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各类战争对近代天津对外贸易的影响

国内各类战争对近代天津对外贸易的影响

近代中国政治腐败，经济落后，社会问题成堆，阶级斗争尖锐，民族矛盾激烈，因而先后爆发过多次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与战争。其中最大的和最为突出的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与战争，义和团民众运动与战争，资产阶级领导推翻清朝的民族民主辛亥革命运动与战争，民国后出现的新旧军阀混战及人民求解放的革命运动与战争和民众的抗暴斗争以及白浪农民起义和回民起义等。无论是哪类斗争运动与战争，都对近代天津外贸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

以军阀混战为例，1912年到1930年间，中国军阀混战较大的战事有15起，约一半在华北地区进行，为时达885天，所造成的影响和危害是多方面的。战争造成的生产破坏，收成无望，交通中断，货运困难，进口货无处销，出口无货源，其影响和危害都是可怕的。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人民备受涂炭，其在战线内的各县，炮火连天，庐舍为墟，田亩荒芜，不得耕种，牲畜财物抢劫一空，情形甚属可悯。即在战线外附近区域供给车、马、柴草、夫役转运等项、费亦颇不贷……”^[1]是年“津浦、平汉两路交通中断，直至八月，始稍恢复。影响所及：进口货物，囤积栈内，无法运销内地，酿成过剩之势”^[2]。战时子牙河、御河上的水运交通因奉军多处搭架浮桥，船只不能行驶，货运停滞，贸易颇受影响。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军方把“在烟台、大沽一带”大型“民船百余艘”，“政记轮船公司商船十数只”全部扣留大沽口外，以作军用^[3]。“各路车辆，悉被征调，交通阻隔，商务停滞”^[4]，天津外贸遭到了严重打击。1925年国奉战争（即冯玉祥、张作霖间的战争）和1926年直奉两军合击国民军（吴佩孚、张作霖合击冯玉祥）战争，酿成了“内地人民，风鹤频惊，懋迁毫无。本埠商家，意存观望，对于订货，趑趄不前，进口贸易，遂无佳象”。只因华北“交通受阻”，“蒙古产品向由张垣运至本埠输出者”，只好“率多取道克鲁伦及乌尔顺河，而由中东路出口”，以致津市“出口贸易，亦形不振矣。”^[5]铁路运营极为不佳，收入连年下降：津浦路运营收入1924年为19 226 756元，1926年降为6 119 258元，下降68.17％；1927年为6 327 685元，比1924年下降67.09％^[6]，贸易货运量迅速下降了。

1928年北伐军北上，直鲁联军在撤退时将黄河、沙河两座大桥炸毁，津浦铁路中断9个月。日军为阻止中国北伐军北上，强占胶济铁路，制造济南惨案，扣留大批车辆、机车，致使津浦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瘫痪状态，天津外贸因之受挫。

在新旧军阀混战中要以1930年间冯、汪、桂联合反蒋的中原大战最为空前。东起山东、西至襄樊、南达长沙、北抵长城，在绵延数千里战场上展开了百万大军的厮杀^[7]。战场之大，投入兵力之多，战期之长实属空前，危害之大可想而知。这场战争对天津外贸之危害，仅就其间发生的天津海关接管与反接管的事件中，所引起的天津海关行政管理处于瘫痪状态对天津外贸的影响即可说明。反蒋的北方当局为筹军饷，下令接管天津海关，新派海关税务司扣留关税。天津海关事件发生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及中国海关总署下令封锁天津海关，命令天津海关人员一律罢岗以抵制反蒋的北方当局对天津海关接管。同时命令所有航行天津口岸的一切外国船只，必须在其他口岸先纳关税才能驶往天津，到津后如要缴纳关税由各国驻津领事进行交涉；天津输出之货物在津纳税一律无效，到了他口重纳关税。于是众多货物不能出入天津，致使“南北待运商货俱已纷纷退关，概停装运”^[8]，天津进出口贸易遭到毁灭性打击。战争方酣时，华北地区急需进口粮食，往日多从上海进口面粉，此间被勒令禁止北运。“本埠商家，乃自外洋订购，以应所需，讵意金价飞腾。而冀省麦秋，又歌大有。于是经营麦粉商家，以其无利可图，乃思拒绝履行合同条件，而谋转嫁其亏折于进口商人之身。因而几致酿成纠纷”^[9]。津、沪两埠为全国商业总枢纽，任何一地停滞，“全国生机顿绝。”^[10]1930年天津外贸不及1929年一半便是这一原因所致。可见军阀混战对外贸影响至极。

军阀混战对农村生产和经济的危害，据外国人调查：“近四年（1924—1928年）直鲁两省因军阀混战，壮丁（指农村青壮年男子）减少180余万，将饿死者50万人以上，财产损失两万万（两亿）元以上，车、马、驴、骡损失20余万头”。^[11]更有甚者是农村经济萎缩，经过两次革命（护国战争及护法战争），1914年全国农户是59 402 315户，1919年就只有29 548 529户了，减少50.25％，约过一半。全国荒地1914年为258 235 867亿亩，1918年升到848 935 748亿亩，五年间增长两倍多^[12]。况且这几年还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各列强忙于厮杀暂时放松了对华侵略掠夺，中国农村竟如此萎缩，若有外患侵袭，其情又当如何？所以民国以来，由于“政局蜩螗，地方杌隍”，津市从事外贸“各大商号怀有戒心，不敢尽量购货，进口贸易于以缩瑟”^[13]。再如1913年夏季，蒙事吃紧，张家口铁路专运军需，无车运货，本埠通蒙商务不得不停顿。类似军事行动绝非仅此，必然影响本埠外贸兴衰。

