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役制度改革与封建关系削弱
明清时代，赋役制度经历了两次重大改革，一是明万历年间(1573—1619)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二是康雍乾年间(1662—1795)推行的“摊丁入地”。封建社会后期的这两次赋役制度的改革，对明清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一条鞭法”与“摊丁入地”出台
由于元末长期战乱，到朱明王朝建立时，社会经济遭到很大破坏，人死地荒情况随处可见，更加上簿籍散失，稽查失实，使赋役征派遇到严重困难，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改善这种局面，组织人力对人口、土地进行登记造册，建立户籍制度，与此同时，对农村基础组织进行整顿，加强对赋役制度的管理。
明田赋制度重建，率先从绘制鱼鳞图册着手。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派周铸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核实田[205]，洪武十九年(1387)又派国子监学生参与第二次大规模绘制鱼鳞图册[206]。为田赋征收，奠定基础。
洪武三年(1370)，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户贴制，“籍藏于部，贴给于民”[207]。洪武十四年(1382)，在户贴基础上建立了黄册制度。同时实行里甲制度：“以一百一十户为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城中曰坊，近城曰厢，乡者曰里。”[208]
黄册以户为主，开列旧管、新收、开除、实在之数四项，鱼鳞图册以土田为主，全国官民田土以及各种田质之差别毕具其中。明政府通过黄册和鱼鳞图册编制，把全国人口和土地都掌握起来，为赋役制度重建打下牢固基础。
据《明史·食货志》记载，赋役征派为“赋税十取一，役法计田出夫”。“租曰夏，税曰秋粮。夏税无过八月，秋粮无过明年二月。”徭役的规定是：“曰成丁，丁而役，六十而免，又有职役优免者。役曰里甲，曰均徭，曰杂泛，凡三等。以户计曰甲役，以丁计曰徭役，上命非时曰杂役，皆有力役，有雇役。府州县验册，丁口多寡，事产厚薄，以均适其力。”
为了田赋顺利征收，以及避免官吏征收田粮过程中中饱私囊和揽户侵吞税粮，明廷建立了粮长制。粮长以田土多者为之。设粮长、大户地方，大多都是产粮地区，且田赋较多省份。
黄册和鱼鳞图册的制定，在当时来说，至少有两方面作用：第一，清查出一些漏、脱、欺隐的户口和土地，打击了豪强大户对赋役的欺隐、转嫁行为，增加了国家所控制的人口和土地，同时增加国家赋税收入和徭役数量。就赋税而言，洪武十四年(1382)全国(直隶及十二布政司)计二千六百一十五万五千二百五十一石[209]，至洪武二十三年(1391)为三千一百六十万七千六百余石[210]，为洪武十四年(1382)的120.8％；第二，由于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豪右飞洒、“诡寄”等不法行为，农民赋役负担有所减轻，对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挥了很好作用。
但由于官僚地主反对、阻挠，以及一些地方官对黄册制度推行不力，赋役不均现象又有所发生，宣德六年(1431)浙江右参议彭璟指出：“豪富人民，每遇编充里役，多隐匿丁粮，规避徭役，质朴之民皆首实，有司贪贿，更不穷究。由是徭役不均，细民失业。”[211]宣德末年，江西等处编造均徭册，行均徭，但实行时间不长。
