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与金融在模型中的地位

第三节　财政与金融在模型中的地位

我们已经多次提到了，在社会主义传统的宏观经济模型中，财政和金融的内容不是十分显著的，主要表现在：第一，对财政和金融内容的描述比较简单；第二，财政金融政策对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影响不明显。之所以这样，并不是因为社会主义宏观经济模型的研制者忽略了这一问题或能力不足，而是因为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乃至进入改革阶段之后，实际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金融调控政策的软弱性和财政调控政策应用的不足。本节的目的是讨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因为只有正确地了解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才能更好地把握中国宏观经济模型的特点，进而在改革继续深化时，能够找到使模型适应形势发展的方法。

一、金融政策的软弱性

从西方经济理论来看，金融政策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公开市场业务、准备金率和贴现率（或银行利息率）。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银行体制逐步向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的体制靠拢，但全面实现上述金融政策三方面的条件尚未完全成熟。公开市场业务，除了规模不大的国库券交易外几乎是零；准备金率由于行政措施的干预已经变形走样；仅有利息率一项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使用的手段。

银行利息率表现为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存款利率影响储蓄者的存款水平，但是这种影响的大小是由储蓄者在社会经济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一般情况下，储蓄者首先是一个有某种收入来源的消费者。这样的消费者是否同时具有投资行为，将使其储蓄水平受存款利率影响的程度有所不同。如果消费者没有投资行为，其收入主要用于消费，那么他们对存款利率的高低相对不敏感，他们的储蓄往往只占其收入的较小比例。除非在剧烈的经济波动时期，人们对未来价格水平变动的预期严重地背离了当前的价格水平，不会造成消费者提前消费（如果可能的话）或推迟消费的强烈变动。因而在较为稳定的时期，没有投资行为的消费者的储蓄倾向不会有剧烈变化。

相对来说，具有投资行为的消费者则对存款利率较为关心，他们的储蓄水平对银行的存款利率的变动比较敏感。他们的收入除了维持正常的生活之外，尚有相当部分可以通过储蓄取得一定的收益。这部分财富是否通过储蓄形成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银行利息率的调节。

马克思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广大劳动者是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取得收入的雇佣工人，他们的所得是由仅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和延续后代的劳动力价格决定的。因而劳动者仅是维持最低消费水平的消费者，根本谈不上投资行为，也就谈不到对银行利息率的敏感程度。在社会主义传统体制下，劳动者个人同样不具备投资行为。因为国家通过收入分配政策包揽了投资，甚至还包揽了人民生活的许多方面（如住房）。劳动者个人的储蓄存款对本人来说绝不意味着投资行为，因而对银行利息率也是不敏感的。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金融政策一贯存在软弱性的原因之一。

贷款利率对维持再生产的流动资金贷款需求和扩大再生产的长期投资贷款需求产生影响。但是就一般意义来说，长期贷款需求和短期贷款需求对于贷款利率的敏感程度是有所不同的。短期贷款需求对利率相对敏感，这是因为贷款者比较容易将贷款利率与短期价格水平变动作比较，进而判断使用贷款所能带来的收益与取得贷款所付出的代价的关系。长期贷款需求则不同，其预期收益往往带有更多的主观因素色彩，因而对贷款利率的敏感程度要弱得多。克莱因指出^[8]，“适当的贴现率是由利息成分和主观风险组成。后一部分不仅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贴现变数的非利息成分也许远较利息成分为重要，因而使利率的任何波动不会具有很大的关系。”只要投资的长期预期收益率高于贷款利率，就会形成长期投资贷款需求。

比较而言，银行利率的变动对社会总消费的影响较弱，对社会总投资的影响较强，试图使用利率手段减少或增加总消费需求的效果将远不如减少或增加总投资需求的效果。在我国，由于传统经济体制弊病的影响，行政干预不适当地凌驾于市场机制之上，从而使贷款利率政策对控制总投资需求的效果也大大地打了折扣。

在传统的经济体制下，金融政策的作用本来就比完全实行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来得弱。在我国，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断地加强金融政策（特别是变动银行利率）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但是迄今为止，仍存在着种种弱化金融政策作用的特殊因素。概括起来，就是金融市场机制和金融体系的不完善、不健全。在这种条件下，必然导致金融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的软弱性。

