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天津对外贸易发展中的几个问题

近代天津对外贸易发展中的几个问题

近代天津对外贸易发展中的问题很多，本文仅就其发展的基本原因、特征及在华北、在中国、在各国对华贸易中的地位作些简述。

一、近代天津对外贸易发展的基本原因

近代天津外贸发展原因很多，但最基本的是：通商口岸的地理位置、腹地的环境、口岸内外的水陆交通。近代中国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30年间，被迫或自行开放的对外通商口岸约有百余处，然而发展为近代中国五大对外通商口岸的上海、大连、天津、广州、汉口，无一不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良好条件。天津开埠后对外贸易发展很快，成了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几大通商口岸，原因是：

（一）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

天津位于华北平原的东北部，北依燕山，东临渤海，地跨海河两岸，是渤海连接陆地最西端的地带，河海水运交通十分方便，具有发展对外贸易的有利条件。

自元建都北京时起到1927年建都南京前的数百年间，天津始终是中国首都北京的海上门户，中国政治中心的屏障，捍卫京师的军事重镇，不言而喻，其政治、军事上的意义是极为重要的。漕运的发展以及长芦盐经由海河水系转销东西南北各省，随之四方土货云集天津，天津遂成为中国北方物资集散市场。这些都为开埠后天津外贸发展奠定了基础。

1900年前的中国北方—华北、西北、东北，约占中国版图的一半以上，如此辽阔的疆土只有新疆的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喀什噶尔（今流勒县）、哈密、乌鲁木齐、古城、伊、吐鲁番及蒙古的库伦、乌里雅苏台以及东部沿海的天津、牛庄、烟台（即芝罘亦谓登州）等处辟为对外通商口岸。新疆和蒙古所辟的对外通商口岸远在北部边境和西部边陲。当时因交通条件落后，其覆盖的地区相当有限，最远处不过周围数十百里，贸易量小、影响面不大。东部沿海的三口岸由于有方便海运条件，贸易量大，覆盖面广，影响亦突出。三口岸中尤以天津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所具有的条件最佳。

（二）拥有物产丰富的辽阔腹地和消费市场

淮河以北尤以黄河以北的中国北方地区，即华北、西北和东北，可谓是天津口岸的外贸腹地。三北地区尤以华北腹地拥有盛产各种农、副、土、特产品的平原、高原、丘陵，有蕴藏质优量大煤铁金属矿产的山脉，有盛产大宗皮毛畜产品的大草原，有资源丰富的渔业和盛产长芦盐的海岸线。这些都为天津出口提供了丰富货源。

华北地区人烟密集，据1933年对华北七省（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绥远、热河、察哈尔）调查，有人口一亿以上，拥有土地面积2 461 761平方千米，是个消费潜力很大的市场，京、津两市又是两大消费中心，是天津口岸进口货物的消费基地，西北和东北大部亦是天津口岸进口商品的销售地区。

（三）具有十分方便的水陆交通运输网络

天津地处海河水系五大支流汇合处，是京杭大运河北段最重要据点。由三百多条河流聚合为五大支流的海河水系、流经面积达26.5万平方千米，像把扇子似的把天津同华北腹地勾连起来；蓟运河、滦河及黄河部分水运交通亦是天津与腹地货运出入的主要通道。铁路出现前它所承运的货运量在95％以上；铁路、公路在北方形成网络后，它又以运价低廉与铁路平分秋色，20世纪30年代前后承运的货运量尚达30％—40％左右。

铁路在华北地区出现，一批内地中心城市迅速兴起和发展了起来，这就是石家庄、邯郸、德州、唐山、张家口、宣化、归绥、包头、大同等。这些内地中心城市出现和发展，成了本地区数百里范围内货物集散中心和贸易市场，是天津进出口货物在内地集散、转运、销售基地，使天津经济实力和地位大大提高了，为天津成为华北经济中心奠定了基石，是天津与腹地间发展商、贸关系的纽带。

