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天津对外贸易概况

近代天津对外贸易概况

1861～1948年近代天津对外贸易概况，经历了兴起、发展和衰退过程及其起伏升降的变化，这一切都是列强国家对华经济侵略掠夺的反映。

一、近代天津外贸兴起时期概况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迫使中国开放了五口通商，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1858—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又迫使中国开放了一批包括天津在内的对外通商口岸。这样，资本主义势力就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伸展到中国内陆地区，从南方扩大到北方，中国南北大门和内地市场被彻底打开了。

天津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后，上海的外国商人纷纷来天津从事商务贸易活动，揭开了近代天津对外贸易历史。近代天津对外贸易兴起后发展比较快：1861年天津进出口贸易净值（包括洋、土货进口净值及土货出口净值）为5475644津行化两^[1]，到1866年升为19271419津行化两，几年间增长2.5倍。不过当时天津进出口贸易主要是进口贸易，1861年为5014071津行化两，1866年升到16583457津行化两，增长2倍多，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绝对多数。出口贸易很少，1861年出口货值为461573津行化两，1866年升到2637962津行化两，增长4.8倍。可见增长速度出口比进口要快得多，但货值却少得多，二者之比是6：1，说明当时天津外贸是西方列强倾销商品的途径。1866年后天津外贸出现回落，增长速度受挫，1867年天津进出口贸易净值14720094津行化两，只及1866年76.38％；1873年17203553津行化两，是1866年的99.89％，八年间仅接近并未超过1866年水平。

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一，当时天津口岸腹地经济尚未开发，完全处在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状态中，商品经济也刚萌芽，既不能为外来商品提供理想销售市场，更不能为天津口岸出口提供更多货源；二，天津外贸刚起步，贸易环境和条件都很差，进出口贸易多在上海进行，直接对外贸易很少；三，当时天津口岸内外交通运输很不发达，虽有河海十分方便的水运交通，但很少有直航天津的行海轮船，运往欧洲国家货物要中转多次，当时蒙古羊毛运到英国比在天津价格高出66％。天津口岸与腹地间交通运输除海河水系可航行木船外，并无陆上现代化交通运输，不仅难以满足进出口货物运输需要，而且运费成本很高，挫伤了贸易商家积极性；四，1866年后中国北方发生的多次灾荒，物产歉收、市场凄凉、社会动荡。诸多原因使天津外贸在1866年后开始回落了。

但是，天津毕竟是中国北方最佳的对外贸易通商口岸：有物产丰富的三北（华北、西北、东北）腹地，有内连腹地外通海洋的河海交通网络，是中国北方物资贸易交汇中心；是中国首都北京的屏障，具有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重要意义；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和世界贸易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天津最终又为西方殖民主义者重新加以重视，西方商人也意识到在天津组织直接贸易要比购买银行汇票兑回本国获利更丰。这样撤回上海的外国商人1875年后又纷纷返回天津，重建或扩建在天津的贸易机构，外商洋行、银行、公司、企业和航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洋行由1867年17家发展到1890年47家，银行在1900年发展到5家。洋行和银行的建立与发展大大推动着天津外贸发展：1875年天津进出口贸易净值为17058711海关两，到1885年升到26 242 763海关两，1895年再升到50175806海关两，1899年竟达到77604562海关两^[2]。1899年与1875年相比增长3.54倍，成为天津开埠以来外贸发展在兴起时期的最好年代。

二、近代天津外贸发展时期概况

19世纪末资本输出开始成为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掠夺的重要内容和手段。八国联军侵华后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开始全面侵入华北特别是平、津、青地区。天津的外国租界扩展到8个，进一步成了帝国主义国家策划入侵中国北方阴谋的巢穴。外国商人在津从事商、贸活动的机构又有了较大发展，1935年在津外商银行达到17家，1926年在津外商洋行达到900多家。英商太古、怡和两大航业及在华日商航业垄断和控制了中国沿海与远洋航运；1900年前后成立的天津海河工程局对海河航道及其水系全方位综合治理以及19世纪末出现的铁路和公路建设，把天津变成了华北水陆交通枢纽。民国前后在天津兴起的华商贸易行与航业，也积极参与对外贸易活动。这样，1900年后近代天津外贸进入了一个比较快的发展时期：1902年进出口贸易净值为89478464海关两，大大超过1900年水平；1912年为102258118海关两，比1902年增长14.28％；1931年为350229937海关两，是1912年的3.42倍，增长近2.5倍^[3]。增长速度之惊人说明1900年后，列强以贸易为手段对华经济侵略掠夺并未因资本输出而有所放松，相反加强了对中国及天津掠夺性的贸易。

