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与犯罪控制

8.2　犯罪与犯罪控制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是率先用经济学基本分析工具研究犯罪与犯罪控制的同时也可能是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4]贝克尔及其他许多经济学家都假设罪犯与守法的公民一样，在行动之前是可行选择的系统评估者。这些经济学家也假设人们愿意在商品之间进行替代。这意味着，如果能够得到足够多的补偿，许多人会从事那些他们平时并不愿意从事的活动。例如，一个人说“你无法支付足够多的费用让我在纽约生活”，这意味着这个城市的工资不够高，无法吸引他在该城市生活。如果能够提供足够多的补偿，这些人将会非常愿意生活在其他城市。换句话说，许多人愿意用更多的物质产品(更多的货币补偿)替代他们迁移到一个不太喜欢的城市而放弃的愉悦。

这些系统的评估者会比较采取一项特殊行动的成本和收益，如果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他们就会采取行动。在既定的条件下，如果一些人发现一次犯罪行为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那么他们就会去犯罪。而其他人选择不参与犯罪是因为他们预期犯罪的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包括心理成本及预期的惩罚成本。由于人们愿意替代，一项犯罪活动的预期收益增加或预期成本减少都将导致更多的人犯罪。相反，如果犯罪的预期收益降低或成本增加，一些罪犯将会放弃犯罪生涯。

经济学家认为个人都是有创造力且随机应变的。^[5]例如，当税率提高时，许多人会创造性地用各种合法途径来逃税。一般地，当法律限制人们的一些行为时，人们就会想方设法绕过这些约束限制。Jensen和Meckling讨论了联邦政府20世纪70年代颁布高速公路限速55公里/小时规定后人们所作出的反应。^[6]民用调频电台和雷达监测器越来越流行。为了避免超速受罚，人们想方设法寻求更好的设备以降低交通违法的成本。当一些州的限速提高到65公里/小时或更多时，人们对这些设备的需求减少了。在这本节我们探讨关于犯罪及犯罪政策经济分析的含义。

犯罪与犯罪控制的经济分析

根据经济分析方法，当犯罪的预期边际收益高于预期边际成本时，一个人会选择犯罪。这种边际收益是从犯罪所获得的物质或精神上的回报。边际成本是做出犯罪决定的物质或精神上的成本。这种一般的分析适用于各种情形。但是这一分析方法对某些情形更合适。这种经济分析方法特别适合分析财产性犯罪以及一些知情成年人自愿从事的违法行为，例如卖淫、使用违禁药物、非法赌博。与这些犯罪相联系的暴力犯罪也适用这一分析方法。但是，在分析谋杀、强奸等犯罪以及其他一些犯罪分子只想获得精神上的收益的暴力犯罪行为时，经济分析方法可能不是很有用。

犯罪控制的经济学方法意指政府能够控制犯罪，尤其是财产性犯罪，因为它可以创造条件使犯罪无利可图。根据这一方法，如果潜在的犯罪分子认为他们逍遥法外的机会，比如抢劫银行后，降低了，犯罪就会减少。如果他们想到，当他们被捕时，他们很可能被立即审判，被判处有罪并受到严厉的惩罚，他们就会犹豫不决。另外，为了使犯罪变得无利可图，政府可以通过监禁犯罪分子来降低犯罪率。首先，监禁增加了犯罪的成本，使得犯罪的吸引力下降。其次，由于一些极有可能犯罪的人被监禁，犯罪发生的可能性减小。这是因为：(1)罪犯倾向于重复其犯罪行为；(2)在押的罪犯不能立即被新的罪犯所取代；(3)监禁不会增加罪犯被释放后的犯罪活动。

由于产权保护是一种公共物品，由政府提供将会更加有效率。控制犯罪是产权保护的一部分。通过政治程序，政府有责任决定提供多大程度的犯罪控制。每个人都从控制犯罪中受益，但是，因为它是一种公共物品，许多人并不会自愿为此足额付费。作为搭便车者，他们有理由认为自己会享有犯罪控制的收益，因为别人会为此付费。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这样推断，我们享有的犯罪控制将会减少。为了解决搭便车问题，人们同意让政府向他们征税并利用通过税收聚集起来的资源提供犯罪控制。

