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西方发达国家模型特点
一、概述
在西方发达国家,宏观经济模型方法已经成为经济分析中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当代新的一代经济分析者越来越多地全部或部分使用模型作为评价方法。到新的一代分析者完全取代了今天正在工作的那些人的时候,也许几乎所有的预测和模拟都是以模型为基础的了。”[6]确实,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从方法技术、理论依据、应用目的等方面进行分类,已经有了各种不同的模型:有年度模型,有季度模型;有需求导向的,有具有供给部门的;有凯恩斯主义的,有货币主义的;有仅使用客观观察数据的,有使用主观预期数据的;有为政策分析服务的,有以预测为主要目的的;有大型模型,也有规模相对较小的,等等。
就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模型来说,它们是建立在经济分析和统计分析理论研究结果的基础之上的。其中特别应该提到的是:瓦尔拉(Walras),他将经济问题表述为一个联立方程组系统;弗瑞希,他建立了动态经济学基础;皮尔逊,他建立了统计推论基础;库兹涅茨,他建立了数据和核算体系;凯恩斯,他建立了宏观经济理论框架。[7]西方现代宏观经济模型的奠基人是丁伯根和克莱因,这一点我们已经在第一章中较详细地讨论过了。
西方国家宏观经济模型理论研究和应用发展走向繁荣的起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当时,与宏观经济模型密切相关的经济计量学已经发展到了能够实际应用的水平,同时模型所需的各种经济数据资料也比以前丰富起来,为宏观经济模型的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由当时的客观环境所决定,西方宏观经济模型的应用主要是为了解决西方各国战后所面临的经济问题。[8]这一阶段的模型主要是为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计划和政策服务。例如,当时出现的配给(rationing)理论和方法就是针对战后供应相对短缺的情况提出的。[9]在西方各国经济基本摆脱战争影响进入正常发展之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固有矛盾使得西方经济发展又进入了周期循环中。对西方经济学家来说,研究保持经济稳定的对策和预测经济发展波动就成为应用宏观经济模型的主要目的,而这种目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模型走向繁荣的初期是不被人重视的。
为了更好地研究经济稳定或经济的周期波动问题,季度模型的重要性日益显著。同时,就经济预测来说,由西方国家的市场机制所决定,短期预测比长期预测更重要,因此多数西方模型以短期预测为目的。而就短期预测来说,又是季度模型更合适一些,这就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宏观经济季度模型在各种模型中占了较大优势的原因。例如,英格里利盖特所总结的22个美国自50年代以来的著名模型中季度模型占了14个,而60年代以来的著名模型,除沃顿年度和产业模型是专门用于长期预测之外,全部是季度模型。[10]
二、理论依据
在第一章和第二章的有关部分中,我们已经多次讨论了西方经济学中凯恩斯主义理论与货币主义理论之间的分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大学派可谓西方经济学中有重大区别的两个流派,二者的分歧必然反映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模型中,表现为广义凯恩斯主义模型和货币主义模型。正像拥护严格货币主义理论的西方经济学家居少数一样,货币主义模型在西方宏观经济模型中也居少数。同样,正像货币主义的基本原则相对比广义凯恩斯主义理论少一样,货币主义模型的规模相对于广义凯恩斯主义模型的规模也要小得多。[11]在西方宏观经济模型中,以克莱因为代表的广义凯恩斯主义模型派是主流派。主流派模型考虑社会经济问题比较全面,模型规模多数比较大,因而应用范围比货币主义模型要广。主流派模型并非完全排斥货币主义,它的发展越来越多地兼容了货币主义模型所要表现的主要内容,即表现货币金融与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相互关系的机制,以及货币金融政策的影响。这一点我们在下面继续讨论。
