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前期土地垦拓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如何看待清代的垦荒，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尤其是近年来生态问题受到重视，对清代的垦荒的批评增多。清代的垦荒缺乏统筹兼顾，政府一味推行鼓励政策，致使部分地区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如山林锐减，湖面缩小，河道变狭，或海口淤塞，导致自然灾害频频发生。这是历史事实，教训应予总结，但对清代前期垦荒整体作评价时，却不能仅仅从局部地区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这一点来衡量，应该从多方面去考察。
在农业生产技术还不是很发达的清代，增加农业产品数量的最有效途径，还是扩大耕地面积，耕地面积扩大了，粮食总产量才能增加，新增的人口才有饭吃，也才有可能腾出更多耕地种植经济作物，以满足社会经济不断发展所提出的需求。当然，通过农业生产中精耕细作，改良土壤，兴修水利改善灌溉条件，增加施肥，改良种子，提高复种指数等措施，也可以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但就清代而言，这种作用还不能得到充分发挥。
评议一项政策的历史作用，首先要看他对社会经济发展是起到促进作用，还是起到阻碍，或是破坏作用。只有从同一标准出发，才不会使评价失去公允而走向偏颇。
清代前期垦荒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从总体说，积极方面超过了消极方面。
第一，垦荒增加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明末清初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乱，给农业生产带来极大破坏，耕地面积由明万历701397628亩，至清顺治八年时仅剩下209858461亩，仅及万历六年耕地面积的29.92％。国家每岁钱粮收入14859千余两，而每年政府支出数为15734千余两，出入相抵，尚不敷857千余两[1]。严重经济危机的阴影，笼罩着刚刚诞生的清王朝。这个新王朝如不及时摆脱这个经济危机，就会垮台。清政府为及时摆脱这一财政危机，稳定十分不安宁的社会，首先把垦荒摆在重要议事日程上。经过顺、康两代不懈努力，荒芜的土地不断得到垦复。田赋收入也随之不断增加。如康熙四年三月十九日，河南巡抚张自德疏报：康熙三年所属州县开垦荒地19361顷，该征钱粮银83140余两[2]。康熙十九年，户部郎中鄂齐理奉差盛京后，在回京奏疏中称：勘查满洲人丁新开荒地：东至抚顺，西至山海关，南至盖州，北至开源，共垦田万顷，可征钱粮银约万两[3]。如此事例，在历朝实录中比比皆是，不一一枚举。通过垦荒，国家财政收支状况也得到极大改善，从入不敷出，到库有存银。至迟，康熙六年时，清政府已完全摆脱财政危机，扭转了入不敷出的局面，据统计，这年户部存银已达2488492两。康熙八、九两年(1469、1670)“每岁存剩约六七百余万”两。康熙十二年(1673)，三藩之乱爆发，军费开支剧增，尽管在这战火纷飞的年代，户部仍有库存，如康熙十六年(1677)，存银尚有5307216两，康熙十七年存银数虽然有所减少，但仍有3339920两。经过漫长的八年戡乱后，由于战争结束，军费开支大减，户部存银也就激剧增加。康熙二十五年，户部存银上升到26052735两，康熙二十六年，存银达28964499两。康熙三十一年至六十一年的31年间，户部每年存银都在3000多万两至4000多万两之间，最高年份达4736万余两[4]。
战争，实际上是经济实力的较量，这点早为人们所共识。清政府之所以从建立第一天起就把垦荒摆上议事日程，除了安置流民，稳定社会秩序作想外，更重要的是为满足巨额军费支出，清政府建立之初，战争连绵不断，军需浩繁。据陈锋研究，顺治朝常年军费开支每年为1300万两，从顺治十二年起，战时每年军费开支约在数百万两至2000万两之间。依此估计，顺治朝有案可查的数字，战争开支在一亿两左右。康熙十二年(1673)三藩之乱爆发，这一战争持续了八年，这八年间，清政府军费开支高达1亿两以上[5]。此后，还有平定准噶尔等战役，军费开支都高得惊人。这些巨额的军费开支取之于何处?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国家财政来源主要是靠田赋征收，而商税收入有限。田赋收入的增加，主要是来自于耕地面积的扩大，也就是说直接取决于垦荒所取得的成果。顺治、康熙垦荒不断取得进展，对巩固新生的清政权和统一祖国山河的战争以最有力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没清初的垦荒成果，清政府的巩固将面临严重困难，国家统一也将受到危害。
