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押租制的发展
押租制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在租佃关系发展变化中产生的一种新制度，这种制度在清代前期得到迅速的发展。在这一时期，社会上有哪些促进其发展的因素?它在这个时期的发展状况如何?以及它的发展给农民带来了什么后果?以下试就这些方面的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押租制发生发展的历史条件及其对地租的保证作用
清代前期，押租制发展，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地主对货币需要的增加，定额租的发展，地权集中与农民租佃竞争的加剧等等，都有一定的联系。但是主要原因，是由于伴随着农民抗租斗争的激化，租佃间封建宗法关系松弛化，使单纯依靠超经济强制实现地租遇到了严重困难，因而需要经济关系作保证。
首先是农民抗租斗争的发展。
经过明末农民大起义，地主势力遭受到严重的打击，农民社会地位上升，封建依附关系削弱。阶级关系的这种变化，对租佃关系的变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明末清初，农民的“霸耕”运动，抗租斗争，以及农民的大迁徙，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激烈的程度进行着，尤其是租佃关系发达的江南数省更是烽火连天。在农民抗租、逋租、“霸耕”各种形式的斗争打击，使租佃间封建宗法关系日益松弛化的条件下，地主照旧采用暴力的强制手段来剥削农民，已经有困难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能不寻求比较有效的方法，以保证地租的实现。押租制就在这个时候被提到日程上来，并作为一种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农民力量抬头，抗租斗争发展，已变成为各省普遍现象。尤其是租佃制盛行的江南各省，农民的抗租斗争更为激烈。江苏省吴县，在明崇祯十一年(1638)时，佃农进行抗租斗争，“相约不还田租”[3]。乾隆六年，崇明县佃农“结党鼓众，不许还租”[4]。湖北省应城县农民，在明崇祯十六年也进行抗租斗争，“佣佃之人至与田主相抗衡，未耕先索牛种，乐岁犹多刁勒，稍有旱潦，颗粒不偿”[5]。康熙四十三年(1704)，浙江瑞安县发生了“平权量”、“减租税”斗争。农民左七“树帜于飞云南岸，以平权量、减租税为名，殴业毁垣，各村效尤”[6]。康熙年间，江西省兴国县佃农，创行减租，他们“创为会馆，远近传关，每届有秋，先倡议八收七收有差，田主有执原额计租者，即号召多人，碎人屋宇，并所收租攫入会馆”[7]。雩都县则发生了“蠲租”运动。康熙五十二年(1713)，雩都南乡小溪佃民邱兰秀、陈万金、丁介卿等“以除赋捐租鼓众，围田主赵唐伯庄，唐伯走报县，招谕不从”[8]。这一斗争还波及邻近各县，“雩都禾丰堡佃户马天祥等始而挟田主，减租易券”，既而“聚众数千，肆行焚劫，蔓延及千会昌水头等处地方”[9]。乾隆年间，新城县佃农“仇视其主”，“争讼盈庭”[10]。
福建、广东两省，佃农的斗争规模很大，影响也很广。顺治初年，福建宁化的黄通率田兵起义，进行减租斗争。他创议“凡纳租悉以十六升之桶为率，一切移畊、冬牲、豆棵，送仓诸例皆罢”。诸佃闻讯，“归通恐后”。这一斗争影响颇广，江西“石城之吴万乾效之，瑞金之张胜又效之”，并且“蔓延及于阳都”[11]。顺治二年(1645)，莆田佃户进行反“租斗”斗争[12]10。康熙三十年至五十年间(1691—1711)，宁化、上杭两县还出现了“斗头”组织，反对田主用大斗收租，其中，康熙四十一年，上杭“有乡民，号称斗头，倡众减税，勒掯田主”[13]。乾隆十八年(1753)，邵武有“铁尺会”组织，领导了抗租斗争[14]。《福建通志》指出，佃农的抗租斗争经常发生，“业佃互相讦讼，经年不休”[15]。顺治三年(1646)，广东省潮阳县农民“乃相率抗官役，吞租税”，斗争异常激烈，“有不可遏之势”[16]。雍正十二年(1734)，清远县的一个告示说：“粤东之顽佃，以田坐落伊村，把持耕种，租谷终年不清，或田主改批，则借称顶手粪质名目，踞为世业，不容田主改批。”[17]从封建政府的文告里可从看出，清远县农民的抗租，以及反对夺佃的斗争在激烈进行着。
