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国家模型的特点

第四节　社会主义国家模型的特点

一、概述

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经济模型的特点是由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决定的。由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本质的不同，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经济模型在许多重要的方面显著地区别于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模型。波兰学者韦尔夫（W.WeLfe）曾做过这样的分析：^[71]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模型“显著地不同于发达市场经济模型的基本设定，这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而最基本的是：

——由于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不同导致的区别，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化部门的占统治地位的作用所导致的区别。

——国民经济中中央计划的存在。这意味着，只要考虑管理系统，则基本的经济决策，特别是在生产要素的配置和价格方面，都是按照总的社会利益由中央计划决定，或在计划的调整过程中进行修改。

——中央计划导向是为了实现总体社会目标。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国家的工业化和高增长率是首要的。在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富特色和最重要的目标是人民福利的稳步增加和充分就业”。

社会主义经济的所有制基础是公有制，社会主义经济的宏观管理手段主要是计划管理。它们决定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完全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首先从西方国家发生发展成熟起来的宏观经济模型方法是否能应用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机制研究？某些重要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凯恩斯，一贯对共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持否定态度，他们从理论上便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从而更谈不上用宏观经济模型方法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了。但也有一些持客观的科学态度的西方学者认为，至少社会主义作为当代一种存在的现实，有其合理因素，应该使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包括宏观经济模型方法，对其进行研究。例如克莱因就是一例，他曾在其成名之作《凯恩斯的革命》中，驳斥了凯恩斯对当年苏联的不负责任的攻击：^[72]“把凯恩斯的模型应用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未免迹近讽刺，因凯恩斯对社会主义特别是苏联制度之厌恶直言不讳。事实上，凯恩斯虽是许多经济事件的准确预言者但对俄国情况所作的预言却非常拙劣。例如他曾预言，‘……如果共产主义获得某些成功，这并不是它作为一种进步的经济技术而是作为一种宗教而获得的’ 。^[73]这几句话说明他对苏维埃体系的政治、技术和经济的基础完全缺乏理解。作为资产阶级生活赞美人的凯恩斯不甚了解，俄国经济在社会主义下为什么一直是而且将来还是一个持续的充分就业的经济，这种论点正是直接从他自己的简单经济模型中推论出来的。”

宏观经济模型是一种定量经济研究的方法，只要有足够的数据资料，它应能适用于任何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宏观经济模型方法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适用性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首先，社会主义宏观经济模型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为基础，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是迄今为止最科学、最革命的经济理论。虽然马克思本人未能全面充分地表述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发展的每一阶段可能出现的经济问题，然而他所指出的科学原则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仍然在指导着各国经济学者不断地探索，为宏观经济模型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应用开拓着越来越宽阔的道路。其次，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具有人类社会发展各阶段的经济运行机制的某些共性。这也是使用宏观经济模型方法的必要性的一个方面。最后，计划经济的确定性特点使得社会主义宏观经济模型具有相对较少的随机方程部分，而具有相对较多的确定性方程部分，因而有可能使模型表现得更准确，有更广泛的应用范围。它不仅能够像西方发达国家模型那样用于分析、模拟、预测，回答经济运行“是怎样”或“将会怎样”的问题，而且可以服务于经济计划的制订，回答经济发展“应该是怎样”的问题。

世界各国的持严肃态度的经济学家，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在研究社会主义国家宏观经济模型问题时，都将模型与计划密切地联系起来。例如，韦尔夫将模型为计划服务分为两个阶段，即制订计划和计划的执行实现；^[74]夏皮罗等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模型不仅反映计划的重要性，而且正是计划决定了模型的用途。^[75]夏皮罗等人还归纳了当年东欧国家宏观经济模型的五个主要特点，它们是：第一，由于为计划服务，因而模型主要是中长期的（现在也出现了一些用于短期预测研究经济波动的模型）；第二，模型依据MPS核算体系，这一体系强调物质生产，忽视了劳务，缺乏货币金融内容；第三，模型注重工农业的发展研究，生产方程是模型必不可少的最主要部分，而生产的投入要素多为外生决定以反映计划配置特点；第四，需求的总量性，总需求一般分为个人消费、社会消费和投资积累，以及外贸平衡。由于计划平衡的保证，模型中较少考虑供需平衡机制的内生化；第五，注重经济发展，较多地考虑生产能力的生成，而较少考虑生产能力的利用。

