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观点

8.3　毒品合法化：不同的观点

据FBI(美国联邦调查局)报告，任何年份所有被逮捕的人中超过10％的人从事卖淫活动、吸毒、赌博、酗酒(不包括酒后驾驶)。这些违法行为是对交易之外的任何人没有直接影响的买者和卖者之间的自愿交易。为什么我们认为自愿交易有罪呢?特别是，为什么我们耗费如此多的反犯罪(crime-fighting)资源与毒品交易做斗争呢?

自由：合法化的论据

有人认为非法毒品应合法化。他们指出，每一个能承担责任的个人都有自由从事任何自愿交易，只要这一行为没有给第三方施加实质性的、非自愿的伤害。19世纪的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赞同这一观点，他认为，个人自由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相似的，毒品合法化的倡导者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写道：“我相信成年人——我是指那些我们认为能负责任、精神正常且达到某一特定年龄的人——应该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人民自由做出他们自己的决定才是我的根本目的。”^[12]

人们被赋予自主决策权的观点受到两个条件的限制。一是儿童没有这种自由。比如说，如果可卡因是合法的，这一观点要求禁止儿童使用它直到他们达到一定年龄。确实，需要强有力的政策以确保儿童不使用它。

第二个条件是，人们不应该卖身为奴。如果你卖身为奴，你就放弃了自主决策的自由。那么问题就上升为你是否依赖于毒品——酒精、可卡因或别的你想要的东西，这就相当于毒品使用者卖身为奴。证据表明毒品依赖具有强大的摧毁力，许多生命因此毁于一旦。然而，证据也表明，大部分吸毒者成为瘾君子，或者甚至所有吸毒者到死都是瘾君子，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无条件接受自由的论点意味着使用诸如大麻、可卡因、海洛因、甲基苯丙胺这类药物的合法化。

家长式统治：反合法化的论据

约翰·卡普兰(John Kaplan)反对穆勒的自由主义原则，即允许人们从事自我毁灭的活动，无意识地伤害其他人。卡普兰认为，通过政府，人们可以“在道义上设法使他人免受可能的伤害，即使他们愚蠢到自己来承担风险。毕竟，正如我们大多数人所看到的那样，穆勒关于必须假定所有成年人都了解自己最大利益的观点恰好与事实相反”。^[13]民意调查支持卡普兰的观点，美国人口中只有很小的比例，即不到5％的人口强烈支持所有毒品合法化。

公众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大部分主张禁止危险毒品如可卡因和海洛因的人，反对禁止酒精和尼古丁。我们知道，酒精和尼古丁对更多的死亡和疾病负有责任，因酒精引起的犯罪比所有违禁药物加在一起的犯罪还要多。当然，如果我们将违禁药物合法化，将产生比酒精和尼古丁更多的问题。

道德：反合法化的论据

与其他社会学家一样，威廉·贝内特(William J.Bennett)、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和詹姆斯·威尔逊(James Q.Wilson)认为政府有责任禁止使用这些危害精神的药物，不论这些毒品使用者是否完全能承担责任或不会无意识地伤害其他人。Wilson坦然陈述这一新保守主义的立场：“使用毒品是错误的，因为它是不道德的，不道德是因为它奴役思想毁灭心灵。”^[14]从这一观点看，大麻或任何其他毒品对健康危害有限的可能性这种说法是不恰当的。吸食毒品不道德，它是社会和文明的倒退。

坚持这一立场的人认为，使用危害精神的毒品所暗含的不道德表面上解决了不禁止尼古丁的矛盾。尽管在医学上，使用烟草与使用各种受控药物成分是一样危险的，但使用烟草不会降低生命的质量，而仅仅只是缩短生命。当然，酒精则另当别论。根据Wilson的观点，毒品使用者缺乏自控力，没有节制，缺乏忍耐力。这种不道德行为在于毒品使用对道德品质的影响及对社会的一系列有害影响。

最后的分析

对酒精、尼古丁和可卡因不一致的态度说明我们的药物法并不符合穆勒或弗里德曼的自由主义观点，也不符合卡普兰强硬的家长主义观点和威尔逊的新保守主义道德观点。卡普兰认为，对社会而言毒品合法化的成本要大于禁毒的成本。类似地，弗里德曼指出，禁毒比毒品合法化给无辜的第三方造成的伤害更大。简要地说，卡普兰和弗里德曼都通过一种务实的方法考虑毒品政策，试图权衡各种行为的成本和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