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政策的实证分析

8.4　毒品政策的实证分析

为了分析禁止毒品如可卡因的影响需要一种选择性方案。简单地说，假设可卡因可以从政府所有的商店(government-owned stores)获得，其价格有相当一部分是政府税收。因此，选择性方案与某些州的烈性酒的合法地位相类似。假设供给曲线是水平的，在图8.5中用S₀表示。这一供给曲线是可卡因的市场边际成本。若把高税率考虑在内，这一边际成本可能会达到每克20美元。初次服用者可能获得每克50剂，每剂的成本可能低至40美分。^[15]图8.5中的需求曲线如通常一样，包括几种固定不变的因素：其他毒品的价格、收入、分销方法、法律及消费者偏好。

当可卡因合法时，供给曲线S₀和需求曲线D₀分别表示可卡因的市场供求。禁令使供给减少到S₁，需求减少到D₁。价格从每克20美元上升至100美元，而交易数量从Q₀下降至Q₁。

图8.5　禁毒对毒品使用的影响

现在假设新的法律规定可卡因和其他毒品(酒精和尼古丁除外)，属非法药品，同时假设持有和使用这些违法药物可能被判重罪，而且，贩卖这些药物将被判更重的罪。

在这种新的情况下，假如毒品的分销方法与美国目前观察的方法一致。一个卡特尔从其他国家购买可卡因并将其出口到美国。假设这一卡特尔选择一个利润最大化的销售量。当这批可卡因到达美国后，该卡特尔将其分销给全国各地的批发商。这些批发商再把它分销给各个城市的批发商，各个城市的批发商会再次将其分销给下一级批发商，依次下去直到药品到达地方零售商。这种层层分销的方法保护了进口商并使大批发商免遭政府检查。他们为原料即古柯叶支付的价格与他们从其产品即可卡因获得的价格之间的巨大差异，部分是由于垄断限制产出。同时，这种价格的差异也部分反映了销售者要求抵补成本的超额补偿，包括惩罚的风险及逃避反毒品法的风险。

每一级分销都包含供应非法产品风险的补偿。更接近街道的分销商面临额外风险。一些试图占领特殊街区市场的零售分销商有时会杀害其他分销商及其罪行的目击者。

由于交易的发展超越了大型批发商之间有组织的交易，由有组织的犯罪建立的产权体系瓦解了。有组织的犯罪受到严厉惩罚，是因为偷窃而不是因为他们从大批发商那里购买了大量毒品。惩罚即处死比因劫持装运威士忌的货车而受到的法律惩罚更严厉。但是零售商及与之接近的批发商不可能要求一个大型组织来强制执行其产权。这一级的交易是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下进行的。因此，两个因素导致了成本的剧增及美国可卡因供给量的大幅下降：一个因素是向美国走私可卡因的卡特尔体系；另一个因素是分销违法毒品遭受惩罚的风险及与缺乏政府强制执行财产权相联系的风险。因此，如果可卡因成为非法药品，图8.5中的供给曲线将移到S₁。

当产品变为非法时，需求曲线也发生了变化，从D₀移动到D₁。第一，由于许多人避免从事违法经营活动，其需求可能减少。但是，这一影响可能被那些喜欢触犯法律的人所抵消。第二，非法体制下财产权的受损增加了购买产品的非价格成本，这也使其需求减少。现在要找到这类产品的供给者变得更加困难。为了购买这类产品，你必须与那些如果你不能付钱就有可能杀害你的人进行交易。如果你在街道这一层次建立了可靠的毒品交易关系网，你的关系户随时可能被捕并中断与你的交易。然后，你就必须冒着危险寻找新的供货商。第三，占有和使用毒品将受到法律的严惩从而使其需求下降。第四，在非常规市场购买毒品的风险也使其需求下降。如果顾客买到的产品并不是他们想要的，他们将无能为力。滑稽的是这一点是由广泛报道的被捕的可卡因购买者体现的。买者向警察报告说他购买了假可卡因。警察调查后发现产品中仅含有少量的可卡因。然而受骗的买者因拥有可卡因而被捕。它可能被用来稀释它的有毒物质所污染。按照白宫毒品控制政策办公室在网上公布的毒品的定义，“掺杂剂包括咖啡因、白垩、干燥剂、老鼠药、嫩肉剂、儿童用泻药、滑石粉或婴儿爽身粉等”。一些人死亡是因为过量服用劣质和纯度不明的毒品。

