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辩证法对建立和应用宏观经济模型的指导作用

第一节　唯物辩证法对建立和应用宏观经济模型的指导作用

一、唯物辩证法、经济学、数学和宏观经济模型

（一）概述

随着人们对社会经济运动规律定量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经济模型方法也逐步地发展完善起来，目前它已成为一种不可缺少的、被广泛使用的、行之有效的定量经济分析方法。然而，应用经济模型成功与否，首先决定于建立和应用模型的人是否能正确地认识社会经济运动。唯物辩证法作为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应该在建立和应用经济模型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经济模型可分为宏观模型和微观模型。微观模型的研究对象是个别的社会经济单位的活动。宏观模型的研究对象是整个社会的综合经济运动，研究的难度要大于对微观问题的研究，因而在宏观经济模型研究中更能体现哲学的作用，也更需要唯物辩证法的指导。

唯物辩证法是宏观经济模型的重要方法论基础。这里暂且不谈宏观经济模型中所使用的各种具体的经济数学方法，而一般的讨论方法论原则。可以说，唯物辩证法中所包含的各种哲学范畴——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以及现象与本质、原因与结果、形式与内容、必然与偶然、可能与现实等方面——都为宏观经济模型的建立与应用提供了最一般的科学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另一方面，方法问题本身就是十分重要的，在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中，能否采用适当的研究方法是发现客观规律的基本必要条件之一。解决科学问题的方法，其重要性并不亚于问题本身的提出，并且新的研究方法常常会导致新的理论的出现。

宏观经济模型方法是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新兴方法，因此，讨论唯物辩证法对建立和应用宏观经济模型的指导作用，最好从回顾唯物辩证法与现代科学发展的关系开始。

西方朴素的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产生可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代。形而上学方法可以说是当时生产力水平条件下的必然产物。由于人类认识水平的限制，人们在研究现实世界中的各种复杂现象时，必须把现象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研究复杂整体中的诸要素，这是各门科学形成过程中的突出特点。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辩证法与其他各种科学在某种程度上走的是不尽相同的道路：早期的辩证法主要是通过哲学的思辨式思维保持下来的；而各门科学基本上是在对现实现象的分析推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以思维的形而上学作为其哲学产物。历史上的一些著名的物理学家、数学家，如伽利略、笛卡尔、牛顿、拉普拉斯、莱布尼兹等人的观点虽然包含有一些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但从整体上来说，仍然是形而上学思维占主导地位。然而各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则要求与辩证法结合起来。到了19世纪，各门科学已经发展到离开辩证法就无法理解的程度，同时，辩证法本身也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开始能够通过自己的规律和范畴不仅从哲学上反映科学知识所取得的成果，而且可以预见科学知识发展的主要趋向，其标志就是人类社会进入了机器大生产的资本主义社会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唯物辩证法也不是为所有的人自觉地接受的，形而上学思维仍有市场。这不仅表现在有人顽固地拒绝辩证法，也表现在那些即使愿意接受辩证法的人的思维中，也时常流露出形而上学倾向。

在哲学发展与其他各门科学发展的历史关系的演变中，一方面可以说，到了19世纪，马克思主义在综合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将广义的科学与唯物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当今条件下，哲学是作为一种体现为认识论的世界观来影响科学知识的发展过程的。另一方面，还应该注意到恩格斯的这样一种思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1]特别是在当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发展的形势下，丰富唯物辩证法的内容和形式的问题也就具有越来越大的意义。随着传统科学的深入发展和新兴学科的不断涌现，哲学本身再也不能满足于提供现成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观念了。这些科学的观念都是通过科学本身的阵痛产生出来的。需要指出的是，科学中新观念和新理论的构成是通过理论上的综合而产生的，这种理论上的综合则把那些表现为科学的理论思维方法的哲学世界观范畴当做自身的一个因素包括进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仍然是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源泉，而唯物辩证法就是唯一的、高度适合科学观念深入发展的思维方法。