明末、清初农民抗租斗争的蓬勃发展，促使佃户之间因地缘关系结合起来，构成为这一时期的波澜壮阔的有组织的农民运动。这一斗争的发展，对地主地租的掠夺形成了严重的威胁。
针对农民阶级抗租斗争，地主阶级采取了两种手法，除实行血腥镇压之外，并预收押租，先从农民手中索取一笔货币，用以保证地租的实现。乾隆三十四年(1769)，御史刘天成谈到押租产生原因时说：“揆厥由来，大底始于一二刁顽佃户抗租不纳，以致防其效尤，遂成积习。”[18]在农民抗租斗争冲击下，地主则把索取押租视为保证地租剥削的必要手段。就这样，押租制在乾隆、嘉庆两朝迅速发展起来。在这方面，湖南省保留了较多记载。据同治《巴陵县志》卷十一，佃户“承佃之初，有进庄钱，视田亩多寡为率，防短租也”。据嘉庆《衡阳府志》卷十一：“租无逋，东还佃原规金，否则以金抵租。”同治《平江县志·地理志》亦称：“贫民以佃为产，议佃之初，有押规钱，其数视岁租之多寡为率，盖以抗租不完之弊。”很清楚，地主征收押金的，目的主要是保证其地租收入。
押租对地主榨取地租起了保证作用，在实际生活中可以找到不少事例。有的地主把索取地租的目的明确地写进租约中，如乾隆三十一年，广东省归善县农民高方熹用批头银十两，向地主钟华粤批耕土名坑塘仔田种二石，议定每年早晚二造共纳租谷十九石五斗，批约内书明：“如有少欠租谷，将批头银两扣抵。”[19]嘉庆七年，云南省镇雄州农民龚文俸用压佃银三十两，向地主陇腾云租种土地一块，每年认租二石四斗，佃约载明：“如租不清，扣银起佃。”[20]嘉庆九年，河南省确山县农民胡致中，佃种地主余文德田地一顷，交押佃钱一百五十千文，议明：“欠稞扣抵，辞地还钱。”[21]嘉庆十五年，广西省陆川县农民范智昌，向地主黄添茂承批田一处，出押租钱八千文，年纳租谷七石二斗，议明：“如欠租不纳，把押租钱抵数。”[22]在这类租约规定下，有不少农民因交不起租谷，被地主将押租钱扣抵租谷，甚至被赶出土地，褫夺了租佃权。从清代刑档记载的大量事例可以看出，清代前期押租制已逐渐成为一种通行的制度，变成为压迫剥削农民的手段。
押租制的迅速发展，还与客佃的发展有紧密的联系。
客佃有相当久的历史，它在宋元时代就已大量存在，至于它开始发生的时间可能还要更早些。从明代后期实行一条鞭法，以至清康熙后期采行增丁不增赋政策，和雍正以后的摊丁入地等一系列赋税改革后，封建统治逐渐放松了对户籍的控制，农民经常离开乡土迁徙流亡，这类流徙异乡的农民，很多仍以租佃为生，变成了客佃。
明、清两代，客佃的发展更为普遍。如江西雩都县，该县系山区，田多荆榛，起初居民稀少，明代以后，“常招闽广人来耕”[23]。赣西的袁州府属，明代后期，本郡“之民无土著，流民占籍自耕”[24]。瑞金的客佃也很多，康熙年间，从闽粤流寓到这里的佃户“居十之六七”[25]。广东惠州府属，“客佃”占的比重也很大。明万历十七年(1589)，归善、海丰、永安“三邑田地莱芜，灌莽极目，于是异邑民入界而田之。海丰多漳潮人；归善、永安则多兴宁、长乐人；而安远、武平人则俱有之”[26]。浙东的山区客佃亦多，明“崇祯初年，闽人来浙东诸郡，种靛、麻、蔗者，布满山谷，久之与土人为仇”[27]。乾隆年间，宣平县“山多田少，颇宜麻、靛，闽人十居其七，利尽归焉”[28]。湖南、湖北的客佃亦很普遍。明景泰、弘治年间(1450—1505)，“江右之人，大半侨寓荆湖”[29]。清雍正年间(1723—1735)，“浏阳县地主多召广东人佃种”[30]。福建的客佃也非常之多，据嘉庆十四年记载，台湾府属的“居民大半漳人”[31]。在道光年间(1821—1850)，江西人来建阳县开山种茶甚多，某年春季，“突添江右人数十万，通衢市集，饭店渡口，有毂击肩摩之势”[32]。道光十三年冬，由湖南至贵州的农民“不绝于道”[33]10。