事实上，如果政府确实能够控制犯罪，可容忍的犯罪数量就是一个政治决策。为什么我们允许犯罪大量存在呢?图8.2显示了通过控制犯罪行为降低犯罪率的边际社会收益及成本。随着用于犯罪控制的资源数量的增加，犯罪的数量及由此成为受害人的可能性降低。随着犯罪率的下降，减少犯罪的边际社会收益也在减少。随着成为犯罪受害人可能性的下降，比如说在某一特定时期由63％降低到62％，安全感增加。随着成为犯罪受害人可能性由3％降低到2％，安全感也会增加。但大多数人对后者的评价低于对前者的评价；换句话说，与使这一比例由3％降低到2％相比，人们愿意为使这一比例由63％降低到62％支付更多。如果成为犯罪受害人的机会现在已经很低了，成为受害人的可能性的既定减少也许就价值不高了。

正如在图8.2中显示的那样，随着犯罪控制水平的提高，降低成为受害人可能性的边际社会成本也在提高。边际社会成本增加是由于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为了减少犯罪，更多的资源必须用于犯罪控制。随着更多的资源被用于犯罪控制，控制犯罪的机会成本上升。这些资源必须从政府其他项目中挪用，例如，国防、艾滋病研究、对流浪者的援助，或者来自于纳税人的口袋。

第二，为降低既定数量的犯罪，当犯罪率已经很低时所需要的资源比犯罪率高时所需的资源更多。减少犯罪的第一步是容易的——抓住那些能力差的犯罪分子。但是，随着犯罪率的下降，只有那些高智商的或者最幸运的犯罪分子还在逍遥法外，抓住那些高智商的犯罪分子将会更加困难。

第三，随着犯罪数量的降低，进一步降低犯罪数量最终会对我们自己的自由形成冲击。确切地说，我们认为惩罚无辜比不惩罚罪恶错得更远。从保护无辜者的角度出发，我们不愿接受警方通过欺骗或者威胁所获得的招供来作为保护无辜的一种方式。如果我们漠视人权，被判定犯罪的比率可能提高。犯罪率可能会降低，但是许多人认为这种成本太高了。

使犯罪控制的边际社会收益等于边际社会成本就得出了有效水平。因为在那一水平边际社会收益是正的，犯罪控制的有效水平不会带来犯罪的减少——增加的收益小于增加的成本。

图8.2　控制的有效水平：犯罪或恐怖活动

在图8.2中，边际社会收益曲线与边际社会成本曲线的交点给出了犯罪控制的有效水平，也暗示了犯罪的有效水平。犯罪控制由A点增加到D点，这降低了每个人成为犯罪受害人的可能性。在D点，边际社会收益为DC，这是人们对增加安全感和降低犯罪率的估值。犯罪控制增加(或较低的犯罪率)的额外成本是DE。这一边际社会成本包括使用更多资源控制犯罪的边际成本，还可能包括丧失自由的成本。在这一情形下，与D点相对应的犯罪率很低。犯罪控制从A点提高到D点，犯罪控制的所失大于其所得。

正如所分析的那样，在犯罪控制上可能花费太多，这一分析表明在反恐怖主义行动中可能花费太多。假设我们把图8.2中的水平轴改成恐怖主义控制水平。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主义袭击之前，A点可能衡量了美国恐怖主义控制的有效水平。恐怖袭击及对进一步袭击的恐惧改变了人们对恐怖主义活动的理解，也可以理解为恐怖主义控制的边际社会收益由MSB增加到MSB'。现在在点A，边际社会收益大于边际社会成本，控制恐怖主义支出的少量增加就会带来比成本高得多的收益，因而控制恐怖主义支出的进一步增加是合意的，直到控制水平达到F点。

有几种意见是中肯的。首先，由于人们认为现在的社会比以前更危险，因而控制犯罪的边际社会收益增加。其次，在F点，边际社会收益大于遭恐怖袭击之前的边际社会收益。MSB更大的事实意味着即使控制恐怖主义的支出在不断地增加，与恐怖袭击前相比，人们感觉更加不安全。在犯罪控制技术一定的情况下，为了达到以前的安全水平将会花费更多或者根本不可能达到。再次，虽然边际社会成本曲线并没有改变，但边际社会成本却沿着现有的边际社会成本曲线增加。与用于控制犯罪的资源增加一样，用于反恐怖主义活动的资源的机会成本也增加。政府使用的额外资源来自于政府其他项目开支或者私人支出。同时，这还给人们增加了大量非货币成本。如每一位飞机乘客为一次既定的飞行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成本，甚至人们还得遭受人身和行李检查的侮辱。此外，由于被怀疑为恐怖分子而被抓起来的可能性增加，个人的一些自由会受到侵犯，也许会失去一些基本的合法权利。关于《爱国者法案》(Patriot Act)及电子窃听引起的争论，反映了边际成本沿着MSC曲线的移动。最后，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源用于控制恐怖主义，将会开发出更多的控制恐怖主义的方法。我们也期待着技术进步会降低成本。在干中学及新技术的发明将使边际成本曲线向右边移动，使我们以更低的成本享受更多的安全。