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国库充实，使清政府有足够的实力进行赋税改革和关照人民生活。如康熙五十五年颁布免除新增人丁丁银的规定就一例。至于蠲免，在康、雍、乾《实录》中俯拾皆是。蠲免次数之多，数量之大，为历代王朝所仅见。仅就康乾时期江苏一省蠲免而言，从康熙元年至乾隆六十年间，吴江等25州县，由灾蠲、普免、积欠蠲免三项所免去赋银计共7625776.2两，普免、灾蠲、免欠次数多达653次[6]。从个别地区蠲免事例即可看出，清政府在减轻人民负担上所作出的努力。清政府之所以能这样做，是由于荒芜的土地不断得到垦复，田赋收入不断增加的结果。
第二，造就大批自耕农民，经过半个多世纪战乱，流离失所、衣食无着的农民，在清政府招垦政策鼓励下，经过自己辛勤劳动，其中绝大多数取得了土地产权，变成了自耕农民。
顺治初年，湖南省永州府属州县，“其民皆由乱定招徕而至，垦辟荒土，久而富饶，人皆世农，不言他事”[7]。寥寥数语，描绘出一个家给人足的自耕农聚居的情景。顺治十六年，河南开封等八府并汝州，招直隶失业贫民来认垦，所垦土地“永为己业”[8]。雍正十二年，山东省各府州县，仅一年间就查出贫民29940户，实垦荒地217711.4亩[9]，平均每户开垦荒地7.2亩。乾隆二年，山东商河县知县范从律详报，商河县民祖籍原顺天，明末遭兵失业，星散山左，至康熙元年始奉旨发商邑开垦荒地，各立村庄四十二处，一庄有三、二百家[10]。乾隆九年，直隶总督高斌奏称：“详查喀喇河屯厅所辖之白马关、潮河川、热河厅所辖之张三营、白马川，四旗所辖之波罗河屯各汛内，凡有平坦可耕之区，悉系旗地，间有民人新垦者，俱系旗圈余地。自雍正十年奉旨听民认垦输粮，从此民人安立家室，悉成土著，垦地二千九百余顷。”[11]乾隆十一年，甘省原报受田民人共一百七十一户，认垦田九十三顷，内除马尚考等十二户盐碱不能耕种七顷外，该省民人一百五十九户，田八十三顷余[12]，平均每户认垦荒地52.2亩左右。乾隆十八年，广东琼州有可垦荒地二百五十余顷，召土著居民耕种[13]。嘉庆五年，恩长等报告，查出和阗所属各城有粮无地之回民七百五十二户，仁宗下令户部，将丈出官荒地二万零六百四十亩，“按数拨给有粮无地之回户，均匀开荒”[14]。每户回民可得官荒地26.1亩。清政府对广东新生沙坦开垦，还做了特别规定，只限定由无地贫民优先开垦。东北三省逐步放垦，蒙地开发，新疆拓垦等等，都为清代造就大批自耕农。
清朝初期，四川累遭兵革，地荒人亡情况尤为严重，各省流民进川后，通过垦荒获取土地产权，从而成为自耕农者极为普遍。大邑县，清朝初期，土著少，客民多，“率多秦楚豫章之人，或以屯耕而卜居”[15]。这里的“屯耕”并非指租佃私人土地，而是占地开垦。铜梁县，清初来这里垦荒的有贵州、湖广人，也有江苏、福建、广东人，这些垦民“各据壤土”[16]，取得土地产权。郫县，清初户口锐减，来这里垦荒的广东人较多，其次山东、陕西、福建、江西等省人户。农民垦荒谓之“插占”[17]。即不受顷亩所限，能开多少可占多少。定远县，清初来这里开垦的主要是湖南人，“垦荒占田，遂为永业”[18]。新繁县，清初先有湖广人移入，继有江西、福建、广东三省农民移入，也有少量陕西人，“始至之日，田业无主，听民自占垦荒，或一族为一村……有一族占田至数千亩者”[19]。苍溪县，清初外省农民纷纷移入，康熙初年，全县丁粮户六百余户，本省农户占十分之四五，此外湖南省籍占十之三四，广东、贵州、福建等省籍占十之一二，这些客民皆“插土为业”[20]，即取得土地户籍。万源县，清初客民入山，“荒山无主，由人手指由某处至某处，即自行管业”[21]。乐至县，康熙前，外省来乐寄籍，地旷人稀，多属插占，“认垦给照”[22]。云阳县，清初客民移入，“占田宅，长子孙”，先开水田，继开山地[23]。彭县，清初居民稀少，土地荒芜，至乾隆初年，发生巨大变化，民力“岌岌吴楚”，“山坡水涯，耕垦无余”[24]。新都县，康熙六年前，“有可耕之田，无可耕之民”，乾嘉之后，则“无荒可垦”[25]。经过土客民数十年辛勤劳动，四川广大地区逐渐得以开垦。康熙年间全省熟田14810顷，雍正二年熟田增至214450顷，乾嘉之际熟田剧增至463486顷[26]，比康熙年间增加十五倍之多。
陕西的情况也大致如此。经过明末清初战乱之后，土地占有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地主豪绅原占有的土地丧失了，原有的穷人都占有了土地。泾阳县志称：“昔之产在富，今之产在贫。”[27]反映了自耕农大量存在的事实。
当然，在清初垦荒中，地主、官僚、商人在垦荒政策鼓励下，以自己所具有的经济实力，或通过权势，也占有大量土地。如顺治十四年，直隶开平卫生员陈翼泰开垦过无主荒地2105亩田[28]。同年，直隶丰润县金吾左卫武生卓企茂开垦过无主荒地2019亩[29]。顺治十三、十四两年，直隶大名府开州生员邢祚贞垦过无主荒地3439.1亩[30]。顺治十三、十四年，山东内阜县生员唐佑臣先后开汶上县荒地4248亩[31]。乾隆三十二年，寄台商民芮友等三十名呈请开垦甘肃穆垒荒地，陕甘总督吴达善批准其申请。据批文称：查该商民等携资贸易，系有工本之人，请饬巴里坤镇臣给予执照，令其认垦耕种[32]。以上仅是举例如已，远非地主、官僚、商人垦地的全部。但在明末清初农民战争扫荡下，地主豪强势力遭到巨大打击，或家破人亡，或流离失所，侥幸生存下来者，家资丰厚者不多。另清初对缙绅豪强采取严厉打击措施，如顺治十八年，江南奏销案就是一例。清廷将上年奏销有未完钱粮的江南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并溧阳一县的官绅士子，借“抗粮”之名全部黜革，继之，又乘大创之后十年并征，使江南缙绅豪强受到沉重打击，此时，松江府属人们“以有田有戒”[33]。另据《清河县志》称，商人则“以赋重为累，不置田产”[34]。陕西富户亦以置产为累，《陕西通志稿》称：富人“家资巨万，无一陇之殖，则对于国家终岁不输一钱”[35]。或谓“饶裕之家，劝令买地，多以为累，万金之子，身无寸土”[36]。咸宁县“荐绅鲜干谒，无侈田广宅”[37]。关中合阳，“人乃以田多为累”[38]。摊丁入地后，实行的是田多者多负担，由于田赋负担加重[39]，对地主兼并土地势头也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这些社会因素的存在，对清初通过垦荒而造就的自耕农无疑是起到保护作用。