明中叶，赋税的改革主要集中在整顿田赋科则上。明朝各地田赋税率差别甚大，当时一般田赋科则是：“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212]但实际上许多地方官田科则都超过这个标准，尤以江南苏州、松江、嘉兴、湖州、常州五府最为严重。《明史》称：“浙西官、民田视他方倍蓰，亩税有二三石者。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213]由于税粮苛重，逋赋情况特别突出，如苏州府从永乐至洪熙元年(1403—1425)欠粮三百九十二万石[214]，松江府从永乐十三年至十九年(1415—1421)，仅仅八年间就免征税粮达数百万石[215]，宣德五年(1430)，松江府额定起运米四十三万九千石，实征只有六万六千石[216]，仅占额定起运米15％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宣宗不得不下决心解决江南重赋问题。从宣德四年至七年(1429—1432)，再三下诏减免官田税则[217]。据《正统实录》称：“行在户部奏，浙江等处布政司并直隶苏松等府州县，自永乐十九年(1421)至宣德八年(1433)，有全家充军并绝户抛荒官民田地，俱准民田起科，及古额官田例减除，共减税粮二百七十七万七千三百余石。”[218]这是一个很大数目，对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当地经济发展都有积极作用。
明廷在整顿田赋科则同时，也进行田赋折色改革，将部分实物税折成银两征收，但折银部分很少。到正统年间(1436—1449)，将“浙江、江西、湖广、南直隶不通航楫之处，各随土产，折收布绢白金、赴京充俸”[219]。定“粮四石，收银一两解京”[220]。南畿、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米麦共四百余万石，折银一百余万两，解入内承运库，称为“金花银”。“金花银”出现，使货币税在田赋征收中比重大大增加。
明中叶以后，由于吏治的腐败，缙绅、豪强地主利用权势，勾结官府，用“飞洒”、“诡寄”等手段逃避赋役。如正德年间(1506—1521)，江西“以至一省之中，图之虚以数十计，都之虚以数百计，县之虚以数千、万计。递年派粮编差，无所归者，但命小户赔偿”[221]。福建情况是：“郡多士大夫，其士大夫又多田产，民有产者无几耳，而徭役尽责之民。”[222]将赋役负担转嫁农民身上。赋役不均情况成了明中叶普遍现象。农民不堪重负，反抗者有之，弃地而逃者也有之。加上皇室贵族、官吏侵地，土地失额情况十分严重，弘治十五年(1502)，全国田土总额仅四百二十二万八千余顷，比洪武二十六年(1393)的八百五十万七千余顷少了一半还多。以上情况，严重影响了明廷财政收入。为了稳定社会秩序，万历年间(1573—1619)，张居正推行了“一条鞭法”。
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是从清丈田地开始，清丈田地在嘉靖、隆庆年间(1522—1572)，有些地方官吏已在局部进行这项工作，但全国性土地清丈是在万历八年(1580)九月开始，通过三年努力，全国清丈土地工作基本完成，政府控制的税田有明显的增加。山东丈出民地三十六万三千四百八十七顷，屯地丈出二千二百六十八顷。江西六十六州县额外丈出地六万一千四百五十九顷五十四亩。山西省丈出民地、屯田、欺隐地五千一百余顷。应天巡抚奏报丈过江南十一府州县田地、山塘，“补足失额者一万二千零一十余顷，多余均摊者九千五百四十余顷”，“各卫田地补足失额三百二十余顷，多余均摊者一千八百六十余顷”。其他如宣府、贵州、广西等地，也都清丈出不少隐匿田地。[223]万历清丈田亩的效果是显著的。据樊树志统计，清丈后中央政府控制的税田比清丈前增百分之二十五以上[224]。万历九年(1581)，张居正在清丈田地基础上，在全国推广“一条鞭法”。“一条鞭法”内容是：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比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法”[225]。
“一条鞭法”推行，减轻了农民赋役负担，如北直隶沧州农民：“有粮无地者得以脱虎口矣”[226]。就国家而言，增加了财政收入，《明史纪事本末》称，万历十年(1582)“大仓粟可支十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一改正德、嘉靖虚耗。