以上五条可以作为对早期社会主义宏观经济模型特点的概括。下面几小节将先概述当年几个东欧国家宏观经济模型的发展情况，再对模型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加以讨论。

二、几个东欧国家模型的发展

乌家培教授曾做过这样的概括：^[76]“波兰与匈牙利两个国家于20世纪60年代初就进行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试编工作，目的在于研究它在计划工作中的应用。60年代末期，除波兰、匈牙利进一步建立第二代模型外，捷克、民主德国、苏联都开始了这项工作。到1980年的统计，波兰编制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已有22个，捷克有18个，匈牙利有16个。它们是苏联和东欧国家中搞经济计量模型最多最快的国家。”

匈牙利最有代表性的宏观经济模型是由匈牙利中央统计办公室和经济计量实验室研制的M系列模型，包括从1965年出现的M-1，到目前为止有文献可查的M-4。^[77]M-1模型是一个年度的线性模型，其中决定产出的投入要素或是外生确定，或是用滞后变量或时间序列方法确定，甚至人均收入和资本积累都是外生确定的。部门划分为农业、非农业。20世纪70年代初出现的M-2模型则已包括了23个随机方程和3个恒等式，部门划分为8个。虽然在消费方面加以细化，但是产出的投入要素仍然基本上由外生决定。M-3模型是在捷克斯洛伐克与匈牙利两国模型工作者合作进行模型对比研究，以期发现东欧国家宏观模型的共同特点的过程中建立的，其特点与捷克的VVS-1模型类似（将在下面讨论）。M-4模型出现于70年代中期，这个模型的特点是将经济计量方程与投入产出内容结合起来。经济计量方程包括11个随机方程，5个恒等式，投入产出方程有15个。在这个模型中，投资已成为内生变量。该模型虽使用了投入产出方法，但仅是用它由净产值计算总产值和最终需求，基本上是递推关系，二者联系得比较生硬。除了M系列模型外，自70年代以来匈牙利经济研究所和计划研究所也研制了一些中等规模（包括几十个方程）的模型，在这些模型中，产出、投资、固定资产存量、工资收入、个人消费等逐步实现了内生化。

波兰最早的模型由卡托维茨经济学院建立于19世纪60年代中期。^[78]这是一个以1950～1961年度数据为基础的线性模型，包括7个随机方程和1个恒等式，整个模型为递推关系。内生净物质产品、资本积累、实际人均收入和就业等。以上各变量的确定都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反映计划因素的政策变量。在这之后不久，卡托维茨经济学院的第二个模型就不再是递推的了，并且对产出和投资加以部门细化。70年代以后，波兰有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系列模型。一个是马谢也夫斯基（Maciejewski）等人研制的KP系列模型。^[79]这个系列目前有文献可查的有KP-1和KP-2，它们的目的都是全面研究社会经济问题，为中央计划的制订服务。KP-2比KP-1的划分更细，它包括190个内生变量，121个随机方程。另一个是韦尔夫研制的W系列模型。^[80]这个系列从1973年的W-1模型起，到目前为止已见到W-5模型。W系列模型的第一个特点是规模较大，如W-3模型已有137个随机方程，242个内生变量，106个外生变量。由于结合使用了投入产出方法，随着部门划分的细化，韦尔夫认为模型“很容易超过2000个方程。”W系列模型的第二个特点是反映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这表现在模型导向机制的分析和金融货币内容的逐步引入。

捷克斯洛伐克最有代表性的宏观经济模型是VVS系列模型。^[81]VVS -1模型是70年代初捷克与匈牙利合作进行对比研究时建立的。这个模型有三个递推块：第一块由前定变量决定产出和私人消费，第二块决定就业和进出口，第三块决定就业分布和工农业部门产出。共有8个随机方程，4个恒等式。之后出现的VVS-2模型有17个随机方程，10个恒等式。VVS-3模型有37个随机方程，15个恒等式，分为8个部门，是季度模型。VVS-4是区域模型。80年代初完成的VVS-5模型则是一个连接模型体系的中心模型，它与结构分析模型、收入消费模型、分配过程的平衡分析模型相连接，采用迭代方法求解，用于分析国民经济各方面的问题。