（二）哲学与经济学

宏观经济模型方法是一种经济学研究方法。在对人类社会变革原因的研究中，以社会经济问题为直接研究对象的是经济学。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2]另一方面，历史上任何一种经济学说或学派，无一例外地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建立在某种哲学认识论的基础上。经济学发展是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哲学发展又是经济学发展的一个保证。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问题，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光辉典范。它在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分析中，处处闪烁着唯物辩证法的火花，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就是马克思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3]我们在研究宏观经济模型方法时，需要批判地吸收西方经济理论中科学的、合理的成分，这种批判吸收的武器便是唯物辩证法。

（三）数学的地位

在讨论唯物辩证法对宏观经济模型的指导作用时，对数学的认识，以及对数学在这种作用中所处的地位，也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讨论。从经济模型方面来看，如果不考虑模型所包含的经济内容，则模型本身仅剩下数学形式，在这种意义下可以说经济模型更像数学。例如，计量模型可以视为联立方程组，优化模型可以视为数学规划问题，数学的发展水平可以作为哲学发展的阶段标志。正如恩格斯所说：“数学：辩证的辅助工具和表现形式。”^[4]同时，正是唯物辩证法才使数学得以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摆脱危机和困境，数学在其他各种学科领域中的运用是没有禁区的，除了神学而外，因为数学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运用数学方法研究辩证逻辑，会使论证更为严格，论述更为精确。只要能对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问题建立数学模型，就能用电子计算机进行模拟试验。现代科学发展的实践已经证明用数学模型描述辩证矛盾是可能的。微积分是辩证法的体现，而从概率运算中也可以找到某种关于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辩证关系，新的突变理论提出了质变问题，等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真正完善的地步。

简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三大领域普遍规律的科学。数学是关于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的科学，是一门特殊规律的科学。宏观经济模型以数学作为其基本的研究手段，是一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特殊的经济科学。因此哲学对数学、宏观经济模型的关系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四）数学与经济学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数学与经济学的关系。虽然经济学在其萌芽状态时就与数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在经济学发展的一个相当长的阶段内，经济学研究是否必要和是否可能使用数学工具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今天这个问题看来已经有了确定的结论，无论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恐怕已很少有人否认数学在经济学研究与应用中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了。但是怎样更深刻地认识这个问题，怎样在经济学研究与应用中更自觉、更有效地引入现代数学研究的各项最新成果，是需要从唯物辩证法这样的哲学高度来进一步分析的。列宁指出：“自然科学进步得很快，正处于各个领域都在发生极为深刻的革命变革时期，因此自然科学离开哲学结论，无论如何是不行的。”^[5]同样，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离开哲学结论，无论如何也是不行的。

二、从哲学角度看在宏观经济问题研究中使用模型方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经济模型方法自20世纪初创立以来，在理论方面不断发展完善，在方法方面不断丰富提高，在应用方面不断扩展深入，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已经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研究各种宏观经济问题的有效手段。但是应该承认，模型方法发展到目前阶段，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还远非尽善尽美。不仅宏观经济问题研究的某些方面还无法具体应用模型方法，即使在已经使用模型方法进行研究的某些问题中，模型方法得出的结果也并非令人十分满意。因此出现一些对模型方法的怀疑甚至否定，也是不足为奇的。为了明确模型方法在宏观经济问题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必要从哲学角度分析在宏观经济问题研究中使用模型方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样做不仅可以澄清一些对模型方法的认识问题，而且可以清理使用模型方法的意图和思路，把对经济模型方法的研究和应用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哲学基础上，促进经济模型方法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的进一步发展。

（一）必要性

关于在宏观经济问题研究中使用模型方法的必要性，可以概括为：经济模型的使用是人类认识、掌握、自觉运用经济运动规律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必然结果。

首先从唯物辩证法的一条基本规律——质量互变规律来看，在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中，质的研究与量的分析是统一的。必须在强调质的研究的同时积极发展数量分析，以便有效地认识和利用经济规律。“只有在进行质的分析的基础上，细致地研究事物本身的量变、事物之间的数量联系和数量变化的客观规律，经济研究的理论才能在经济实践中达到充分利用的具体程度和精确程度。”^[6]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各个社会阶段的划分，首先是质的概念，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作为标志。然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生产力水平发生质的变化却是量的变化积累的结果。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相对不高，今后怎样逐步提高生产力水平而进入中级阶段、高级阶段，是需要进行大量详尽的宏观经济数量分析的。这正是经济模型方法的一个用武之地。