“一条鞭法”实施，受到称道。如郑文郁在《赋役考》中称：“条鞭之善者以为均丁粮，消冒滥，息赔累，简明目，寝觊觎，屈市猾，平贫富，清册籍，一举而官民积重之弊皆反。”[227]白寿彝总主编《中国历史·明时期》(上)称：“一条鞭法”的实施，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1.合并赋役项目，简化征收手续，赋役除繁趋简，皆有定额，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贪官污吏上下其手，中饱私囊。2.将户丁负担的部分徭役摊入田亩，按亩而征，“称最便矣，第丁多苦贫，田易取办”，既保证了国家收入，又减轻了贫下户的赋役负担。3.废止里甲排年轮役制，改为每年编审，“合一邑丁粮充一年之役，所以少易办”，“为民利甚”。4.赋役折银征收，“凡百用费，皆取于官银，民间有本户粮差之外，别无差使，吏胥无所用其苛求，而民相安于无忧矣”。[228]
“一条鞭法”上承唐朝“两税法”，下启清朝“摊丁入地”，是中国赋役史上一次重大改革。
张居正去世后，“一条鞭法”虽然仍在实行，但随着吏治日益败坏，“一条鞭法行十余年，规制顿紊，不能尽遵也”[229]。更加上日后“三饷”并征及私征，赋税负担大大超出一般农民所能承受的能力，他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揭竿而起，把横征暴敛的明王朝摧毁。
清王朝建立在长期战争之后，赋役等册籍或废于战火，或丢失，赋役征解失去依据，顺治三年(1646)朝廷修《赋役全书》，顺治十四年(1657)编成。赋役征收有了依据。随后又另立鱼鳞图册和黄册，使鱼鳞图册和黄册“与赋役全书相表里”。为防止各级政府的私征暗派，清廷又实行“易知由单”制度。丁银的征收，各省情况不一，轻重悬殊，出现“有地之家，田连陌，所输丁银无已；贫民粮仅升合，所输丁银独多”[230]。除田赋、丁徭之外，又有名目繁多的附加税，如火耗，是一种沉重负担。以致有些地方出现“税轻耗重，数倍于正额”[231]。大批贫苦农民无法忍受赋役不均的负担，纷纷逃亡，如康熙末年估计，仅“山东民人往来口外垦地者，多至十余万”[232]。人口流移不定，各级省府难以掌握民间人口增减，康熙五十一年(1712)，宣布“盛世滋丁，永不加赋”[233]。只以康熙五十年(1711)全国人丁数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余丁、丁银二百三十五万余两为定额，以后新增加人丁不再负担丁银。这就为“摊丁入地”提供了必备的条件。《海宁州志》称：“今滋生人丁概不加赋，则丁口亦有一定，可以派归田粮，永为成例。”[234]
“摊丁入地”开始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广东将丁银“各县地亩摊征，每地银一亩，摊丁银一钱六厘四毫不等”[235]。此后，各省纷纷效法。或将丁银摊入地亩，或将丁银摊入地粮，除了盛京因“户籍无定”没有实行外，其余省份都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前推行，同时，清廷又着手解决“火耗”充公问题，并对“火耗”数额重新做了规定，一般一两银子收一二钱，比以前有所减轻。
“摊丁入地”制度推行，把丁银摊入地亩中征收，民户按照地亩多少交纳丁银，田多者多交，田少者少交，无田者不交，这就解决了少地和无地者繁重的丁银负担，同时也解决了长期以来丁银负担不均问题，对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有利。同时，由于丁银摊入地亩，农民与封建国家长期以来的人身依附关系得到解脱，人身获得更多自由，迁徙更自由。此外，也促使货币地租有更大发展。这一改革对清代经济的繁荣、社会发展有重大意义。
二、赋役改革促进市场经济发展
明清时期对赋役制度进行一系列的改革，除了减轻农民赋役负担及抑制兼并之外，对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还起到积极作用。
明以前，赋税征收以实物为主，货币税占的比重很微小，“金花银”出现后，货币税大大增加了。据王鏊称，正统一时，震泽镇岁征“金花银”八十一万四千余两[236]。据梁方仲统计，苏州府正德、嘉靖年间(1506—1566)，“正粮一百九十九万有奇，耗粮一百万有奇，通正耗三百万有奇……旧有金花银二十五万有奇，折民粮六十万有奇”。“金花银”占正粮总数百分之三十。但就全国而言，正统年间(1436—1450)“金花银”占全年税粮总额仅百分之十二点七而已[237]。可见各地征收货币税情况很不平衡。但比明初或明以前已极大增加了。到清代，货币税征收数额已远远超过征粮数额。如顺治十八年(1661)的田赋中征银数达二千一百五十七万六千零六两，征粮数六百四十七万九千四百六十五石而已[238]。此后，田赋中征银比重还在增加。增加货币税的征收数量，对市场经济发展起到很好拉动作用。