由于苏联国土辽阔，很少见苏联学者自己建立的全国宏观模型。外国学者曾编制过一些苏联模型，其中较有影响的有日本学者二羽（Niwa）的“苏联经济增长第4号简化模型”^[82]和美国学者格林（Green）等人编制的“SRI-WEFA苏联经济计量模型”。^[83]前者是一个递推模型，有20个方程。后者规模较大，有115个内生变量和65个外生变量。苏联国内较具代表性的模型是乌克兰地区系列模型（UKR），^[84]UKR-1有15个方程，而UKR-2模型已有了1000多个方程。

三、早期社会主义国家模型特点

早期的社会主义国家宏观经济模型的特点是与经济计划密切相连的，模型出现的第一个目的就是为经济计划的制定服务。因此模型结构类似于计划结构，模型变量类似于计划变量。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模型以MPS核算体系为基础，注重社会产品的物质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MPS体系的主要平衡关系有：表现社会总产品的形成和分配的物质产品的平衡；表现国民收入的形成、初次分配、再分配和最终分配的价值平衡；固定资产平衡以及劳动力和就业的平衡。这些平衡实现的手段不是市场机制的自然调节，而是主要由经济计划决定的。因而对以MPS体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经济模型来说，表示上述平衡关系的恒等式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型中，上述平衡在多数场合是社会经济运行的结果，而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模型中，上述平衡在多数场合则是经济计划要求的反映。

第二，早期社会主义国家宏观经济模型的结构关系存在着明显的递推关系。这种递推关系明显地表现为：供给→使用的方向。或更详细些，表现为：生产→初次分配→再分配→最终分配这样的过程。过程的各环节之间没有反馈机制，各环节之间传递的数量关系多数也是由计划参数决定的。这样的模型结构关系反映了制定经济计划的指导思想：首先是能生产多少产品，然后才是怎样分配使用这些产品。这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僵硬的一面，也是影响早期社会主义国家宏观经济模型在为制订计划服务之外难以得到更广泛应用的原因之一。

第三，由于以供给为出发点，生产部分必然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宏观经济模型的主要部分。生产方程的处理基本上是产出由投入要素决定。另外，由于存在经济计划，投入要素的数量及其在部门间的配置在模型中经常表现为外生决定。简单的处理方法是直接外生决定部门产出的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量。复杂一些的方法是由滞后投资积累形成的固定资产作为投入要素之一，但投资数量以及投资分配的部门系数的变化又是计划外生的。这一鲜明的特点不仅表现在早期的社会主义国家模型中，直至现在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模型处理投资——固定资产——产出问题的主要方式之一，因为它确实反映了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的一个重要内容。早期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模型是与当时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的现实相联系的，因此除了产出的投入要素、投资的部门分配是由计划外生决定的，其他一些指标，如积累率、工资水平，甚至价格水平都是由计划外生决定的。此外，世界贸易价格，甚至进出口等内容也由外生决定。早期社会主义国家宏观经济模型这种较多外生变量的特点，固然使得模型结构较为清晰，适合计划者的正向分析思维习惯，但毕竟损害了模型方法的灵活性和应用的广泛性。

第四，早期社会主义国家宏观经济模型与西方发达国家模型的另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不平衡现象的调整手段的不同。后者主要依靠价格、工资水平、财政税收、货币金融等手段调整不平衡；而前者则是依靠存货和储备的增减、投资数量和结构的变化以及进出口来调整不平衡。在早期社会主义国家模型中，典型的财政金融货币调节工具变量，例如利率、税收、赤字等，或者不存在，或者与模型的生产部分仅有较弱的联系。

早期的社会主义国家宏观经济模型，一方面表现出鲜明的强烈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特点，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某些人类社会普遍的客观经济规律的因素。下面仅以两个问题为例：

第一，这些模型中不仅反映了计划因素，而且反映了各经济单位的行为因素。这表现为除了诸多直接计划参数外，还有间接行为和技术参数对经济运行各方面的影响。例如，生产方程中的投入要素的替代弹性参数、消费方程中的各种倾向参数，以及投入产出系数等。这些行为和技术参数的影响，是任何计划所难以全面改变的。好的经济计划必须以这些客观参数为基础，好的计划经济模型也必须能正确地估算和应用这些客观参数。模型中行为随机方程存在的本身就是客观经济规律因素的反映。即使行为随机方程中出现计划政策变量作为解释变量，也正说明了经济计划必须顺应客观经济规律。