四川客佃之多，在清代是较为突出的。经历明末、清初战乱骚扰的四川，在清代初期处处呈现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的景象。当时的四川成为外省缺地或少地农民流寓的场所。康熙以后，流寓该省的客户不断增加。康熙五十二年(1713)，“湖广、陕西人多地少，故百姓皆往四川开垦”[34]。雍正六年记载：“上年闻湖广、山东、江西等省之民……迁移四川者不下数万人。”[35]四川东北部与湖北、陕西交界地带，农民之中有十之七八是外省人。据严如煜记述：“山南良夔、郧宜、坤舆，奥区也，山谷阻深，三楚、两粤、滇、黔流徙之民多寄籍其间，五方杂处。”[36]又说，“川陕边徼土著之民十无一二”[37]。这些大批从外省迁入的农民，有的通过垦荒变成了自耕农，也有不少白勺人作了地主的佃户，成了客佃。
客佃的发展，对打破过去旧的封建传统，促成租佃关系的变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客佃在流寓地带无家族、祖坟的牵累，没有多少固定财产，住房多半是地主供给的，也有的自己搭盖几间简陋的草棚。这种佃农随时可以离开地主的土地，如流寓浏阳县的客佃，“‘黠者’辄逍租以遁”[38]。在这种情况下，客佃与地主之间封建依附关系比较松弛。什么宗族权力，封建礼教这一类的传统习俗，对他并不起什么约束作用。他们勇于突破土地关系中的封建枷锁，和地主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这点和土著佃户有所不同的。有的客佃还进行了内容更为广泛的斗争。封建政府对流寓赣南佃户的斗争十分恐惧，周用在《乞专官分守地方疏》中惊呼，该地客佃“多不守本分”[39]。也就是说，他们不甘于受封建礼教和旧的租佃关系的束缚，进行争取反对封建压迫剥削的斗争。流寓兴国县的客佃，则“创田骨田皮许退不许批之说”[40]，掀起争取田面权，反对地主增租夺佃的斗争。流寓增城县的佃客，一方面争取长期耕种权，反对地主夺田另佃，另一方面争取减轻地租剥削，“至其岁纳之租，共立成例，十常不及七八，田主之懦者，则其数更减”[41]。
客佃的发展，以及由它的发展所促成的租佃关系中某些变化，使得地主按照以前常规收取地租，遇到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地主为了保证对地租的榨取，不能不改变过去主要依靠超经济强制的手段，而更多地借助于经济强制了。于是使用押租办法，把这批人数众多的农民，重新纳入其剥削圈，押租制又成了束缚农民的绳索。
另外，定额租的发展与押租制发展也有紧密的关系。
定额租在我国出现得很早，但是，分成租向定额租这一转化的普遍开展是在明、清两代开始的。在明代崇祯年间刊印的“佃帖”格式上面写明：“计租若干，其田每年秋收，照田交纳租稻，不至少欠。”紧接着又写道：“如遇年水旱，请田主临田踏看，除租均分。”[42]佃帖告诉我们，到明代后期，在某些地区里，地主对地租的收取已由分成租向定额租转化。但材料本身也告诉我们，这时的定额租尚未完全固定下来。
到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定额租已在全国大多数省份推行，并占了主要的地位。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辑录的清代刑部档案资料看，乾隆、嘉庆两朝，各省民田实物形态地租案件共有226件，其中分租47件，占总数的20.8％，定额租179件，占总数的79％强。[43]
