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支持必要吗

9.4　政府支持必要吗?

我们对典型大学毕业生的估计说明社会收益率(10.14％)高到足以证明可以用社会资源投资于大学教育。事实上，高社会收益率说明我们应将更多份额的国民资源用于大学教育。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将资源从其他用途转移到大学教育，国民产出将会更高。

高学生收益率(9.51％)表明大部分高中毕业生应该投资于大学学位。事实上，有些经济学家指出，投资于大学教育对学生本身来说是一个十分有吸引力的选择，因而政府对学生和教育机构的支持没有必要。为了确定这是否属实，我们考察通常提到的政府支持大学教育的三个理由：(1)确保社会对大学教育有足够多的投资；(2)确保学生贷款反映社会的违约风险；(3)增加低收入家庭学生的入学率。

确保社会对大学教育的足够投资

如上面提到的那样，学生ROR几乎与社会ROR一样大。这意味着学生会自愿投资于大学教育并达到如社会期望的那么多数量，因为对学生来说他们的投资几乎与社会的投资一样值得。然而，当我们计入政府支付的成本对实际学生收益率进行调整时，情况就不是这样了。

学生ROR取决于学生必须支付的大学教育总成本所占的比例。目前，纯学费和杂费仅仅只占公立研究机构4年总运行成本的1/3，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承担了58％的费用。如果取消政府支持，学生将会面临更高的学费和杂费。然而，取消政府支持将使税收减少，所以学生可以预期用较低的税负换取较高的学费。

税收的减少会增加学生ROR，而学费和杂费的增加会减少学生ROR。如果用较低的税收换取较高的学杂费，我们可以预期学生ROR会下降，因为学生必须支付的学费和杂费的增加快于较低税收所带来的收益。这就是典型大学毕业生遇到的现实。无政府支持的学生收益率(the student rate of return without government support)只有6.96％。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对大学教育的投资不足，政府必须补贴以达到社会合意的投资水平。

我们构建图9.3来说明为什么学生投资不足以及政府补贴如何弥补这一问题。该图描述了根据大学学位的需求和供给而进行的投资选择。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表明学位价格越低学生对学位的需求越多，向上倾斜的供给曲线表明学位价格越高其供给越多。

两条需求曲线的位置取决于大学学位投资的预期收益率。D_stud的预期收益率即没有政府补贴的学生收益率是6.96％。D_soc的预期收益率即社会收益率是10.14％。供给曲线S_soc反映了大学学位供给的边际社会成本。

如果要求学生支付目前由政府支付的全部成本，市场将在D_stud和S_soc的交点出清，提供的学位量为Q_stud。而社会的有效学位量是Q_soc，即D_soc与S_soc的交点。因此，市场提供的学位太少了。为了达到社会的有效学位数量Q_soc，政府可以给学生提供数额等于S_soc与S_sub之差的补贴，以降低成本促使学生购买数量为Q_soc的学位。

图9.3　大学学位市场

确保学生贷款反映社会的违约风险

2002—2003年，各类的大学生贷款达573亿美元，或者相当于每个全日制学生人均贷款4400美元，以支付其大学教育的成本。超过60％的学士学位获得者毕业时都有负债。事实上，大学生毕业时的债务平均超过了17000美元，几乎与典型大学毕业生用于学费、杂费、书本费、交通费等支出一样多。

2002—2003年，联邦政府提供了88％(约500亿美元)的借贷资金。超过220亿美元的联邦基金是通过两项补贴贷款计划的方式供给的。根据联邦家庭教育贷款(FFEL)计划，私人金融机构给学生或家长贷款，联邦政府支付一部分贷款利息，同时为那些因违约、死亡或残疾而带来的损失提供担保。根据William D.Ford直接贷款(FDL)项目，联邦政府直接给学生提供补贴贷款。

学生贷款计划以两种方式为借款者带来了大量金融收益，包括低于私人贷款的利率以及延期还债。假设本国存在一个高度发达的信用市场，同时假设学生预期可以从其大学教育投资中获得相当高的收益率，许多联邦学生贷款计划的批评家质疑这样的政府补贴是否合适。

作为一个团体，大学生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借贷群体。他们具有比非大学毕业生更高的终生收入，同时也经历更低的失业率。但是，对整个团体而言是正确的事情对团体中的单个成员来说却并不一定正确。大学毕业生获取高收入的能力并不能保证单个学生不会遇到财务困难以及不能及时还贷的风险。

当然，对于借款给个人的贷方而言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贷方为了保证能够收回贷款一般要求用物品抵押，如以汽车或房屋的所有权做抵押直到贷款还清为止。学生贷款没有给贷方提供这样的保护，也就是说，学生不能提供抵押品。这使得给特定个人的贷款具有相当大的风险，并使贷方为了弥补这一风险而索要高利率。

