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钢为纲的极致大跃进

一、钢铁饥渴——以钢为纲

1978年在新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分水岭。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具有根深蒂固的以钢为纲的钢铁情结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情结。作为一个钢铁的国度，中国钢铁业既饱受痛苦的磨难，也充满辉煌的成就。

称中国是一个钢铁的国度有两重含义：一是借喻其产业发展的特征，二是借喻其政治和经济体制的特征。在经济发展的层面，整个“毛泽东时代”都处于短缺经济的饥渴之中，物资极度匮乏，大量生活必需品都需要凭票供应。1949年，中国的农业增加值占据全国GDP的半壁江山，工业比重只有20%，钢铁产量仅15.8万吨。新中国就是在这一钢铁几乎为零的起点上启动了其工业化的进程。年轻的共和国大厦急切地需要成千上万吨的钢铁栋梁！钢铁何其重？无纲目不张！

在社会经济体制的层面，整个“毛泽东时代”都燃烧着阶级斗争的熊熊烈火，用铁板一块来形容思想上的禁锢和体制上的僵硬是再恰当不过了。经济用国家计划来统一，社会用阶级斗争来统一，头脑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高度划一的计划经济使武汉市计委的工作人员要带着一大堆气象资料到北京向国家计委的官员申诉理由：因为武汉天气太热，故生产夏季汗衫的计划盘子应予增加。

钢铁是工业的基础。没有钢铁，工业就是无米之炊。年轻的共和国既饥渴着粮食，更饥渴着钢铁。想一想，早在1900年，美国就拥有年产924万吨钢材的产能，到1949年，年产量已高达7070万吨钢材。美国一天的钢产量就有19.4万吨，比中国1949年一年的钢产量还多！

1.三起三落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经历了三次大的起落。第一次经济灾难继发于“大跃进”年代（1958—1961年），GDP的增速从1958年的峰值21.3%跌至1961年的谷底－27.3%。GDP的总量也在1962年跌回1958年前的水平，经济倒退5年。第二次经济灾难爆发于“文革”浩劫期间（1966—1969年），GDP从1966年之前连续几年的两位数增速跌至1967年的谷底－5.7%。GDP的总量也在1968年跌回1965年的水平，经济倒退3年。第三次经济低潮受制于“文革”余波，从1972年到1976年，GDP增速从3.8%振荡走低至－1.2%，形成每况愈下的三个谷底。

钢铁的痛苦轨迹与GDP如出一辙，波动的相位完全一致，只是起伏更为剧烈，涨时势更猛，跌时情更惨。从1953年到1980年，粗钢产量的年均增速为12.48%，GDP的年均增速为7.98%。但粗钢增速的平均离差为±14.61%，而GDP增速的平均离差为±4.99%。粗钢产量在1961年和1962年分别剧降53.38%和23.33%，在1967年和1968年分别剧降32.83%和12.15%，在1974年和1976年则分别降低16.26%和14.44%。中国钢铁经济的印记极为鲜明，钢铁与GDP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显然这三起三落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经济波动，完全受驱于外生变量。不是看得见的手兴风作浪，也不是看不见的手暗中作祟，而是革命之手“耕云播雨”。

2.“大跃进”——以钢为纲的极致

“大跃进”年代以钢为纲，并将其推到极致。大办钢铁动员了一场全民运动，当时报纸报道，约有6000万人汇入了这场失去经济理智的浪潮之中。大炼钢铁、当年翻番的手段是大建从3立方米到55立方米的小高炉、小土炉。全民大办钢铁，本想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结果事与愿违。以军事思维和革命之手来计划并“促进”生产，败局自然难以避免，最终报废的小高炉有5～6万立方米，小矿山、小焦炉也随之弃置，形成巨大的浪费。举全国之力不过使钢铁产量摸高1866万吨，随后又回落到四五年前600多万吨钢的水平，并不得不开始推行持续数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大跃进”后期，毛泽东批示推出了所谓的《鞍钢宪法》，以此明确其在中国办工业、办企业的重大原则并在全国一切大中城市、大中企业推广实施。《鞍钢宪法》的五项原则是：实行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不断开展技术革命和革新。《鞍钢宪法》把政治经济的手法披露得神龙活现。

为治理在“大跃进”期间被搞乱了的企业，中共中央提出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著名的《工业七十条》。《工业七十条》强调国家对企业实行“五定”（定产品方案和生产规模，定人员和机构，定主要的原料、材料、燃料、动力、工具的消耗定额和供应来源，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定协作关系），企业对国家实行“五保”（保证产品的品种、质量和数量，保证不超过工资总额，保证完成成本计划，保证完成上缴利润，保证主要设备的使用期限）。“五定”“五保”把计划经济的手法刻画得淋漓尽致！对当时恢复生产、促进钢铁经济发展应该不无功效。

在以钢为纲的年代，钢铁经济的前两起两落毫无建树，钢的年产量于1968年回到1000万吨之下。从1969年到1973年，钢铁生产经历了黄金五年，年产量从1968年的904万吨劲增至2522万吨，年均增长22.78%。但随后又是三年沉沦，钢铁产量又下滑到2000万吨的平台。1977年之后，钢铁发展进入了新时代。两年便跃上3000万吨钢产量的平台。

3.“文革”浩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绝作

自1962年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文革”这场浩劫就在所难免。夺权、武斗和停产使经济建设遭受巨大的冲击。钢铁工业作为“文革”的重灾区，在1968年跌至900万吨钢产量的谷底，倒退到4年前的水平。钢铁系统的政治化和军事化愈演愈烈。早在1964年，钢铁系统就从解放军调来一批政治干部，纷纷设立政治部、政治处和指导员，大力突出“政治思想工作”，学习解放军。“文革”中，钢铁系统又纷纷将公司、厂、车间、工段、班组改为师、团、营、连、排等军事编制。

在“革命大批判”中，钢铁工业的四个“黑帅”遭到猛烈攻击。这四“帅”是：“一长挂帅”（厂长负责制），“技术挂帅”（总工程师制，专家治厂），“利润挂帅”（经济核算制），“钞票挂帅”（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所有与之相关的规章制度统统被称为资本主义的管、卡、压而被废止。

中国的钢铁工业在“文革”的劫后余波中，在阶级斗争的缝隙中顽强地伺机循势发展。从1969年到1973年连续5年实现可观的增长，平均每年新增300多万吨钢铁，从而达到2500万吨钢的水平。后来的“文革”余波（“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又使钢产量两度跌近2000万吨的支撑线。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的钢铁工业在计划为王、阶级斗争为纲的夕照中奋力跃上了3000万吨钢的高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