代表组成;二是公司的目标不仅是盈利最大化，而且还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在这种公司治理模式下，既要求在制度实体上保证公司有效的权利、责任结构，又要求在激励约束机制上，保证公司治理层面的利益相关者都能得到各自的权益。
因此，对于公司治理层面的绩效评价指标研究，本书立足于前面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公司治理模式，借鉴国内外的实证研究成果，同时结合中国企业的实际特点，从股东权益实现和保护度、董事会作用力、监事会作用力、相机治理度、激励约束效果五个角度进行指标分析。
(一)股东权益实现和保护度
在众多的利益相关者中，最受关注的就是股东，随着现代企业的发展，企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出现所有者和经营者分离以及股权的分散化，那么股东的权益可能受到经理人员侵蚀，小股东的利益可能被大股东伤害，此时就必须通过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果对股东的权益进行保护，从而建立有效的产权契约关系。Banlay和Holderness(1989)[3]等的经验实证研究，以及DeAngelo(1985)[4]，Partch(1987)[5]等学者的经验实证研究都表明公司的投票权是有价值的，企业股东的投票权制度是衡量企业股东权益实现和保护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我们将投票权制度作为一个衡量指标，根据以上学者以及哈特等(1988)[6]人的经验证明，一股一票制和简单多数规则构成的公司投票权制度是最有效的，而其他的如表决限制原则、累积投票制度以及表决权的代理和信托制度都不是最好的。
除了投票权制度外，对于公司治理结构而言，股权结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评价指标，如果企业中存在“一股独大”或者过于分散则对于企业的经营都是不利的，华锦阳(2003)[7]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以上结论，在通过对13个行业的近200家企业的问卷调查分析中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是，企业的经营绩效与股权集中度呈曲线相关，即随着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企业经营绩效先增加，后减少，股权集中度在35%～45%之间为佳，因此，我们将股权集中度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作为一个衡量指标。
(二)董事会作用力
董事会作为一种特殊的内部治理机制，其作用已为大家所认识，它被称为是企业和股东之间的一种治理结果防护机制，或者是一种保护企业和经理层之间的合约关系的机制。早期的董事会是由执行董事组成的，这些董事既是股东，又是公司的经营管理者。威廉姆逊(1985)[8]特别研究了执行董事的双重作用。一方面，经理人员参与董事会，可以让董事会观察和了解决策的全过程，董事会据此能够制定出正确的公司业务发展战略，而且还能详细地了解经理人员的管理才能，以便做出恰当的人事安排;另一方面，经理人员拥有详尽的有关公司营运的信息，如果加入董事会，便可以利用信息优势操纵董事会的决议。因此，董事会的作用实际上体现在战略决策和监管二者之间的平衡上，执行董事比重大，有利于战略决策而不利于监管;反之，董事会的独立性增强有利于监管，但又缺乏战略决策的有效信息。
为了解决董事会的困境，大多数公司逐渐采取了内部董事和外部董事相混合的董事会制度，特别是引入了独立董事制度，由此可见，董事会董事的构成对于董事会的作用力是十分重要的。我们采用两个指标进行判断内部人控制度和独立董事比重。
(1)内部人控制度，即内部董事占董事会所有董事数目的比重。根据华锦阳(2003)[9]进行的实证分析显示，内部人控制度较高或较低时(＞70%，＜30%)，有利于企业经营绩效的提高。后者容易理解，董事会构成多元化有利于决策的专业程度和监管力度，对于前者，主要基于中国国情，内部人控制度较高时，往往存在董事长兼总经理的现象，这一现象有利于提高决策速度、增强反应灵敏性和灵活应变等，从而提高企业绩效。
(2)独立董事比重，即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所有董事数目的比重。伯德和黑克曼(Byrd＆Hickman，1992)以及李(Lee，1992)等人分别检验了公司并购过程中独立外部董事的作用。他们发现当董事会的外部独立董事所占比重低于40%或35%，没有明显的监督效果;当该比例介于40%～60%之间时，监督效果显著;当该比例上升到60%以上时，监督效果迅速下降。前两个结论充分体现出外部独立董事的监督作用，第三个结论指出，外部独立董事太多，反而削弱了董事会的决策和咨询功能，不利于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
(3)除此之外，我们还设计了一个流程性指标——提名委员会中独立董事比例，对于董事会产生的方法和流程进行评价，因为董事产生是否合理，直接影响到企业诸多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为提高董事会的独立性，优秀的企业往往在章程或公司治理规则中规定明确的董事选任程序，首先要由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按一定的条件提名，而提名委员会往往是由独立董事组成的，保证了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性。根据对1997年标准普尔超级1500家公司的金融企业的调查，提名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大多数的金融机构的比为50.7%，完全由独立董事组成的占20.3%[10]。