下面，我们通过康熙、乾隆年间某些地区的编审册、税亩册及其他资料记载，对自耕农占地情况作具体分析。
首先，看直隶获鹿县土地占有情况。康熙四十五年，该县二十五甲民户，共有耕地98125.1亩，按每户占有耕地多寡状况，列表如下：
表1 康熙四十五年直隶获鹿县25甲各类农户
资料来源：清代《获鹿县档案》，《编审册》。说明：康熙四十五年25甲编审册是：在城社9甲；郑家庄社1、2、3、4、6、7甲；任村社5、6、7、8、9、10甲；龙贵社5、10甲；太平社1、2、3、4、5、6甲；××社10甲；甘子社9甲。
据上表，拟按占地状况分为无地户、少地户、中等户、富裕户、地主户五大类。一类户占人口18.2％，是无寸地之民户；二类户为占地10亩以下户，他们占总农户37.9％，占有总耕地12％；三类户为占地10—40亩中等户，这类农户不但农户数量最大，而且占地比例亦最多，分别为38.2％及50％；四类户为占40—100亩富裕户，他们占总农户4.4％，占耕地面积的16.6％；五类户为占地100以上地主户(按一刀切分法)[40]，他们占总农户0.8％，占总耕地17.4％。据此，农民所有制显然占据统治地位。至乾隆元年，尽管在这30年间土地兼并在激烈进行，但该县自耕农占统治地位情况仍然没有变化。从郑家庄社二、四甲，甘子社九甲，同治社五甲，前后占地情况作一比较，情况就一目了然了。请看下表：
表2 康熙四十五年(1706)与乾隆元年(1736)直隶获鹿县社四甲各类农户占地比较表
资料来源：《获鹿县编审册》。
陕西情况与获鹿大致相同，毕沅称：他在乾隆四十年时，曾经到西安、同州、凤翔三府，邠、乾二州考察，所看到的是：“耕读相半”，而“殷实之家，十不得一”[41]。
江南地区情况为何?请看安徽休宁县。根据体宁县三都十二图六甲保留下来的康熙五十五年编审红册看，六甲共计233户，共有耕地1134.3亩。各类农户占地情况见下表：
表3 各类农户占地情况统计表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休宁县三都十二图(上)编审册》，#税A20、#税147。说明：其中第六甲五十五年编审红册脱落，今采用康熙五十年地亩统计数。
从编审红册看，该六甲中占地二十亩以上农户，多为劳动力较多家庭，如三甲姚春阳占地20.6亩，他家有3个劳动力；四甲复廷占地29.9亩，家有4个劳动力；汪宗占地27.7亩，家有4个劳动力[42]。此处系山区，山多田少，农户占地面积相对少些，但一家有3丁、4丁，占地二十几亩，似乎还够不上地主。由此看来，清初垦荒所造就的自耕农还较好地保存下来。安徽霍山县情况也大致如此，方志记载：“中人以下，咸自食其力，薄田数十亩，往往子孙世守之，佃而耕者仅二三。”[43]
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清初垦荒所造就的自耕农也有所分化，地主户的田产在膨胀，无地少地农户在增加，如湖南省，清初，桂阳县邓仁心、邓仁恩兄弟有田数百顷，乾隆十三年时，杨锡绂奏称：“近日田之归富户者，大抵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44]嘉庆年间，衡阳县刘重伟(木商)子孙“田至万亩”[45]。嘉庆壬申年(1812)，李象鹍奉父命析户为二，各收租六百余石，服宫中州后，置产又数倍于前，至道光壬辰(1832)年，仍合旧产为二析之，“较壬申数且六、七倍”矣[46]。江苏松江，在康熙年间“遂有一户而田连数万亩，次则三、四、五(千)至一、二万者”[47]。无锡县徐乾学买慕天颜无锡田一万顷[48]。乾隆时，海州孟鉴有地五千余亩[49]。嘉庆十二年，海州李法泳等买程继祖遗海州五庄田二百余顷[50]。江北、淮南一带，康熙年间，盛枫指出，区方百里，户不下万余，丁不下三万，“其间农夫十五，庶人在官与士大夫之无田及遂末者十之四，其十之一则坐拥一县之田，役农夫，尽地利，而安然食租衣税者也”[51]。这种情况在江苏玉区十七图也得到反映。据《康熙四十年份本色统征仓米比簿》记载，该区第十七图十个甲中，9户地主占有田3120.3亩，为该图全部耕地的96.7％[52]。乾隆年间，直隶怀柔郝氏有膏腴万顷[53]。
尽管土地兼并在不断进行，但在清代垦荒政策鼓励下所造就的自耕农仍然占据重要地位。计瓦格勒估计：“小地产的成份约占所有种植的农业地面积百分之六十，大地产的成分占百分之四十。”[54]又据杰密逊光绪三十一年(1905)估计，农民所有地占当时耕地面积的二之一[55]。
在封建社会里，自耕农是政府田赋的主要承担者，自耕农数量的多寡，直接影响到国家财政收支的丰歉，以及国家的兴衰和稳定。这点，已为学术界所共识。清代由于垦荒政策所造就的广大自耕农存在，并长期得以延续，是造就康乾盛世的最深厚的经济基础，这是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
