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多少效率

4.7　我们需要多少效率?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美国经济中的配置无效率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这并不必然得出消除无效率总是适当策略这一结论。一个理由在于，这样做的努力可能会使资源或收入的分配更不公平，而公平也是一个合意的经济目标。另一个理由是，试图实现配置效率可能会扼杀创新，而创新是更充分地满足需要的一个重要手段。

效率与公平：税收权衡

到目前为止，我们忽略了效率之外的其他合意经济目标的可能性。然而，许多人关心谁为选择性的资源配置支付成本，谁从中获益，或者说谁付税。他们需要一种公平地或公正地对待特定个人或群体的资源配置或税收负担分配方案。

由于税制是配置无效率的一个如此重要的源泉，可以理解，人们有相当大的兴趣来重新设计它以减少超额税收负担。例如，可以通过降低边际所得税税率，或者取消一些税收免除、扣除等，来实现这一目的。通过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可以实现因税率减少而获得的效率的最大提升。但是，这趋向于将税收负担的更大部分转移给较低收入的纳税人，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更不公平的税收负担分配。或者，超额税收负担会因为对现在尚排除在税收基础之外的收入征税而提高。例如，取消育儿税收抵免可以实现上述目标，但许多人反对这一做法，因为这一变化的成本将主要由较低收入家庭承担。诸如此类的效率与公平之间的许多权衡都包含在试图减少超额税收负担的努力中。

难道没有办法能确定在减少配置无效率方面我们要做多少努力吗?对这一问题的简单回答是，“有，至少在理论上”。解决办法是为从中受益并为其变化买单的个人确定权重。如果可以做到这一点，仅当如此行动所获得的收益加权总和正好等于或大于其成本加权总和时，才应该进行变革。更进一步地说，变革方案应使我们能将收益加权总和与成本加权总和之间的差额最大化。

权重是指，相对于其他个人而言，单个个人从边际美元中获得多大的满足。例如，就像一些人相信的那样，一美元对一个穷人比对一个富人更有价值，前者获得或放弃一美元要比后者获得或放弃一美元对他自己而言重要得多。

假如某些证据使我们确信一美元对一个穷人的价值是其对一个富人的价值的两倍。只要能确定对穷人的价值是对富人的价值的两倍，我们就可以为两个群体确定任何权重。给穷人确定的权重为1，为富人确定的权重为1/2，还将有2和1、10和5，等等。实际数字是无关的，它是两个相关事项的比率。这些“权重”可以运用到穷人与富人经历的税收负担调整之中。当然，困难在于找出合适的权重。不幸的是，这件事情还没有完成，而且配置效率中可接受的公平成本的增加成为效率改革的强大阻力。

效率与创新

同样，在经济中获得更高的效率与更多的创新之间也存在权衡问题。以下的案例将说明这一问题。

如前所述，配置效率要求厂商几乎没有市场权力，政府对具有市场权力的厂商进行规制就是一个例子。这一规制的目的是阻止厂商拥有索取超过边际成本价格的市场权力。

但是，第5章扩展了市场的范例，即要求价格超过边际成本以促进新产品的开发。对于高度依赖知识以及将新知识的创造作为其增长基础的产业，诸如计算机硬件和软件产业、医药制造业等，这显得尤其正确。这些行业中的主导厂商必须为研发与生产支出巨额且不确定的开发成本。为了弥补这些产业中竞争所要求的开发成本，索要的价格必须大于边际成本。在该案例中，配置效率与创新之间存在一种明确的权衡。然而，两者都是合意的目标，仅选择效率的政府规制可能对新产品开发不利。

更多的政府干预意味着更少的增长吗?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在政府部门的规模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种权衡。更具体地说，他们担心较大的政府可能意味着较缓慢的增长。一个较大的政府部门需要较高的税收，较高的税收可能降低工作积极性、储蓄和投资。一个较大的政府部门也可能意味着更多的规制，可能要求商业企业用遵守规制的投资替代自发的投资。但是，更多的政府干预并不必然意味着较慢的增长，如果政府提供更多的教育、研究、社会基础设施以及政治稳定。因此，仅凭理论并不能帮助我们判定更多的政府干预是否意味着较慢的增长。