辩证唯物主义的另一个基本范畴是发展与联系。发展是指事物的自我运动和人们认识这一过程的内部源泉、动力和一般特点。在宏观经济问题中则表现为诸如总产值、国民收入、积累、消费等宏观经济总量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存在的统一性和斗争性，在一定条件下发展变化的各种可能性，以及在特定条件下的现实性结果。由于人们认识水平的限制，自觉或不自觉的活动的结果造成社会经济运动在一定时期内的进步或倒退。联系表示系统内部各要素和各部分的共性——内部联系，以及某些系统总和的共性——外部联系，同时分析上述共性的本质，以及各种不同水平的联系的总和相互作用的特征。在宏观经济问题中，联系范畴表现为各种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一是简单因果关系，即一方面变化是另一方面变化的充分必要条件，二是综合因果关系，即一些方面的变化是另一些方面变化的充分必要条件。这些因果关系成为社会经济运动变化的根据和实现条件，以及不同时间、空间条件下宏观经济运动的内容和形式。把握住事物的发展与联系的概念，是正确认识和自觉运用客观规律，促进人类进步、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同样，在宏观经济问题研究中，也必须通过这一途径认识、掌握和运用经济规律。然而，宏观经济问题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已经使传统的分析方法日益显得无力驾驭，难以维持宏观总体的平衡与协调，而这正是宏观经济模型方法之所长。动态模型可以反映经济发展的内容和形式，模型的每一个方程实际上反映的是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而稍微复杂一些的模型，则能反映出经济变量运动的共性和特性，反映出不同规模的经济系统的内部和外部联系。

从发展与联系的概念来看，宏观经济模型确实是经济学研究发展到目前阶段必然出现的、且又必不可少的一种方法手段。它既是经济学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又是促进经济学发展的有力手段。

从哲学的认识论来看，宏观经济模型也是认识经济运动规律的一种有效的认识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中，实验方法是一种重要方法。“实验方法在于通过对客观现象的有目的的作用和在特殊条件下对它们的观察，去研究人的外部和内部世界的现象。”^[7]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实验在科学研究中的意义日益增大，实验的种类也日益增多。模型化方法就是近代由实验方法中分立出来的一种独立的认识方法。模型化方法有着广泛的内容，而经济数学模型就是一种应用于经济学研究的特殊的模型化方法。它基本上是符号的、概念的，不是实物的、物理的。宏观经济模型方法在经济学研究的实验方法中具有特殊的地位，由于人们无法制造一种用于实验的宏观经济环境，或无法付出进行宏观经济实验的代价，因此在理论上应用宏观经济模型进行分析模拟更显示出其重要性。从认识论来说，经济模型在宏观经济研究中的作用，一方面是对人们认识经济运动规律正确与否的检验。经济模型首先是人们的思维模型的表现，而作为实践的总结和辩证反映的理论，是思维模型的高级形式，因此，不仅经济模型本身可以检验模型设计者对经济现象的认识正确与否，而且经济模型还可以检验各种经济理论的正确与否。另一方面，在模型正确设定的前提下，宏观经济模型可以用于政策分析——这实际上是一种理论上的经济实验，还可以用于预测。

科学研究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预测未来。实质上解决任何一项科学任务，都是确定遥远未来的研究过程将如何进行，而进行预测的唯一科学基础就是唯物辩证法。辩证法的内容和本质、原则及其范畴，不仅可以用来深刻地揭示当前发生的事件的本质，同时还是预言事件今后发展的理论基础。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科学地预测未来的方法在辩证法理论中已成为科学探索的非常重要的方面。科学的预测是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问题紧密相连的。宏观经济模型，特别是目前发展比较成熟、应用比较广泛的经济计量模型用于预测时，基本上是利用已知的过去和现在来预测未知的未来。利用宏观经济模型方法科学地预测未来经济变量的运动变化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期限、倾向和基本特征，是经济研究范围内的一项重要内容。

鉴于社会经济运动形式和内容的特殊性和复杂性，马克思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两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8]宏观经济模型正是发挥这种抽象力的有力形式，它在经济问题研究中至少可以发挥以下四个方面的作用：①作为描述经济原理的“框架”。②反映经济问题中的数量关系和联系。③“验证”经济理论的正确与否。④模拟和预测经济活动的变化趋势。综上所述，从哲学角度看，在宏观经济问题研究中使用模型方法确实是十分重要的。