分租制向额租制转化，在商品经济比较发展的江南地区更为显著。以乾隆三十一年至六十年(1766—1795)为例，据所收集到的江浙两省有关佃案件共计45件，其中定额租案件38起，分成租案件仅有7起。广东、广西、福建三省有关租佃案件有14起，其中定额租案件占13起，分成租案件仅有1起。商品经济不发展的直隶、山西、河南、山东、陕西、甘肃六省，相对前数省而言，额租占的比重较小。以同时期而论，额租案仅有1件，而分租案却有4件。嘉庆元年后，额租制虽有发展，但它们之间的比例还是相差很小，从嘉庆元年至二十五年间，这类案件共发生21起，其中额租案占11起，分租案占10起，两者之间仅是1件之差而已。[44]
额租制这种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与押租制发展有类似之处。从这里多少也可以看出，额租制发展与押租制发展之间的某些联系。
额租制的发展，对佃户与地主之间封建依附关系起着松懈化作用。在实行分租制的时候，地主每年所收的地租数量是不固定的，地租量的多少，取决于当年产量的高低。地主为了确保从农民手里夺得更多租谷，便直接干预农民的生产过程，强制农民进行各种农事活动，以致干涉作物品种的栽培。农民没有独立自主的耕作权。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对地主有更多的封建依附关系。实行额租制之后每块租地的租额是固定的，到收获季节，地主无需再到地头踏看、监分。分租制向额租制转化的过程，也是地主对农民的干预逐渐由生产过程缩小到收租过程。实行额租制后，使农民有了较大的活动范围，可以获得更多时间来从事其他生产活动，并让这些劳动产品归他自己所有。地主收租形式的这种变化，影响于租佃关系的变化。
总之，伴随着地租形态及地主收取地租方式的改变，农民对地主的封建依附关系日益松懈化，地租的实现需要经济条件的保证，这是押租制发生、发展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二、押租制的发展过程
押租制在我国发生较早，明代万历年间，福建兴化府属已有实行押租的记录[45]。但是，押租作为一种制度在全国大多数省份普遍推行，大体上来说，则是清代前期开始的。
明代后期，福建漳州府属，已有农民出赀佃田，“佃户出力耕田，如佣雇取值，岂得称其田主?缘得田之家，见目前小利，得受粪土银若干，名曰佃头银”[46]。至于“佃头粪土银，当时听其自便，是亦未悉其弊”。佃头银乃“保佃之银，佃户无欠税，业主欲召佃，宜清还之”。[47]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到，当时地主向佃户收取的押金尚未有一定成规，还是听佃户自便；地主收取的抵押已不是实物，而是货币。其次，佃户如无欠租谷，地主想另召佃时，这部分押金需要退还佃户。佃户不欠租，退佃时亦当收回押租，第三，这种押金是以保佃银名目出现的，如果佃户欠地主租谷，这部分押金将被地主以抵租名义所吞吃，因此已具有保证地主地租实现的含义了。但作为一种制度来说，它还不那么完备。从实行的地区来看，还仅局限于福建省某些地区，它还是属于个别的、零星的例子。大概这时的押租制还处于萌芽时期[48]。此后几十年，到清代的康熙、雍正年间，押租制已在比较大的范围内推行了，如江苏、浙江、湖南、广东诸省都相继出现押租的记录。同时，内容也较明代福建云霄厅更为完备。这时，地主已经明确提出要佃户租地时交纳押租，这种押租是一种抵押作质的货币。雍正年间，浏阳县对押租已作出规定，佃户在租种地主土地之初，要“书卷纳镪为质”[49]。这就是说，佃户在租种地主土地时，必须订立契约，并交纳一定数量金钱，作为地租的证。广东省揭阳县农民朱文京，于雍正元年租种地主土地十九亩一分七厘，交顶首银六两八钱，后因家贫欠租，地主将顶首银两抵偿租项[50]。又如潮阳县，雍正十年，佃户郭钦相租种地主田五亩，交顶首银十七两，每年还要纳租谷十二石四斗二升[51]。到这时候，佃户向地主租种土地时，地主根据当时、当地情况，以及土地肥瘠，对每块地提出了要收取多少押金的要求，每年要纳多少租谷的要求，并把这些要求以文约的形式明确规定下来，比明代福建地区实行的“保佃”已有很大的发展。