我们说西方宏观经济模型的主流派是广义凯恩斯主义模型,是因为单纯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已经无法概括当今主流派模型所依据的全部经济理论基础。虽然凯恩斯本人所著述的经济理论与其他传统流派的经济理论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尽一致,例如凯恩斯与新古典学派有分歧,但是凯恩斯主义可以作为传统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各流派的总称。当今西方广义凯恩斯主义主流派模型所依据的理论基础主要可概括为:凯恩斯主义、新古典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就西方主流派宏观经济模型来说,它们不像不同流派理论的经济学家那样强调的是各流派理论的对立分歧之点,而更多的是强调不同流派理论的共同点,尽量兼容并蓄,将不同流派的所长、精辟之处融合到模型中,以求发挥各家之长,使宏观经济模型能够更好地反映社会经济现实。不仅对广义凯恩斯主义内部各流派理论是如此,对货币主义理论也是如此。这样的处理是与宏观经济模型方法的突出的应用性特点相联系的,也是模型方法的一个重要优势。
早期克莱因的“1921~1941年美国经济模型”(见第一章)是严格按照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构造的,其中消费由工资和利润决定,投资由利润和固定资产存量决定,政府开支由国民收入决定。后来的克莱因—戈尔登博格模型[12]虽然引入了总价格及利息率等变量,但价格变化对需求购买的影响是不明显的。另外,这种模型没有引入供给,因而总需求的意义是比较模糊的。当后来的西方宏观经济模型注意到引入供给内容后,价格对供需双方的作用,以及供需平衡对价格决定的作用的重要性日益明显起来。这时西方主流派模型开始越来越多地接纳了新古典主义的有关价格理论的内容。最明显的例子是模型中生产方程、消费方程在利润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原则下的推导。就生产函数来说,不仅需要研究以价格为基础的利润最大化对产出的各种投入要素的需求和替代的影响,而且出现了潜在生产能力及生产能力的利用和库存变化对生产影响的问题。就消费函数来说,以消费效用最大化为原则的线性支出系统的产生便是新古典主义影响的直接结果。另一方面,西方宏观经济模型在逐步接受新古典主义理论时,也并未排斥凯恩斯的某些与新古典主义相对立的理论。例如,导致凯恩斯与新古典主义相决裂的流动偏好理论和非充分就业条件下均衡的理论(这些理论是因为凯恩斯不同意新古典主义将经济学变成纯技术性东西的倾向而提出的)也在许多西方主流派模型中得到反映。
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发展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研究解决经济稳定发展问题,又出现了许多新的内容,凯恩斯理论或新古典主义理论已无法概括这时的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全部内容。正如萨缪尔森所指出的:[13]“近年来,百分之九十的美国经济学者已经不再认为他们自己是‘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者’或‘反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者’ 。现代的经济学者是‘后凯恩斯主义者’ 。他们反应迅速,放弃经受不起历史考验而过时的任何理论。例如,20世纪70年代,后凯恩斯主义者都认为货币在收入决定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这种说法会使凯恩斯的最初的信徒们大吃一惊。”与经济理论发展相对应,西方宏观经济模型也进入了以较以前丰富的反凯恩斯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时代,这表现为模型中着重引入了财政、税收、货币、金融方面的内容。关于这一现象,可以说是西方模型以凯恩斯主义的继续和发展——后凯恩斯主义为理论依据,也可以说是主流派模型容纳了货币主义理论的某些方面。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西方主流派宏观经济模型对各派经济理论兼容并蓄的特点。下面可以举两个例子来具体说明。第一个是希克曼(Hickman)—考恩(Coen)年度增长模型,[14]这个模型在决定实际和潜在产出时结合了凯恩斯和新古典主义两方面因素。在由与相关要素价格有关的边际生产率条件得出的要素需求方程和潜在产出的显式生产函数中表现出了新古典主义的理论特点;而在决定有效需求的收入——支出部分和通过利息率表述货币与其他部门的联系的部分中则表现出了凯恩斯理论的特点。