（二）可能性

宏观经济模型方法具有科学性，它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主要内容——这就是在宏观经济问题研究中使用模型方法的可能性。正如乌家培同志所指出的：以经济模型方法作为其重要基本内容之一的“数量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和新兴的现代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有一套专门的经济数量分析方法。”^[9]

唯物辩证法最重要的特征，是它的理论与方法的统一。所谓理论，通常是指有关世界和人们某些知识的综合概括，理论能为人们确定进一步实践的目的，并能预测这一活动的结果。而方法则是掌握某个理论认识以及它的实践变革的途径。新的理论的出现必须要有新的方法与之相适应，新理论与旧方法的结合无法为新理论的继续发展开拓道路。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经济科学研究，在科技进步起着日益重要作用的今天，如果不自觉地采用新的方法，特别是数量分析方法，则将陷于困境。经济模型方法与数学的紧密联系、它所具有显著的数量分析功能，说明了它确实是一种适合当代经济科学理论发展的重要方法。目前，在经济模型使用中存在某些问题，并不是因为模型方法不是一种好方法，而是因为人们对这种方法尚认识不够，使用经验尚不充足。同时经济模型基础理论也需要在模型的广泛使用过程中进一步完善起来。

毛泽东同志指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可以概括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10]下面，仅就经济数学模型的一种重要形式——经济计量模型方法的工作程序来说明该方法是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经济计量模型的工作程序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①设定模型，即根据所需要研究的具体问题，把经济理论表述为可以进行数理统计处理的数学模型。②参数估计，即使用统计推论的理论和方法，利用有关经济变量的样本数据，估计出计量模型中随机方程结构参数的值。③检验模型，即对参数估计值的显著性程度进行检验和对模型设定的正确程度进行证实，在不满意时，对模型进行必要的修改。④使用模型，经济计量模型主要可用于结构分析、经济预测和政策模拟。应用过程实质上也是对模型的一次认识和评价，当结果与实际情况不符时，则需要从第一步开始重做一遍。这样的工作程序是符合科学的认识论的。

从哲学角度认识在宏观经济问题研究中应用经济模型方法的可能性时，还应该注意到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新发展。因为现代科学方法不仅是宏观经济模型的方法论基础之一，而且现代科学研究方法本身就是唯物辩证法的延伸。苏联哲学家苏沃洛夫概括出四个“最重要的、具有哲学意义的、更确切地说具有一般辩证的、标志人类知识发展方向的”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内容：第一，系统方法；第二，信息的相互作用；第三，价值分析方法；第四，科学预测方法。^[11]

关于科学预测问题前面已经讨论过了。这里着重讨论系统方法，即要求掌握事物和现象的综合性和整体性在宏观经济模型中的表现。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系统”这个概念已越来越广泛地渗透到各个领域。系统是一个标志发展着的物质客体最重要特征的辩证范畴。正如马克思所说：“这种有机体制（系统）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创造出来。有机体制（系统）在历史上就是这样向总体发展的。它变成这种总体是它的过程即它的发展的一个要素。”^[12]社会经济领域是一个极其复杂、内外联系极其密切的有机系统，它包括生产、交换和流通、分配、消费过程，它有不同的地区分布和部门构成，它的活动是由居民、企业、政府共同完成的；所有国民经济指标都是相互联系的，有其内在的比例关系。对如此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如果不以系统的观点来认识，以系统的方法来处理，则很难得出正确的、全面的研究结果。宏观经济模型能通过方程联立形式或其他适当形式将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有机地融于一体，不仅反映系统内部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反映系统与系统外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可以说，宏观经济模型为使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当代社会经济问题的可能性开辟了道路。

（三）对三种怀疑的哲学解释

在讨论了宏观经济问题研究中使用模型方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之后，有必要澄清对使用经济模型方法的三点主要的怀疑。