从地区上看，实行押租制的省份已扩展到数省，范围大大地扩大了。押租制发展到具备雏形的阶段了。到乾隆、嘉庆年间，全国26个省中就有18个省区有押租记载，地主向佃户收取押金已成为普遍现象。许多方志都把这一制度作为一种通行的习俗记载，说明押租制在这一时期的迅速发展，已侵入到社会经济生活，并产生巨大的影响。乾隆三十四年(1769)，福建道监察御史刘天成为《请除佃耕押租之积习以便无业贫民事》奏折中写道：“臣闻川省近年以来，凡以田出佃，必先取银两，名曰押租。”又说：“今川省固已如此，又闻他省似此者亦复不少。”[52]乾隆三十五年，江西省宁都县仁义乡横塘堘茶亭内立了一碑，碑中有一段记载：“一，田山批赁，田主按赁收租，佃户照批掌耕，彼此借以为凭，原不可废。但批赁时，田主必索佃户批礼银，并创十年一批之说，殊属额外多取。嗣后凡遇易主换佃，方许立批赁。如主佃仍1日，则将初立批赁，永远为照，不许十年一换，其批礼银，无论初批，换批及苛索入学贺礼，帮纳差潜，一概禁革。”[53]这两件文献资料反映了同一个事实，即押租制发展到乾隆年间，已成为社会上一个突出的问题，所以刘天成写了专门的奏折向清廷反映，乾隆皇帝对这份奏折很重视，要“九卿议奏”[54]。江西省宁都县由于地主利用押租制鱼肉人民，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从而引起了农民的强烈反抗，地方政府在农民斗争的压力下，不得不向农民作了让步，勒石立碑，禁止地主出租土地时向佃户收取批礼银，不许地主搞十年换二次批赁的花招。在湖南省，押租制更加普遍，乾隆年间编隆的《湘潭县志》卷十三中记载了押租事例：“贫民以佃为产，议佃之初有庄礼。”河南省汝宁府罗山县，嘉庆六年发生的一起租佃案中记载：“该处俗例，佃户应出押佃钱文。”[55]广东省镇平县在鸦片战争以前，押租制也已经成一种习俗，“佃户赁耕立承耕字，以银为质，如有欠租，即另招别佃，将此银抵扣所欠之租，名曰粪质银，亦曰粪尾银”[56]。道光五年，陈盛韶到福建建阳县任职时，他见到的情况是。“佃户除纳租外，当即出银数两与田主书立起埂字据，拨与栽种，日后起佃，仍将佃户银两退还。”[57]从上述文献资料可以看出，这时是押租制迅速发展阶段。它已经作为租佃关系中的一种制度，在全国大多数省份普遍推行，如下表：
表1 清代前期各省有押租州县统计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刑档抄件》，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馆《刑档》：各省地方志书，北京师范大学清史研究组：《红楼梦》历史背景资料(之二)，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一期，全士潮：《驳案新编》；《巴县档案》，《皇朝续文献通考》。凡有*者，在同一朝代，同一州县里发生几起案件，或地方志书中也有同一州县记载，本表中按州县计一数；同一州县，在前一朝代已出现的，记在最早出现朝代内，以后各朝不重复计数。
由于押租制发生时间、地点、条件不同，使用的货币又有钱、银之别，押租的称谓遂也不同。如下表：
表2 清代前期各省押租名称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刑档抄件》，各省地方志，全士潮：《驳案新编》；刘锦蕊：《皇朝续文献通考》卷21；刘永成：《清代前期佃农抗租斗争的新发展》，见《清史论丛》1979年第一辑。文中所列举的有关押租制称呼，并不完全是押租制的典型称谓，有些名称与永佃制的某些称呼完全相同，如顶耕银、顶首钱是也。由于这种情况存在，所以，在鉴别一条材料是否属于押租制的材料时，务必仔细分析材料，不能仅凭其名称，确定它的属性。
从我们接触到的资料来看，鸦片战争以前，实行押租制更为普遍的省份应首推湖南、四川两省。