第二个例子是DRI模型。[15]这个模型的研制者的目的可谓“野心勃勃”,这个模型要解决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要使预测误差最小;第二,要为各子模型提供尽可能丰富的连接点;第三,模型结构要能显式表示绝大多数经济过程;第四,模型要能进行详尽的政策分析;第五,模型要能反映经济的周期和趋势特点。为了实现上述五大目标,模型的研制者除增加了许多其他模型所没有的新内容,例如社会指标方程、政府行为的内生化、利率的两市场(长、短期)模块等外,在模型设定方面也表现了各流派的理论原则。正如研制者所说的:[16]“DRI模型遵循凯恩斯所创立的收入——支出原则,和由丁伯根和克莱因最初应用的经济计量模型方法。由国民收入账户度量的收入和支出的循环流量与消费和收入变量相关。金融部门和工资——价格机制与消费支出块联系。许多独立方程体现了当今理论内容,如新古典主义投资函数,对生产率的就业——调整函数,和对利润的价格——成本关系。”
根据以上所讨论的西方宏观经济模型对经济理论流派的兼容并蓄的特点,以下几小节将分别讨论西方主流派模型的核心部分和两个主要扩展。
三、核心部分
当代西方主流派宏观经济模型的核心部分应该包括如下三个部分:第一,总需求部门;第二,总供给部门(包括劳动力的供给、产出及其价格);第三,关于总需求、生产和收入的恒等关系。克莱因的“1921~1941年美国经济模型”虽然仅有6个方程,但是它没有关于供给方面的说明,因而不能作为核心部分的全部。后来的各个包括了上述三个部分的应用模型,因为要实际应用,构造比较复杂,不适于用来进行理论分析。这里选用夏皮罗(Shapiro)等人设定的一个理论模型,它可以较好地用于分析西方主流派宏观经济模型的核心部分的特点:[17]
(一)总需求
Ct= P(L)c[(DY$/P)t]+ f1(Z)
It= P(L)I(Yt,Kt,γt)+ f2(Z)
Kt=(1 - δ)Kt-1+ It
Gt= G$*t/Pt
Mt= P(L)m(Yt,Pt/PFt)+ f3
Xt= P(L)x(Wt,Pt/PFt)+ f4(Z)
(二)总供给
YCAPt= a(t)Kt-1
Et= fe(Yt,Wt,Kt-1)+ f5(Z)
LFt= fLF(Wt,Ut-1,t)+ f6(Z)
Ut=(LFt- Et)/LFt
Wt= P(L)w(Pt,Ut)+ f7(Z)
Pt= P(L)p(Wt,Yt/Et,CUt)
CUt=(YCAPt- Yt)/YCAPt
(三)恒等关系
Yt= Ct+ It+ Gt+(Xt- Mt)
Y$t=(Pt)(Yt)
WY$t=(Et)(Wt)
OY$t= Y$t- WY$t
DY$t= Y$t- T$t
γt= P(L)γ(B*t,Y$t)+ f8(Z)
其中随机方程的随机项均被省略,变量说明如下:
P(L)i:方程i的滞后多项式算子
B:银行系统储备(外生政策变量)
C:私人消费
CU:生产能力利用
DY:可支配收入
E:就业
G:政府开支
I:私人投资
K:资本存量
LF:劳动力
M:进口
OY:其他收入(租金、利息、利润)
P:国内价格水平
PF:国外价格水平(外生变量)
γ:利息率
t:时间
T:收入税
U:失业率
W:工资率
WY:工资收入
X:出口
Y:GNP
YCAP:产出能力
Z:外生变量向量
δ:折旧率(外生变量)
$:表示价值量
*:表示外生政策变量
以上这个理论模型虽然不能全面反映当今每个西方宏观经济模型的特点,但它确实可以作为西方主流派宏观经济模型的“核心部分”。它较为全面地概括了上述三个核心部分的主要内容。略感不足的是它没有一个较为详细的财政货币金融部分,这一点将在下面的扩展Ⅱ中加以讨论。我们只能说这个理论模型“概括”了西方主流派模型的核心部分,仅此而已,因为其中有些问题尚未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这些问题可以归结为如下几个:
第一,对市场经济有重要影响的私人或住户的决策行为,不同模型的处理是不一致的,特别是关于消费或储蓄,工作或闲暇,持有货币或持有其他形式资产的决策行为,不同模型的设定是不一致的。
第二,对企业行为的描述,不同模型的处理是不一致的,特别是关于企业投资、产出、就业和价格的决策更是如此。各模型都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它们仅能使用传统新古典主义理论关于短期利润最大化原则描述企业的短期决策行为,而对于长期行为的描述则很不充分。
第三,模型中关于投资品生产、技术变化和资本积累过程的描述没有完全解决。模型中经常出现的总量生产函数的意义,以及决定资金产出率的机制的描述也没有完全解决。