九一八事变后天津外贸呈下降趋势，1932—1937年间直接进出口贸易货值年均低于1931年水平，与1931年相比各年分别下降情况是：1932年为15.46％，1933年是32.18％，1934年达42.40％，1935年是42.84％，1936年为38.27％，1937年达30.99％。然而实际情况是：1934年和1937年直接进出口贸易货值还高于1931年水平，原因是日、鲜浪人在华北进行了猖獗走私贸易。走私贸易货值则是正常贸易减少的货值，若将走私贸易货值计入正常贸易，那么1933年只下降24.08％，1934年还上升了1.67％，1935年下降是31.14％，1936年达29.45％，都比海关册上统计数字要少，1934年和1937年比海关册上统计数字要多，1934年多1.67％，1937年多了7.84％，多的数目虽不大，却说明了九一八事变后天津外贸并非一直在下降，也有上升之年。重要的是九一八事变后天津外贸基本上保持了1900年以来的发展水平，仍处在近代天津外贸发展时期。

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天津外贸呈现下降原因，除日、鲜浪人在华北走私贸易外，还有：

第一，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空前经济危机，并在1931年后波及中国，中国外贸出现大幅度下降，1936年进出口贸易只及1931年的45％。天津外贸亦遭厄运，进口尚佳，出口极差，进出口贸易趋于下降之势。

第二，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天津口岸失去东北市场。东北向来是天津口岸进出口货物销售市场和货源基地。由于市场“可悲地缩小”“东省市场、几已封锁”，“贸易区域，逐渐蹙狭”^[4]，抑制了天津外贸发展。

第三，严峻的内忧外患事件接连发生。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华北虎视眈眈，一心要变华北为第二个“满洲国”，在华北制造了一系列政治事件和无端的军事挑衅，致使华北政局动荡不安；华北地区天灾人祸的频繁发生，也加剧了社会动荡。这些，都是1931年后天津外贸下降的重要原因。

三、日本占领下天津外贸概况

七七事变后天津外贸发生了巨大变化，进入近代天津外贸发展的衰退时期。纵然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天津外贸保持了七七事变前的发展水平，1937、1938年和1941年还高于1936年水平，但它已经不是正常贸易发展的结果，而是日本对华侵略战争造成的，战争形势一变，这种贸易局面将随之改变，所以太平洋战争前后天津外贸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局面。太平洋战争前天津外贸保持了七七事变前的发展水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就急剧下降并衰退，1945年直接进出口贸易停滞了，只是些国内各口岸间转口贸易。其间天津外贸情况是：以美元计，进出口贸易货值：1936年为56723千美元，1937年是62858千美元，1938年升到88462千美元，1939年降为48772千美元，1940年是46883千美元，1941年为65351千美元，1942年达36700千美元，1943年是25680千美元。1944年只有4833千美元，1945年没有了^[5]。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天津外贸所以能保持七七事变前发展水平，完全是日本占领当局人为地造成的。日本占领当局把天津外贸变成“以战养战”途径，将其纳入侵华战争轨道，使之为其侵华战争服务，为此采取了下列若干措施：

第一，建立伪组织。日本侵占华北后在华北各地建立了汉奸傀儡政权，使之为日本侵华政策摇旗呐喊。

第二，日本占领当局对平、津、青三市的一切生产部门和经济部门实行军管，成为日本侵华战争的物资供应基地。

第三，对华北资源进行了惊人掠夺并向华北大量倾销商品。

第四，监管并随之接管的天津海关，是其控制天津进出口贸易及对华北地区资源掠夺和倾销商品的工具。

第五，修改海关税则，降低进口关税。1938年日伪当局颁行的新海关税则比1934年中国政府颁布的进口税则的税率分别下降50％—70％，使七七事变后在华北进行走私贸易成了“无利可图”之事，日货和欧美货像潮水般地涌入天津及华北市场。