湖南省有押租记载的州县，据目前已经见到的资料，从雍正至嘉庆这段时间里，至少有15个州县。
表3
根据《湖南省例成案》所辑录乾隆二年案件，“有田之家，凡遇穷民佃耕其田，必先索取进庄礼银”[58]。乾隆十一年，按察使周人骥引用道州知州段汝霖的话说：“楚南习俗，凡小民佃田，俱有进庄礼银，又名写田钱。”[59]另据乾隆《湘潭县志》卷十三：“贫民以佃为产，议佃之初有庄礼。”从以上记述语气看，在乾隆年间，湖南省可能有更多的州县出现了这种制度。
据表3，湖南地区押租制出现的记载年代：浏阳县始于雍正年间；茶陵、湘潭等九州县开始于乾隆年间；平江、邵阳等五县开始于嘉庆年间。押租制实际发生的年代比开始有记载的年代可能还要早一些。有不少州县的押租制起初是以“进庄礼”的名义出现的。关于“进庄礼”的内容及流行情况，《湖南通志》的作者做过这样的概括：
“一，俗谓佃田为写田，每田十亩有纳进庄银至二三十两者，谓大写；有纳进庄银二三两者，谓之小写；有不纳银而多纳租者，谓之加租。
一，大写则退庄之日，田东仍还原银，亦或有议定年分扣除银两者。
一，小写退庄之日，原银不复取也。其中有议定年分者，亦有约载永远耕种者。然近则十余年，远则二三十年，仍出银再佃，谓之转耕。
一，加租则既无久暂之成约，惟视东佃之合否为进退焉。
一，然贫民佃种大写者少，其小写及加租者，往往拖欠租谷，积岁未清，又穷无所之，因而‘霸种’不退，以致构结讼端。”[60]
将地方志书和刑部档案所提供的资料结合起来考察，在押租尚未作为一种成熟的制度出现之前，它所具有的特征是：各个地区不仅称呼不一，内容则有“大写”“小写”之区别，进庄礼银有退还和计年扣除的差异；有的还保留着押租与加租混同在一起的情况。在雍正年间，还有这种情形，一般穷佃交不起“大写”进庄礼，只交“小写”进庄礼。这种“小写”，议定租佃年限，到期还佃，而礼银不退。如继续租佃，须另交礼银。从“进庄礼”这个称谓，顾名思义，是指佃农进地主之庄，住地主之屋，和地主建立租佃关系之始，先交纳一笔费用，故为之名“礼银”。在这里，押租表现为农民对地主的一种封建贡献是十分清楚的。因此，他的早期形态虽具有押租的性质，但不可忽视它所显示的封建依附关系的内容。
这种制度接着在四川省蔓延开来。据光绪《奉节县志》卷二十八称，“李上品，北乡芝麻田里民，于乾隆三十二年捐田地一分，价值三百余金，每岁收租谷十三石，佃钱十六千，施作两河口义渡之费，立有碑”。这里所指的佃钱就是押租。乾隆三十四年，御史刘天成把四川省实行押租的情况做了详尽的记述：“臣闻川省近年以来，凡以田出佃，必先取银两，名曰押租，其租照常，其银无利，直侯退佃还银。甚有租仅二三十石，而押租之银竟有倍至四五十两，更有加银夺佃，以致酿成争端者。”[61]乾隆四十年，巴县朱廷选向虎头寺僧佃田一段，每年租谷三十石，交押租三十一千文。同年，该县农民吴国雄也向虎头寺佃田一段，每年租谷十八石，交押租十千文。[62]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到，在乾隆中期，押租制已在四川发展起来，到嘉庆年间进一步普遍化。据嘉庆朝的刑事案件材料考察，有关押租的案件在租佃案件中，已占着极大的比重。该省当时发生租佃案总数为61件，涉及的州县37个，在这些案件中，有押租的案件28起，占总案件的46％弱，一般租佃案件33起，占总案件的54％强。发生租佃纠纷的37州县中，有押租记载的有22个，占总州县数的55.5％。剩下的15个州县虽然没有押租记载，但不能据此断定这些地方不存在押租制。
又据《忠州直隶州志》，该州共有书院田27处，其中记明有押佃钱的占14处，计乾隆朝2处，嘉庆朝5处，道光朝3处，年代不明者4处。无押租记载的13处。其征收押佃钱的14处，田场面积比较大，每处所征租额平均在23石以上。其未征收押佃钱的13处，只有5处面积较大，其余8处每处只能出产稻子或杂粮数石，有4处甚至少到1—2石，征收的地租就更少了。