以上分析说明，由于控制成本太高，我们面临着如此多的犯罪和如此多的恐怖主义活动。控制成本高是因为许多人愿意成为罪犯或恐怖主义分子。或者，控制成本高是由于一些内陆城市、农村地区及世界其他地区的贫困等一系列问题造成的。

飓风与犯罪

卡特里娜飓风侵袭新奥尔良的灾难提供了用犯罪的经济分析方法来解释所发生事件的另外一个例证。人们从无人看守商店偷窃。一些人偷娱乐设施、重要的设备和许多其他有价值的东西。根据犯罪的经济分析方法，人们通常不行窃因为他们本质上是诚实的，因而偷盗的心理成本很高，而偷盗食品和水是因为这些商品的价值很高，也可能是因为紧急状况降低了人们抵制偷盗的顾忌。

一些人考虑到因警察无暇顾及而被逮捕、判刑和惩罚的预期成本很小，可能会无所顾忌。由于预期的成本很低，这些人选择利用这一机会。尽管这些人中的大部分过去可能曾经犯过罪，但有些人可能是第一次犯罪。

其他一些犯罪行为，如谋杀、强奸、暴力以及阻挠援救和恢复等行为也会发生。尽管媒体明显夸大这些犯罪的程度，一些人还是会犯罪。经济分析方法能在形式上解释这一行为，但这是一种病态行为，同时需要心理的和社会学的解释。

有人认为行为的经济分析方法不能解释灾后社会合作的例子，包括新奥尔良的洪灾。社会学家E.L.Quarantelli认为，灾难后掠夺和暴力是很少见的。新奥尔良提供了一些例证，就像1977年纽约实行的灯火管制，尽管有些混乱，但“志愿者会站出来，暴力事件会很少……大量的援救行为会由真正的第一反应者——受害者自己来完成”。a令人惊奇的是大多数经济学家没有发现灾后的自愿社会合作。他们可能将其置于成本—收益框架，也可能运用其他原理来解释。

说明：

^aJesse Walker，“Nightmare in New Orleans”，Reason，December 2005.

美国与英国犯罪趋势的比较

经济学方法为理解美国犯罪率下降的原因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分析框架。当一个人认定一次犯罪活动的收益高于其成本时，犯罪就发生了。我们假设一次逃税的犯罪行为将使该纳税人得到50000美元的收益，同时假设有1000个潜在的逃税者，逃税这一犯罪行为的唯一成本是罪犯的心理成本，不同的人对其诚信有不同的估价。假设有300人选择犯罪，其他的700人对其诚信的估价为超过50000美元。减少逃税者数量的一个方法就是使那300人相信他们的诚信价值更高。这一例子意味着减少犯罪的一个方法是培养“更好”(better)的人。不幸的是，我们不知道怎么说服人们把诚信放在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但是这一例子暗示着，改善孩子们生活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也许是控制犯罪的一个长期战略。

增加犯罪成本的一条直接途径是使用政府资源拘捕犯罪分子，审判他们，使他们接受惩罚，包括将其监禁。目标是为了增加犯罪的预期成本。如果一个人逃税将会被罚款100000美元，并且被抓住的概率是50％，大多数人将不会逃税。缉毒力度的增加及在合法经济部门中更好的机会也增加了犯罪的成本。由于随着机会的增加犯罪成本(例如，监禁或职业许可证的丧失)也增加，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并具有熟练工作能力的人与一个缺乏工作能力的人相比，将会面临更高的犯罪成本。此外，上述分析意味着，经济和社会环境有助于确定人们是否会成为罪犯。特别是，经济中具有较好就业机会的人面临着更高的犯罪成本。

