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资金与近代天津对外贸易

货币资金与近代天津对外贸易

近代中国货币以白银货币为主、铜币为辅，清末时出现了纸币。中国白银货币以两、钱、分、厘为计量单位，也是计质单位。由于各地白银含纯度不同，银两秤式多达数十种，主要的秤式有海关两、库平两、糟平两、市平两等，成色主要有“纹银”“足银”等七种。

近代中国在同各国贸易往来中，外国白银货币—银元，如墨西哥鹰元、西班牙银元也先后流入中国。由于银元在流通过程中比银两使用方便而颇受欢迎，中国政府虽再三禁用，却无效果，反为各省当局纷纷效仿而大量铸造银元。为此清末以来国人多次呼请废两改元之声此起彼伏。由于主、客观等种种原因直到1933年才得以实现。

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颁行废两改元命令，通令全国所有公、私款项收支和订的契约票据与一切交易换算均使用银元，全国上下一律以元记账。元、两并行所出现的种种弊端和妨碍经、商、贸交往活动的恶果初步有所解决。

然而废两改元仅仅是改变了元、两并行的混乱局面，复杂混乱的中国货币并未得到改观，以银元为例，由于各省自行铸造银元无统一标准与式样，因而形式各异，含纯度不一，流入市面后彼此不能通用，即是流通面较大的龙洋、袁大头洋、总理头洋及外国鹰元，亦因等值差价不能对等使用，经、商、贸活动颇受影响。

再是清末出现的纸币也因各省银行、地方官钱局、银钱局都可发行，流通后更加杂乱无章。在华各外国银行又大量发行纸币，如天津汇丰银行月平均发行之纸币金额约在47万之多，以致市面上流通的纸币外国纸币约占23％，越发加剧了货币间的拆合、换算和兑换等繁杂手续。其复杂和困难程度亦不亚于国际间的货币汇兑，影响与制约着贸易发展和商务往来。可见货币对经、商、贸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币制改革势在必行。

更为甚者，近代中国实行的币制是银本位制，所以货币发行量和兑汇标准皆以白银为基础。然而近代各国多实行的是金本位制，国际贸易货币结算又都以英镑或美元为准。金、银间比价本身就各不相同，加之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其比价变动更是异常。中国虽实行银本位制，又非产银大国，世界白银库存量又以英国为多。这样世界市场上金、银比值的升降大权就多操控在英、美两国银行手中。英、美两国银行以手握其权迫使中国对外贸易处于不利地位，当中国商人向欧美商人订购货物时，英、美等国银行就以抬高银价比值来诱使中国商人以少量银币多订外货，然而从订货到交货一般约要数月，数月后交货结账时，英、美等国银行又以压低银价比值来结算。这样，中国商人就得加倍支付白银方能取货，从而蒙受巨大损失。

美国为控制世界金、银市场，1934年提高白银收购价格，顿时世界银价暴涨，低于世界银价的中国白银即有2亿元流入美国市场，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后，市面银根奇紧，物价下跌。1935年，全国银行倒闭或停业者达20家”^[1]，财政面临崩溃边缘，中国外贸大受其害。

基于以上种种情况，中国政府被迫于1935年11月3日深夜颁布货币改革法令，宣布废除银本位制，实行金本位制，白银收归国有，由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发行钞票（史称法币），禁止白银出口，限期兑换，一切公、私款项皆以法币记账、结算，违者如数没收。海关推行金单位，法币与白银脱钩，与美元挂钩，外汇一律由三行收买出售，所欠外汇由三行用外汇支付等。这样中国货币才摆脱了世界白银市场价格波动与金、银比价变动给中国经、商、贸发展造成的影响。这次币制改革使中国“对外贸易得有显著进步，国际收支日趋好转，虽遇法币贬值（后来法币发生了严重贬值），外汇亦不受影响”。法币比值相对稳定，中国经济在1936年出现了一个国内物价“未见腾贵，对外法定汇价始终如一”的暂短繁荣局面。这次货币改革自然促进了天津外贸发展，1936年和1937年天津外贸货值迅速增长就是有力的说明。