由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四川押租制度发展时间，大体是在乾隆中期以后，略晚于湖南省。但值得注意的是，四川省押租制一开始就脱弃了“礼银”、“佃规”的外壳，直接以押租的形态出现，或称“押租钱”、“押佃钱”，或称为“佃价”。这一点是和湖南以封建贡献形式出现的“进庄礼”有所不同。这一不同，大概与四川的佃户，绝大多数由来自外省的客佃构成有关。
综上所述，押租制发生发展的过程就很清楚了。明代后期，首先在福建出现，到清代康熙、雍正两朝，继续在江苏、湖南、广东、浙江诸省发展起来；到乾隆、嘉庆两朝，这种制度在全国大多数省区出现，尤其是在湖南、四川两省更为普遍。
三、押租制发展加重了对农民的经济掠夺
押租制产生以后，农民租种地主土地，除了每年照常交纳租谷外，在批赁之初，还要向地主交纳一笔押金。押金多少，依时间、地点、条件不同，而有很大差别。在相同地区进行比较的话，大体上是时间越靠后，人口密度越大，经济作物越发展的后期，押租更重。在一般情况下，正租越少，押租越高；反之，押租就少些。土地的肥瘠也有关，肥腴的土地，押租较高；贫瘠的土地，押租较低。人多地少的地区，押租较高；地多人少缺乏劳动力的地区，押租相对会少些。
每亩的押租额，以湖南为例。乾隆二年，每亩交进庄钱三、五钱至八、九钱不等[63]。乾隆十一年，楚南习俗，每亩交进庄银一至二两[64]，乾隆二十二年，“大写”进庄银每亩二至三两，“小写”进庄银每亩二至三钱不等[65]。如善化县，乾隆年间，每亩押租银三两内外，每年交租谷一石[66]。如宁乡县，嘉庆年间，每田一亩交进庄钱二至三两，每年纳租谷一至二石[67]。据乾隆《湘潭县志》称，议佃之初，交进庄礼“自数金至数十金”[68]。这是指十亩地而言，“数金”者指“小写”，“数十金”指“大写”，即每亩押租银数两。如湘潭县，嘉庆年间，交纳进庄银的“每亩纳单租一石”，不交纳进庄银的“每亩纳双租二石”[69]。嘉庆十三年，湘潭县农民刘作镐租地六亩，交押租银十五两，平均每亩押租为二两五钱[70]。据此，嘉庆年间，每亩押租银在二——三两左右，每亩租谷大概在一——二石之间。这里为了计算方便起见，每亩押租银平均以二两五钱计，租谷平均以一石五斗计。
湖南省各个地区的谷价，在嘉庆元年至十五年间，大约每石为银零点九两，或钱九百文左右。如下表：
表4 嘉庆年间湖南九州县稻谷价格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刑档抄件》，《物价》。
据此估计，每亩押租银二两五钱相当于二石七斗七升谷子的价格。每亩正租交谷数一石五斗，押租为正租的184％，大大超过了正租。如下表：
表5 湖南四县押租与正租的比较
说明：1.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刑档抄件》。
2.押租折谷一栏，系参考嘉庆谷价，每石以银0.9两计，以钱900文计。
3.有些佃户所交的押租金额甚大，不是一般贫佃交得起的，有可能是富裕佃从事资本主义经营，特别是经济作物区，更可能是如此。以后遇到这情况，不再另注。
四川省押租额超过正租额的情况，也十分严重。如表：
表6 嘉庆年间四川省四州县押租与正租的比较
说明：1.资料来源：射洪县、威远县、简州三地，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刑档抄件》。忠州花木驿、忠州白云寺二处，据道光《忠州志》卷六，《书院》。
2.威远县租地一处，钱租十八千文，谷租十二石二斗，四川嘉庆年间谷价，每石不超过一千文，十二石二斗：为十二千二百文，与钱租合计共三十千二百文。
由上表可以看出，四川省押租对正租的比重，一般都为正租的二倍以上，有的高到正租的500％。
四川其余地方，如崇庆州、郫县、绵州、犍为、盐源、江安、达县、茂州、崇宁各州县和叙永厅，都有正租和押租的数字记录，由于正租均系实物形态，押租系货币形态，不容易准确地换算成同一单位进行比较。但从数字中给我们一个大致印象，押租一般都超过正租。