第四,模型的动态性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多数模型中注意了供需方面的静态均衡问题,但对于动态均衡,即从一个静态均衡到另一个静态均衡的路径问题在经济计量模型中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各模型可能都有一些经验性的描述,但对长期动态均衡问题尚无一致性或规范的描述。
第五,模型中对收入分配机制的描述,及其对总需求水平的影响,由于缺乏必要的数据资料,还存在一些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
第六,虽然很多模型都为进行短期政策分析而注意了政府财政政策内容,但对于政府预算限制却注意得不够。关于政府财政预算限制的影响必须在模型具有较详细的财政金融部门时才能得到较满意的分析。
第七,一般的宏观经济模型对于国外价格的影响,以及国外价格与国内价格及汇率的关系注意得不够。
上述三个核心部分带有较强的理论色彩,而以上七个方面的问题则是实际应用对宏观经济模型提出的具体问题,如果不加以解决,则理论的核心模型也仅能是“理论的”。因此对于理论的核心模型必须作如下几个方面的扩展,以使宏观经济模型取得实际应用的资格:
第一,加强货币金融内容,以分析包括货币资金在内的各类需求和供给以及它们的价格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加强这一内容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市场经济中政府财政政策必须通过货币金融机制发挥影响。
第二,加强税收内容,以分析财政收入的稳定性和财政政策的作用。
第三,加强国际贸易内容,对进出口商品和劳务进行分类,并引入各类进出口的价格因素。
第四,加强不同产业部门相互关系的内容,将GNP总量分解为适当的部门水平。为达到这一目的而采取的最有效的手段是引入投入产出方法。
当然,除了对核心模型增加内容之外,还可以采用其他另辟新路的方法。例如,建立货币主义模型以研究货币金融机制,解决货币金融政策问题;建立长期发展模型以研究解决长期动态均衡问题,以及投资品生产、技术变化和资本积累过程的描述问题。但这样做或多或少都会影响以核心模型为基础的主流派模型应用的广泛性。因此多数西方学者宁可通过扩展核心模型的方法保持和加强主流派模型的广泛应用性。实际上,在上述四个方面的扩展或加强中每一方面的引入都是在原有的模型中增加一类反馈机制,从而赋予模型更强的表现力。在这四种扩展中,我们将着重讨论第四和第一两个方面,这就是下面两节的内容。
四、扩展I——产业间联系、投入产出方法的引入
(一)投入产出方法的引入
早期的西方宏观经济模型基本上是凯恩斯理论的经济计量化,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在刺激对使用经济计量模型的期望和为模型的设定提供指导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模型主要集中于分析商品市场上的总需求和劳动市场上的产出和收入流量。另外,GNP或GDP核算概念的提出和有关数据的积累,使得早期西方宏观经济模型具有高度的总量性特点。这表现为模型变量基本是按照GNP的范畴设立的,例如消费总量、投资总量。
随着西方宏观经济模型的发展,除了对GNP范畴的总量研究需要继续深入外,对产业部门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要。这是因为,为了保持经济的稳定,不仅需要研究总量平衡,而且需要研究结构平衡。特别是对中长期的经济稳定来说,结构平衡显得更重要。即使对于短期来说,结构平衡也是总量平衡的基本要素之一。在西方市场经济中,各类商品的价格变动将会影响对它们的供需关系的变化,进而影响各产业部门之间关系的变化。另外,某些突发事件,例如石油冲击,对社会经济总量的最终影响,也必须通过对产业部门之间结构关系的研究才能得到。为了使模型具有研究结构问题的功能,进而进一步扩大模型的应用范围,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宏观经济模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地引入了投入产出方法。