第三，垦荒事业的深入与发展，缓解了新增人口对粮食需求的压力。明末清初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乱，人口伤亡极为严重。据顺治八年(1651)统计，全国人丁仅为10633326丁而已，经过顺治、康熙长达七八十年休养生息，至雍正元年(1723)全国人丁数上升到25326307丁之多，比顺治八年增加2.38倍，到乾隆二十七年(1762)，全国人口突破2亿大关，到道光十四年(1834)，全国人口又较乾隆二十七年翻了一番，突破4亿大关。人口激速增长，对粮食的需求也激剧增加。康熙四十八年(1709)，李光地就已指出，“米价之贵，盖因人民繁庶之故”[56]。康熙五十二年(1713)，清圣祖更明确指出：“如此丰年，而米粟尚贵；皆由人多田少耳。”[57]乾隆十三年(1748)，清政府曾开展“米粮日贵”之由大讨论。湖南巡抚杨锡绂称：“盖户口多，则需谷也多……户口繁兹，足以致米之价逐渐增加，势必然也。”[58]其他官员如两江总督尹继善、云贵总督张允随、云南巡抚图尔炳阿、湖北巡抚彭树葵、江西巡抚、山东巡抚、河南巡抚都有人与地之关系的议论[59]。随着人口激剧增加，原有耕地已无法养活这众多的新增人口，因此无业流民大增。仅乾隆八年至十三年的短短六年间，广东、湖南之民“赴川就食者”就达243000余人[60]。乾隆年间，湖南、湖北“携家入蜀者不下数十万”[61]。其余进入东北、热河、内蒙、台湾流民尚不计在内。在这巨大人口压力下，康熙以后各代皇帝都认识了解决新增人口粮食问题的重要性。要解决新增人口粮食问题，除了对原有耕地进行挖潜改造，推广良种、增加投入外，主要办法是开垦更多新耕地。因此，在原有荒地复垦后，政府把开垦的对象转移到山区、边区、湖区、沙坦等未开垦土地。这些新开垦的土地对养活新增人口起了巨大作用，同时也为内地增加粮食供应。如郑吉士到四川乐昌后，在任职期间，积极推行招垦政策，其结果“高原逐谷，旷土渐冰”，新安插新民千余户“熙然鼓腹，足以养生而有余”[62]。江西赣州系山区，经开发后成为盛产粮食之乡，豫章、吴会“咸仰给焉，两关转谷之舟络绎不绝，即险岁亦橹声相闻”[63]。漳泉之民大量迁台后，台湾荒地进一步得到开发，号称“一年丰收，足供四、五年之用”[64]。原来开发较迟的贵州，经过清代前期开垦，变化十分显著，《黔西州志》称：“黔西从岩疆下里，而烟联万里，户积千箱，曩时所称刀耕火种之乡，今皆人浮万口，大有频书盈宁，富庶埒中州矣。”[65]《热河志》称：归化城土默特旗、河套西部和热河一带，自康熙至乾隆渐次开发，并取得很大成绩。对此，乾隆皇帝有很高评价，称“口外东自八沟，西至土城子一带皆良口，直隶、山东无业贫民出口垦种者不啻亿万，此汉唐宋明所无也”[66]。口外的开发不仅解决移民自身食粮，而且还为京师提供大量商品粮。《圣祖实录》称：“今河南、山东、直隶之民往边外开垦者多，大都京城之米自口外来者甚多。口外米虽极贵时，秫米一石不过值银二钱，小米一石不过值银三钱，京师亦常赖之。”[67]陕西、四川、湖北三省交界南山老林及巴山老林开发，解决了江、广、黔、楚、川、陕无业者“数以百万计”[68]。他们在这里重新找到就食安身之处。《兴安府志》称：终南山区“处处俱成村落”[69]。商州地区乾隆以后，也日渐开辟，“虽山头地角，开尽无遗”[70]。商南“跬步皆山，久经开垦，并无老林”[71]。
尤其是山区和边区的开发，不但养活了数以百万计从“狭乡”游离出来的人口，而且也减轻了狭乡的粮食压力，从而使狭乡粮食供应趋于平稳。东南苏州、江宁、杭州、安庆、福州五府，系缺粮之区，本地所产粮食不足以供本地人民之食，不足食粮多赖于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台湾等地供给。从乾隆二十八年(1763)至光绪十年(1884)的121年间考察看，其粮价上涨是有限的。其间涨幅最大的为江宁府，每年平均上涨粮价不过0.015两而已，涨幅最小的为安庆府，每年平均上涨粮价仅仅是0.006两而已。五府拉均扯平，每年上涨粮价仅仅是0.01两，涨幅不过是五府每年平均粮价1.973两的0.0058％[72]。请见下表：
表4 中国东南地区中米价格(1763—1884)
指数：(1788—1790)=100*单位：银两/每石
续表
续表
资料来源：王业健：《清代粮价的长期变动》一文中《中国东南地区中米价格》。*引者说明：各府指数，系指各府1788—1790年三年间的粮价平均数。苏州府为1.48两，江宁府为1.44两，杭州府为1.72两，安庆府为1.45两，福州府为1.77两。
第四，垦荒事业的发展，有利于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因明末清初战争所荒弃的耕地，经过顺、康年间几十年的垦复，已经恢复到明代战前水平。自康熙后期开始，已逐渐向山区、边区、湖滨、沙坦开发，随着这些地区开垦规模的扩大，原来的“狭乡”人口压力相对减轻，有可能挤出一部分耕地它用。在商品经济发展刺激下，这部分土地被投向经济作物的种植，或在新开垦土地上直接种植经济作物。如棉花、桑、烟叶、茶、兰靛种植在乾隆朝后有很大增加。