七七事变后，华北、平、津沦陷，半个中国沦入日手。日本为实现“以战养战”战略，极力破坏中国货币，指使汉奸政权成立日伪银行，发行取代中国货币的钞票，掠夺中国资源。北平日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联银券”，张家口日伪“蒙疆银行”发行的“蒙疆券”，上海日伪“华兴商业银行”发行的“华兴券”，南京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中储券”，以及在广州、武汉等地流通的大量日本军用券，皆纷纷“套购该地原未通用的法币，运往上海套取外汇”^[2]，以便从欧美国家购买战略物资。中国沦陷区内流通的货币五花八门，比值相当混乱，给天津外贸投下了衰退阴影。

日伪华北当局1939年3月发布命令，规定：“联银券”合英镑14便士，1法币合8便士，显然“联银券”比法币价值高得多。然而“联银券”在天津市面上遭到唾弃，人民不愿纳之，除日本租界外在其他国家的租界里“联银券”是很难买到东西的。相反中国法币除日本租界外，在天津市面上通行无阻，在其他国家的租界里能进行贸易结算、兑换英镑和美元等，所以1939年四五月间1000元法币可兑换“联银券”1300—1400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联银券”为华北流通的官方货币，却在天津市面上遭到非议，多不接受，为各业抵制，经、商、贸交往受此影响匪浅。

日伪银行发行的钞票彼此不经兑换也是不能通用的。这种错综复杂汇兑和动摇不定币值，无疑加剧了中国经、商、贸往来困难。天津外贸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每况愈下，进出口贸易日益萎缩，除了战争等原因外，货币兑换的混乱和动摇不定的币值亦是重要原因之一。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美国支持下，用法币统一了全国货币，以20元之法币折合美元1元，以1元法币收回200元“中储券”，1946年3月到法币废止期间，法币折合各类货币的比值虽大有升降，但法币一统天下给外贸发展起了推动作用。1946年和1947年天津外贸出现了复苏，货币统一也是重要原因。随着国民政府施实“独裁、内战和卖国”总国策，导致经济崩溃、物价上涨、货币贬值、法币也随之威信扫地。四大家族又趁机搜刮民财，国民政府再次推行所谓货币“改革”，1948年8月颁行金圆券货币，以一元金圆券折合法币300万元，并限于是年11月20日前全部兑完，否则不予兑换，自行作废。同时宣布黄金、白银和银币与外币禁止在市面上流通，并以金圆券200元合黄金一两，以二元合银元一元，以四元合美元一元予以收购。这场攫刮民财的货币“改革”，结果更加恶化了货币贬值，物价飞涨，迫使贸易商家裹足不前，只好囤积居奇。1948年天津外贸步入低谷之年同这场货币“改革”大有关系。

总之，近代中国货币复杂与混乱，金、银比值波动及列强在华银行滥发纸币，中国国际汇兑为外国人操纵等都是近代天津外贸发展起伏升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至于货币资金不足给近代中国和天津外贸发展带来的影响亦是非常显著的。贸易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资金周转和支持，外国商人和洋行之所以能控制和垄断中国和天津对外贸易，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得到本国在华银行资金上的全力支持。在华外国银行无不以大量资金支持本国在华商人和洋行从事对华贸易活动，使之能在中国采集大量物资和倾销更多商品，这些都是中国商人和贸易行无法与之抗衡的。由于中国商人和贸易行得不到本国银行支持，常常采购物资时缺乏资金，商品积压时得不到资金周转，面临亏损或倒闭时无资金接济，致使近代中国与天津对外贸易不能不受外国人操纵和控制。1928年天津中国商人办的协和贸易行之所倒闭，除了经营不善等多方面因素外，资金周转不足则是重要原因之一。天津外贸在抗战胜利后本可大加发展，结果反不及战前水平，且每况愈下，原因之一就是资金不足。当时进口贸易资金—外汇，统由国家配给，配给天津区（包括东北在内）的外汇仅是配给全国外汇的10％，配给上海的外汇是配给全国外汇的80％，导致了1948年天津对外贸易急剧下降，迈入了近代天津外贸有史以来的第二个低谷之年。

综上所述，货币资金对外贸影响颇大，亦是外贸起伏、升降的重要因素之一，故为各国政府高度重视。

（本文撰于1990年秋，未刊稿）

【注释】

[1]《中国近代金融史》编写组：《中国近代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版，第180页。

[2]《商业月报》，第18卷第4期，1938年4月30日出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