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有主要使用投入产出方法研究产业部门间关系和长期发展问题的模型,[18]但更多的还是将投入产出方法与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结合起来。较为成功的结合使用投入产出方法的例子是布鲁金斯模型、[19]沃顿年度和产业预测模型。[20]另外,加拿大模型也有引入投入产出方法的。[21]西方发达国家模型引入投入产出方法,不仅限于研究产业部门间的实物流量关系,而且着重通过投入产出方法研究各产业部门产品之间的价格关系,因为实物流量与价格变动实际上是一个对偶关系。[22]因此,西方宏观经济模型引入投入产出方法时注意了两个方面:第一,怎样将产业部门价格与GNP范畴价格联系起来(这一点我们下面还要讨论)。第二,怎样利用经济计量模型调整由于价格和技术变化而变化的投入系数和生产过程中由价格引致的投入替代。[23]
(二)投入产出方法的作用
在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中引用投入产出方法,主要能起到以下两个重要作用:
第一,投入产出是将宏观经济模型中需求部分和供给部分联系起来的重要手段。这种连接可以使宏观经济模型供需两大部分具有全面的反馈关系,因为既可以通过投入产出矩阵分析产出供给对最终需求的影响,也可以通过其逆矩阵分析最终需求对部门产出的影响,从而避免了所谓“需求导向”或“供给导向”那种单向的传递关系。投入产出方法的重要性还在于它能为分析经济运动过程中中间投入流量和最终产品结构提供一个具有一致性的匡算框架,这是一般经济计量方程较难实现的。这种一致性是分析非总量的或产业部门间的一般均衡状态所必需的。沃顿年度和产业预测模型的主要作者普雷斯顿(Preston)曾指出:[24]“为长期问题的政策分析提供一个一般均衡框架是十分重要的。跟踪各种政策对需求范畴的直接影响仅仅是第一步。宏观经济框架中的投入产出能够提供一种高度结构性和系统性的方法,以跟踪不同政策在一个一般均衡框架中对非总量水平的影响。”可以这样理解,投入产出原则为宏观经济模型在各方面的应用限定了一个边界。至少对长期问题的研究来说,投入产出方法可以大大减少宏观经济模型犯严重错误的机会。
第二,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模型中,投入产出关系可以将产业部门水平的产出和价格与GNP范畴总量水平的产出和价格联系起来,保证了不同核算方法之间的一致性。对于这一作用的解释最好用数学方法来说明。
在投入产出关系中有:
其中:I - A是n维投入产出系数方阵,Xt是n维产出向量,Ft是n维最终需求向量。Ft可以表示为GNP范畴各要素(例如总消费、总投资)G1,G2,…,Gm的线性函数:
由(3.2.1)和(3.2.2)两式可得到
Ft和CGt分别是n维和m维列向量,它们的各元素之和均应等于GNP(在SNA体系中),而保证CG各元素之和等于GNP的是C矩阵的值。如果设fij是第i个产业部门的最终产品用于j个GNP范畴的数量,则
(3.2.3)式表示的是产业部门产出与GNP的关系。为了表示产业部门产出价格与GNP价格的关系,需要设Yt为各产业部门的增加值向量,B为增加值与总产出的转换对角阵,例如可设:
{bij}=B,{aij}= A,bij= 1/(1,则有:
那么部门的增加值可表为
如果设Pt为部门产出价格向量,Pgt为各类最终需求的减缩因子,则由
Pt′Yt= GNP = P′gtGt
可得到产出价格与GNP价格(或减缩因子)的关系
只要通过某种方法确定A、B、C的有关参数值,GNP价格便可表示为部门产出价格的加权和了。这种方法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概念的价格之间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方便。同样,也能保证对长期GNP价格的分析研究不致发生严重误差。
投入产出方法在宏观经济模型中除了上述两个重要作用外,处理投入产出系数与价格变动关系的一般原则对国际经济联接模型(例如LINK)所必需的国际贸易矩阵的系数的修订也有重要影响。[25]世界贸易矩阵,以及与之有关的市场份额系数矩阵和出口份额分布系数矩阵的系数修正有五种较为主要的方法,其中四种:希克曼—刘遵义(Hickman-Lau)方法,[26]森口—约翰逊(Morigushi—Johnson)方法,[27]塔普林(Taplin)方法和马瓦赫(Mafwah)方法[28]都直接与投入产出系数的修正方法有关。
最后需要指出,在宏观模型中引入投入产出方法为模型增加了一类反馈机制,即最终产品和中间投入之间的相互反馈,以及产出价格与GNP价格之间的相互反馈。投入产出不仅仅是对总需求的分配,因而这样的模型的两部分——投入产出和计量方程——之间不是递推关系,整个模型必须联立求解。
五、扩展Ⅱ——货币金融部分的引入
(一)货币金融部分的作用