棉花，在清前期，各地种植面积在扩大。如江苏松江、太仓、海门、通州等府州厅所属各县，在乾隆时已成“种花者多，而种稻者少”，“以现在各厅州县农田计之，每村庄知务本种稻者，不过十分之二三；图利种棉者，则有十分之七八”[73]。对照清初当地“农家树艺，粟菽棉花参半”[74]的情况看，这一地区种棉情况，又有新发展，植棉农户又新增了二三成。山东除西北部东昌、临清、武定及西南部郓城为原有集中产棉区外，清前期，黄河下游南岸的济、青、武三府交界的齐东、章丘、邵平、高苑、博兴、蒲台、利津等县，也形成为新的产棉区。蒲台“地产木棉，户勤纺织”[75]。博兴之产“以棉花、白酒为最”[76]。河南，到清前期，植棉地区比明代更为广泛。中部孟县、巩县、洛阳，以及南阳、武安都发展成棉花新种植区，产品销于江南。巡抚尹会一说：“棉花产自豫省，而商贾贩于江南。”[77]直隶种棉发展于乾隆以后，黄可润称：“保定以南，以前凡有好地者多种麦，今则种棉花。”[78]至于冀、赵、深、定诸州属，“农之艺棉者十之八九”[79]。
桑，江浙地区是老产桑区，但到清前期种植面积还在扩大，如湖州府崇德县，明万历九年，桑田占总耕地面积为12.46％，至康熙五十二年，桑田占总耕地面积达41.38％[80]。将近增加29个百分点。江浙其他县份，在清前期植桑面积都有不同程度增加。广东南海县九江乡，到嘉庆时，已是“境内无稻田，仰籴于外”[81]。陕西清初桑树甚少，至乾隆时，“计通省增种桑树已及数十万株”[82]。
烟叶，乾隆年间及乾隆以后，烟草种植在各省迅速增加。如福建地区，乾隆初年，郭起元说：“闽地二千余里……今则烟草之植，耙地十之七八。”[83]陆燿也说：“烟草处处有之……第一数闽省。”[84]江西赣州，乾隆时“属邑遍种之，甚者改良田为烟畲，至妨收谷，以获厚利”[85]。宁都州瑞金县“今则无地不种”[86]。广东新会，道光时“种烟者十之七八，种稻者十之二三”[87]。据四川《新津县志》称“业烟草者甚多，良田熟地，种之殆遍”[88]。山东济宁，乾隆时所产烟叶“甲于诸郡”[89]。陕西、甘肃、东北在清前期都有一些著名产烟区。
茶，随着山区开发，种茶业也有很大发展。福建建阳，道光时山地“多租于江西人开垦种茶”[90]。浙江于潜种茶亦多，据嘉庆时县志称：“乡人大半赖以资生。”[91]乾隆时，安徽霍山县“近县百里皆种茶，民惟赖茶以生”[92]。广东鹤山，在乾隆时种茶业也在发展。县志称“山阜间皆植茶”[93]，至道光时发展到“自海口至附城，毋论土著、客家，多以茶为业”[94]。名重于天下的云南普洱茶，在清前期也获得巨大发展，普洱产茶区“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后，运于各处，每盈路，所谓大钱粮矣”[95]。四川、湖南等省也生产大量茶叶。由于种茶业的发展，茶叶为出口产品的大宗货。仅就输往英国而言，乾隆五十八年(1793)，为167331磅，至道光二十五年(1845)，已猛增至50714657磅[96]，52年间，出口到英国茶叶增加303倍。
兰靛，兰靛的种植与山区开发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浙江宣平县，开始时是福建人在此租山垦种，后来也把当地人带动起来，《处州府志》称：该地“山乡田少，颇宜麻靛。麻始于江右人，靛始于闽人。江(西)闽(福建)人居宣者十之七，利尽归焉。今土著亦种靛。”[97]龙泉县情况是“溪岭深邃，棚民聚处，种靛植麻”[98]。奉化剡源乡种靛发展更甚于他处，开始时，只是闽、台(州)人在该乡租山垦种，发展到后来，当地居民“且有种于田者”[99]。福建上杭人，在南浙开山种靛，有“获利难以枚数”者[100]。福建霞浦县，乾隆年间，植靛最盛，“其货能通于浙温，乡民有以靛而致巨富者”[101]。台湾淡水厅植靛业也发展很快，甚至有商人“先给佃银令种，一年两收”[102]。江西抚州《东乡县志》称：“货之属则东北源里多兰靛，比户皆种，八月中旬，县城墟期，市靛者常集至千人。”[103]赣州府属，耕山者多种靛，其中又以“赣县尤多”[104]。北方之河南、山东、陕西，西南之四川、贵州等地，在清代前期都有开山种靛记载。河南《杞县志》称：兰靛、脂麻、棉花是该县三宝，农家“两税全资之”[105]。
清前期垦荒工作的持续发展，为经济作物广泛种植提供了广阔天地，尤其是山区、边区、沿海、沙田开发，所起到作用更加显著。同时，经济作物的迅速发展，也为清前期商品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作出贡献。
第五，垦荒促进了山区、边区的发展。垦荒的发展除了原有荒地得到垦复外，也使得原来人迹罕至或人烟稀少山区、边区得到开垦，这些被开发地区除耕地面积扩大外，还表现在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方面。
1.考察山区、边区人口发展情况。江西赣州是山区，顺治前虽有开发，但很不充足，因此，人口密度很低，经过康乾年间大量垦发后，人口大量增加，人口密度也随之增加，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5 清前期赣州等地人口及人口密度(人/km2)
资料来源：转见曹树基：《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南山区的开发》，见《中国农史》1985年第4期。
说 明：本表作了些删节和变动。
