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代前期耕地面积之我见

关于清代前期耕地面积之我见

明末清初因战乱而荒废的耕地，经过清政府招垦政策的推动，到康熙末，耕地面积已恢复到明万历年间田额。因此，康熙末叶，每有官员提出垦荒建议时，清圣祖即予严厉批评说：“每以垦田积谷为言”，是“不识时务”之举，因为“今人民蕃庶”，“山地尽行耕种，此外更有何应垦之田，为积谷之计耶”^[185]。至此，清初的荒田垦复工作已告一段落。此后，在经济发展、人民增殖和巩固边防种种因素推动下，政府继续鼓励人民向山区、向贫瘠土地、向湖滨、向海滩、向边疆地区要耕地。所以有清一代耕地面积是朝着逐渐增加趋势发展着。如表1。

表1　清代前期各直省耕地面积　　　　　　　　　　　单位：顷

资料来源：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60页表。说明：本表在原表的基础上对个别数字做了订正而成。原表中未计入的“甲”、“臼”、“玮”，按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528页，一甲合十一点三亩，一臼合二亩，一玮合四亩折算后计入。雍正二年，福建地亩与各朝统计数相差甚远，表中的313071顷可能是133071顷之误，但无确证，兹仍旧。

令人遗憾的是，表1缺道光年间各省及全国耕地数，但在鸦片战争前全国耕地面积在八百万至八百五十万顷上下，是完全可能的。

表1中的全国耕地数，是清代官方的统计数字。对这个统计数字历来有争议，有许多人认为：官方的统计数是被大大缩小了，并不是实在的耕地数。他们认为不论南方还是北方，都有折亩现象，少的两亩折一亩，多的六七亩折一亩，乃至八九亩折一亩。除折亩之外，还有隐瞒地亩，“民间往往因为避免政府征税，故意隐匿，多不肯实报。官吏虽明知其秘密，但为种种关系，亦不肯据实查报”^[186]。因此，实际耕地面积要远远多于官方统计数。为了弄清这个问题，人们试图从各个角度去探求。如有的研究者以现代航测中得到的数据，推算清代耕地总数；也有的以口粮需要量测算耕地面积。这种种努力和尝试都是有益的。

清代存在折亩不是什么秘密，官书都有明确记载，如《大清会典》称：陕西“洛川县地，向系八亩四分折正一亩；宜川、延川二县地，四亩折正一亩”。“肤施县地，五亩零折正一亩；甘泉县地，三亩零折正一亩。”^[187]清大臣陆陇其亦称：直隶元氏县“上地每三亩六分七厘四毫折征粮地一亩，至下下地则十一亩折征粮地一亩”^[188]。直隶获鹿清代《编审册》亦留下实例，经折算，平均每七点五亩至九点一亩折正征粮地一亩^[189]。安徽徽州府祁门县《新丈亲供首状》亦记载^[190]。如表2。

表2　徽州《新丈亲供首状》

至于隐瞒地亩，尹秦奏报时就曾指出：“将成熟之田园，以多报少，欺隐之田，竞倍于报垦之数。”^[191]诸如此例情况，许多方志在在有之，这里不赘述。

上述种种情况存在，当然会影响耕地面积的数字不实。但令人遗憾的是，过去探讨这个问题，研究者大多回避了两个方面的重要情况：一是关于当时为什么要实行折亩没有进行研究；二是忽视了有小亩，有清查扩大化，有把山、塘、湖、荡化作耕地的另一方面问题，忽视了随着人口增加，民宅侵田等事实，忽视自然灾害对耕地的侵蚀等等，从而影响了对耕地数量探讨的科学性和可靠性。这种只顾其一，而不及其余的做法，就可能使耕地面积扩大化。从而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事实很清楚，清代存在大亩的同时，也存在着小亩。严可均《铁桥漫稿》载：“江苏太湖流域，平畴水田在丈量时，有的一亩只有一百九十步，斛水田有的一亩只有二百步。”^[192]乾隆十五年，中央政府为统一天下弓尺，要求各地将旧用弓尺报部审核，审查结果：“有以三尺二寸为一弓者，有以七尺五寸为一弓者。”^[193]相去悬殊。这种情况，绝非太湖仅有，安徽徽州地区也普遍存在。这里有以190步为一亩的，也有以220步为一亩的，此外还有以230步为一亩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藏的“租484”记载：菖蒲坵丈积为一百八十四点八步，折合税亩为零点八六六亩，约二百一十三点四步为一税亩；牛路下丈积为一百六十点零八步，折合税亩为零点七一八亩，约二百二十四步为一税亩；高六坵丈积为一百八十九点六步，折合税亩为零点八六三亩，约二百二十步为一税亩。^[194]另据雍正元年《请查田粮影射疏》称，“直隶、浙江等处田地，多有名为有地，而其实无租税可收者，其大略有四”，其中与耕地面积有关的“从来置产之户多系乡绅富户，其弃田之人贿通置产家人，将高下错差，一概指为美产，往往以九亩作十亩，或以九亩五六分作十亩”^[195]。这类虚悬之产，也是不可忽视的。由此看来，前人所谓的“大小亩”中的“小亩”并非指240步为一亩的亩，而是指小于二百四十步标准以下的亩，才是真正含义上的“小亩”。弄清这一事实，对如何估计当时耕地面积是十分有益的。