在图8.5中，供给和需求变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价格从每克20美元上升到100美元，同时交易量从Q₀下降到Q₁。

那些试图减少自己可卡因使用量的人的经历对经济分析法进行了补充。那些想摆脱可卡因依赖的人们通过热线或者诊所透露他们每周平均花费450～800美元用于购买可卡因。成瘾者每周的可卡因花费则达到了2000～3000美元。根据一份调查，几乎50％拨打可卡因咨询热线的人称自己曾贩卖可卡因以给自己的这一嗜好提供资金。大约25％的人曾在其工作场所偷窃，大约35％的人曾从家人及其朋友那里偷窃。大约15％的吸毒者因为可卡因失去了工作，大约30％的吸毒者失去了自己的配偶。显然，违法使用可卡因给经济中的其他人带来了巨大的成本。特别是，与海洛因成瘾者相似，可卡因滥用者采用相同的方式满足自己对毒品的依赖。如果他们不能通过合法手段获得用于满足毒瘾的开支，他们通常会通过犯罪来满足这一嗜好。^[16]

显而易见，禁毒减少了毒品的使用和滥用。当毒品非法并且其价格很高时，毒品的使用量也就越来越少。如果毒品推销是形成毒品依赖的一个重要途径，则可能会产生较大的异议。按推测，毒品推销者会引诱人们，有时是在校的年轻人染上毒瘾。这与烟草公司的做法相似，如他们在校园里免费发送香烟，抓住一个顾客，然后说你一生尽可拥有一次，尽管那将是短暂的一生。这对于试图在商界长期立足的烟草公司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战略，但对于一个毒品零售商来说似乎并不那么合适。要想使人对海洛因或可卡因形成依赖，需要的不仅仅是两三克剂量。对于零售商来说，免费发送毒品并不能带来确定的未来收入。并且，目标客户可能是一个潜在的毒品代理商。即使推销商已经建立了一个稳定的客户，推销商和使用者都有可能在推销商收回其初始投资之前被捕。毒品推销看上去是一个回报率很小的投资，因为买卖双方之间的关系是不稳定的。

事实上，海洛因、可卡因的使用传播类似于传染病，可获得性是关键。如果人们有机会获得和使用海洛因，他们会和朋友分享自己的经验和毒品。海洛因使用刚开始时与性疾病的传播很相似：一个朋友传染给另一个朋友，通过一些性行为，这种疾病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很快传播开来。^[17]

显然，可卡因的使用与此相似。例如，一项研究发现大约90％的可卡因吸食者第一次使用可卡因发生在晚会或其他非正式的社交场合。大约70％的初次使用者从朋友或亲戚那里得到可卡因。只有5％的初次使用者是从零售商那里得到的。^[18]Kaplan得出的结论是毒品推销商的身份是不易识别的。如果是这样，那么规定毒品违法不会导致毒品零售商向不吸食毒品的人推销毒品，而是减少毒品的可获得数量，并使年轻人接触毒品的可能性降低。

要增加缉毒吗?

反对销售和持有一定数量毒品的法律通过减少供给和需求而减少了毒品的使用。供给的相对大幅降低导致价格上升。然后，需求规律决定着毒品的购买量沿新需求曲线进一步减少。但是，有些经济学家指出，增加缉毒并不能起到什么作用。他们认为，违法毒品的需求量与其价格几乎没有关联，因此，由缉毒而引起的价格上升只引起需求量的小幅下降。毒品的总消费额可能上升，毒品零售商的境况可能得到改善——当然，被发现逮捕的除外。

政策对减少供给的影响。如果毒品在一个存在大量垄断势力的市场上销售，增加缉毒将会减少卡特尔的利润。由于市场被卡特尔垄断，因而由过多的缉毒引起的任何成本增加将会减少卡特尔的利润。