从上表可以看到：顺治时，赣州、南安每平方公里平均才有两个多人，临江十一个多人，饶州十五个多人，抚州算是人口密度最大了，也只二十二个多一点。到乾隆四十七年统计，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人口密度最低南安，每平方公里都有七十九个多人，赣州、饶州近乎九十人，或九十个多人，抚州达到一百三十七个多人、临江则近乎二百人。道光元年情况又不一样了，除南安每平方公里平均89人外，赣州上升至100人、饶州上升至111人、抚州达到143人，临江则高达227人之多。
清前期，陕南山区得到大规模开发。陕南包括汉中、兴安、高州三府州，以及西安、凤翔二府南部山区，面积六万数千平方公里，位于终南山和大巴山之间。清初，只有汉水及其支流两岸平川地带，有人耕垦居住，此外则人烟稀少，基本处于没有开发状态。康熙末年，陕南各地方政府大力推行垦荒政策，于是各地流民纷沓而致。原来“俱系荒山僻壤，土著无多”的兴安，自乾隆三十七、八年以后，“河南、江西、安徽等处贫民，亦多携带家室来此，认地开荒，络绎不断，是以近年户口骤增至数十余万”[106]。据史志宏统计，陕南三府州人口增长情况是：
表6 清前期陕南人口及人口密度统计(人/km2)
资料来源：转见史志宏：《清代前期小农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说 明：该表的格式与原表有所不同，但数据不变。
陕南地区人口增长情况还可从南郑等13县厅看到：
表7
资料来源：嘉靖年间各县(厅)人口数取于嘉靖《汉中府志》，道光年间人口数见卢坤：《秦疆治略》。
这些地处山区，人口原本稀少县(厅)，经过清前期大力开发，与明嘉靖朝相比，人口以5倍、10倍，乃至33倍速度在增长。
川东北及鄂西北，也是流民聚居之处。据严如煜称：江、广、黔、楚、川、陕之无业者，侨寓其中，“以数百万计”。“往时郭外即山，地不逾百里者，全则幅员千里；往时户口仅数千者，今则烟火数万家。”[107]至嘉庆末，川、陕、楚三省边区人口总数达六七百万之多[108]。
浙江、安徽、贵州、云南、四川山区，也随着垦山进展，而人口大增。如浙江各山邑，“旧日有外省游民，搭棚垦种……以致流民日聚，棚厂满山相望”[109]。
东南沿海地区小岛，也随着开垦的发展，人口在迅速增加。如浙江玉环山，周围约计七百余里，从洪武至康熙二十二年前，基本上处于禁垦中。康熙二十二年后，废除海禁，雍正六年招太平，乐清两县人民前往垦种，并在处设立玉环厅加以管理。南田山地处象山县南端，直到嘉庆年间，才得大规模开发。“山内十一岙，共垦户1574家，男女共4098口。”[110]广东雷、廉二府交界海面之涠洲及迤东的斜阳地方，“俱系孤屿荒地”，乾隆以后，“贫民搭寮居住，日聚日多”，“此外，广州等八府属海岛居民，聚处有年，俨同村落”[111]。
山东近海岛屿，在开发过程中也聚集了大量人口，仅“长山岛等三十三处”，至乾隆末时“共有居民三千二百八十九户，男女大小二万三千九十名口”[112]。
云南、新疆、蒙古、东北、台湾在荒地垦拓过程中，人口也有大量增加。如乾隆二十七年，应募入疆民户约有八千户[113]，乾隆二十年至四十六年间，招垦户共447户，另有遣犯288名[114]。据乾隆三十年，陕甘总督并管巡抚事文绶报告：今查乌鲁木齐，乾隆三十一年由内地迁来并招募户民1589户，又安插为民人犯2户[115]。东北地区，除顺治年间实行招垦政案外，在鸦片战争前，基本上实行“封禁”政策。尽管如此，向东北地区迁徙的人口还是不断增加，如盛京将军境内，乾隆六年有民人359622口，至五十六年时，增加到821667口。五十年间，人口增加2.28倍。吉林将军境内，仅吉林乌拉、宁吉塔、伯都纳、三姓、阿勒楚喀五地，乾隆三十六年时，有民人56473口，至乾隆四十六年时已增至135827口，短短十年间，当地居民就增加2.4倍[116]。不可谓之不快也。台湾开发主要在清代。闽、粤人民大量迁入，仅东北噶玛兰地区，嘉庆十五年置厅时，已有漳、泉二府及广东人近4.3万丁[117]。
2.我们再来考察山区、边区的经济发展情况。清前期，由于流民大量迁徙到山区和边区，在他们辛勤劳动下，山区和边区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如江西赣南地区，由于闽粤流民迁入，促进了当地经济作物区的形成。据康熙《赣州府志》称：“近多闽广侨户栽烟牟利，颇夺南亩之膏。”[118]在他们带动下，瑞金“连阡累陌，烟占其半”[119]。烟草加工业也得到相应发展，据谢重拔云：“至城郭乡村开剉烟厂不下数百处，每厂五六十人。”[120]其他地区如安远、赣县、龙南、大庾、兴国、雩都各县，都有大量种植烟草记载[121]。糖蔗的种植在赣南也得到迅速发展。如南康“近产糖蔗，岁煎糖可若千万石”[122]。其他县份如大庾、赣县、雩都、信丰都有大量种植糖蔗记载。到嘉道以来，南康种糖蔗之多，“核其岁入，已与闽广争利广矣”[123]。花生由于宜“瘠土”，从粤北经南康向赣南传入后，在赣南各县得到普遍种植，并销售到外地，“贩运亦广”[124]。此外，赣南油茶、油桐、漆树等经济林栽种，也得到广泛发展。尤其是茶油种植，在烟业发展刺激下发展更快。如兴国“闽粤流民侨居，赁土遍种茶子”[125]。茶油远销江浙。同时，会昌、安远等县都有大量栽培。到清中叶，种油茶收入已成当地人民经济生活重要组成部分，年成丰歉以油茶收成好坏为定，《兴国县志》称：“若茶不结实，则为歉岁。”[126]“客家”人进入赣西北后，则以当地丰厚的竹子为资源，开创造纸业。“棚棚连络百十里，侨民资竹纸以生。”[127]来自福建上杭邓氏祖先，于康熙年间在武宁县“买严阳青山数十里，大兴纸厂之利”[128]。赣西北所出纸品种繁多，有火纸、花笺纸、表心纸、疏纸、谷皮纸；硬壳纸等，“火纸、花笺、表心，各槽岁出万肩”[129]。