(三)监事会作用力
当前，在一系列造假违规的公司中，监事会一直充当“橡皮图章”的角色。骇人听闻的“银广夏财务造假”，该公司监事会年年都给虚假财务报表“放行”。银广夏监事会年年在公告中称，公司年报及摘要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经营情况，没有损害股东利益。独立董事制度的引入，被视做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一剂良方。在国外，监事会监督上市公司的作用丝毫不逊于独立董事。
监事会作为公司财务监督的第一道关，其作用并非独立董事及其他外部监督所能替代。首先，监事不同于独立董事，公司利益更为直接关系到自身的利益。按规定，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组成。其次，监事的日常监督作用更显著。独立董事只要求在上市公司确保15个工作日，而监事中不少是公司员工，直接接触到日常经营。《公司法》规定，董事、经理及财务负责人不得兼任监事，但在上市公司监事中不乏公司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再次，监事会实权在握。监事会可要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人员及外部审计人员出席监事会会议，解答所关注的问题。如果监事会发现上市公司问题，可提议召开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另外，《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规定，监事会有权向股东大会提议公司外部审计机构，并在必要时，监事可以独立聘请中介机构对其履行职责提供协助。
因此，要保证监事会的作用力，就必须从监事会的独立性和是否具有提案权进行评价。
(1)监事会独立性，主要是考察监事会成员的组成是否符合《公司法》的规定，不包括董事、经理及财务负责人，监事会应该主要由非控股股东及由少数股东代表、外部独立监事组成，只有这样的监事会才可能起到真正的监督作用。
(2)将是否具有提案权作为监事会的作用力的评价指标，原因在于监事会在股东大会上陈述意见、提出议案并由股东大会作出决定，是监事会及监事把监督结果付诸于实践的最适合的方法。赋予监事会股东大会提案权，对落实、完善监事会监督权是非常必要的。我国《公司法》对监事会的提案权虽无明确规定，但既然《公司法》规定了监事会对董事、经理执行职务的行为行使监督权，并有权提议召开股东大会，就意味着赋予了监事会提案权。在上市公司实践中，监事会行使提案权并得到公司股东大会认可的实例已经见诸新闻报道。据《中国证券报》报道(2000年6月27日第1版)，ST凯地丝绸公司于1998年10月在中越边境设立销售点，共发出价值1000余万元合纤绸，有745万余元的销售款未返回公司，一位时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的人士被认为应对此事负责。监事会向1999年度股东大会提出议案，建议罢免该董事的职务，股东大会通过了监事会提出的该项罢免案。
(四)相机治理度
除了股东、企业董事之外，企业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群体之一就是债权人。债权人是公司的借入资本即债务资本的所有人，从企业看则是债权资本的所有者。公司债务主要是通过三条渠道形成的，即向银行贷款、发行公司债券和负担商业债务。因此，公司的债权人也通常包括三种人，即银行、债券持有者和普通公司债权人。其中，银行又是我国企业最为主要的债权人，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强调有效保护诸如银行之类的债权人权益，也是基于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个显著特点。
由于我国现行法律禁止商业银行进行实业投资，公司董事会中来自商业银行的代表较少。当公司陷入债务危机时，一般也不会改变公司的治理机制以便更好地维护债权人的利益，我国的公司一般也不会被置于银行的接管安排之下，法律上通常也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来追究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或有关决策者的民事和行政责任。因此，银行作为公司的债权人，应当通过建立完善的公司外部监控体系来维护自身的利益，也可根据金融法规和通过有关金融组织机构对公司的投资行为进行外部监督。依据企业的契约理论，债权人和股东一样，也是公司资本的所有者，即公司债权的资本所有者，因而也应享有参与公司治理活动的权利。只不过由于具体的合约条款不同，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的内容、时机和方式与股东相比都有明显的差异。
也就是说，在正常情况下，债权人对公司只拥有一定的监督权，主要是监督公司资产运行的安全以保障自己债权的实现。只有在非常的情况下，如出现公司破产、清算和重组时，公司债权人才会掌握公司的决策控制权，对公司进行“相机治理”(contingent governance)。
因此，我们引入“相机治理度”来衡量企业中对于债权人权利的保护。“相机治理度”则主要通过两个具体的指标进行衡量：董事会中债权人比例以及债权人承诺置信度。