随着赋役折银普遍推行，农民不一定必须生产粮食作物了，而可以根据自己经营的土地情况，以及市场需求情况，种植产量高、价钱好的农作物。在明清时代，棉、桑、蔗、烟、果树园艺等经济作物，得到很大发展。
中国植棉是从宋元之际开始的，到明代，朝廷更是大力推广。弘治年间(1488—1505)，丘浚说：棉花“遍布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其利视丝枲盖百倍焉”[239]。至迟到万历六年(1578)，明廷已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广、四川、江西及南北直隶征收棉布，说明中国各地皆已植棉[240]。值得注意的是植棉区的发展，棉花生产商品化。嘉靖年间(1522—1566)，昆山、嘉定等县，棉花逐渐成了当地的主要作物[241]。天启年间(1621—1627)，松江府属两百万亩耕地，“大半植棉，当不止百万亩”[242]。太仓州属，“郊原四望，遍地皆棉”[243]。清朝初年，上海县棉田与稻田平分秋色[244]。这时上海所生产的棉花远销福建、广东两省，“楼船千百，皆装布囊累累”[245]。乾隆中期，松江、太仓、通州和海门厅所属各州县，棉田几占全部耕地十之七八[246]。江苏省东南地区已发展成为当时产棉的中心。黄河流域的植棉也有发展。明万历年间(1573—1691)，山东已有植棉的记载。据万历《临邑县志》，“木棉之产独甲他所”[247]。至天启年间(1621—1627)，棉花产量激增，“贩者四方至”[248]。北方由于棉田扩大，产量激增，“吉贝则泛舟而鬻诸南”[249]。清雍正年间(1723—1735)，山东六府已皆种棉，而东昌一府最多，“商人贸于四方”[250]。乾隆后期，山东清平县棉田至“连顷遍塍”，所占耕地面积超过豆田和麦田的总和[251]。河南植棉是在明清之际发展起来的。据吴伟业所作《木棉吟》：“今也栽花遍齐豫。”[252]这时河南出产的棉花已远销江南[253]。直隶植棉，比河南稍晚，但到乾隆年间也已相当普遍。保定以南各县州，凡好地多种棉花[254]。乾隆前期，棉花种植已发展到纬度较高的东北地区，尤其是奉天地区，种棉日多，“率皆售于商贾转贩他省”[255]。
桑树的种植有些地区仍然很盛。明清之际，浙江湖州府，史称“桑麻万顷”[256]。嘉兴植桑之多，至“不可以株数计”[257]。乾隆年间(1736—1795)，由江苏之震泽至浙江之秀水，六七十里间“阡陌间强半植桑”[258]。在江、浙交界地区，并且有专事出售桑叶的桑园。如湖州府属，所产桑叶不足供应当地需要，而“贩于桐乡、洞庭”。伴随着养蚕的发展，还有的“预租别姓之桑，俗曰秒桑”[259]。可以想见桑叶商品化的程度。在太湖流域，有不少农民靠蚕桑维持生活。如环绕太湖的各村镇，“乡人比户蚕桑为务”[260]。吴兴县，每到蚕桑季节，“家家闭户，官府勿摄征收、及里间往来庆吊俱罢不行”[261]。西南的贵州则有柞蚕的发展，乾隆年间(1736—1795)首先兴起于遵义，产量相当大[262]。由于经营柞蚕省工而利厚，很快传播到正安州和安顺府[263]。广东南海、顺德两县出现了桑树专业种植区。据嘉庆年间(1796—1850)记载：“周回百余里，居民数十万户，田地一千数百余顷，种植桑树以饲春蚕。”[264]所说虽不免夸张，但反映了蚕桑的发展。
种蔗发展，在中国已有长久的历史，到明清时代，福建、台湾、广东、江西和四川则出现了专业种植区。明万历十五年(1587)，福建漳南一带，甘蔗的种植满山遍野[265]。明清之际，广东番禺、东莞、增城、阳春等县，蔗田几乎占耕地的一半，其东莞之篁村、河田等村，到处种蔗，号称“千顷”[266]。乾隆初年，江西大庾县双坑隘一带，遍地种蔗，“绵延数十里”[267]。乾隆年间(1736—1795)，四川简州，沿江之民种蔗作糖，州人“多以此致富”[268]。嘉庆、道光年间(1796—1850)，内江沿江左右，居民“尤以艺蔗为务”[269]。台湾水土气候尤宜种蔗，“竟十倍于旧年”[270]。寥寥数语，生动地反映了台湾蔗田的迅猛发展。