据乾隆《袁州府志》、道光《奉新县志》称，这些纸远销江淮，通行南北。客民大量迁入云南普洱地区后，茶业得到巨大发展，普洱所属六茶山“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名重于天下”[130]。陕南地区在明末清初时，受到极为严重破坏，自康乾实行招垦政策外，四川、湖北、河南、安徽、江西穷民，成群结队就食而来。在他们努力下，大力兴修水利，扩大水田种植面积，改进耕作制度，提高复种指数，引进优良品种，推广高产作物，促进了粮食生产的发展。在粮食生产发展基础上，当地酿酒、养猪业得到迅速发展。南郑县“山地高阜、低坡皆种包谷，为酿酒饲猪之用”；定远厅“家家皆有酿具，包谷成熟，竟糜于酒，谓酒糟复可饲猪，卖猪又可获利”[131]。汉川“山中多包谷之家，取包谷煮酒，其糟喂猪。一户中喂猪十余口，卖之客贩，或赶赴市集。所得青蚨，以为山家盐、布、庆吊、终岁之用”[132]。还说山民喂畜猪只“多者至数十头，或生驱出山，或腌肉作脯，转卖以资日用”[133]。同时，该地区的经济作物，与山地的经济林的种植也有很大发展。如河谷平原地区棉花、姜、花生、烟草都比较发展、严如煜称：“汉川，民有数十亩之家，必栽烟数亩。”[134]城固壻水以北；则“沃土腴田，尽植烟苗”。烟草收成后，主要是外销，一年收入达“数千万金”[135]。安康人人都种花生，每年“获利以亿万计”[136]。林产品中以漆为大宗，由于漆树抗寒，极高之处皆有，一刀之值，价钱高时，可达百金。因此，成当地“石窖贫民赖以存活”之源[137]，也正因为此，“人争鹜之”[138]。当地由于有大片森林，为发展木材加工业提供了基础，《宁陕志》称：“惟材木之利，取之不尽。木厂枋楂，为利颇巨。”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工场手工业，棚民“多资木厢、盐井、铁厂、纸厂、煤厂佣工为主”[139]。在此，还产生了新的生产关系萌芽。
边疆地区经过开发，社会经济也得到发展。新疆乌鲁木齐“商贾辐辏，比之巴里坤城内更为殷繁”，昌吉、呼图壁、玛纳斯等处，“商贾众多，几与乌鲁木齐相似”。“富者可以出资雇募工人尽力承垦。”[140]随着经济发展的同时，还给资本主义性质经营打开了通道。蒙古河套地区则“各处都有山东人，或行商，或力田”[141]。东北地区随着农业开发，直隶帮、山东帮、广东帮、山西帮等商业资本势力渗入东北。东北地区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商贩大集，南方珍货，十备六七，街肆充溢，车骑照耀，绝非昔日陋劣光景。”[142]10台湾地区在开垦土地同时，进行大规模水利兴修，其中有官府出资兴修的，也有垦户出资兴修的，规模最大的为彰化县八堡圳，灌溉面积达19000甲。据连横著：《台湾通史》记载，有清一代台湾各县兴修水利情况是：安平县5处，凤山县11处，嘉义县24处，恒春县2处，台湾县14处，彰化县13处，云林县42处，苗栗县17处，淡水县20处，新竹县44处，宜兰13处[143]。台湾植茶业也得到发展，北石碇、秦山(文山)二堡居民“多以植茶为业”，所产茶叶运往福州出售[144]。由于土地逐渐开辟，糖业也渐发达，糖产亦随之增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榨糖业出现了雇工经营情况。《赤嵌笔谈》称：“十月内筑廍屋，置蔗车，雇募佣工，动廍硖糖。”此外，台湾与厦门之间贸易亦有很大发展，嘉庆元年，据称有商行二十余家，商船千余只[145]。
山区、海岛及边区开垦，改变了这些地区贫穷、落后的面貌，加速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民族的融合，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与内地社会经济发展一体化过程大大缩短，从而加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这一历史功绩值得后人大书特书。
第六，从垦荒、围湖造田的实践中，唤醒了人们对保护生态平衡的认识。大量流民入山开垦和沿湖、沿河人民大肆围垸作田，对生态平衡破坏严重。早在乾隆年间，余腾蛟针对江西西北部垦山情况指出：“棚民垦山，深者至五六尺，土疏而种植十倍。然大雨时行，溪流堙淤。十余年后，沃土无存，地力亦竭。今……诸处，山形骨立，非数十年休息不能下种。”[146]陕南西乡则“乾隆以后，山尽开垦，水故为患，若值淫霖旬积，山水大发，北山各水自高处崩崖，推石漂沙，带泥而下，一出山口，便已土石淤高渠身，水遂横溢，淹没田庐”[147]。安徽宁国、徽州等处亦然，“自皖民漫山种之(苞芦)，为河道之害，不可救止”[148]。其余浙江、四川、福建诸省多有因无限制垦山，而造成水患的记载。滨江滨湖地方，淤涨沙筑，私自筑垸，由于“东拦西碍，流沙日就停阻，水道因之变迁，一遇巨涨，水无容蓄，遂多旁溢”[149]。造成堤废、田园淹没。