佃户交纳押租后，正租谷就可以少纳些，不纳押租的就须多纳租谷，这是不是意味着地主对纳押租的佃户减轻剥削呢?不!事实上，交纳押租的佃农所受的剥削，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如把押金的利息和所交的正租谷合在一起计算，地主仍将从这部分佃农手里夺走超过总产量百分之五十的成果。这种情形，将有关湖南省嘉庆年间借贷资料作一比较就很清楚了。
表7 嘉庆年间湖南各地借贷利率示例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刑档抄件》。
据上表，借贷利率低者年息为12％，高者年息为36％，平均在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年息暂按25％计，每亩押租银以二两五钱计，每石谷价按银零点九两计，地主每年可从每亩押租中，捞取零点六一两银子的利息，可折成谷子零点六八石。每亩正租谷一点五石，与押租息谷合计，总数在二石以上。湖南省每亩产量从高估计，按四石计算[71]，地租显然占产量一半以上。乾隆三十五年，江西省宁都县“批赁时，佃户不能现交礼钱，照依银数，每岁入息三分”[72]。如按此计算，地主每年可从每亩押租中，捞取零点七五两银子的利息，可折成谷子零点八三石，与正租谷一点五石合计，地租在二点三石以上，占产量的58％。所谓“加稳必须减租”，“再减则大粮无从完纳，为目前固可多得百金，为后来计则又少去数石，殊非长策”[73]。四川白鹿书院也在叫：“押重则租必轻，租轻则一年所入，不敷一年之用。”[74]等等。这些都不过是无稽之谈，其目的无非是为地主增租、加押制造舆论。陈国箴的“词批”说得很清楚：“兴酌加稳银四十金，准其扣租五斗。”[75]陈氏的意图就是用加押的办法，反对农民减租的要求。
就这样，押租制的发展，对农民形成严重压迫。乾隆三十四年，御史刘天成说：“臣来自田间，每见农人终岁勤动，间有纳租之后，便已无粮，及通籍以来，往来此道，亲见农人馌饷尽皆粗粝不堪，杂面水饭之属，心切愀然，是有田耕种，衣食尚且维艰，如必有银押租，则无钱者势必八口嗷嗷，辗转播迁，未有不流于浪子乞人，为匪为窃，其情甚属可悯。”[76]乾隆年间，湖南善化县佃农，承耕每石田须纳押规银三十两内外，“资本不足家，贷银偿足”[77]。到江西宁都耕种的闽佃，往往是赤贫，在租赁之初，他们无力交纳批田银，地主则借机敲诈。如清初魏礼所说：“佃户初至，或不能即办批田银，田主许之宽假，计银若干，岁入息三分，统俟冬收交纳，是谓白水。”[78]押租制的发展，只能把越来越多的贫苦农民，推到高利贷的深渊中，迫使他们在更加贫困化的日子里挣扎生存。
按规定，主佃间解除佃约，押租钱须退回农民。这点，租佃契约上写得明白，“退地还钱”[79]，“辞地还钱”[80]，“起佃之日照数交还”[81]，“退佃照数交还”[82]，等等。但有的地主，凭借他们的封建势力，无代价的剥夺农民所交的押租钱。如乾隆六十年，关内人张奎五，在直隶省建昌县承种查卜得尔布的荒地一处，交押租银二百两，嘉庆四年，张奎五被迫退佃，地主却拒绝退还押租钱文，因此酿成刑事案件[83]。又如四川崇宁县农民刘正仲，于嘉庆年间向地主刘正全租地一分，交纳押租钱五千文，刘正仲退佃之时，刘正全拒绝退还押租钱文[84]。
还由于押租的牵累，农民不能舍弃押租钱文任意离开土地。押租制的发展，实际上是地主利用经济强制的手段，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使其忍受残酷的压迫和剥削。
由此可见，押租制度的出现，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在农民反抗斗争的冲击下，租佃关系中封建依附关系松弛化的产物。归根结底，它是保证地租实现的一种手段，也是加重对农民剥削的手段。这是封建社会后期的租佃特征。
(原文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