但是，不同的顾客可能对价格的上升有不同的反应。超过任何关键的时期如6个月，几乎每一个使用者都会减少可卡因的消费量。图8.6显示了一个偶尔使用可卡因消费者的需求曲线D_c。如果价格从P₀上升到P₁，需求量将从Q₀下降到Q_c。需求量减少的比例大于价格下降的比例，需求量的变化强烈地反映了价格的变化。如图所示，偶尔使用者的花费较少；标记为A的阴影部分衡量了支出的减少，因为需求量更少。价格的上升引起支出的增加，由标记为B的阴影部分衡量。因为A的面积大于B的面积，当价格上升时，偶尔使用者的净效应是花费更少。假设法律的目的是减少可卡因的使用，增加缉毒发挥作用。当然，那些使用者可能用其他产品来替代可卡因，例如酒精、海洛因或冰毒。

如果可卡因的价格由P₀上升到P₁，偶尔吸食可卡因者的需求量会从Q₀下降到Q_C。需求量下降的比例大于价格上升的比例。阴影部分A(由于较低的需求量)表示偶尔吸食可卡因者减少的可卡因支出，阴影部分B(由于较高的价格)表示增加的支出。通过观察，可以清楚地看出，净效应是支出的减少。另一方面，可卡因依赖者的需求量仅从Q₀下降到Q_d，通过观察可以看出，其支出增加了。

图8.6　偶尔吸食可卡因者与可卡因依赖者的需求曲线

图8.6也显示了可卡因成瘾者的需求曲线D_d。如果价格从P₀上升到P₁，需求量将从Q₀下降到Q_d。但是这个使用者是一个成瘾者，较高的价格只会使需求量下降很小的幅度。这里，需求量下降的比例要比价格上涨的比例小。如果价格上升，成瘾者购买可卡因的数量减少很少，但是支出却更多。

通过追溯毒品的源头，许多人会批评这个国家的毒品使用和滥用。但是在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地区，古柯或罂粟种植是可能的而且是有利可图的。古柯和罂粟是许多国家的传统作物，让美国政府说服或提供资金给世界上所有地区的农民改种其他作物，是不可能的。这些农民的心理是，如果美国的消费者不需要这种产品，他们就不会购买它。而这也恰恰是美国政府和烟草公司出口美国香烟的初衷。

类似地，违法毒品的生产和分销有利可图并且很隐蔽。尽管增加缉毒提高了生产和分销毒品的成本，但是目前并没有可接受的政策能够断绝其供给。毒品使用和滥用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在于需求方面。

政策对减少需求的影响。法律能起作用的第二个途径是减少需求。增加缉毒的影响是使买者与卖者之间的关系更加不确定。买者和卖者都被逮捕后，必须建立新的关系网。特别是随着缉毒的增加，新的买卖者中可能有卧底警察。由于风险不断增加，一些可靠的销售者会离开市场，另一些人可能选择经营浓度更高的毒品。随着缉毒力度的加大，产品在纯度方面变得更加不确定，并且掺杂了更多的有毒物质，导致更大的剂量、死亡和严重的疾病。这些影响减少了毒品使用者及潜在使用者的毒品需求。但是，这是减少需求的一种过激的方法。它使人们想到越南战争中引用的一句话：“我们必须先毁灭那个村庄然后再来拯救它。”

许多人认为减少需求量的一个更好的方法是通过教育来说明毒品使用和滥用的危害。当然，我们认同年轻人需要了解关于所有药物——合法和非法药物的准确信息。如果缉毒的机会成本是来自普及毒品知识的收益，那么认真学习毒品的知识是很重要的。

社会条件也可能是毒品使用和滥用的重要决定因素。毋庸置疑，一些毒品的使用是由于年轻人喜欢冒险，另一部分是由于郊区年轻人的不安和边缘感，那些内陆城市的贫困、绝望与混乱也促成了毒品的泛滥。在一个没有贫困的内陆城市、孤独的乡村和喜欢冒险的年轻人的社会，毒品的需求量将会较低。但是，对于如何充分改变社会环境以对毒品使用施加深层次的、及时的影响，我们知道多少呢?另一方面，对毒品禁令的经济分析说明改变社会环境是可行的，它将减少毒品的使用，并且，在这一目标上，法律的实施也将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未预期但不可避免的禁毒后果

