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天津对外贸易的基本特征

解放战争时期天津对外贸易的基本特征

解放战争时期天津外贸的基本特征是：美国控制与垄断天津进出口贸易和天津外贸在初步复苏中急剧衰退。

一、美国控制与垄断天津进出口贸易

二战后，几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败的败、垮的垮，在华势力土崩瓦解。唯独美国发了战争财，在华势力急剧膨胀，独自在中国称王称霸，进而控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变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在这种形势下的天津进出口贸易就为美国控制与垄断了。

美国控制与垄断天津进出口贸易是通过下列途径实现的：

第一，通过与国民政府签订一系列条约，使其对华侵略掠夺合法化。1946年11月美蒋签订的所谓《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简称《中美商约》），使中国主权置于美国监督之下，美国人可在中国从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侵略活动，美货输入中国所征关税和内地税均享有不高于第三国的优惠待遇。明确规定110种美货输入中国享有减免关税特权等。

第二，美国以其所控制的“联合国救济总署中国分署”和“经济合作总署中国分署”名义向中国各通商口岸大量倾销剩余货物，天津口岸成了美国剩余货物倾销重要港口之一，且多是免征关税的。

第三，美国以其各类船只出入中国各通商口岸不受任何限制，将货物挟带在船只中出入中国各通商口岸，天津遂为美货在华北走私重要据点。1946年全国走私总额为111 081 549 000元（法币），天津就达938 059 006元（法币），仅次于上海和九龙两口岸。其中进口走私848 422 000元（法币），约占当年天津进出口走私总额的90％，在全国居上海之后占第二位。

第四，操纵中国外汇兑换业务。战后国民政府虽授权中央银行受理外汇业务，但外汇市场的兑换业务多为外国银行尤以美国花旗、英国汇丰两大银行所操纵。天津外汇市场上的业务几乎为美国在津大通银行所左右。这些银行以其操纵中国外汇兑换业务之便，常以提高或压低市场汇率来使外国货物出入中国和天津处于有利地位。

第五，控制天津经济命脉。美国全面控制中国后，向中国各经济部门进行大量投资。美国投资天津大企业的有冀北电力公司、河北农机公司、华北各电厂等。在津美国贸易行和企业垄断天津进出口贸易，控制天津航运业务，操纵天津及华北市场。“美孚”“德士古”洋行，由于垄断华北市场上的煤、汽油供应，竟然抬高市价出售，攫取超额利润。

第六，控制天津海关。当时天津海关税务司虽为中国人担任，但实权却操在美国人手中。美国通过对天津海关控制，排挤华商，方便外商，为美货出入天津口岸提供方便。当时华商向天津海关报关的货物，“海关完税价格所采之趸发市价”却“漫无标准”，竟“有时超过市场60％”的价格进行征税，致使华商纷纷要求海关当局“明白确定估价之标准，以利商人之贸易”。反之，出入天津海关的美货却未曾有过类似事件发生。可见当时天津海关，在美货倾销中国、掠夺中国财富活动中起了推波助澜作用。

美国控制与垄断天津外贸还可从它在天津进出口贸易额中比重得到证明：在天津进口额中，1946年占70％（走私除外），1947年为68％，1948年为65.74％；在天津出口额中，1946年占76％，1947年为62％，1948年为70.68％^[1]。商品出口中美国所占比重也很大，如猪鬃出口，1946年美国购去了60％以上，皮货出口几为美国所包揽。商品进口中美货的增涨是惊人的，以美粮进口为例，1946年占天津进口总额的6％，1947年就升为11％（不包括以“善后救济总署”的名义输入天津的粮食）。充分说明美国在天津进出口贸易中占了垄断地位。这一时期天津进出口货物多以美国利益为出发点的，当时输入天津的商品多是些消费品和奢侈品就是明证。

二、天津外贸在复苏中急剧衰退

解放战争时期天津外贸的另一大特征，是在初步有所复苏中急剧衰退了。其表现可从下列贸易额中得到体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天津外贸迅速衰退，进口额1942年为13 721 000美元，1943年为13 618 000美元，1944年猛跌到8 431 000美元，1945年没有了。出口额也如此，1942年为22 979 000美元，1943年降为12 062 000美元，1944年就只有1 400 000美元，1945年也没有了^[2]。战后初期，国内暂处和平局面，天津外贸迅速得到复苏，进口额1946年为17 068 196美元，比1942年增长24.39％，比1943年增长25.33％，比1944年增长102.44％。1947年进口额升为18 665 027美元。但好景不长，1948年就急跌到5 328 404美元，远不及1942年和1943年的水平，仅及1946年的31％、1947年的28.54％。出口额也如此，1946年复苏到16 576 807美元，1947年升到18 062 668美元，比1943年增长了49.7％，比1944年提高了119％。1948年出口额降到7 545 939美元，为1946年的46％，是1947年的41.77％^[3]，与战前比较，复苏较好的1947年是1936年进口额的75％，出口额的40％^[4]。

