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文化与制度制约

管理文化与制度制约

20世纪中叶，James Burnham在他的著作《管理革命》（1961）中提出了一个颇有影响的理论。在研读过讲述美国商业权利分配的A.A.Berle的著作《没有财产的权利》后，James Burnham总结道，一个专业管理者新阶层已经诞生，他们正将经济权利从企业所有者（资本家）手中夺过来，并宣称为自己所有。与此同时，这场管理革命被广泛认为是发生在精英阶层的，因为少数一些高层管理者将要取代曾经控制自由经营体系的少数大资本家。在《权力精英》（1956）一书中，C.W.Mills详细阐述了Burnham关于专业的商务管理出现的观点，并且暗示这一新职业的从事者与过去的资本家将共同重塑美国社会的权力精英。碰巧的是，Yugoslav Marxist Milovan Djilas在他的著作《新阶层》（1957）中运用Burnham的观点来谴责技术统治者和管理者成为新的剥削阶层。

美国管理学专家Peter Drucker近来（1993）又重新解释了Burnham管理革命的概念，这次的解释方式更加民主（不是很精英化），他认为这样更适合后资本主义社会接受。Drucker的重新解释包括四个方面的重点内容。首先，与Burnham的预测恰恰相反，全世界从事管理工作的人（比如说分配稀有资源来发挥最大价值，做财政决策，领导、组织和监督其他人的工作）数以万计，并且这个数字正呈级数上升。管理因此正在成为全世界不仅包括最积极、最有创造力的人，而且包括企业家、公务员、激进分子、自由职业者和学者们（除了艺术家和牧师）所从事的主要职业。

其次，竞争的日益激烈加速了市场改善的步伐，也因此推动了公司之间打破等级界限，以保证迅速发展和维持灵活性。这就意味着权力的分散与员工权利的赋予。作用于社会结构领域，意味着许多人必须发挥管理职能，无论是永久的还是暂时的。我们面前曾看起来是坚不可摧的官僚政治的金字塔，现在正在崩溃。

再次，效仿自商务领域的行为方式和制度体制正在被很快地应用于公共管理、军事和准军事组织、医疗、教育、媒体、艺术以及宗教领域。随着这股潮流的推进，“管理方式”越来越成为全社会能够接受的、获取和分配稀缺资源以达到复杂目标的、能满足控股者多需求的唯一方式。因此，几乎在所有地方，晋职意味着人们被训练成医生、律师、公务员、军官、教师、艺术家等，而这些职业至少在部分意义上，有时在完全意义上被定义为管理者。

最后，小型企业、家族拥有的公司、农场等必须以商务模式进行管理以应对市场挑战。这就意味着即便是企业家和小商人都必须学会并使用管理技巧，要有管理头脑。此外，管理者和企业家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因为正有成千上万的企业家变成管理者，同时许许多多的管理者正在迅速转变为企业家。比如说，从事第二职业正在成为大学教授（作为自由作家和顾问）、水管工人（正常工作时间外干私活）、公务员（在大学教书）甚至警察（在从事警务活动的同时从事私人的安全工作）的一种生活方式。同时，还有成千上万的人积极投资股票市场，也因此成为商人。

与米勒的精英实力理念不同，德鲁克所宣称的管理文化的兴起和传播既意味着经济力量的分散，也意味着经济力量的集中。一方面，成千上万人各自独立拥有大量的金融与物质资产；另一方面，这些资源可以通过资本市场、网络、企业联盟、融合兼并等方式很快地移动并集中。这样，许许多多的人就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将他们的产品，包括他们的忠心出售给团体。

此处仅举一例。20世纪60年代，法国有65万名管理者被私有企业雇用，而在1998年，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250万名（据Beverel 1998年的统计）。这一数字至少与不同经济领域内小型私有企业经营者的增长数字持平，这些经济领域包括管道修理、咨询、法律服务、医药、技术支持与设计。在1998年，至少有100万名公务员、警察、军队职员和非营利机构的雇用者参与了法国企业组织的管理工作。因此，管理者是1998年法国所有工人中所占数目最大的一支队伍。

随着管理者人数的不断增长，这些深受管理文化影响的人们很快形成了共同的特征，这些特征冲破了诸如教育背景、技能、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习惯等不同的国家界限。他们绝大多数人讲英语，使用相似的认识结构、专业术语和象征符号，可被视为全球化进程背后主要的推动力量之一。在解释卡尔·马克思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一尚未实现的寓言时，有人可能会略带讽刺语气地说，所有国家的领导者正在迅速地联合起来。这一过程反映在世界大同主义中，有助于管理文化的融合与深入扩展。

如此庞大的管理文化自有其非同一般的特性。第一，许多人兼管或暂时从事管理工作，如被选举或任命担任一个学期系主任职务的大学教授、被选举来监管新教堂建设的牧师、被任命领导一支研究队伍攻破一个特殊课题的科学家，或者被晋升为工头的工人，在这里均可视为管理者。他们中的一些人就一直做下去，一些中途停做，还有一些在管理工作和其他职务之间变更。此外，由于其管理工作的兼管或暂时的性质，这支管理队伍是一个开放的团体。随着社会与经济的进步，许许多多的人在管理工作的大门间出出入入。

第二，管理文化不仅在不同的地理位置与民族间差别显著，而且在社会经济层次上也有高度分化。它既包括班考克大街上的赤脚乞丐，也包括世界500强企业的首席执行官。所有这些人都有意识地发挥着管理职能，并深受全球和地区市场经济的影响。

第三，由于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管理者不得不同时开发国际市场（全球市场）和当地区域市场（正如格言“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和混合词“全球范围”所说的一样）。互联网和美国式管理教育的传播更加剧了占有国际区域市场的压力。此后，随着全球竞争压力的不断增加，全世界的管理者和企业家运用相同的管理技巧、相同的语言（商务英语）和相同的认知结构来保卫他们的合法权利（即控制、利用资源影响他人的权利）。在迅速扩展于全世界的管理教育的美国模式中，他们找到了许多合法性。

仅在美国，每年将近有25万人毕业于大学商务管理专业，几乎有7万人被授予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而这一般被视为从事管理事业并成为高层管理者的通行证。与工商管理接近的课程更如雨后春笋般遍布于包括后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地。比如说，现在波兰高校中有150多个专业院所正在开设管理课程。

相同的教育背景是共同的管理文化的一个标志。教育以及教育赋予他们的专业地位使管理者能够合理地对人对己施展他们的力量与优势。这种合理性的表现之一就是运用文凭的分类和高度复杂的分层体系来确保个人、公司和机构的合法权利。

正如德鲁克在谈到文凭主义时所说的（哈瑞斯，1993），尽管管理文化在其领域内是独特而又多样的，但仍然需要证明其优势的合理性。管理机构都需要通过与过去掌握权力的社会组织比较来证明其自身的合理性，这些社会组织包括启蒙运动时期的欧洲贵族、工业革命后的英国和美国企业家，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的中产阶级。

管理文化为各种各样天生不稳定的人提供了基础，他们拼命将自己与那些拥有相似力量优势的人联系在一起，并试图依附于他们。促使这一文化产生、发挥优势、建立期望并保持其成员相互联系的一个重要机制，是管理杂志的制度化力量。在过去25年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最著名的一个杂志是《哈佛商业评论》。正是由于《哈佛商业评论》影响之大和其在管理实践的标准与期望设定方面的作用，我们现在才对它倍加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