清代是中国人口发展十分迅速的时期，乾隆二十七年，突破二亿人口大关，至道光十四年，又在乾隆二十七年基础上翻了一番，达到四亿人口之多。人口迅速增长，一方面要求增加耕地，以满足新增人口的食粮。与此同时，新增人口又要解决住宅问题，从而产生了蚕食耕地的严重问题。中国家庭构成主体是：以父母加上几个未成年子女组合而成的，“子壮出分”。几代同堂家庭虽有，但不是主要的^[196]。出分的子媳则需住房，因此，人口激剧增加，民宅争地问题就愈加严重。这种情况历朝各代均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显得更加突出，据统计，“从1957年到1986年间，全国累计减少耕地六亿一千万亿亩，净减二亿三千万亿亩，平均每年净减七百九十万亩。仅1993年，全国耕地就减少九百三十七万亩，相当于一个青海省的耕地面积^[19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耕地面积的减少，主要是由于建设规模的扩大，但广大农村的民宅建筑占地，也是十分可观的。透过当代耕地面积占用情况，多少也可以反映出清代前期耕地面积被占用的另一侧面。

清代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商业的繁荣，各地的市、镇、墟场(集)都有很大发展，这发展除原有基础上扩大外，主要是新建了不少的商业点。如江南，明代苏州府有市五十个、镇四十五个，至清代时市增加到五十六个，净增六个，镇增加至四十七个，净增二个，松江府明代有市二十个，镇四十二个，至清代时市增加至二十六个，净增六个，镇增加至七十个，净增二十八个^[198]。北方情况也大致相同，如直隶获鹿县，乾隆以前只有八个集市，乾隆以后新增设了九个集市^[199]，新增集市倍于前。市、镇、墟场(集)的大量增加，无疑是要占去许多粮田的。因此，在估计耕地面积时，对这种情况，也不应略而不计。

此外，我们再来探索折亩及欺隐原因。御史尹秦在《台湾田粮利弊疏》称：台湾“欺隐之田，竟倍于报垦之数”，这是由于官府隐情之故呢，还是知情不报呢?实际上，官府是知情的，但不行清查。这是为什么呢?