1．经济模型的假设条件过于严格，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不可能存在。

首先，假设条件是必要的。人们的正确认识总是处于一个相对阶段，只能在一定的条件下，认识一定的相对真理，因此只是一定程度、一定层次上的正确认识，不可能穷尽事物的所有联系和全部本质，而是随着认识能力的提高，逐步在更一般的条件下，接近于对绝对真理的认识。从现代科学的系统观点来看，任何系统也都是有条件的，系统本身也是有限的。其次，经济数学模型，特别是经济计量模型中所规定的假设条件，绝大多数是概率统计假设，而且与零均值性有关。概率形式是与偶然性和必然性这一对辩证范畴紧密联系着的。在概率论中，大数定律保证了在样本数据足够多时零均值性质的成立。根据大数定律，众多现实的规律性只能在统计总体的足够大的单位数量上明显地表现出来。正如列宁所说：“规律性只能表现为平均的、社会的、普遍的规律性，至于个别偏差情形则会互相抵消。”^[13]因此可以说，经济模型中有关概率统计的假设是基本合理的，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2．许多场合中经济模型预测不准确。

经济模型的预测结果都是有条件的，这些假设条件是对实际环境的一种抽象和简化。因此预测与实际情况之间存在误差是正常的。当然，如果模型设定存在问题，则必然产生预测错误，但这正是需要再认识、再实践的起点。至于预测是否准确，还涉及对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理解。经济数学模型使用的历史不长，经济现象又十分复杂，影响因素很多，在一些场合模型预测不准，正说明这一方法还年轻，不成熟，需要大力发展。如果要求绝对准确，世界上就没有任何一门科学可以存在了。事实上，各国经济计量学家一直在努力探索新的、更完善的经济数学模型理论和方法。那种因为经济模型方法目前尚不能做到十分准确而对其持否定态度的人，实际上所持的是一种妨碍科学发展的保守的倒退的观点。另一方面，经济模型方法必须与其他科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互相补充，才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认为模型方法可以在宏观经济问题研究中“包打天下”的观点，也是错误的。

3．使用相同数据的不同模型会得出不同结果。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思维与主、客体的关系。主体和客体这一对哲学范畴是解释思维的出发点，思维是由于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认为只要使用相同的数据，不同模型设计者的模型应该得出完全相同的结果，则是认为思维只与客体发生关系。事实上，思维不能只同客体发生关系，因为离开了主体和主体的活动，就不会有任何思维。思维既是主观的东西又是客观的东西，它力求使自己的内容与客体相吻合。但是思维在任何时候都无法做到同客体完全符合，融为一体，因为它只是主体活动的一种形式。思维是观念的东西，它本身不具有被反映客体的特性，而仅仅通过它所具有的形式再现出这些特性。因此不同的模型是不同思维对客体反映的结果。由于主体之间的差异，必然造成思维结果的差异。这些结果都是对客体的较为正确、不太正确或不正确的反映，因而使用相同数据的不同模型会得出不同的结果。这些不同结果的存在，对于使用模型方法正确研究经济问题是有益的，因为只有通过不同模型的交流，取长补短，才能使经济模型从理论方法到实际应用都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三、关于应用唯物辩证法指导宏观经济模型的几个问题

怎样用唯物辩证法指导宏观经济模型的建立与应用，应该根据具体模型进行具体分析。关于这种指导作用的一般原则，乌家培同志已经作过概括性的精辟论述，即唯物辩证法“所揭示的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反映事物普遍联系的范畴……都体现着社会经济运动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性，从而也为数量经济学提供了最一般的科学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思想应该贯穿于经济数量分析的每一种方法。并对它们起指导作用。”“唯物辩证法的一些具体方法，如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和历史的统一等，对完善和发展数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说是很重要的。”^[14]下面就来分析关于应用唯物辩证法指导宏观经济模型的几个问题。