前面已经提到,西方发达国家宏观经济模型之所以越来越重视货币金融部分,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这些国家逐步摆脱战时经济影响后,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导致的周期性经济波动的严重影响,研究分析经济的稳定发展已经成为西方宏观经济模型的主要任务。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货币金融手段的微调作用则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经常采用的措施。货币金融部分在西方模型中的作用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点:
第一,一般情况下,货币金融变量,特别是货币的供给、利息率等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短期的经济波动、生产过程中新技术的采用和各项价格水平的变动有着直接的影响。
第二,政府为保持经济稳定而采取的金融货币政策,例如银行的储备金率、贴现率等与总体社会经济活动的关系是通过模型中的货币金融部分实现的。
第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采取的财政政策是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相互联系的主要直接通道。而政府的财政政策的主要手段,例如税收、政府债券的销售和回收也都是通过货币金融部门得以实现的。
在西方宏观经济模型中,加强货币金融部分不仅具有上述三方面的实际意义,而且也刺激了新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发展。例如,在西方国家市场经济中,非均衡理论就是首先以货币金融问题为背景而提出的。[29]
(二)西方主流派模型中的货币金融部分
在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派模型中,或多或少,或强或弱都有货币金融部分内容。在20世纪40年代丁伯根所建立的宏观经济模型中,就已经出现了利息率和流动偏好等内容。克莱因在早期作为他所参与研制的模型的理论基础的凯恩斯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十分重视利息率和货币供给对国民经济各方面的影响。[30]当然,在早期有关货币金融变量经常是作为外生变量来处理的。
60年代以来,西方宏观模型的货币金融部分迅速得到加强。在布鲁金斯模型的研制发展过程中,充分体现了这一点。[31]该模型关于货币金融部分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首先是比较概括性的,包括定期活期存款、现金通货、定期存款率、银行自由准备金率、利率等方程。然后发展为包括19个方程的详细的货币金融部分,包括非金融公司持有的金融资产、保险、私人或住户借贷、银行资产和负债、多种利息率等。布鲁金斯模型的货币金融部分是在研制者们的探索中得到加强的,他们的研究结果为以后的其他著名模型关于货币金融内容的处理打下了基础。
沃顿Ⅲ型模型是用于经济预测和政策分析的。为了强调货币金融在短期模型中的作用,模型研制者在分析该模型的结构时,将其分为如下两个部分:“I——S曲线——商品和要素的需求和供给”和“LM曲线——货币的供给和需求”。[32]前一部分在原有沃顿模型[33]基础上讨论经济的一般消费、生产、投资、价格等内容。而后一部分,则通过货币的供给和需求分析利率和资本成本的生成:货币需求与GNP现价价格及短期利率相联系,货币供给与私人活期存款、联邦储备成员银行的非借入储备,联邦储备贴现率、市场利率相联系。同时还建立了定期存款、商业借贷等的供给和需求方程。正如模型作者所指出的:“大型经济计量模型的方程结构都是极其复杂的。事实上,沃顿Ⅲ型模型的方程体系可以分解为两大相对简单的部分——实际产品的供给和需求,以及金融部门的供给和需求。这个模型可视为是一个精制的IS——LM方案,而对于多数美国经济的大型宏观预测体系来说都是这样的。”
在主流派模型中,最充分重视货币金融内容的要首推MPS模型(参见第一章)。由于这个模型的主要研制单位之一是美国联邦储备局,其主要任务是进行货币金融政策分析,模型的研制者们在处理模型的货币金融部分时颇费心血,取得了较大成功,因而MPS模型被称为西方宏观经济模型中处理货币金融问题的典范和样板。MPS模型的1969年版本中共有171个方程,其中35个是货币金融方程,占20%多,可以说在当时这是讨论货币金融内容最详尽的宏观模型。[34]这样的模型设定使MPS模型除了具有全面分析国民经济各方面问题的功能外,特别可以分析商业银行、商业贷款市场、储蓄和贷款协会、互助储蓄银行的活动,并且能分析金融货币政策和政府财政政策的共同影响。许多学者利用MPS模型通过货币供给和需求及其相互影响对货币的存量均衡和短期利率的均衡作用进行过有意义的分析,[35]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详细讨论。在MPS之后的西方宏观经济模型,更加重视货币金融部分的作用,例如20世纪70年代的DRI模型,718个方程中有202个是关于货币金融的,占28%。[36]