烟草是在明代中叶后发展起来的。大约在万历年间(1573—1619)先传播于福建漳、泉二州[271]。明朝晚年传播于广东之恩平，浙江之嘉兴，江苏之苏州[272]。清雍正、乾隆之际(1723—1795)，福建烟田继续扩大，有的地区烟田竟占耕地十之六七[273]。或谓汀属八邑，过去山区农民皆种食粮，自康熙三十四、三十五年间(1695—1696)，流寓这里的漳州农民“以种烟为业”；以后烟田继续发展，占耕地十之三四[274]。浙江嘉兴府属，植烟之风日胜一日[275]。广西农家，半数兼种烟草[276]。河南之卢氏，湖北之均州，湖南之衡州，山东之济宁，山西之保德，都有种烟的记载[277]。尤其是山东济宁州，清顺治年间(1644—1661)开始种植，至雍正年间(1723—1735)已“遍地种烟”。北京烟商“来贩收买者不绝”[278]。嘉庆、道光之际(1796—1850)烟田继续扩大。如江苏省，“各处膏腴皆种烟叶”[279]；江西新城县，家家种烟，禁不能止[280]；四川合江县，河坦山谷，种植殆遍[281]；四川新津县，良田熟地，随处种烟[282]。陕西城固县胥水以北，“沃土腴田，尽植烟苗”[283]。嘉庆年间(1796—1820)，包世臣论述吸烟人数增加及烟田扩大情况很可供我们参考。他说几十年前吃烟的人不过十之二三，现在则“男女大小莫不吃烟”，“以致各处膏腴皆种烟叶”[284]。
植茶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285]，在明清数百年间又有所发展。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四川、广东、云南、福建、安徽等省发展起来不少专业种植区。今安徽霍山县，清顺治年间(1644—1661)，每到采茶季节，“男女错杂，歌声满谷，日夜力作不休”[286]。雍正、乾隆之际，云南普洱六茶山周围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287]。嘉庆年间(1796—1820)，福建崇安县武夷山居民数百家，“皆以种茶为业，岁所产数十万斤”[288]。道光年间(1821—1850)，福建建瓯县，“茶山蔓延愈广”，该县所辖四乡十二里种植几遍[289]。
明清之际、广东、福建果树园艺的发展也很迅速。顺德县之陈村，龙眼树凡数十万株，周围四十余里。南海之龙眼，番禺之荔枝，绵延百里[290]。番禺之小坑、火村、罗岗等村三四十里中间，民多以茶果为业，黄村和朱村多种梅、梨、橄榄、香蕉，“连冈接阜，弥望不穷”[291]。福建福州、兴化、泉州盛产龙眼、荔枝。福州南门外，“数十里间荔枝、龙眼夹道交荫”。兴化县之枫亭驿，“荔枝甲天下，弥山遍野”[292]。
随着经济作物的发展，有些地区出现经济作物排挤粮食作物的现象，明清之际尤其是清代前期比较显著。广东番禺县有将稻田改种龙眼、荔枝的[293]；福建泉州有将稻田改为蔗田的[294]；江苏南部[295]，江西大庾，新城等县[296]，四川合江县[297]，有将稻田改为烟田的。福建由于种烟日多，而种稻菽麦之地日少[298]。山西保德州，河边淤土，舍禾黍而种烟草[299]。山东济宁州，“膏腴尽为烟所占、顶五谷反皆瘠土”[300]。或谓西北五省制酒每岁耗米凡数千万石，而种烟所减之粟米约占制酒所用粟米十分之六七[301]。可见烟田占地，在严重地排挤粮食作物。又山东宁阳县和胶州，花生的种植发展较快，农民“以落花生代稼”[302]。江苏的松江府和太仓州[303]，中部各州县[304]，有将粮田改为棉田的。粮食作物耕地面积的减缩，曾经一度引起封建文人和统治者的忧虑，有的面对经济作物的传播，说什么“深怪习俗惟利是趋，而不以五谷为本计”[305]；有的议论农民种植经济作物是“唯利是图，积染成习”[306]。清政府一度下令禁种烟草，没收到效果，经济作物发展的猛烈就不难想见了。
随着经济作物的发展，出现了不少专事买卖农产品的商贩和巨额交易。云南普洱产茶区，每到产茶季节，“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307]。福建崇安县，每到采茶之时，“商贾云集，究崖僻径，人迹络绎，哄然成市”[308]。安徽霍山县，每届收茶之时，“富商大贾、骑纵布野，倾囊以值，百货骈集，开市列肆”[309]。山东济宁州，业烟者六家，“每年买卖至白金二百万两”[310]。陕西城固、南郑等县产烟区，烟商将烟叶运往湖北，烟值“岁糜数千万两”[311]。山东东昌府产棉最多，“商人贸于四方”[312]。贵州遵义柞蚕区，每到成茧季节，秦、晋、闽、粤商人来此收购，“捆载以去”[313]。