美国与英国(包括威尔士)犯罪趋势的比较提供了一些关于犯罪行为的思考。也许，你会惊奇地发现美国的犯罪率(谋杀和强奸除外)比英国要低。更引人注目的是，英国的犯罪率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之前，从1981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直保持平稳或增加的趋势。在同一时期，美国各种类型的犯罪率都下降了。图8.3的两组面板数据说明了盗窃及偷车的趋势。

以下概括了这些图中的数据及其他类型犯罪。^[7]

(1)英国盗窃率在1981年正好为美国的40％，但在1999年却比美国高出2/3；

(2)英国偷车率在1981年比美国高出50％，但到1999年几乎是美国的两倍；

(3)英国殴打他人犯罪率在1981年与美国大致相等，但在1999年却比美国的两倍还多；

盗窃率趋势

当前，英国的盗窃率和偷车率比美国高。美国的盗窃率已稳步下降，而英国的这一比例却在上升，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开始下降。

资料来源：Cross-National Studies in Crime and Justice，ed.David P.Farrington，Patrick A.Langan，and Michael Tondry，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U.S.Department of Justice(September 2004)，NCJ200988.

图8.3　盗窃及偷车的趋势

(4)美国强奸犯罪率1981年为英国的18倍，但在1996年只为英国的2倍；

(5)美国谋杀犯罪率1981年为英国的9倍，但在1999年只为英国的4倍。

研究相同的数据，James Q.Wilson暗指英国惩罚力度的降低与美国惩罚力度的增加，至少可以部分地解释这种趋势改变的原因。^[8]可以肯定的是，美国犯罪的预期成本要高于英国。基于经济分析方法得出犯罪的预期成本是处于危险中的日子等于被判有罪的概率乘以证明有罪而服刑的时间。如图8.4所示，因入室盗窃与偷车而服刑的风险在美国要比英国高，并且，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的服刑风险一直在增加，而同期英国的服刑风险却在降低。^[9]与图8.3对照，图8.4表明犯罪成本的增加与犯罪率的下降紧密相关，而犯罪成本的降低与犯罪率的上升也紧密相关。

在美国，犯罪成本的增加是犯罪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同意这种观点。其实，一些犯罪学家认为，美国囚犯数量成四倍的增加对犯罪率并没有多大的影响。他们将犯罪率的下降归功于以下因素：

◆减少毒品的使用或稳定毒品的生产。

◆减少有犯罪倾向人群数量如青年男性。

◆经济进一步增长及社会和经济条件的改善。

◆通过问题导向及社区导向政策的更广泛实施进一步增加行政透明度。

图8.4　A盗窃服刑时间

在美国，盗窃和偷车被判刑的时间比英国长。在美国，盗窃惩罚风险的增加反映了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受害率的下降。类似地，英国盗窃惩罚风险的下降以及随后的上升也反映出盗窃率的上升与下降。

资料来源：Cross-National Studies in Crime and Justice，ed.David P.Farrington，Patrick A.Langan，and Michael Tondry，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U.S.Department of Justice(September 2004)，NCJ200988.

图8.4　B偷车服刑时间

◆设立针对社区和青少年的项目，建立更加安全的学校和社区环境。

◆帮派清除项目。

◆集体意识向更礼貌与和谐的方向转变。^[10]

Steven Levitt，《怪诞经济学》(Freakonomics)一书的合作者，拒绝接受这样的观点，即更好的警察策略、更强大的经济及变化的人口统计学方法促使犯罪率急剧下降。他认为毒品使用的减少，特别是可卡因市场的变化，是犯罪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个重要因素简单地说就是更多的警察努力。而罪犯被监禁率的上升，由于它既使罪犯远离社区同时又对罪犯起到了威慑作用，是第三个重要因素。第四个使犯罪率下降的重要因素来自于最高法院的堕胎决定，Roe vs.Wade。堕胎的合法化及堕胎率的上升解释了犯罪率下降的部分原因。这一推断很简单，那些父母并不想要的孩子更有可能成为罪犯，而堕胎减少了不想要的孩子的数量。^[11]

不管怎样，美国的犯罪率和处罚的部分形式与违法药物的使用有关。可卡因流行的高峰大致与谋杀犯罪率的高峰处于同一个时期。在下一节，我们将考察毒品与犯罪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