二、近代天津外贸地位

近代天津外贸在中国北方各通商口岸中，无论是1900年前三口通商时期，还是1900年后的华北六口对外通商时期，都处于领先地位，在近代中国外贸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是各国对华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是华北首屈一指的外贸通商大港

1900年前中国北方沿海对外通商口岸是天津、烟台、牛庄，史称北方三口通商时期。三口中天津条件最佳，被列强视为对中国北方尤其是华北地区进行政治侵略、经济掠夺的基地。天津开埠后外贸发展很快，在三口中无论是进口、出口还是进出口以及税收等方面都跃居首位。土货出口值历年为三口的85％左右，洋货进口值亦超过三口半数，进出口货值约为三口的70％—80％，少则过半；税收约占三口的40％—45％。

1900年后中国北方沿海陆续开辟了多处对外通商口岸，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大连、秦皇岛、青岛、龙口（1915年才有对外贸易统计）、威海（1930年才有对外贸易统计）等。大连和青岛在开埠之初并不显眼，贸易量也不大，长大铁路通车后大连便迅速发展成东北地区最大的对外通商口岸，使东北南部地区原从天津口岸转出入的货物急剧减少；胶济铁路和津浦铁路通车，山东大部、河南一部的进出口货物多转到青岛口岸出入。这样，1900年后天津外贸在北方各通商口岸中地位和比重就远不像三口通商时期那么显著，但在华北各港外贸中无论是兴起时期或是发展时期还是衰退时期，其进口、出口或进出口以及税收等方面都遥遥领先，其比重不过半数亦近半数有时达2/3，表明天津始终是华北第一外贸大港。

（二）在近代中国外贸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

1900年前天津在中国外贸中地位和比重是微不足道的，进口、出口或进出口贸易值及税收和船只吨位量等方面，在当时中国沿江沿海对外通商大港中常居末尾。

由于种种原因，进入20世纪后中国对外贸易通商口岸有了很大变化：1900年前曾在中国外贸中有过一定地位和影响的通商口岸，如宁波、厦门、福州、汕头、牛庄、烟台，在1900年后便日渐失去了往日显著地位。20世纪初开始形成的近代中国几大对外通商口岸是上海、大连、广州、天津、汉口、青岛、九龙，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都没有多大变化，只是大连在1931—1945年间成了日本占领下的“满洲国”对外通商口岸。

1900年后天津外贸在全国几大对外通商口岸中所占的地位和比重是：直接进出口贸易货值，1902年是4.55％，居上海、广州、九龙之后的第四位；1931年为8.40％居第三位；1940年升到20.17％，仅次于上海居第二位；1946年降为4.79％，亦居第二位（不计大连）；1947—1948年则退居上海、广州、九龙之后居第四位。

综观近代中国几大对外通商口岸：五口通商前，广州是中国对外通商最重要口岸位居全国第一，五口通商后其地位和重要性很快为上海替代。广州自19世纪50年代被上海替代后直到20世纪20年代的前几年，一直是中国第二大对外通商口岸，其时约达70—80年之久，1917年进出口贸易值才为大连取代，1918年又为天津超过，之后天津常居全国外贸的第三、四位。

上述不难看出，天津在中国外贸中地位，1900年前是微不足道的，1900年后日趋显著，直至位居全国第二，表明近代天津外贸在中国外贸中有过举足轻重地位，是近代中国外贸通商大港之一。