许多人认为毒品法及其强制实施具有重要的不合意的且不可避免的后果。首先，禁毒使一些原来没有犯罪的地方出现了罪犯。11岁以上的人口中，有10％的人，即每年超过2000万人仅仅因为使用违法毒品而成为了罪犯，每年差不多有100万人口因为使用毒品而被逮捕。试图保护潜在的毒品使用者远离毒品的法律，却使超过10％以上的成年人成为了罪犯。

而且，毒品使用者消费的产品不安全，一是因为它们在非法市场上交易，二是因为政府不时地用有毒物质喷灌那些原料。当然，非法毒品的不安全也因为其化学性质。但是，若非法毒品变为合法药品，那么，与酒精和尼古丁相比，是否越普通的毒品越危险呢?这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一个重要的关于使用毒品的健康问题是毒品法所引起的后果。

另一个不合意的后果是，一些毒品使用者为购买毒品而犯了大量财产罪。事实上，正如前面讨论的那样，增加缉毒引起毒品价格上涨，可能使犯罪率上升，因为吸毒成瘾者需要支付更多的钱购买违法毒品，因而促使许多毒品使用者犯罪。1997年，19％的州监狱服刑人员和16％的联邦监狱服刑人员声称他们犯罪是为了筹钱购买违法毒品。这一组数据在1991年分别为16％和10％。同样，在2002年超过16％的监狱服刑人员声称他们犯罪是为了购买毒品。我们可以推测，如果这些人可以合法地购买毒品，他们可能不会去犯罪。

有时人们认为，为了筹钱购买毒品而引发的犯罪并不是使用毒品引起犯罪的唯一原因。尽管他们没有提到得到钱是为了购买毒品，但许多其他州和联邦监狱犯人在犯法时，摄入了酒精或其他药物。这意味着使用毒品必定引起犯罪吗?如果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目前非法的毒品，犯罪率就肯定会因此上升吗?我们不能确定，但也不能简单地推测如果这些人是清醒的，他们就不会去犯罪。许多使用毒品的罪犯(drug-using criminals)在成为毒品使用者之前就已经是罪犯了。

除了以上后果，禁令还为许多人通过做毒品交易赚取大笔收入创造了机会。对于年轻人，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大城市贫困地区的年轻人来说，成为百万富翁最快的一条途径就是贩卖违法毒品。如果毒品合法化，这一机会将会减少。在批发和进口这一层次，毒品禁令有助于有组织的犯罪集团牟取暴利。贩卖毒品的利润是巨大的，毒品禁令的存在使几乎所有这些利润都是可以得到的。

违法毒品的巨大利润也导致了政府官员的腐败。警官们发现他们的工资与某些毒品零售商相比太低了。而且，警官知道许多居民认为毒品使用是没有错的。在这种情形下，贿赂会诱使一些警察、法官、检察官、监狱看守和其他一些公众部门的官员走向腐败。毒品战争，按照目前的战况来看，可能会导致警察部门的变相腐败。警察有权没收他们认为与毒品交易相关联的一切财产，这些财产包括金钱、房屋和汽车。假设你由于交通违章被截，如果警察在你的车里找到了违法毒品的丝毫证据，他们就可以把你的车没收了。如果你的财产被没收了，为了赎回它们，你必须证明它们绝不是从非法毒品交易获得的，或者没有卷入非法毒品交易。有时证明没有做什么是非常困难的。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警察会把这些财产或一部分划归警察部门使用。这为不合理的警察行为创造了明显的激励。尽管法庭并没有裁决这些行为是违反宪法的，但是许多人认为这削弱了宪法的自由意志。最后，如果我们中的任何人宽恕了违法毒品交易活动，法律的尊严就会削弱。

简要地说，禁毒促成了毒品使用与犯罪之间的联系。如果毒品得以合法化，为购买毒品筹集资金引起的犯罪将会下降。取缔产品合法地位和建立价格控制机制的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法律终将被瓦解。因此，禁毒和犯罪之间的关系是不合意的，但是不可避免的。