第二，投入产出方法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经济模型中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是部门细化的手段，而且更在于投入产出概念和原则是社会主义模型的“基础”。首先，投入产出概念指出了产出是要素投入的结果，而投入产出表则给出了各种投入要素对产出的比例关系。其次，在投入产出方法的基础上，不仅能够决定对各种产品、劳务和生产要素的需求，而且能够决定各种生产要素和产品的供给。从最终产品的构成开始，通过各部门的生产和进口，直至对劳动力、固定资产和投资的需求数量，决定了需求；同时，各生产要素的供给决定了潜在的生产能力。国内和进口产品的供给决定了满足国内最终使用者——生产者、消费者、储存者和出口的需要的可能性。最后，投入产出表的严格的数量恒等关系，为计划经济的综合平衡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内容，虽然它们仅是侧重于物质产品和生产技术方面。本章第4.2节中提到的几个东欧国家的系列模型，除了开始阶段较简单的试验模型之外，都很快引入了投入产出方法的概念和原则。当然，目前的投入产出方法尚不能充分反映资金流量和价格的关系，这对于上述国家的模型并无大的妨害，同时这也是这些国家宏观经济模型必须加以完善的方向。

四、经济改革时期社会主义国家模型特点

对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与这一趋势相应，社会主义国家宏观经济模型也必须适应改革的需要。然而，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都尚处于探索阶段，多年形成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与已经进行了改革的某些方面并存，社会主义国家模型也处于一个探索的过程中，因而研究这一时期模型的特点是困难的。我们仅就传统模型需要发展以反映经济体制改革趋势的必要性，以及目前已经比较显著的模型发展的两个特点和模型方法面临的问题进行讨论。

无论反映哪一种社会制度的模型，无论模型是为了服务于制定经济计划还是用于经济预测和政策分析，都必须首先能够较正确地抽象地再现社会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因此宏观经济模型必须包括社会经济运动的基本内容。韦尔夫曾将模型必须包括的基本内容概括为以下三个：^[85]①生产过程的技术条件。②反映社会制度和人们行为的分配和消费过程。③经济和社会的管理系统，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计划的作用集中反映在③中，而①和②则基本是由客观经济规律决定的。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之所以必须改革，就是因为其僵硬的管理系统往往不适应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宏观经济模型发展完善的方向。第一是更准确地再现①和②中客观经济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表现，第二是及时地使模型反映出经济改革所导致的经济机制的改变。这就是传统社会主义宏观经济模型需要发展完善的必要性。

从20世纪70年代初，东欧国家的宏观经济模型已开始注重反映经济改革带来的变化。改革时期社会主义国家模型转变的特点有两个：导向模式的转变和财政金融货币价格内容的增强。

早期的社会主义国家模型确实具有所谓“供给导向”的特点，即，第一，模型结构遵循“生产→使用”的单向递推路径；第二，生产的投入要素的数量由外生决定。然而，正如第二章关于导向问题的讨论中所说明的，“任何一个社会的经济运行机制都不能简单地由需求导向或供给导向所概括，而且需求导向也绝不仅仅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所独有的，同样，供给导向也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所独有的”。早期社会主义国家宏观经济模型所表现的这种明显的“供给导向”特点，既是传统计划方式僵硬一面的反映，也是鉴于当时人们经验不足，在探索模型方法应用的过程中所必经的阶段。即使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经济运行也存在着反馈机制。例如，对物质生产部门的投资决定于某些部门的产出水平，对投资需求的实现引起对投资品的需求，进而引起对建筑业、重型机械产业、原材料产业的产出的需求，这又进一步引起对这些产业的投资需求。这样的加速作用是与消费对生产的反馈乘数作用相联系的。又例如，工资水平的提高，导致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虽然价格变动可起一定的调整作用，但必然引起对消费品需求的增加，这又要求相应部门生产规模的扩大，进而又进一步引起工资总量水平的提高。上述例子说明，由于反馈机制的客观存在，早期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模型必然要摆脱单纯供给导向的状态，而经济体制改革则为实现这一变化创造了客观条件。因此可以说，在经济体制改革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模型走出单纯供给导向的“迷谷”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另外，社会主义国家模型发展的方向也不可能是单纯需求导向的。公有制基础上的经济计划必须存在是一个重要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经济运行中经常性的结构性短缺或不平衡的存在。“瓶颈”部门表现为供给方面的限制或部门比例的不协调，^[86]这一限制对整个经济存在着严重的单向影响。如果对资金总量性和结构性短缺处理不当，则还会产生反馈影响。因此，早期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模型导向机制的转变这一特点的出现，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模型的应用顺应客观经济规律发展的结果。但是，这种转变要充分考虑各种需求的作用，而不是转变为单纯需求导向。前些年东欧国家出现的一些非均衡模型便是这种转变的结果之一，非均衡模型同时考虑经济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以及在价格相对固定时二者之间的不平衡问题。