请看尹秦的申述：“臣等细访，向来任其欺隐，不行清查之故，则其说有五：现征科则，计亩分算，数倍于内地之粮额，若非以多报少，不能完纳正供。此其说一也；台湾沙地，每岁夏秋大雨，山水奔泻，田园冲为涧壑，而流沙壅积，熟田亦变荒壤，若非以多报少，将何补苴亏缺!此其说二也；台地依山临海，所有田园，并无堤岸保障，海风稍大，咸水涌入，田园卤浸，必俟数年咸味尽去之后，方可耕种，若非以多报少，何以抵纳官粮!此说三也；台郡土脉炎热，不宜用肥，两三年后力薄寡收，便须荒弃两年，然后耕种，若非以多报少，焉能转换办公?此其说四也；佃丁系漳、泉、潮、惠客民，因贪地宽，可以私垦，故冒险渡台，设使按亩清查，以租作粮，伊等力不能支，势必各回原籍，以致田园荒废，额赋虚悬。此其说五也。”^[200]尹秦所奏五款中，其中二、三、四款直接涉及耕地面积计算问题，尤其是第三款中提到的休耕问题，更值得重视。按耕三年，轮休二年情况看，每年就有40％的土地抛荒，以恢复地力。这部分休耕的土地，就应该排除在当年耕地面积之外，才算是合理的，若不把休耕土地除外，必然要夸大耕地面积，这是不可取的。若再把因灾良田卤浸，需数年后咸味尽去，方能复耕这部分土地亦考虑进去，台湾欺隐之地哪有“竟倍于报垦之数”呢?因此，我们对某一事物的考察，必须深入下去，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像台湾地区的这种情况，其他地方亦照样存在，如陕西巡抚秦承恩，在申述陕西为什么要实行折亩时指出：“陕西省淹浸不常之地，非系涧侧，即属河滨，水性之坍涨靡常，地亩之出无定……一经冲刷，多被泥淤，岁收实止一二，应请以五亩折正一亩。”同时，他还特别强调，这些“土力硗薄之地，一经播种，若不听其休息，虽多费工力，亦属无收，应请以四亩折正一亩。至于极边寒冷之地，山多土少，风气严寒，虽有人力之劳，籽粒之费，缘土性寒冷，生发较迟，收成最薄，应请以三亩折正一亩”。^[201]雅尔图出任河南巡抚后，指责前任巡抚王士俊捏报劝垦疏称：“查王士俊所报开垦之地，共有四项：一曰河滩地亩……一曰夹荒地。查原疏内称：系零星垦辟，荒熟相杂者。夫小民既知此地可耕，岂有垦治一段，抛荒一段，错综间杂之理。盖缘豫省土地，有一种沃野之地，年年可耕，即禹贡所谓：厥土惟壤也；又有一种硗瘠之地，树艺一两年，则其土无力，不能生发，必另耕一处，将此处培壅一两年，然后复种，如此更番迭换，始得收获，即禹贡所谓下土坟垆也。前人立法，不分高下等则，一体纳粮，止于弓丈之间，准其独大，以恤民力。”^[202]根据上述情况看来，折亩存在是有客观原因的，在研究耕地面积时，不应忽略这一点。还有，研究者在看到隐漏、折亩弊端同时，还必须看到另外一种弊端，即“州县承望上司意旨，并未踏勘实在荒地若干，即预报亩数，以邀急公之名”。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产生两种流弊，一是以熟作荒。在荒地不足情况下，以熟田之数“符所报之额”，这就出现了虚悬之数。另是以荒作熟，“历年荒地在河堧项者，坍涨不常，且地势低洼，河水偶溢，即成沮洳；在山麓者，外铺平土，有似可耕，其下三四寸多石皮石子，坚不能掘，所生之草，亦皆纤细无力，岂能发生禾稻；又有高阜鳞次，而溪远水浅，难资灌溉，以致荒废者。此种地亩，州县不复踏勘，悉人报垦之数……恐十年之后，民不得不报熟，官不得不升科，幸而薄收，则完官不足，稍遇岁歉，即卒岁无资，而逃亡失业之患，从此起矣。然且赋额一定，州县不敢悬欠，督抚不敢开除，于是飞洒均摊诸弊，又将以熟田当之，是名为开垦，其实有垦之名无熟之实也”^[203]。这种虚悬情况亦影响到对清代耕地面积的估算。乾隆初年，朝廷对此弊端虽加纠正，但是否彻底，则难以说清。

广西有荒地，但不能得以充分利用，这又有其本地具体情况。李绂在《条陈广西垦荒事宜疏》云：广西“地不加辟，其故有六：山溪险峻，猺獞杂处，防范不严，则成熟之后，多遭盗割，种植徒劳。一也；民性朴愚，止知滨江有水之地，易于稼穑，不知兴陂池水利，遂使高原可耕之地弃于草莱。二也；止知水田种稻，不识旱地可种杂粮。三也；水耕火耨，烧荒薤草，古有粪田畴美土疆之法，而粤民不知，每耕薄地，二三年后而去之，又历数年，地力既复，然后再种，致多荒土。四也；出户惟谷，纳赋需银，差徭随田而起，恐贻后日之累。五也；良懦垦熟，而豪强认占，势既不敌，官莫为理，勤而无所，恒有悔心。六也；此垦荒者，所以裹足而莫前也。”^[204]像广西这种情况，用现代的航测、用人口口粮推算之法，似亦无法准确推算其耕地面积的较为准确的数字。

因此，当我们考察清代耕地面积的时候，既要看到当时有隐报地亩、折亩的一面，同时，又要看到有虚悬的另一面。此外，还应考虑到折亩原因和其他影响耕地面积因素。只有把各方面的情况都考虑到了，所得出的研究成果才能更接近历史的实际，更富于科学性。直至目前为止，对中国历代耕地面积的研究，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今后还需在占有更多资料情况下，进行再探讨，使之不断接近于历史实际。

综上所述，在无更精确统计资料时，清代前期耕地面积，姑且还是依照官方所公布统计资料为宜，这样或许不是十分准确，但毕竟是各省赋税征收的依据，比起用其他手段推算出来的耕地面积，总是实在些。当然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

(原文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