未预期但也许可以避免的禁毒后果

毒品法引起的一些未预期但也许可以避免的后果影响着这个国家。一个可能是在减少大麻使用的前提下增加可卡因的使用。可卡因是一种比大麻更具危险性的毒品。长期大量使用可卡因将导致抑郁、与性有关的疾病、抽搐、失去知觉和死亡。^[19]孕妇使用高纯度可卡因的悲惨后果是新生婴儿体重较轻、大脑受损和畸形。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相对于大麻来说，毒品法的强制实施进一步增强了可卡因的吸引力。每克可卡因的价格高于大麻的价格。走私价值100万美元的可卡因比走私价值100万美元的大麻更容易。大麻更重，体积更大，使其在运输过程中很容易被发现。而且，对走私或批发可卡因的处罚有时没有大麻那么重。因此，毒品法及更加严厉的缉毒使大麻的供给量比可卡因的供给量下降得更多。

可卡因、海洛因和大麻零售价格的改变支持了这一分析。根据Michal Grossman的观点，从1975年到2003年可卡因和海洛因的价格下降了90％，而大麻的实际价格却上升了大约10％。它首先随着毒品战争的升级上升了将近70％，然后从1991年到1996年下降了40％，从那以后又上涨了大约10％。^[20]

加强毒品法强制执法的另一个未预期且相关的后果是快克可卡因(crack cocaine)的发展和广泛使用。快克的流行与街边可卡因纯度的增加有关。增加纯度的一个原因是，不论纯度是35％还是70％，对贩卖可卡因的处罚程度相似，这使得贩卖纯度或浓度更高的产品相对更有利可图。不管可卡因有多危险，不管它有没有令人上瘾的特性，产品的浓度越高，其危害越大。此外，快克可卡因是吸食的，这意味着与吞食可卡因的慢性影响相比它的影响几乎是即刻的。对更容易使人上瘾的快克可卡因实施缉毒的另一个未预期后果是青少年被吸收从事毒品贩卖活动。这些孩子被成功的毒品贩卖者的名誉和财富所诱惑。毒品贩卖者利用这些孩子从事更容易被捕的街头交易活动。这使得毒品贩子逍遥法外，而在这些高风险活动中被捕的孩子受到法庭的宽大处理。因此，可悲的是，孩子成为有利用价值的团伙成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每个人都认定禁毒政策的目标之一是应保持青少年远离毒品，当前的缉毒却在引导青少年进入毒品交易行列。

当前毒品政策的另一个后果是用于打击非毒品犯罪资源的挪用。几乎每个人都会同意，控制犯罪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保护人们免受无意的伤害。而我们的毒品管制政策恰好背离了这一前提。首先，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禁毒引起了大量无意的伤害无辜者的犯罪行为。其次，毒品控制占用了如此多的资源，将不可避免地耗尽犯罪控制的总资源。对毒品的有效控制需要三方面的配合：有把握的逮捕、迅速的审判以及定罪后明确的惩处。简而言之，禁毒的机会成本可能会很高。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毒品战争正在引起其他类型的犯罪活动增加。最近的研究发现，增加对贩毒者的逮捕与较高的财产和暴力犯罪率有关。与传统的看法相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因生产、销售及持有“硬毒品”(可卡因和海洛因)所增加的拘捕与财产和暴力犯罪两者的增长都有关联。通过缉毒减少毒品使用以期减少犯罪的想法似乎并没有取得成效。缉毒减少了因毒品引起的发狂行为，削弱了因抢占市场引起的帮派斗争，减少了因购买毒品而引发的犯罪行为，由此引起的犯罪率的任何下降与同样由缉毒带来的犯罪率上升恰好抵消了。犯罪行为可能而且显然已经增加，可能是因为毒品贩卖者现在决定进行其他类型的犯罪活动，或因为吸毒者对戒毒会有不良的心理反应，而且因为犯罪控制资源即警察、法律制度和牢房，变成了实施禁毒的资源。^[21]

毒品合法化未预期的后果

许多人认为，存在毒品使用的重要的第三方影响。如果禁令减少酒精消费，酒精合法化具有重要的第三方影响。可卡因和其他非法药品的合法化想必也会有类似的影响。

第一，孕妇滥用酒精造成许多孩子患上致命的胎儿乙醇综合症。当然，使用酒精的这一影响是一个未预期的后果。如果解除禁酒法令导致孕妇药物使用增加，那么问题新生儿的发生率上升就是一个未预期的后果。

第二，药品(酒精)的滥用导致许多家庭破裂及许多其他严重的家庭问题。这是毒品合法化另一种未预期的后果。一些人可能认为这两个未预期后果只限于家庭，因而算不上第三方影响，但是社会其他成员，特别是政府必须关注酒精滥用对儿童的影响。