如果说第一个特点——导向模式的转变的出现，是对经济规律的客观性的反映，不完全依赖于经济体制改革，那么第二个特点——财政金融货币价格内容的加强，则完全依赖于经济体制改革了。上述内容是宏观调控国民经济运行的手段，是否使用它们依赖于宏观经济管理系统的决策，它们能否发挥作用依赖于具体的社会经济环境条件。充分发挥财政金融手段的调控作用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因而改革时期社会主义国家模型对财政金融货币价格内容的加强完全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直接结果。具体地说，在早期社会主义国家模型中，价格或是不出现，或是外生，而在这之后，价格则部分地成为内生的。除了某些特殊的商品价格由国家规定仍为外生，总的价格水平和部门价格水平都成为经济运行的结果。

最后，讨论一下改革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宏观经济模型面临的主要问题。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非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都深切地感觉到使用宏观经济模型方法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社会经济问题的困难。除了改革理论问题以及改革时期政策变动频繁，使得需要相对稳定的样本期的模型难于把握的原因之外，最大的困难在于缺乏足够的数据。经济体制改革造成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某些变化，一方面，用原有数据估算的结构参数可能已不能反映新机制的特点；另一方面，新出现的必要参数因为没有数据而无法估计。因此，在这种条件下研制和应用宏观经济模型可能需要更高超的“艺术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放弃模型方法，而是需要与其他经济分析方法更好地结合，在使用已有模型或已有数据时要更加“细心”。社会主义国家宏观经济模型在经济体制改革条件下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关于改革的经济理论的深入发展。需要有关数据资料的整理和积累，需要模型理论和技术的完善。

（2）D．Kresge：“Price and Output Conversion：A Modified Approach”，J．Due senberry et al．（eds）：The Brookings Model：Some Further Results，1969，pp.85-108.

（2）L．Taylor：“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Technical Implications”，同［54］，Ch．3.

（2）A．Hirschman：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1958，Ch．9.

（2）L．Halabuk：“ The M -2 Model：Estimation and Structure”，Laboratoriumi Munkaanyagok，10（1970）.

（3）K．赫来亚克：《一个与投入产出相结合的经济计量模型：M-4模型》，乌家培，周方编：《外国宏观经济模型文选》，1984年。

（2）W．Maciejewski，J．Zajchowski：“Econometric Model of the Polish Economy KP-2，Primary Results”，1974.

（2）W．Welf：Balanced Forecasts and the Econometric Model of the National Economy，1974.

（3）W．Welf，L．Tomaszewicz：“Econometric Macromodels Including the Input-Output Analysis，Problems and Practical Solutions in the W -2 Model of the Polish Economy”，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ynamics and Control of National Economies，1979.

（4）W．Welf：“Models of the Socialist Economy”，L．Klein：Lectures in Econometrics，1983，pp.197-203.

（5）Z．Czerwinski，W．Welf：“Macroeconomic Modelling Based oil Econometric and Simulation Models for Polish Economy”，W．Hildenbrand（ed）：Advances in Econometrics，1982，Ch．11.

（2）I．Sujan et al．：“Short-Term Prognostic Model of the National Economy，Computable Econometric Model of Quarterly Prognostic Values Comprising Selected Indexes of the Czechoslovanian National Economy”，1973.

（3）I．苏扬、M.特卡施：《捷克斯洛伐克经济计量预测模型》，乌家培、周方编：《外国宏观经济模型文选》，1984年。

（2）A．Yemeljanov，F．Kushnirski：“Econometric Model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of the Ukrainian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1972.

【注释】

[1]L．Lau（ed）：Models of Development：A Comparative Study of Economic Growth in South，Korea and Taiwan，1986.

[2]乌家培：《数量经济学若干问题》，1985年，第130页。

[3]F. Adams，S．Siwarakasa：“Comparision of LDC Macroe conometric Models”，1988，Project LINK Fall Meeting.