（三）是各国对华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天津是各国对华贸易的重要商埠，华北是各国对华贸易的重要市场，所以各国同天津贸易在其对华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和比重。据统计，下列国家同天津贸易在其对华贸易中所占比重，出口：加拿大1919年为12.91％，1927年是35.61％；法国1919年为17.59％；日本1927年达25.25％，1931年是15.93％；德国1931年是10.34％；希腊1931年为26.38％；阿根廷1931年是25.63％；丹麦1931年是18.86％；荷兰1931年为17.90％；西班牙1931年是31.77％。进口：加拿大1931年是25. 33％；英国1927年为25.53％，1931年是23.15％；德国1927年是15.97％，1931年为12.58％；日本1919年是11％，1927年为12.75％，1931年是13.58％；美国1927年为25.53％，1931年达23.05％；新西兰1931年为65.44％；古巴1931年是62.50％；西班牙1931年为30.90％；瑞士1931年为25.24％；澳大利亚1931年为27.16％。这些数据充分显示天津在各国对华贸易中有着举足轻重地位，是各国对华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近代天津外贸特征

（一）土货出口值增长速度高于洋货进口值增长速度，但洋货进口值却大大高于土货出口值，入超始终存在。

据海关统计，天津土货出口值增长速度1899年与1874年相比增长12.71倍，同期洋货进口值只增长4倍；洋货进口值1874年10 557 532海关两，土货出口值1 144 893海关两，入超9 412 639海关两；1899年洋货进口值53 664 238海关两，土货出口值15 700 807海关两，入超37 963 431海关两。20世纪以来，增长速度虽远不如前，但贸易绝对值却大大增长了，1931年与1899年相比：洋货进口值增长1.56倍，土货出口值增长7.46倍，入超为4 423 904海关两。仅就这几年数据看，近代天津外贸出口值比进口值增长速度要高数倍，但入超始终存在。近代天津外贸进口值超过出口值，一般为2—3倍，多时达5—6倍，少时近半倍。20世纪才趋于缩小。

（二）近代天津外贸经历了由间接贸易为主转为直接贸易为主的历程，即由上海等通商口岸转口贸易为主的附属地位转为直接对外贸易为主的自主地位。

“1866年上海进口的棉制品一半是运到天津和烟台的，天津贸易的四分之三是棉、毛制品”^[1]。直到1875年天津直接进出口贸易货值才为当年进出口总货值的23.37％，由上海等通商口岸转出入口的间接贸易值竟为76.63％；1899年分别为32.77％和67.23％。20世纪以来，随着天津外贸环境和条件改善与提高及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科学技术进步，由上海等通商口岸转出入口为主的天津外贸日渐转变为直接进出口为主的贸易了。这一变化是20世纪初完成的，是以1905年直接进出口贸易货值首次超过间接进出口贸易货值为标志的。1905年天津直接进口贸易货值占了52.07％，间接进口贸易货值占了47.93％；直接出口贸易货值是51.53％，间接出口贸易货值为48.47％。之后直接进出口贸易货值始终超过间接进出口贸易货值（个别年份例外），并日渐成了天津进出口贸易的主要部分。

（三）近代天津外贸经历了自由贸易转由官方控制下的贸易过程，这一状况是七七事变后出现的。

近代天津外贸自开埠到1937年的70余年间，始终是中外贸易商家和贸易行号自筹资金、组织货源，依据国内外贸易市场需求，自由收购、推销和出入商品，政府当局从不过问或很少过问，时有过问多因贸易商家所请。七七事变后，日本占领当局为把天津外贸变成“以战养战”手段，将其纳入战争轨道，直接控制了天津对外贸易，进口什么、出口什么，均由日本占领当局说了算。外汇资金亦由当局配给，并以向当局银行所售外汇的多寡比例配给指标。重要商品及军需品不得出口或只准输往日本及其占领地区；有些商品进口或出口以及有的产品从种植、经营、收购、出售均由日本占领当局指定的贸易机构进行，其他任何贸易单位和组织不得染指或问津。这点在解放战争时期亦多如此，只是有程度上的差异。所以，七七事变后天津外贸就成了官方控制下的贸易。它既是近代天津外贸的一大特征，也是近代天津外贸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亦是近代天津外贸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的标志之一。

（原载《对外经济贸易》1993年第4期）

【注释】

[1][美]郝延平著、李荣昌等译：《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