(1)董事会中债权人比例，即为了改善公司的治理结构，充分发挥债权人的作用，也可以考虑在董事会中安排一定数量的债权人代表，把债权人的事后监督变为事中和事前监督，以切实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利。所以，在企业的董事会中安排一定比例(即使是较小比例)的债权人代表，就会大大保障债权人的利益。
(2)债权人承诺置信度，即在债权人同企业建立契约关系以后，根据事后监督对企业经营情况采取相机治理决策的行动力。债权人对企业的财务状况进行确认，研究企业的长期发展潜力及发生财务危机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再确定下一步的行动。事后监督的关键在于债权人对某一财务状况必须做出可置信行动，即在签订债务契约时，债权人承诺一旦企业出现亏损，债权人将设法更换经理。如果在契约期内，该企业果真财务状况恶化，出现亏损，债权人也果真行使控制权，设法更换了经理，那么就说明债权人实行了可置信行动，其承诺是一定要兑现的。倘若债权人的承诺是可置信的，企业的经理人员就不敢偷懒;倘若债权人是不可置信的，经理人员就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所以，道德风险的遏制与债权人承诺的可置信程度有关。债权人承诺置信度主要体现在债权人在债权债务契约中的承诺条款以及执行情况。
(五)激励约束效果
现代企业经济学以及管理学对于企业的研究没有能够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体系，关键在于企业内部的复杂性。从契约经济学角度分析，这种复杂性就体现在契约内部契约的复杂性，要想达到企业内部资源配置的最优，就必须制订最优的契约并保证其能够合理执行。但是从现实角度而言，由于企业涉及庞大的利益相关者，契约的复杂性是难以用理论模型加以概括的。在企业纷杂的契约集合中，最为核心的是企业所有者同企业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契约，也就是对于企业经营者的激励约束契约，人们常称其为经理人契约。在现代企业制度中，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从产权配置中加以分离，经营者在企业所有者的委托下，对于企业内部资源配置全权负责。当企业经营者没有能力时，会被职业经理人市场所淘汰，当企业经营者有经营才干时，只要能够通过合理的委托—代理契约充分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就能够将企业内部资源达到最优配置。
公司治理结构中一个最为关键的作用就是确立一套理想的激励约束机制，在保障经理人权益的同时，对经理人进行有效的约束，避免因为委托方和代理方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现象。
经理是通过与股东会或董事会签订聘用或雇用协议而对公司日常经营管理活动承担管理义务的人员。在现行的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框架下，经理的身份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就其与股东会或董事的关系来说，由于法律和章程并不承认经理是公司的所有者，而且经理主要依靠薪金为其收入来源，因此，除非经理另外拥有公司的物质资产，否则经理充其量不过是公司一个高级雇员;另一方面，就其与普通雇员的关系看，由于经理代理股东或董事行使对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权，每天都要直接与公司职工发生交往，因而对公司职工而言他又是公司的“老板”。
所以从雇员的身份出发，对于经理而言强调激励的作用，所有者可以通过一份报酬契约来鼓励经理说真话，并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然而，杰森和默菲(Jensen＆Murphy，1990)[11]的实证研究显示，经理的报酬与股东福利水平之间只有微弱的正相关关系，因而不能用经理报酬来衡量企业的激励约束效果。杰森和默菲的上述研究同时显示全部财富对CEO的激励效果中有近77%来自股票所有权的力量，因而提高经理人员的持股比例，有利于提高经理报酬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相关水平，在有效激励经理的同时，提高企业的绩效。因此，我们用经理人员的持股比例作为一个衡量企业激励约束效果的指标。
对于公司治理层面，除了有效的薪酬激励外，强化信息披露机制是体现企业中激励约束效果的一个重要举措。企业内部委托—代理管理的难度就是在于所有者和经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股东等所有者不了解企业的真实经营情况，从而采用一系列的措施约束经理，防止经理在治理行为中的机会主义倾向和滥用代理权的倾向，而经理则不了解企业对于经理薪酬以及其他重大举措的制定过程，难以充分发挥自身的积极性。因此，信息披露程度也能很好地反映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中对于经理层的激励约束效果，卡努(Conyon，1994)[12]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由此可见，公司治理结构层面的企业经营绩效评价指标子系统如表4-3所示。
表4-3 公司治理结构层面的企业经营绩效评价指标子系统
三、战略运营层面评价指标子系统研究
随着企业经营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即利益相关者的产生，很难再沿袭以往将企业以外对于企业经营绩效有影响的因素仅仅当做环境变量而加以分析处理，而是将其作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或者简而言之企业的价值共同创造者来看待。因此，对于企业价值链上游和下游的各个个体和组织，都必须及时有效地收集和披露信息，保证价值链创造过程中契约关系能够稳固、高效。