[4]H．Shapiro，L．Halabuk：“Macro-Econometric Model Building in Socialist and Non -Socialist Countries：A Comparative Study”，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17（1976），pp.529-565.

[5]同［2］，第167～172页。

[6]L．Klein，E．Burmeister（eds）：Econometric Model Performance，1976，p.1.

[7]同［4］，p.534.

[8]R．Epstein：A History of Econometrics，1987，pp.87-88.

[9]J．Tobin：“A Survey of the Theory of Rationing”，Econometrica，20（1952），pp.521-553.

[10]M．Intriligator：Econmetric Models Techniques，and Application，1978，pp.454-456.

[11]L．Andersen，K．Carlson：A Monetarist Model for Economic Stabilization，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Louis Review，L11（1970），pp.7-21.

[12]L．Klein，A．Goldberger：An Econometric Model of United States，1929 -1952，1955.

[13]萨缪尔森：《经济学》，高鸿业译，1982年，上册，第289页。

[14]B．Hickman，R．Coen，M．Hurd：The Hick man-coen Annual Growth Model：Structural Characteri stics and Policy Responses，见［6］，Ch．13.

[15]O．Eskstein，E．Green，A．Sinai：The Data Resources Model：Uses，Structure，and Analysis of the U．S．Economy，见［6］，Ch．9.

[16]同［15］，pp.212.

[17]同［4］，pp.538-539.

[18]C．Almon，M．Buckler，L．Horwitz，R．Reimbold，Interindustry Forecasts of the American Economy，1975.

[19]（1）F．Fisher，L．Klein，Y．Shinkai：“Price and Output Aggregation in the Brookings Econometric Model”．J．Duesenberry et al．（eds）：The Brookings Quarterly Econometric Model of the U．S，1965，pp.653-679.

[20]R．Preston：The Wharton Annual and Industry Forecasting Model，Economic Research Unit，Department of Economics，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1972.

[21]M．McCrackeil：An Overview of Candide Model 1．0，Economic Council of Canada，1972.

[22]L．Klein：“Research Contributions of the SSRC—B rookings Econometric Model Project ADecade in Review”，G．Fromm，L．Klein（eds）；The Brookings Model：Perspective and Recent Development，1975，Ch．2.

[23]R．Preston：“The Wharton Long Term Model：Input-Output Within the Context of a Macro Forecasting Model”，见［6］，Ch．1-4.

[24]同［23］，pp.271-272.

[25]汪同三：《关于国际经济关系模型的几个问题的评述》，《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88年第6期。

[26]B．Hickman，L．Lau：“Elasticities of Substitution and Export Demand in a World Trade Model”，European Economic Review，4（1973），pp.347-380.

[27]C．Morigushi：“Forecasting and Simulation Analysis of the World Econom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LXIII（1973），pp.402-409.

[28]K．Marwah：“A World Model of International Trade：Forecasting Market Shares and Trade Flow”，Empirical Economics，1（1976），pp.1-39.

[29]同［4］，p.542.

[30]L．Klein：Keynesian Revolution，1966，Ch．3.

[31]同［22］，p.17.

[32]V．Duggal，L．Klein M．McCarthy：“The Wharton Model MarkⅢ：A Modern IS——LM Construct”，同［6］，Ch．8.

[33]M．Evans，L．Klein：“The Wharton Econometric Fore casting Model”，Economic Research Unit，Wharton School of Finace and Commerce，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1968.

[34]同［10］，pp.448.

[35]J．Cooper，S．Fischer：“Simulation of Monetary Rules in the FRB——MIT——Penn Model”，Journal of Money，Credit，and Banking，4（1972），pp.384-396.

[36]O．Eckstein，E．Green，A．Sinai：“The Data Resources Model：Use，Structure，and Analysis of the U．S．Economy”，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15（1974），pp. 595-615.

[37]A．Ando：“Some Aspects of Stabilization Policies，The Monetarist Controversy，and the MPS Model”，同［6］，Ch．7.

[38]同［6］，p.4.

[39]F．Modigliani：“Monetary Policy and Consumption：Linkagesvia Interest Rates and Wealth Effects in MPS Model”，Consumer Spending and Monetary Policy：The Linkages Conference Series，No．5，1971.

[40]L．Andersen，K．Carlson：“St．Louis Model Revised”，同［6］，Ch．3.