与经济作物的增长和城市的发展相联系的，是粮食生产商品化。这种变化从粮食流转状况和城市消费粮食数量反映得十分清楚。明代后期，江西赣州所产之米运销于豫章、吴会，运粮船只络绎不绝[314]。安徽江北沿岸所产之米，运销长江下游各省[315]。江、浙两省苏州、杭州、嘉兴、湖州等府经济作物比较发达的地区，“半仰给于江、楚、庐、安之粟”[316]。皖南经济作物发展的徽州府属，居民食用“大半取于江西、湖广之稻”[317]。盛产烟、蔗的福建泉州府属，粮食仰给于江、浙[318]。明清之际，由福建向广东运输粮食的船只每年有一千多艘[319]。这时新发展起来的东北垦殖区，所产粮食则向经济作物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运销。尤其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开放海禁以后，每年由东北运往上海的豆麦迅速增加。乾隆年间(1736—1795)，由东北开往天津的粮船，由过去的十多艘逐增至数百艘[320]。清前期，台湾所产之米大量运销大陆，据雍正七年(1729)记载，每年所运之米不下四五十万石[321]。乾隆初期，浙江安吉县所产米谷运销境外者“每去其半”[322]。江苏棉产区崇明县，经常由安徽和县、含山等县运米供应，乾隆中期每年运米二十多万石，乾隆后期复增为三十多万石[323]。仍在乾隆年间(1736—1795)，湖北省河、湖相交之处，运米船只昼夜不绝[324]。汉口一次大火，被烧粮船达一百多艘[325]。山东临清州所需粮食，麦、谷由河南贩运，秫、粱由天津贩运[326]。嘉庆年间(1796—1820)，苏州府属无论丰歉，都须江西、湖广、安徽等省贩运米谷，每年消耗商品粮凡数百万石[327]。这时一些较大城市所消费的粮食大为增加，苏州、杭州等府城的粮栈，“常积谷至数十万石”[328]。杭州一城每年就需要商品粮食三四百万石[329]。湖北汉口，嘉庆年间(1796—1820)贮存商品粮食多至二十万石[330]。
随着赋役折色数量不断扩大，极大地拉动了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丰富了市场商品的数量和品种花色，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三、赋役改革促进人身依附关系的松解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丁役制度一直是封建国家束缚人民、强化其人身依附关系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随着历代徭役制度的改革，在逐渐松解。
明清两代，在丁役制度上进行一系列改革，如明宣德年间(1426—1435)，江南巡抚周忱曾在应天府实行论粮加征“里甲银”[331]。他将原来按户征收的里甲费用，摊入田粮，折银征收。继周忱之后，东南各省对里甲正役纷纷进行改革。浙江推行“均平银”[332]，福建实行“纲银”[333]，这些做法与周忱大体相同。至嘉靖十六年(1537)，应天巡抚欧阳铎又推出“征一法”，把里甲、均徭合拼一起，力役折银归入田亩征收。到万历年间(1573—1619)，实行了“一条鞭法”。到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年间(1662—1795)，丁银摊入地亩或税粮征收。至此，封建国家强化人身依附关系的丁银和徭役制度衰落下去，人民与政府之间的依附关系得到松解，人民获得了更多迁徙的自由及择业的自由。
与此同时，工匠制度也在改革，改革从两方面着手：一是逐步减轻工匠服役时间，轮班匠一年服役十天，不服役之时，可以“自由趁作”。这就意味着工匠人身依附关系得到松解。比元代“役皆永充”的工匠制度有很大进步。二是纳银代役。成化二十一年(1485)，经工部奏准，开了轮班匠纳银代役之头[334]，至嘉靖四十一年(1562)，工部题准，所有轮班工匠，一律纳银代役[335]。清沿明制，轮班工匠以银代役。至顺治年间(1644—1661)，住坐工匠每月十天执役制度，亦随着匠籍制度废除而终止。匠籍制度废除后，工匠与国家之间的依附关系被割断，人身获得更多自由，他们可以自主地安排自己的时间，自主地安排自己所熟悉的工作，生产更多商品供应社会，为市场繁荣作出更多贡献。
(原文载《中国地主制经济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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