不难看出，战后1946、1947两年天津外贸发展虽未达到战前水平，但比太平洋战争时期有了较大的复苏和发展，可惜1948年急剧衰退了。

此间天津外贸在全国外贸中比重，即由1946年占全国进口总额3.04％居第三位，下降到1948年2.53％居第四位；出口额也由1946年11.14％占全国第二位，下降到1948年4.43％占第四位^[5]。反映了天津外贸在复苏中急衰的情景。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天津口岸进出口船只吨位量却出现上升势头：1946年为1 172 244吨，1947年升为2 405 125吨，1948年再升为2 819 352吨。这种反常现象的出现有三个原因：一是国民政府为打内战从天津口岸输入大量军用物资；二是国民政府推行攫刮民财政策，迫使华北、平、津地区的大资产者积极向南转移财产；三是1947年底起国民政府在军事上节节败退，平、津地区国民党军政要员、官僚、买办纷纷举家南逃，当时通南之路仅有海路一途。可见当时天津口岸进出口船只吨位量增长，不是天津外贸发展的反映，而是国民党政权在平、津地区覆灭的前兆。

天津外贸急剧衰退原因是多方面的，国民政府推行“卖国、独裁和内战”总国策则是最根本原因。内战一爆发，国民政府的腐败就在各个方面充分地暴露出来，就外贸方面言：

首先，一边颁行促进外贸发展政策，一边又推行阻碍外贸发展的措施。如1947年2月初，政府公布对出口货物给予从价补助100％的法令，对进口货物征收50％的附加关税。显然这一措施旨在鼓励出口、限制进口。中旬，外汇率调整到1：12 000元时，政府宣布废除出口补贴和减征进口附加税等，转为鼓励进口、压制出口。这种朝令夕改政策和前后矛盾措施，严重地阻碍了天津进出口贸易发展。

其次，国民政府为限制进口、鼓励出口，推行进出口贸易连锁制，成立了专门管理进出口货物的“输出入管理委员会”，授权中央银行管理外汇，命令各地商家进口洋货需向中央银行所指定的各地银行申请外汇，获准后方可进口等。

由于国民政府唯恐输入天津口岸货物流入解放区，大大削减配给天津进口洋货的外汇额，把全国外汇的80％配给上海，只给天津区（包括华北和东北）5％—10％的配额，1948年1—9月配给上海达112 300 126.05美元，配给天津只有19 772 529.55美元，仅是上海外汇的18％^[6]。这种极不合理外汇配额给天津进口贸易以沉重打击。

外汇配额不合理还表现在：需要外汇商家得不到足够外汇，不需要外汇商家如官商或与官商有瓜葛的商家却能得到足够外汇。在洋货进口可获厚利、外汇又难获得的情况下，黑市买卖外汇十分猖獗，得不到足够外汇的商家只得到黑市以高价向无路进口洋货但又有足够外汇的商家购买，持有足够外汇的商家只需一倒手即可获利50％。这样天津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外汇投机生意的商家。由此可见外汇配额弊端是影响天津进口贸易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内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对大中城市及战略要地实行军事管制，天津成了军管重点城市之一。1947年12月1日，国民政府在北平成立了“华北剿总”，对平、津地区物资输往内地实行严加限制，企图从经济上封剿解放区。管制物品不下百余种，以食品一项为例，包括粮食类、瓜果类、肉蛋禽类等，从主食到副食无一不在监管之列。天津警备司令部成立了“主要物资管理处”，专司出入天津地区的物资管理。出入天津物资必持有“许可证”，尤对输往内地的物资监管更严。在天津通往内地的交通要口设卡立哨，遇有无证运货或货证不符或有可疑人货时当即扣留审查。这种严加控制天津输往内地货物的措施，使得天津进口货物只能在津城自销，造成大批物资积压津市，大大影响了天津进口贸易；内地货物不能运到天津出口，使天津这个华北进出口贸易大商埠变成与国内外隔绝的死港。可见军管严重地阻碍了天津进出口货物流通，压制了天津进出口贸易发展。东北大豆每年运津出口可达300万吨，因上述原因这时只能出口10万吨了。

综上所述，形成解放战争时期天津外贸两大特征的原因，一是美国推行殖民主义侵华政策，二是国民政府施实“卖国、独裁和内战”总国策。

（原载《对外经贸研究》1990年第2期）

【注释】

[1]《文稿与资料》（《天津社会科学》之前身），1980年第6期。

[2]天津市政府统计处编：《天津经济统计月报》，第21号第3页，1947年11月20日出刊。

[3]《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

[4]《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

[5]1949年《中国海关贸易年报》。

[6]天津《益世报》，1948年1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