由于企业的战略运营往往是根据每个企业所处的行业和市场特点独立制定和执行的，因此，企业战略运营具有很强的差异性，但是要构架企业绩效评价的一般性模型，就必须抽象掉企业所处的行业或产业特点，立足于企业价值创造的核心环节，注重企业制订和履行长期、稳定的契约所具备的能力和条件。以平衡计分卡为代表的绩效评价体系和方法就特别强调战略执行的度量以及企业战略的价值化。
在战略运营层面，我们主要基于平衡计分卡的评价维度，同时加以拓展。具体而言，我们将战略层面的绩效评价指标子系统分为5个维度，即社会满意度、财务运营能力、经营创新能力、学习和成长能力以及社会贡献程度。
(一)社会满意度
它是指企业在战略运营过程中，对于主要的战略层面利益相关者获得的认可程度。在战略层面，企业的主要利益相关者最为关键的是合作伙伴和顾客，它们是企业价值链创造流程中的两端，是企业生存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能否获得合作伙伴和顾客的认可是至关重要的。在描述社会满意度时，我们采用企业商标知名度、顾客满意度和主要供应商满意度来进行描述。国内外对于顾客满意度和供应商满意度的研究是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本书不再作进一步的研究，直接采用卡诺(Kano)模型通过直接打分的形式进行测量。
(二)财务运营能力
它主要是体现企业内部资金运转情况和财务数据下的企业利润水平。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企业涉及的财务指标有成百上千个，但本书主要提炼三个指标显示企业三个方面的能力。
(1)净资产收益率。反映股东权益的收益水平，是衡量股份制企业盈利能力的指标。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年末股东权益，这个指标的最大优势是最适合进行同行比较，而且该指标可以在公开的财务报表中获得。
(2)主营业务利润比重。该指标主要衡量企业进行多元经营的程度。主营业务利润比重=主营业务净利润÷企业净利润。
(3)流动比率。反映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用流动比率来衡量企业的偿债能力，是要求企业的流动资产有足够能力偿还短期的债务，并有余力去应付日常经营活动中的其他资金需要。根据西方国家经验，在一般情况下，流动比率达到2∶1的水平，表明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是好的。但由于各行业的经营性质不同，营业周期不同，对该指标的要求也不一样，应结合行业或地区的不同情况制定不同的衡量标准。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三)经营创新能力
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开始于接受客户订单，结束于把现有的产品和服务生产出来并提供给客户。实现优质经营、寻求创新是企业经营过程的重要目标，评价这个过程的指标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时间指标，包括产品生产时间和经营周转时间;二是质量，即产品和服务质量;三是创新指标，如新产品研发数量以及R＆D投入等。在本书中，从时间指标中选择产品制造周期，质量指标中选择企业达到的质量体系标准，创新指标中采用技术创新投入率，即反映企业在技术创新活动中的资金投入情况(技术创新投入率=技术创新活动总费用÷企业产品销售额)来考察。
(四)学习和成长能力
学习与成长层面的主旨在于使平衡计分卡之前三项层面能顺利达成，实现企业长期成长的目标，并强调未来投资的重要性，但并非如传统的投资观点，仅着重新设备、新产品的研究发展。虽然设备及新产品的研究发展是很重要，然而为了达到长期的财务成长目标，组织必须投资在基础结构上，包括人员、系统及程序，通过员工能力及信息系统能力的增强、激励及授权一致性的增强等三个主要原则，以建构学习与成长层面的绩效指针。我们主要采用企业的员工年平均培训时间和信息技术投入增长率两个指标加以衡量。后者反映企业在信息技术方面的投入情况，信息技术投入增长率=考察期内信息技术的投入增长额÷考察期内销售收入增长额。
(五)社会贡献程度
企业的战略运用还和企业所处地域的政府、社区、民间组织有着极为重要的联系。企业不是孤立的企业，是社会中的企业，因而本书从社会贡献率和社会积累率两个指标评价企业的社会贡献程度。
(1)社会贡献率：反映企业对社会整体或劳动者群体做出的贡献。社会贡献率=企业社会贡献总额÷平均资产总额。其中，企业社会贡献总额包括工资(含奖金、津贴等工资性收入)，劳保退休统筹及其他社会福利支出、利息支出净额，应缴增值税，应缴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应缴所得税及其他税收，净利润等。
(2)社会积累率：反映企业对国家财政所做出的贡献。社会积累率=上交国家财政总额÷企业社会贡献总额。其中，上交国家财政总额包括应交增值税、应交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应交所得税及其他税收等。
由此可见，公司治理结构层面的企业经营绩效评价指标子系统如表4-4所示。
表4-4 战略运营层面的企业经营绩效评价指标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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