(三)货币主义模型与主流派模型
既然需要使用经济模型方法研究货币金融问题,那么货币主义模型和包括货币金融部分的主流派模型哪一种更令人满意呢?安多曾以MPS模型为例研究过这个问题。[37]
货币主义理论与西方主流派理论有许多分歧,例如,货币主义认为名义收入完全由名义货币供给决定,这是主流派无法同意的。货币主义的其他观点,如财政政策对名义收入没有影响,弗里德曼认为其原因是因为货币和财政政策导致了LM曲线的变动,这表现为人们因此而调整自己的财产形式的选择;安多认为,LM曲线确实会因为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而变动,但是如果在宏观经济模型中反映了这一货币主义和非货币主义都能接受的机制,是否会得出货币主义主张的那种结论——财政政策对名义国民收入有没有影响呢?安多对MPS模型做了简缩处理,不仅保留了原模型的机制,而且加入了LM曲线因货币和财政政策而变动的机制。最后的研究结果表明,这样修改过的模型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加强了财政政策对实际和名义收入与产出的影响。
在安多的研究之前,已经有人通过MPS模型与圣路易模型(克莱因称除了此模型之外,“再没有可使用的货币主义经济计量模型了”)[38]的比较得出这样的结论:“MPS模型得到的货币政策的影响与圣路易模型的结果具有相似的等级,虽然在细节上有重要的区别。另一方面,由MPS模型得到的财政政策的影响显著地不同于圣路易模型的结论。”[39]安多的研究进一步说明了在全面综合分析方面,主流派模型比单纯货币主义模型的优越之处。事实上,货币主义模型可能在专门分析货币金融问题时有其优势,但因其简单,考虑的方面太狭窄,因而肯定不具备全面深入分析社会经济问题的优势。这里不妨将圣路易模型引述如表3-1所示,[40]可以看出:它仅有5个方程,确实过于简单了。
表3-1 圣路易模型
另一个例子是DRI模型。有人由这一模型的模拟得出这样的结论:[41]“完全系统乘数说明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效力,前者的滞后要长于后者。”这一结论似乎支持了货币主义者的观点(就滞后影响来说),但这样的结论恐怕是像圣路易那样简单的模型所无法得到的。
六、小 结
关于西方发达国家宏观经济模型的特点,本节着重讨论了它们的理论依据和在核心部分基础上的两个扩展。
在西方经济学家眼里,宏观经济模型是绝对不可缺少的经济研究方法,而且是与实际经济问题紧密联系的。例如,革登(Gorden)认为,宏观模型的应用应该有四个目的:经济预测、经济分析、政策指导、发展经济计量技术。[42]这样的目的决定了西方模型对待西方经济理论的不同流派的态度是兼容并蓄,而较少将它们完全对立起来。模型的研制者更愿意将模型对经济运动现实的尽可能近似的描述作为首要目标,而将经济理论的分歧置于次要的地位。正如克莱因新古典主义或其他任何东西所做的努力,比起能通过将核算所指出的:[43]“模型为那些标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新古典主义或其他任何东西所做的努力,比起能通过将核算恒等式,经济行为和技术方程,以及法律制度限制结合起来而得到对完全系统的好的近似的解释,显得不那么重要。”西方模型的研制者更多的是实用主义者,而不是理想主义者。
西方的宏观经济模型从核心部分到两个重要内容——产业部门间关系和货币金融部分——的扩展,可以用三个基本核算关系来概括,即:
(1)关于最终产品和劳务流的国民收入和生产的核算。
(2)关于货币和劳务的中间流量的投入产出核算。
(3)关于社会经济中各种金融资源使用的资金流量核算。
无论对一国模型或多国模型来说,上述三种核算确实概括了西方市场经济的主要内容。克莱因认为,[44]“如果我们能够将这一完全核算体系的所有内容全部内生解释,我们将在经济计量模型的研制中建立一个里程碑。”在克莱因那里,他总想使宏观经济模型能发展到一个尽善尽美的理想境地。但是除了人的认识和能力的限制外,就不同的应用目的来说,存在不同规模和不同侧重点,或不同类型的宏观经济模型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必要的。这实际上也正是西方发达国家宏观经济模型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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