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在不同国家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因此，几位研究人员曾试图通过跨国比较考察政府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迄今所做的研究中，政府对经济的影响用政府开支或税收来表示。该研究对较低的增长率是否与政府支出或税收在产出中占较高比率相联系提出了疑问。

Keith Marsden运用20个国家1970—1979年的数据样本，发现从统计意义上看，经济增长率与税收份额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平均来说，税收占总产出的比率每增长1％，经济增长率相应降低0.36％。Charles Wolf和Randy Ross运用27个国家1972—1982年的样本数据，估计出政府支出占总产出的比率每增长10％，经济增长率相应降低1％。Daniel Landan关于政府支出与人均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结果与Marsden、Wolf和Ross的研究相似。可是，在对长时期增长的研究中，Mancru Olsen发现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明确联系，而且，Frederic Pryor基于其较广范围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结论，他的研究涉及1950—1980年期间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及计划经济。根据这些研究，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多少有点含糊。但是，这是在市场与政府之间进行选择的一个如此重要的问题，以致还没有形成最终定论。

说明：

^aKeith Marsden，“Links between Taxes and Economic Growth：Some Empirical Evidence”，World Bank Staff Working Paper 605(Washington D.C.，1983).

^bCharles Wolf，Jr.，Markets or Government，2nd ed.(Cambridge，MA：MIT Press，1994)，145-51.

^cDaniel Landau，“Government Expenditure and Economic Growth：A Cross-Country Study”，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49，no.3(January 1983)：783-92.

^dMancur Olson，The Rise and Deline of Nations(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82).

^eFrederic L.Pryor，“Growth and Fluctuations of Production in OECD and East European Countries”，World Politics 37，no.2(January 1985)：204-37.

效率与公平

实现更大配置效率的努力并不总是会产生上述提到的那类矛盾。存在一些可以同时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案例，或者当效率增加时没有显著损害公平。

农产品支持价格。制定联邦农业计划是为了防止农场贫困，但是我们在第3章已经指出，数据清楚地表明支持价格与目标价格计划的最大受益者是生产最多而且拥有最多财产的农场主。假设这一结果成立，似乎有可能在不严重违背公平信念的情况下减少一些由这些计划引起的配置无效率。

最低工资。最低工资的近期研究发现，最低工资主要在低收入家庭之间重新分配收入。^[5]因此，在不明显增加低收入家庭群体额外成本的前提下，减少最低工资措施的使用，进而减少配置效率损失，这似乎也是可能的。也就是说，这一措施的大多数受益者和受害者属于同一收入类型。

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正如上面所提到的那样，政府补助的医疗保健是配置无效率的。但是，贫困家庭和个人从这些计划提供的补助中显著受益。一个既能减少配置无效率又不对这些群体的福利产生重大损害的解决方法是向他们发放医疗证，他们用医疗证可直接支付医疗保健。医疗证发放的数量可以少于目前补助的数量，医疗证会使消费者更谨慎地消费医疗保健服务。

效率补偿到无效率

最后，一种无效率在某种程度上会被其他无效率所抵消。一些税收案例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对香烟征税是一个合适的案例。吸烟产生的二手烟是一种外部成本。如果不对香烟征收消费税，从配置效率的角度来看就会有过多的香烟被消费，消费税的征收减少了香烟的消费，带来了因征税引起的配置效率损失，但减少了来自二手烟的效率损失。这两种影响可能不会正好抵消，但是在这个案例中消费税作为一种矫正手段发挥作用。同样，由汽油税引起的配置效率损失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被与原油提炼或汽车旅行相关的空气污染引起的效率损失减少所抵消，对酒精征收消费税而引起的效率损失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被减少酒精中毒引起的效率损失所抵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