[41]同［15］.

[42]R．Gordon：“Discussion”，G．Fromm，L．Klein（eds）：The Brookings Model：Perspective and Recent Development，1975，p.23.

[43]同［22］，p.28.

[44]同［22］，pp.27-28.

[45]L．Klein：“What Kind of Macroe conometric Model in Developing Economies”，The Indian Economic Journal，1965.

[46]N．Narasimhan：Short—Term Planning Model for Indian，1956.

[47]L．Taylor：Macro Model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1979，pp.2.

[48]S．Ichimura：“A Survey of Econometric Model—Building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S．Ichimura，M．Ezaki（eds）：Econometric Models of Asian Link，1985，Ch．1.

[49]同［2］，第136～137页.

[50]K．Krishnamurty，V．Pandit：Macroeconometric Modelling of Indian Economy，1985．

[51]L．Klein：“Foreward”，见［50］.

[52]同［2］，第137页。

[53]同［47］，pp.2-3.

[54]J．Kornai：“Models and Policy：The DialogueBetween Model Builder and Planner”，C．Blitzer，P．Clark，L．Taylor（eds）：Economic Wide Models and Development Planning，1975，Ch．2.

[55]（1）B．Dahiya（ed）：Development Planning Model，1982.

[56]A．Manne，A．Rudra：“A Consistency Model of India’ s Fourth Plan”，S．Dahiya（ed）：Development Planning Models，1982，Ch．2.

[57]K．Krishnamurty：“Inflation and Growth：A Model for India”，见［50］，p.25.

[58]同［50］，pp.5.

[59]J．Robinson，Aspects of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1979.

[60]同［58］.

[61]同［45］.

[62]L．Klein：“The Supply Side”，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8，p.6.

[63]同［47］，p.6.

[64]（1）C．Furtado：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1964，Ch．5.

[65]H．Chenery，A．MacEwan：“Optimal Patterns of Growth and Aid：The Case of Pakistan”，I．Adelman，E．Thorbecke（eds）：The Theory and Desig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1966.

[66]H．Chenery，M．Bruno：“Development Alternatives in an Open Economy：The Case of Israel”，Economic Journal，72（1962），pp.79-103.

[67]L．Taylor：“Two Fixed—Price Disequilibrium Models”，同［47］，Ch．8，p.126.

[68]K．Devis，J．Melo，S．Robinson：General Equi librium Models for Development Policy，1982.

[69]同［50］，pp.13-15．

[70]同［54］，pp.23-30.

[71]W．Welfe：“Models of the Socialist Economy”，L．Klein：Lectures in Econometrics，1988，pp.199-200.

[72]克莱因著，薛蕃康译：《凯恩斯的革命》，1962年，第80页。

[73]J．Keynes：Essays in Persuation，pp.305.

[74]同［71］，p.200.

[75]同［4］，PartⅢ，pp.545-556.

[76]同［2］，第135页。

[77]（1）L．Halabuk et al．：“The Statistical Macromodel M-1 of the Hungarian Economy”，Nemzetkozi Modeszertani Fuzetek，7（1965）.

[78]A．Barczak et al．：“Econometric Model of the Polish National Economy”，1968.

[79]（1）W．Maciejewski，J．Zajchowski：“Experimental Application of the Econometric Model of Polish Economy to Simulation Purposes of the Economic Growth”，Gospodarka Planowa，9（1973）.

[80]（1）W．Welf：“A Medium-Term Econometric Model of the Polish Economy”，1983.

[81]（1）I．Sujan et al．：“An Experimental Comparision of the Czechoslovanian and Hungarian National Economies by Means of Common Econometric Model”，1971.

[82]H．Niwa：“An Econometric Analysis and Forecast of Soviet Economic Growth”，P．Wiles（ed）：The Prediction of Communist Economic Performance，1971，P339-372.

[83]D．Green，C．Higgins：The SRI—WEFA Soviet Econometric Model，1974.

[84]（1）A．Yemeljanov，F．Kushnirski：“Dynamic Model of the Econometric Type for the Ukrainian SSR”，1970．

[85]同［71］，p.201.

[86]J．Kornai：“Some Properties of the Eastern European Growth Pattern”，S．Cohen et al.（eds）：The Modelling of Socio-Economic Planning Processes，1984，Ch2，pp.1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