第六，从欧美国家和地区搜取战略物资。日本占领当局极力支持和鼓励天津同欧美国家进行贸易，这样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天津同欧美国家贸易并没有多大变化，贸易地区和国家仍遍及世界各地。天津出口到欧美地区和国家的贸易货值一般占了天津出口贸易总额的40％—50％，从欧美地区和国家进口的贸易货值一般占了天津进口贸易总额的50％—60％。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日本同欧美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日本及其占领地区的陆、海、空交通全为盟军封锁或切断，华北地区也处在战争状态中，天津外贸便急剧下降和衰退，贸易地区和国家从七十多处减少到十多处，最后仅有日、朝、“满”地区，1945年时天津对外贸易便完全停滞了，是近代天津外贸衰退时期最暗淡的年代。

四、美国控制下天津外贸概况

日本投降后，美国以其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控制了中国，迫使中国同其签订了新的不平等条约。其中尤以1946年11月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简称“中美商约”）为甚，将中国置其绝对保护之下，天津外贸即为其所垄断。美国在天津外贸中所占比重，进口1946年为70％（走私除外），1947年是68.37％，1948年为65.75％；出口1946年为70％，1947年是62％，1948年达70.68％。

抗战胜利后天津外贸出现过复苏，不过这种复苏只能同太平洋战争时期的最低年代相比较而言，1945年天津对外贸易完全停滞了，1946年恢复了对外贸易，1947年就超过了太平洋战争时期最高年的1942年水平。1946年到1948年间天津外贸情况是：以美元计，1946年为33 645 003美元，是1942年的91.67％；1947年为36727695美元，超过1942年水平；然而1948年下降到12 874 343美元，是1942年的35.07％，虽比1944年高出166.38％，但同1947年相比却下降了185.27％，比1946年乃下降了161.32％。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此间进出口贸易货值处在起伏波动的下降中，进出口船只吨位量却呈现上升势头，1946年为1 172 244吨，1947年升为2 405 125吨，1948年再升为2 819 352吨。这种反常现象出现的原因有三：一是国民政府发动内战后从天津口岸输入大量军用物资；二是国民政府推行搜刮民财政策，迫使华北尤其是平、津地区大资产者积极向南转移财产；三是国民政府在军事上的节节败退，政权处在摇摇欲坠中，平、津地区军政要员、官僚、社会“贤达”以及大资产者纷纷举家南逃，当时南逃之路仅海道一途。这些都是进出口吨位量急剧上升的重要原因。可见，当时天津口岸船只吨位量增加并非是天津外贸发展的反映，倒是国民党政权在华北、平、津地区覆灭的先兆。

1946年和1947年天津外贸出现复苏原因：

一是国内外形势有利天津外贸发展。战后各国对有损外贸发展的政策和措施统统加以废除、修改或调整；

二是八年抗战华北城乡积压的大批农、副、土、特产品急于运津出口，同时又渴望得到从天津口岸进口商品；

三是战后美国以各种名义将剩余战略物资倾销中国市场，大量美货源源不断从天津进口销往华北各地；

四是国民政府最初采取放任自流的外贸自由化政策，鼓励进口、自由出口，对进口几乎不加任何限制。

1948年天津外贸进入低谷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国民政府推行“独裁、卖国和内战”总国策则是最根本原因。内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在平、津地区实行军事管制，对平、津地区近百余种物资进行军管；出入天津的物资需持有军管当局发给的物资移动“许可证”，否则连人带货一并扣留。这样，天津就从一个中国北方最大外贸通商口岸变成了与外界隔绝的死港。内战爆发后，华北成了必争之地，华北铁路和公路及水运交通就处于双方争夺与控制之中，因之常常中断。交通运输的中断，内销物资不能由津运入内地，内地物产不能运津出口，经天津口岸转出入的货物这时只得改往他口出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8年底。

综上所述，近代天津外贸发展变化，无论是兴起时期、发展时期还是衰退时期，也无论是上升还是下降，都始终是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对华经济侵略掠夺程度的反映。

（原载《天津史志》1993年第1期）

【注释】

[1]1874年前天津外贸货值两是津行化，非海关两，1874年起为海关两，津行化系行平化宝银的简称，废两改元前是天津通行的一种银两。津行化小于海关两，1.05津行化等于1海关两。

[2]历年《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

[3][美]郝延平著、李荣昌等译：《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36页。

[4]1935年《津海关贸易报告》。

[5]天津市政府统计处编：《天津经济统计月报》，第21号第3页，1947年10月20日出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