二、财政政策的不足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公有制经济本身也要求社会经济系统中存在远比私有制条件下强得多的计划机制，加之财政政策本身就带有较强的计划性特点，因而从理论上讲，财政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发挥调控作用的可能性和现实性都是存在的。问题是我们在宏观经济管理中是否自觉地、正确地使用了财政政策。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财政（以及地方财政）应该兼有两个功能：一是对政府及有关范围内的日常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进行决策并实施管理工作；二是通过财政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系统的运行，保证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如果仅仅具有第一个功能，则各级财政无异于仅是各级政府的会计和出纳，至多是有一定自主权的会计和出纳。财政的第二个功能往往被忽视，或仅是被动地使用。要做到正常发挥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首先，这种作用必须是主动的，或具有前瞻性；其次，这种作用必须是正确的，要具有合理性。在我国的目前阶段，由于两种体制正在转换，加之某些政策的失误，使得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各种矛盾和摩擦相当尖锐，主动和正确地制定和执行财政政策，以达到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目的，就具有了更为重要的意义。然而，我国财政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情况显然是不尽如人意的：一是被动，落后于形势，给人以亡羊补牢之感；二是没有充分地使用财政调控的可能手段；三是政策不当产生了反作用。

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政府开支（包括财政赤字）、转移支付和税收三个方面。在我国，政府开支不仅包括政府机构、武装部队的日常费用以及公益性建设和经常的费用开支，而且包括很大一部分社会生产性投资开支，这就增加了使用政府开支手段调控宏观经济的难度。财政政策怎样抵御各种形式的投资饥饿症的侵袭，在长期短缺的条件下如何完成投资规模的控制和投资结构的转换，可以说是我国财政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转移支付手段是实现国民收入合理再分配的重要手段，它对于解决社会宏观层次的公平和效率的矛盾能起到重要的作用。税收不仅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而且应有助于调节社会各阶层过分悬殊的收入差别。更重要的是应通过对不同产业部门采取不同的税收政策，保证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的实施。和金融政策相比，财政政策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作用是主动的。就金融机构自身的利益来说，金融政策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作用是被动的。财政政策不足的表现之一，就是上述各项财政政策措施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在我国，不当的财政政策对经济系统产生的反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第一是财政计划中的赤字政策，其危害性已为人所共知；第二是财政赤字强行向银行转嫁，即所谓透支。不当的财政政策加重了金融政策作用的软弱性。为了克服这些弊病，加强民意机构对财政预算及执行情况的监督，只允许用国债弥补赤字，同时使银行系统独立于国家行政管理系统之外，不失为两项值得着重考虑的建议。

相对于金融政策来说，财政政策在今后较长的时期内，应该也能够对宏观经济发挥更重要的调控作用。第一，我国的财政计划基本上以年度计划为主，因而它在短期内就能发挥较为显著的作用；第二，财政政策的内容相对多样一些，使用起来较有灵活性，每项具体财政政策可以使用的度的范围比较宽，目标与手段的联系较直观、易掌握；第三，财政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政府的职能，更有利于从宏观角度考虑各项具体政策的得失；第四，我国的国民经济管理长期习惯于使用计划手段，财政政策又具有较强的计划性特点，因而使用财政政策可能更自如一些。

三、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关系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的情况是：金融政策效果软弱，金融市场机制尚未形成；财政政策使用不足，未能充分发挥作用；财政部门自觉应用可行的财政手段调控国民经济的意识不足，经验不够。这就需要加强金融市场机制的建设，加强独立的银行体系的建设，使金融政策的作用“硬”起来。同时，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和积累灵活有效地发挥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调控作用的经验，真正做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由各项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来实现。对宏观经济的有效调控，需要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有效结合。当然，这两类政策还需要与其他有关政策（如价格政策、产业政策）有效结合起来。

当前需要注意的是另一方面，即财政政策怎样与金融政策分开，各负其责的问题，前面已经谈到，在传统计划体制下，财政往往越俎代庖，干涉或妨碍了金融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金融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较之财政政策更具市场经济的特点。金融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意图表现为它对社会发出的信号，如准备金率、银行利率的变动。金融政策的操作表现为存款者从银行得到的收益的变化，贷款者从银行获得贷款的难易程度和付出代价的变化，以及其他金融交易代价的变化。金融政策的执行结果表现为货币发行量的增减，经济环境的变化，以此达到调控宏观经济、保障稳定发展的目的。银行系统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一个特殊的部分，然而它毕竟是政府行政系统之外的社会经济系统的一部分。因而，政府对金融活动的影响应该通过财政政策施加，而不应通过行政命令干预。例如由政府决定银行利率，由政府决定贷款放多少和放给谁，把银行变为政府的第二出纳。事实上，政府失去这个第二出纳，得到的将是更科学、更谨慎、更头脑清醒的领导作风，以及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决心。而这些又正是有效结合使用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促使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基本保证。

社会主义宏观经济模型中财政与金融内容的表现形式和作用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模型之间存在的差别是由两种经济制度的差异决定的。由于经济制度的差异，两类国家对财政和金融政策的运用方式不同，效果也不尽相同。因此我们必须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特点，研究正确应用财政和金融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方式，以及在模型中怎样反映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