战乱年代，乱兵四起，劫夺民财，商家危害匪浅。民国初年壬子兵变从北京延至天津，津市华界商业闹市的当铺、金银、绸缎、百货店、造币厂被劫洗一空，特别是精华之地—大胡同、估衣街、河北大街尤甚。天津华商遇此难者竟达2200余户，损失纹银约达12 123 662两^[14]。乱兵洗劫后又纵火焚烧，津市华界商业闹市一夜之间化为乌有，闹市成了废墟。随之石家庄、保定、济南和奉天也发生了类似兵变。此次兵变直接受害商家大多停业或倒闭，间接受害者亦难维持。津市商业顿时萧条，二三年间难能恢复，给天津外贸巨大创伤。1925年败退奉兵对津市华界又进行一次洗劫。三五成群的溃兵手持大枪破门而入，见物就抢、见店就砸、劫财物、抢金银、夺珠宝，任意伤人，一伙去后一伙又来，一天之中有的商店竟遭多次洗劫，被抢铺商达百数十家。事后仅以七家商店统计，损失银元达9588元之多。津市商界精粹一再被洗劫，天津经、商、贸颇受其害。

拥兵自主割据一方的军阀，以武力为本，大肆敲诈勒索，在所占据境内横征暴敛乱发政令，有的与匪勾结狼狈为奸，加之地方官吏巧取豪夺，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捐目无奇不有。以褚玉璞督直所颁行的横征暴敛名目即有：军事捐、“讨赤”捐，房产捐，烟酒附加捐，婚姻捐，坟墓捐，旧契捐，船捐，茶捐，蔬菜捐等等。又滥发军用票据，强迫百姓接受。直隶银行竟奉令滥发纸币搜刮民财，以致屡屡发生挤兑风潮，1927年3月宣布停止兑换时未能兑换的票额尚达1100万元之多，致使天津金融市场一片混乱^[15]，商贸往来极度困难。

地方割据军阀在其所据之地所征之田赋捐竟有超过田赋正税的十余倍，超前征期亦有十余年之久。此外，军阀们还在所据之地四处设卡搜刮商民，对过境货物百般刁难勒索，时有连人带货一并扣留，以致有的货物经其勒索脱销后尚不足为本。天津商会曾就沧县、临榆、唐山等关卡税局对往来货物“无不留难勒索”之事道称“扰商痛民”“莫此为甚”。不仅如此，军阀们所到之处强令商民供养军需，1926年6月直隶保安司令褚玉璞命令天津商界向其部属供给军需，命令道称：“一切供养军用的各项物品均待筹备，但省库空虚无法办购，而需物之急刻不容缓。为此令仰天津商会迅速妥筹现款，日报解军需课，以便应用免误戍机。”^[16]天津商会仅在是年7月21、22两日送交天津警察署购买食物之款就达2168元之多^[17]。天津地区的军阀又像走马灯似的轮番进退，以致无人敢出任天津商会会长一职。

军阀混战、政局动荡、生产荒芜、资产耗尽、人民涂炭，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广大民众，被迫铤而走险，以致聚众举义造反之事层出不穷，少则数十百人，多则数千万人。民国后较有影响的民众起义要以1911—1914年一时震惊中外的“白狼”农民起义和1927年甘肃回民起义为甚。“白狼”起义转战数省同“进剿”官兵对抗，给当局以沉重打击。所谓四乡“土匪横行”“兵匪一家”，皆因政府当局腐败无能、民不聊生、官逼民反所致。官兵“进剿”和义民反抗以及军阀混战，造成了中华大地战火纷纭连绵不断。战乱年代乡民无法耕耘，土特产品亦难采集，田园荒芜，杂草丛生，收获无望，物资奇缺，货源稀少，物价飞腾，或因战火而亡、或因饥饿而死，流离失所者不计其数。在这种情况下天津出口无货源，进口货无销路，天津外贸大受其害矣！

解放战争时期，交战双方对交通要口争夺与控制，特别是国民政府在平、津实行军管，对平、津地区物资严加管制，物资出入天津实行严格“许可证”等，严重地阻碍了天津进出口贸易，使天津这个华北进出口贸易大商埠变成了与国内外隔绝的死港，1946年天津经济和外贸所出现的复苏景象很快就被推进了死胡同，天津也就无外贸可言了。

综上所述，无论是哪类战争对天津外贸影响都是可怕的，它是外贸发展、经济繁荣的克星。

（本文撰于1991年春，未刊稿）

【注释】

[1]天津《大公报》，1922年5月21日。

[2]《1922—1931年津海关十年报告》。

[3]《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144页。

[4]《1922—1931年津海关十年报告》。

[5]《1922—1931年津海关十年报告》。

[6]王华棠主编：《天津——一个城市的崛起》，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0页。

[7]李新等编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3页。

[8]天津《大公报》，1930年6月27日。

[9]《1922—1931年津海关十年报告》。

[10]天津《大公报》，1922年6月20日。

[11]梁寒冰、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大事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9页。

[12]《生活》，第8卷合订本第7页，1933年7月1日初版。

[13]《1922—1931年津海关十年报告》。

[14]《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年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05页。

[15]《天津史志》，1988年第1期第43页。

[16]天津《商会档案》，二类第2917号卷。

[17]天津《商会档案》，二类第2917号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