（一）质、量、度问题与模型的局限性

质量互变规律表明：任何一个辩证过程都是同一质态内部逐渐的、不显著的量变和从一种质的形态向另一种质的形态迅速飞跃的统一过程。这个规律说明，一切发展都是由旧质到新质、低级到高级、简单到复杂的进程。任何一种特定的质总是作为某种稳定状态而存在的，而量则反映某一质的发展的程度及存在的范围。量可以用数字表示。任何一个量的规定性，只能存在于同一质的范围之内。在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中，量的分析起着重大作用。每项科学研究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说明研究对象质和量的规定性，以及它们在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只注重量的研究而忽视质的区别则会陷于形而上学。从质量互变规律观点来看，发展到目前为止的经济数学模型有一定的局限性。作为模型基础之一的数学，基本上撇开了质的差别问题，因此我们应该切记，迄今为止的模型都是在其本身所含规定的质中（社会经济环境），研究量的变化。在经济学研究中，质的问题是相当重要的。就经济模型来说，一方面，模型方法首先是从西方引入的，因此在中国应用时要注意不同社会制度的区别，做到批判地洋为中用。另一方面，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同的发展阶段仍存在着质的区别，即要注意结构性突变问题。怎样在模型方法中科学地反映这种质的区别，还是一个无人涉及而又值得研究的问题。总之，数量方法的应用，如果不与质的分析方法结合起来，虽然它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其意义总是有限的。如果把对量的规定性的分析和质的问题，以及它们的辩证发展结合起来，其科学意义就会更加充分和全面，这是我们进行经济模型工作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在辩证法理论中存在度的概念，它用于表示事物和现象运动和发展过程中质和量的辩证的统一。对度的辩证理解有可能预见未来质和量的规定性，即预见尚未产生的过程的未来的度。例如，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而创建了共产主义理论。因此度的概念可作为一个对未来科学预见的基本概念。在经济模型方法中能否引入度的概念，克服目前存在的局限性，以反映质和量的对立统一，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二）经济模型方法是演绎科学方法还是经验科学方法

纵观数学的发展历史，在早期不同的数学学派都认为数学是一门演绎科学，尽管不同学派之间在具体问题上存在激烈的争论。这种认识是数学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但过于片面地强调演绎的作用，使得数学家们的思维带有强烈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色彩。随着数学基础研究的深入，哥德尔在20世纪30年代证明了不完全性定理之后，许多数学家开始从经验科学的角度重新认识数学，出现了经验主义在数学哲学中的复兴。关于这方面的哲学问题的争论，目前仍在继续。

经济模型走的则是相反的道路。最早出现的经济数学方程就是经济学家们为了验证在经验中发现的某些经济变量之间存在函数关系的尝试。利用历史数据资料，使用统计方法确定经济结构参数，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经验主义方法。经济计量学的创始人之一弗瑞希在《经济计量学刊》的发刊词中就强调把对于经济问题的理论数量分析和经验数量分析统一起来，强调这种统一对于研究经济生活中各种现象和关系的重大意义。然而，随着经济学以及数量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发展，经验方法的局限性日益暴露。因为在复杂的社会经济运动过程中总会大量出现以前未曾出现过的现象。这使得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经济模型方法对经济理论的依赖的重要性，也就是需要强调从数理经济理论演绎到模型方程和模型总体的作用。这是经济模型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由于经济模型方法同时涉及经济学和数学的广泛内容，因此经验科学方法和演绎科学方法对它来说都是重要的，两者不可偏废。同时，更重要的是实践对模型的检验。归根结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对于经济模型，无论理论研究还是实际应用，都一刻也离不开实践的作用。

（三）在经济模型中可否使用公理化方法

经济数学模型发展到目前阶段，提出公理化方法的问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这是与为了提高模型设定的科学性和正确性而必须加强对模型设定所依据的数理经济理论研究的要求相适应的。问题的关键是怎样正确地认识公理化方法及其在经济模型中的作用。公理化方法作为一种哲学思想首先产生于数学。恩格斯指出：“数学上的所谓公理，是数学需要用做自己的出发点的少数思想上的规定。”“它从数量这个概念出发，它经这个概念下一个不充分的定义，然后再把未包含在定义中的数量所具有的其他基本规定性，当作公理从外部补充进去，这时，这些规定性就表现为未加证明的东西，自然也就表现为数学上无法证明的东西。”“我们所认为的这些公理的自明性是继承下来的。这些公理只要不是纯粹的同义反复，就是可以辩证地证明的。”^[15]公理化方法是用演绎法建立数学理论体系的一种重要方法，它保障了数学逻辑的严谨性和推断的科学性，推动了数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对于公理化方法必须坚持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去认识。首先，公理是相对的，公理是对所研究问题的一种规定性，一种限制——外部加上去的限制，因而具有局限性。它在形式逻辑体系中无需也无法证明，只能历史地具体地辩证证明。因此，公理只是逻辑体系的出发点，而决非整个认识过程的出发点。其次，公理是客观的。公理只能来源于实践，只有在所研究对象的规律被大致认识之后，才能建立该领域内的公理，因而它不是“先验的”。公理的产生和应用，实际上是归纳与演绎的辩证关系。最后，公理是发展的。正因为公理来源于实践，因此它必须在实践中发展、检验和应用。它不是僵死的和不可动摇的。