在大学生借贷市场上，个体违约风险与集体违约风险之间就产生了矛盾：集体违约风险较低，而个人违约的风险较高。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学生贷款的风险溢价应该反映较低的集体风险。FFEL项目降低了贷方要求的风险溢价，而FDL项目直接承担了一些风险。如果考虑到确定集体风险与个体风险之间差异所存在的困难，那么关于这两个项目是增加还是减少了风险的争论尚无定论。

教育需求

大学教育看起来是一项不错投资的事实并不必然意味着学生会决定上大学，这仅仅或最主要是基于收益率的估计。实际上，有证据表明他们也同样受到影响需求的相同因素的强烈影响，诸如商品或服务本身的价格、消费者收入以及相关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这些决定了他们对其他商品和服务如食品、住房及卫生保健等的需求。

高等教育也受需求规律的影响，也就是，以净学费和杂费形式表现的较高价格(扣除了相关奖学金之后)往往与较少数量的入学人数有关。事实上，Lesie和Brinkman发现这种关系已经被25项关于高等教育需求问题的研究所证实。a根据他们的计算结果，1982年，净学费每增加100美元，美国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大概降低2.1％。

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也受学生及其家庭收入的影响。比如，Copbell和Siegel在其关于美国教育需求的创新性研究中，发现只有在掌握了收入的变化之后，学费对入学率的影响才能随着时间较明显地显现出来。b他们的发现不断被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最近研究证实，这些经济学家研究了纽约、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州公立大学入学率的决定因素，他们算出，这些州收入每增加1％，对公立高等教育的需求量将增加1.67％。c这些经济学家还发现了公立高等教育需求量与私立高等教育价格之间的关系。私立大学教育的价格每上升10％，当地公立高等教育的需求量将增加2.8％。

关于高等教育需求决定因素的这些信息，对负责确定学费及金融补助政策的学校官员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这类信息有助于他们更精确地预测入学及机构收入政策变动可能产生的影响。

说明：

^aLarry L.Leslie and Paul T.Brinkman，“Student Price Response in Higher Education”，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58，no.2(1987)：181-204.

^bRobert Campbell and Barry Siegel，“The Demand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919-1964”，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7(1967)，482-94.

^cCindy Kelly and Suzanne Tregarthen，“Price Plays Key Role in College Selection”，The Margin(Fall 1991)：60.

增加低收入家庭学生的入学率

常被用来论证政府支持大学教育的一种观点是增加低收入家庭学生的入学率。本节考察政府支持的两种主要方式，即联邦皮尔助学金(Pell Grant)及州政府拨款，以判断它们如何很好地实现这一目标。

皮尔助学金。皮尔助学金计划以学生本人及父母的收入和财产为基础直接给大学生提供现金资助。这是直接给学生提供助学金的最大的政府项目，2002—2003年间提供的资金超过了116亿美元。

皮尔助学金是一种收入审查转移支付(income-tested transfer payment)，即随着收入的增加该支付减少。然而，皮尔助学金的资助对象并不仅仅局限于那些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第一，来自中等收入家庭的学生也有资格申请。第二，皮尔助学金更倾向于资助学费更昂贵学校的学生，这些学校的学生很可能来自较高收入的家庭。第三，一些来自较高收入家庭的学生早已建立了自己独立的社会地位，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收入而不是其父母的收入状况来申请皮尔助学金。不过，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接受皮尔助学金的学生比例一般会下降。

皮尔助学金降低了大学教育的净成本或价格。需求规律预示这将导致入学率的增加。可获得的证据表明这确实是事实，尽管皮尔助学金并没有明显地增加低收入家庭学生的入学人数。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助学金仅仅抵补了大学教育总成本的一部分，低收入家庭缺乏筹措剩余资金的途径或者不愿意借太多钱来弥补二者之间的差额。

州政府拨款。对公立学院或大学的学生提供资助的最大资金来源是通过州政府立法向这些机构提供的货币拨款。这些机构用这些拨款抵补其大部分成本，使得它们可以收取较低的学费和杂费。因此，州政府拨款间接地为学生提供了学费支持。事实上，这一间接学费支持数量很大，可以将潜在学费减少近60％。如果学费每减少1％，入学人数就能提高0.3％的话，那么由州政府拨款提供的间接学费支持就能够使入学率提高18％。

但是，人们对于这一资助如何在不同收入等级之间进行分配的问题有些担忧。最可能的情况是，这一资助的大部分资金流向了中等和高收入家庭的学生。这一模式的产生是由于高等教育的结构。在许多州，高等教育公立机构依据一种三层次结构来进行分类：大专、四年制大学和综合性大学。从大专到综合性大学一级一级上升，教育成本比学费增加更多，因而机构的综合性越强，所获得的间接学费支持就越多。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更多就读于综合性较差的大学而较少就读于综合性较强的大学。因此，尽管间接的学费支持增加了入学率，但是这种入学率的增加很可能更多地集中于来自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学生。