盲目的垦山和围垸给清代社会经济带来严重不良后果。清政府在推广垦荒政策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这问题的严重性。《湖南水利论》作者认为，由于近年深山穷谷，石陵沙阜，莫不芟辟耕耨，致使地脉既疏，沙砾易圮，“故每雨则山谷泥沙，尽入江流，而江身之浅涩，诸湖之湮平”[150]。湖北巡抚彭树葵则更深刻认识到：“与水争地为利，水必与人争地为殃。”[151]湖南巡抚杨锡绂认为：“而至于关系水利蓄泄，则仍当以地予水，而后水不为害，田亦受益。”[152]汪方元甚至认为，如果让棚民开山继续发展下去，“他日之钱粮何出?”是个问题。因为山场“近已十开六七矣，每遇大雨，泥沙直下，近于山之良田，尽成沙地；远于山之巨浸，俱积淤泥，以致雨泽稍多，溪湖漫溢，田禾淹没，岁多不登。至于水遇晴而易涸，早年之灌救无由，山有石而无泥”[153]。近山农民亦因受垦山之害，而纷纷状告官府，以至“讼案迭出”[154]。影响地方安宁。
在垦荒实践过程中，使朝廷上下认识到滥垦会破坏局部地区，乃至大范围的生态平衡，从而威胁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以致影响到政府钱粮来源。为纠正这一政策性失误，清政府为此作出巨大努力。其措施是：
1.查禁。乾隆十一年，湖南巡抚杨锡绂上疏“请严池塘改田之禁”，提出“若自今以往，严行禁止，于东南各省甚为有益”[155]。随后，户部议准了杨锡绂建议，下令“官地民田，凡有关水道之蓄泄者，一概不许报垦，倘有自持己业，私将塘池陂泽改垦良田，有碍他处民田者，查出严惩”[156]。乾隆十三年，湖北巡抚彭树葵就任后，接到高宗皇帝一道上谕，要他“将湖河滩地禁止侵占一案，作何办理之处，查明具奏”。他的查处办法是：“现在惟有檄饬各该州县于冬春之际，亲行履勘，将阖邑所有现垸若干，各依土名查清造册……嗣后即以此次所查，著为定数，听民安业，此外永远不许私自加增。”[157]乾隆二十八年六月十四日，高宗就陈宏谋奏请严滨湖私筑之禁一折，传谕湖南继任巡抚乔光烈，要他“每年亲行查勘，间一二岁，即将有无占筑情形详悉具奏，永以为例”[158]。乾隆五十三年，因萧姓多年来在窖金洲上种芦苇，阻遏江流，以致荆州邵城万城堤溃，遭受一次严重的水灾。此事发生后，高宗下令各省督抚：“嗣后凡滨临江海河湖处所沙涨地亩，除实在无关利病者，毋庸查办外，如有似窖金洲之阻遏水道，致为堤工地方之害者，断不准其任意开垦，妄报升科，如该处民人冒请认种，以酿成水患，即照萧性之例，严治其罪，并将代为详题之地方等官一并从严治罪，决不姑贷。”[159]嘉庆二十年，户部决定：“浙江省棚民……俱不准再种苞芦，致碍农田水利。……此次清厘后，不准再有增添。如本地人民将公共山场，不告知合业之人，私招异籍民人搭棚开垦者，招租之人照子孙盗卖祀产例，承租之人照强占官民山场律治罪。”[160]道光十六年九月癸未，宣宗皇帝命令两江抚陶澍等“严饬所属各州县，于棚民垦种处所，设法严密管束，或宽预期限，令其渐回本乡。其未经开垦之山，著即严行查禁”[161]。
2.刨垸。对那些禁而不止，又有阻遏水道的私垸，政府的办法是“刨垸”。乾隆二十八年，清政府在湖南、湖北两省进行围田勘查，以乾隆二十八年前为界，凡二十八年前围垸，“未经列入应毁应留册内”的，“应免刨毁”[162]。列入应毁册的，就毫不留情刨毁。如湖南长沙县，在二十八年勘查时，石株围、团头围即“勘明刨毁”[163]。嘉庆七年，马慧裕在《湖田占水疏》奏折中报告：“查湖南滨湖十州县，共官围百五十五，民围二百九十八，刨毁私围六十七，存留私围九十一。”[164]道光五年，湖南布政使贺熙龄在《请查滨湖私垸永禁私筑疏》中，再次呼吁朝廷：“请旨敕下湖南巡抚，严禁私筑，每岁责成地方水利各官详悉查勘，如有新筑围田阻碍水道之处，即行刨毁，若有受贿存留，朦混结报者，查出参处。”[165]
3.对保留下来的围垸，政府则要求加固堤障。对围垸的安全，清朝政府极为关注，龙阳(今汉寿县)围垸曾于康熙七、八两年大修，至雍正六年又“奉旨发帑修筑，每堤障加高3尺，加宽5尺”；武陵(今常德县)也于康熙二十一年和雍正六年增修，雍正六年也是由政府拨款修筑。[166]沔阳县是有名水患区，顺、康、雍三代共92年中，水灾达42次，频率为45.7％。经过雍正年间增修堤垸，以后又每年加固，因而抵御水患的能力有所提高，乾、嘉、道115年中，该县水患共40次，频率为34.8％。特别是嘉庆25年内受灾仅4次，频率仅为16％。[167]
4.对租满退垦之山，政府决定退田还林。江浙、安徽之民，早在乾隆年间，便到皖南徽州一带垦山，嘉庆十一年，官方下令禁止垦山，但效果不佳。道光四年，两江总督陶澍发布命令，决定棚民租满退山之后，“不得仍种苞芦，改种茶杉，增蓄柴薪，以免坍泻”[168]。
从以上所述，可看到清政府对滥开山、滥围垸所造成的生态失衡是有一定认识的，也采取一定办法保护生态环境。有文章认为，清政府对保护生态环境毫无认识，这种看法是不够全面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作为对历史事件的评价，应尊重历史，决不可把历史当作一个小姑娘，想如何打扮就如何打扮。这是作为学者最起码的实事求是精神。
此外，我们还得指出，由于流民在滥垦风潮没能得到很好的扼制，造成一些地方过度开垦，致使生态环境不断恶性化，某些地区后来出现土地贫瘠化，进而影响到产量降低，使经济的发展出现滑坡现象[169]，这是严重的历史教训。当我们回过头来总结经验时，必须牢牢记取这一切。同时，历史也告诫我们，要想保持社会经济持续不断发展，必须保护好我们的生存空间，合理开发和利用地球资源，为子孙后代造福。
(与段雪玉合著)(原文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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