第三，酗酒是导致许多无辜的人在汽车事故中死亡的原因。这是一个明显需要政府采取行动的第三方影响。例如，必须用稀缺的警力资源提醒醉酒司机远离公路。

第四，酗酒意味着我们每个人将面临更多的汽车事故和较高的汽车保险费率。我们每个人也会有更多的疾病和较高的医疗保险费率。据推测，毒品的合法化将对汽车和医疗保险有类似的影响。

荷兰的毒品政策

荷兰的毒品政策在几个重大方面不同于美国。荷兰的毒品政策强调减少毒品使用者个人、他们的邻居及整个社会的风险。所有毒品的占有、销售、生产、广告和国际贸易，除了医用或自然科学研究的目的，都是非法的。到目前为止，这听起来与美国的毒品政策相似，但在实际运用中是不同的。荷兰的法律很清楚地区分了诸如大麻的软毒品及像可卡因和海洛因的硬毒品。

荷兰法律允许为了公共利益不执行缉毒。荷兰的这一政策是为了个人使用的目的拥有一小部分软或硬的毒品不会被告发。规制允许建立咖啡屋和其他零售点来销售为个人使用的大麻。咖啡屋受到严格规制。将硬毒品、有毒物品销售给18岁以下的年轻人，以及每次出售较大的数量等，都是被严格禁止的。

荷兰使大麻零售和使用合法化的基本原理是简单易懂的。政府指出，大麻不像海洛因和其他硬毒品，不会对使用者产生不可接受的危害。而且，政府拒绝毒品切入点假设，即由于身体和心理上的原因使用大麻会导致使用硬毒品。荷兰的立场是不可能阻止所有人包括年轻人获得大麻。美国大力实施毒品法律所获得的经验，会证实荷兰的立场。结果，荷兰人认为，对于年轻人来讲，合法获得和使用大麻同时控制环境要比非法获得和使用大麻、不控制环境好得多；荷兰权威人士认为，如果不控制环境，年轻人更有可能被引导接触硬毒品。这一论断暗示如果大麻在美国是一种入门毒品的话，这个通道是非法购买而不是使用。

荷兰关于毒品使用和滥用的政策效应难易确定。证据表明，随着越来越多的咖啡屋开业，大麻在年轻人中的消费也在大量增加，或者是因为消费毒品变得更能接受，或者是因为咖啡屋的老板能增加对产品的需求。然而，在荷兰，使用大麻的年轻人数量还是要少于美国。

此外，荷兰硬毒品成瘾的事件不如欧洲其他国家及美国多。荷兰对大麻的接受并没有明显增加对硬毒品的需求。在对待硬毒品使用者的问题上，荷兰也实行了使危害最小化(harm-minimization)的政策。注射交易是可行的，在一个可以维持的基础上，美沙酮、海洛因很容易得到并上瘾。虽然上瘾者一直被鼓励要减少美沙酮的使用，但这并不要求一定做到。而且美沙酮的顾客可以适度使用酒精和其他毒品。设计这项计划的目的是抑制上瘾者的身体恶化，并允许他们参加社会活动。通过这种方式，在荷兰的艾滋病患者中只有12％是静脉注射的毒品使用者，而美国和欧洲这一比例分别是24％和38％。再者，几乎不存在任何证据证明，这种非惩罚性的方式会促使毒瘾的增加。

荷兰较宽松的毒品政策是为公民和政策制定者考虑的。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在荷兰软硬毒品的使用是否要比在其他政策下使用得多。很明显，它没有比美国多。然而，假定其他因素相同，改变美国毒品政策的效应可能是什么呢?这是一个需要通过实证分析来回答的问题。另一个相关问题是，美国毒品政策的目标应该是什么?这一规范性问题颠倒了人们关于自由、实用主义以及道德的观念。

资料来源：Drug Policy in the Netherlands：Continuity and Change，Ministry of Health，Welfare，and Sport，Utrecht，The Netherlands，http//www.minvws.nl；and Dutch Cannabis Policy，Fact Sheet 1，Netherlands Institute for Alcohol and Drugs，Utrecht，The Netherlands，http：//www.niad.n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