经济模型方法以数学为其基础之一，但它毕竟是一种经济科学方法，因而使公理化方法显得更为复杂。首先，目前经济模型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在于建模所依据的经济理论的数理分析，也就是需要在特定条件下寻求经济理论脉路的严格的演绎表达形式。在这方面，公理化方法有其优势，因而引入公理化方法是必要的。其次，数理经济公理必须来源于实践。公理既然是外部限制，那么在经济科学中，它必然应该是一定社会制度下经济环境条件的最基本、最准确的概括和对最一般的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最简练、最科学的表述。最后，由于社会经济问题的复杂性远远超过数学，目前能为世人所公认的一般性经济学公理还有待深入讨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比较短，目前又处于改革的变动时期，因而从长期实践中总结公理的条件尚不成熟。但是，从哲学观点提出经济模型中公理化方法问题是有重要意义的，在这方面，任何持严肃的科学态度的探索都应当得到肯定。

（四）现代科学方法在经济模型中的应用

经济模型方法本身就是一种现代科学方法，是经济学与数学相结合的新兴方法。人类社会进入本世纪中期以来，现代科学技术不断出现新的突破。各学科之间互相渗透，不断产生新的学科已成为当代科学发展的重要标志。因此在经济模型方法中必须注意汲取各种现代科学方法的养分，为己所用。研究方法手段的多元化是学科蓬勃发展的前提之一。在经济模型多元化的过程中，目前与电子计算机技术密切相联系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不仅是技术手段，而且已经成为现代哲学方法的内容。系统论的哲学意义在于它阐述了自然和社会的共同的系统构成和运动规律，从而论证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信息论的哲学意义在于发现了自然和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存在着一些共同的信息运动规律，并且提供了一个新的哲学范畴：信息。它为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意识观、反映论提供了新鲜内容。控制论的哲学意义在于它从质和量两方面深刻地揭示了生命、社会、人工技术三种不同形式的共同规律——它们都是控制论系统，使得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统一性原理大大地深化了。^[16]

在经济学领域内，相应的有经济系统论、经济信息论和经济控制论。它们与经济教学模型方法一样都是现代科学方法，因而与经济模型有着更直接更紧密的联系。经济系统论作为研究不同层次经济问题的辩证统一观点，反映于不同类型经济模型的总体结构和功能中，我们在分析经济模型应用的可能性时曾作过讨论。经济信息论与经济模型的关系也是十分明显的。首先，用于确定模型参数的数据资料实际上就是从经济运动中获取的信息，这种信息的完备性和准确性决定着模型的成败。其次，模型的分析或预测结果也是作为一种再生的信息反馈于实际经济生活，对经济运动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最后，模型中各类行为随机方程的设立，实际上是通过信息运动确定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确定、估计、检验，都必须以足够的信息量为前提。如果说信息在经济模型中所起的作用较多地带有被动的特点，那么控制则带有更明显的主动特点。信息是经济模型的必要基础：辩证地认识信息，使模型得以正确设定；充分地占有信息，使模型参数得以估计。而要使模型本身能够再生产正确的信息，反馈于并影响实际经济生活，则需要借助于控制原理。经济模型中外生变量的设定和取值是一种明显的控制，而模型中由各经济变量之间正、负反馈关系形成的方程式，实际上也体现着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控制原理在经济模型用于政策分析目的时的作用是显著的。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人们开始重视利率、税率、汇率等财政金融宏观调控措施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的重要调节作用的条件下，科学地在宏观经济模型中运用控制论方法进行研究更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

最后还需要指出，各种现代科学方法都正处于不同的发展中，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我们必须注意自觉地以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加以指导，以避免或少犯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错误。

在本节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概率论思想和方法在宏观经济模型中的作用——没有讨论，这个问题将作为本章第三节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